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路径论文,大学学报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1世纪的中国，大学学报是个特殊的存在物。它很边缘，也很小众，乃至社会上多数人都不知它的存在，或者可以忽视它的存在。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边缘所在，在近两年，不断成为媒体的焦点和话题，尤其是2012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个行动方案①，更是激起期刊界、学术界的千层浪，学报迅速地被推到看众跟前。而迫使学报走到台前的真正背景或诱因，就是改革。可以说，改革已然成为中国社会各领域的主题，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生活，包括像大学学报这样的学术期刊，概莫能外。改革一词之涵义，今天应无异议，它无非是废弃旧制度、旧事情，另立新制度、新事情。那么，就中国大学学报而言，何谓旧，又何谓新呢？它应该如何破旧，又如何立新呢？这里，我们不妨引进新制度主义的一些概念和分析框架，事关中国大学学报的一些复杂现象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一、百年传统与现实窘境：中国大学学报发展的路径依赖
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据考证，是1906年6月由东吴大学创办的《东吴月报》②，其创刊号命名为《学桴》③，其宗旨在创刊词中即已开宗明义：“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今日大学学报也多秉承着这一基本宗旨。
此后，一批大学学报相继问世，如1915年创刊的《清华学报》，1919年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以及笔者一直服务的《武汉大学学报》的前身——创刊于1930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鉴于当时“国内学术期刊之缺乏”，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先生决定“刊行三种期刊，即社会科学季刊、文哲季刊、理科季刊”，“颇冀诸刊出版以后，不但本校同人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使成为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④。交流学术，搭建全学术界的公共平台，应该说是当时几乎所有大学学报的初衷以及使命。
早期的大学学报共享着中国大学非常时期的曲折与磨难。如抗日战争的爆发，“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清华大学等被迫南迁，大学的教学、科研秩序被打乱，以大学科研成果为依托的大学学报也是停停办办，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学学报已由抗战前的100来家，减少到不足30家⑤。如前文提及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在武汉大学西迁乐山⑥以后被迫多次休刊，不仅期刊缺乏连贯性，且装帧设计也大不如此前，最终因财力、人力不足而在1943年宣布停刊。
早期的大学学报同时也塑造着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学术形象。根据韩晗博士的案例研究⑦，1930－1937年间，《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的所有作者中，武汉大学占72.9％，这与武汉大学是当时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镇相契合。而作者的教育背景大体分为三类，即传统经学教育、欧美留学和日本留学，这是当时中国大学教师结构的普遍情况。其中，欧美留学回来的作者占其中的43.75％，是写作的主力军，因此西学视野与西学方法是当时学术研究的主流。《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强调每位编委每期都有撰写书评的义务，强调通过书评的形式来引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这正体现了当时大学普遍自由开放、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但就内容而言，季刊的核心是传统经史学科，很少论及西学，这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以及传统治学诉诸“经世致用之学”有关。但这种趋势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有所改观。有些作者在注解经文、关注理论时会涉及问题，更有少数作者直接以问题为先，他们精于实证研究和理论批判，反映了当时乱世境遇下知识分子被迫或者主动介入现实政治生活的情形。
早期的大学学报具有明显独特的办刊旨趣。这体现在：一是著名的大学当时几乎都有办学术期刊的风气，刊名被称“学报”者甚多。二是当时大学所办学术期刊多为各学科综合性期刊，如创刊时期的《清华学报》就是文理科综合、中英语共用的学术性期刊；文理分科的学术期刊中，治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者居多⑧。三是各大学学报几乎都由该校知名学者主办，稿件也主要来自本校教师，采编研几乎一体。四是大学学报与当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⑨所创办的各类专业期刊各司其职，相得益彰。
早期大学学报的办刊风格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学报产生了明显影响。建国后，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等于1951年创办了最早的一批大学学报。此后，《厦门大学学报》于1952年复刊⑩；至1955年，中国大学学报开始出现第一个迅速发展与繁荣的时期。至1965年，全国大学学报共有160多家，其中，理工科类学报约120余种，文科学报为40来家(11)。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学报，继承了各高校内部采编研一体的运行模式；在内容方面，开始服务于新的“经世致用之学”——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强调“配合国家的需要”(12)。而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央研究院的继承者、建国后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一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则彻底改变了中国大学学报的成长生态。
1949年11月，新中国才成立，即建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与中央研究院之间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中国科学院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甚至在名称上，都留有中央研究院的痕迹，如中国科学院仍然是文理工科综合的最高研究机构，而且仍然是理工科占绝对优势(13)。但两者指导方针和任务不同。后者遵循学院自由发展之路，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前者强调“科学为人民服务”。后者的任务是“实行科学研究”，前者是“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14)。正是中国科学院所承担的“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的任务，决定了它与中国大学之间存在着某种非正式意义上的指导关系，也决定了由它所创办的学术期刊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相对于中国大学学报的特殊优势地位。更何况，中国科学院创办的学术期刊从一开始就面向全中国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们”而不像大学学报那样以服务于本校教师、“培养下一代青年”为己任，且刊物各有专攻，自成体系，如由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主办的《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哲学研究》(1955年创刊)、《文学研究》(1957年创刊，1959年更名为《文学评论》)等以一级学科专业命名的期刊自然地成长为该专业的权威期刊。
此后，经过几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国大学格局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无论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还是1993年开始的大学收费制度，对中国大学制度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世纪之交的大学合并热潮。1997年，李岚清提出“共建、调整、合作和合并”的八字方针，要求到2002年左右基本完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的调整，形成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和单科性大学比例合适的新格局，高校大合并启动；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这为高校大扩招提供了理论根据。高校大合并与高校大扩招相呼应，中国大学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张时期。
高校大合并、大扩招，无疑都直接影响着中国大学学报的格局与发展。首先在数量方面，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前，中国大学学报大概有150多家；大学扩张前的1987年，大学学报达到390多家，当时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已达1000多所。而大学大合并，对学术GDP的盲目追求，无疑直接刺激了中国大学学报数量的增长。至2007年，仅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报，就已经达到了1130多家，目前已有1300多家。数量的增加并未带来质量的提升，据统计，在2007年前8年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报共发表的53万篇论文中，只有5％左右的文章关注度比较高，被引用在15次以上；引用1次或2次的文章，几乎占了已发表论文的一大半。正因如此，有些学者尖锐地批评中国大学学报已经成为垃圾的制造者(15)。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报质量低迷相对应的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社科院(包括社科联)系统所创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尽管数量只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报的三分之一，但其学术影响却与日俱增。如根据人大复印资料的相关报告(16)，社科院(联)主办期刊的平均转载量和篇均得分归一值均显著领先于大学学报。理工科类学报情形也大多如此。随着综合性期刊总体优势的日益弱化和专业性期刊优势的日益显现，大学学报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而且，由于大学财政体制的限制以及学术评价机制的约束等等原因，至21世纪初，中国大学学报在多数情况下都已沦为本校教师和研究生完成科研工作量、职称晋升、课题结项或者论文答辩的一个狭隘平台。大学学报在主流学者、知名学者中，已经被边缘化甚至唾弃化。
大学制度的百年传统，近年来大学的盲目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大学学报的某些顽疾。目前中国大学学报的形象就是“全、散、小、弱”(17)。所谓“全”，即目前大学学报基本上都是面面俱到的综合性学报，什么学科都有；受制于刊号资源、办刊能力等因素，很多地方性大学办的学报，甚至还是文理科综合的。“散”，即在办刊方面，基本上以校为单位，简单重复，力量分散，而且各校各刊之间门户壁垒明显，以邻为壑，互不承认，互不买账；甚至同一大学内，各期刊也是分散经营，无法形成规模效应。而“全”和“散”导致各个学报编辑部力量弱小，发行量偏小，传播途径有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低下。
大学学报结构、布局方面的这种先天缺陷与当前学术界其他不正之风结合到一起，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大学学报功能的发挥，造成了今日大学学报的窘境，并且形成了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最初是由生物学家在研究物种进化分叉时提出的概念，后来被应用到对技术应用效果的分析中。根据戴维的理论，当一种技术由于偶然因素被选定，随后的技术选择便被锁定在一定的开发路径上，而这条路径未必是最佳路径。这就是路径依赖(18)的本意。诺斯创造性地将“路径依赖”这一概念用于分析制度问题。根据诺斯的看法，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任何制度产生以后，都倾向于自我捍卫和自我强化。因此，选择某种制度比较容易，但放弃某种制度就会比较难，因为制度一旦运行，就会形成惯性，无论制度是否优越，是否有效率，路径依赖使得某种特定的制度容易被锁定。“参加者的主观精神构想会演进成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不仅会使社会的结构理性化，而且还选择了不佳绩效。结果，经济中会演进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19)诺斯认为，路径依赖产生于两个原因，即制度的报酬递增和交易成本导致的不完全市场。此外，路径依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利益。制度的运行，必然形成该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者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维护现有制度，阻挠、压制甚至打击任何意图改变现有制度的行为，即使制度的变迁可能对大多数人有利，他们也会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利益范围，延长自己获利的时间，这正是制度变迁的重要障碍。因此，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打破这种锁定，避免陷入恶性的制度陷阱。
依据路径依赖理论，中国大学学报制度自身也具有一种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始终保持下去的惯性。“共和国期刊60年的发展，体制一以贯之，不变也没变。”(20)这种制度惯性表现为：多数大学习惯于将学报作为自己的学术自留地，自己投资，解决自己学校教师职工发表论文的燃眉之急；多数编辑部习惯于做行政的附庸，财政上吃大锅饭，稿源上等米下锅；多数编辑习惯于做编辑匠，校校文字，改改标点，无关学术。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编辑部和编辑本人，都既是传统大学学报制度的受害者，又是传统大学学报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与大学学报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结合，使得我们一旦选择了目前的这种学报制度，无论它是否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学术发展，都很难自动地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我们需要寻找制度以外的原因与动力。就大学学报而言，其本质是学术的传播者；传播学术，是学术期刊的基本功能。目前大学学报在传播功能方面的缺陷与障碍，直接指向其布局与结构问题，它已经超出了一刊一校的范围，上升到了体制的高度。制度变迁呼之欲出。
二、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变迁的诱因
邓小平曾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1)制度之重要不言而喻。制度缺失，是当前中国大学学报积弊丛生的原因；同样，实现制度变迁，则是中国大学学报摆脱窘境的唯一出路。
所谓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从本质上，制度变迁是一种交易过程。变迁的成本和收益决定着变迁是否发生以及如何进行。从动因而言，制度变迁包括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基本类型。
所谓强调性制度变迁，主要是指那种依赖于政府指令或者法律引入才得以实现的制度改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它以政府为主体，掌握着行动的自主权，推进制度变动的时间最短，速度最快，并且能够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强制力或者“暴力潜能”(22)来降低制度变革所产生的代价或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因其具体路径不一样，主要分为两种方式：(1)在有前期需求诱导与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有明确方向地主动进行制度变革；(2)在没有需求诱导与经验积累的前提下超前进行制度安排。强制性制度变迁成功的关键要素在于新的制度能否被认可或被接受，或者说被认可、被接受的程度。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包括：一是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体；二是其程序是自上而下的；三是制度变迁的具体途径是激进的；四是具有存量改革性质，即强制性制度变迁倾向于对现有制度中的核心安排进行主动的变革，这就是所谓的存量改革。可见，从诱因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体现为政府主导；从结果上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则体现为旧制度核心部分的革命性的最终改变。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与制度的顶层设计有关。
而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人们为争取获利机会自发倡导和组织实施的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是一种自发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包括个人、团体(包括企业、利益集团等)和政府，其中个人、企业是行动发起者，属初级行动团体，或称第一行动集团。第一行动集团的决策支配着制度创新的进程；而政府只是次级行动团体，或称第二行动集团，它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主要是帮助第一行动团体推动制度变迁的进程。诱致性制度变迁强调内生变量的影响，强调制度变迁过程中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一致。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包括：一是改革主体来自基层；二是程序上体现为自下而上；三是在制度变迁的时序上，一般呈现为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先经济体制后政治体制、从外围向核心突破等特点；四是制度变迁的具体途径是渐进的；五是具有边际革命和增量改革性质，即在不改革现有的根本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对某些不合理、不适宜的制度安排进行改变，即增量改革。可见，从诱因来看，诱致性制度变迁体现为基层推动；从结果上来看，诱致性制度变迁则体现为通过局部制度的变革来带动整个制度的根本性改变。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首先总是体现为基层自发的行为，但其归宿还是指向制度的顶层设计。
目前，由政府主导的针对中国大学学报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及由学报界自发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继发生，共同奏响了大学学报改革的乐章。
针对中国大学学报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由教育部发起的；一类是由新闻出版总署发起的。无论主体是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发起者都是政府主管部门。
由教育部发起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指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2003年，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由教育部主导的名刊工程开始启动，这是由政府主导的对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变迁的一次有力推动。名刊工程已分三批共评出31家大学学报入选。应该说，这次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收效显著。关于这一点，南京大学王文军的文章有具体的数据支撑(23)。该文选择了19家教育部名刊、排位前10的社科院系统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对象，分八大学科(管理学、哲学、中国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对它们2006—2010年共5年间的影响因子进行了统计与比较，结论是：在八大学科中，除政治学外，其他七大学科的影响因子数据，教育部19家名刊明显高于排位前10的社科院系统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同时，教育部19家名刊的最高数据均出现在2008年，这一现象的统计学意义就是，数据在2008年出现拐点。显然，这两个结论的深层意义远在数据之外。5年内影响因子的进步以及与社科院系统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横向比较优势说明，政府主导的这次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确促进了大学学报(至少是最好的那部分学报)学术质量的长足进步；但2008年这一时间拐点的出现，说明强制性制度变迁内在的局限也非常明显。在教育部主导下，各名刊主编们获得了一定的改革动力，如每年1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名刊”称号带来的无形资产等，大家致力于栏目设计、稿件策划、专家组稿约稿乃至一系列规则制度的建立，使尽了浑身解数，尝试了一些名刊工程启动前未曾使用过的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在影响因子、文摘率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名刊工程和名栏工程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当前学报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如学报结构、布局不合理而导致的学术影响力、传播力弱小的问题，没有涉及已成当今世界期刊发展趋势的数字化技术问题，不仅缺乏系统持续的后期检查、监督制度和宣传推广措施，而且教育部很快就终止了名刊工程的相关投入，这一制度变迁路径相当于已经自我废止。
与教育部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同步的，还有新闻出版总署发起的一轮又一轮改革浪潮。2010年，当中国成功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改革的重点很明显就已经转移到社会文化领域来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等一时都成为热词。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报刊分类改革的问题，并且开始提及改革的“路线图”与“时间表”，用李东东的话说，“2010年是出版体制改革的决胜之年，也是报刊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之年，将全面启动党报党刊的改革和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工作。”(24)这一目标的提出，尽管还未细化到大学学报的改革方案，但无疑已经擂响了改革的战鼓。而2012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的《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则更是把这一通过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提到了议事日程。在这一改革方案中，新闻出版总署强调的关键词是数字化、集约化、专业化，但具体目标则是市场化和企业化。关于将报刊编辑部企业化的提法，已经引发期刊界、学术界的强烈反弹。应该说，新闻出版总署的这一改革方案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典型特点：政府是主体，自上而下，手段激进，而且触及制度结构的核心安排——将传统的采编研一体的属于事业单位性质的编辑部变成与科研相分离的企业。正如所有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一样，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新制度被认可和接受的程度。因此，新闻出版总署的这一改革方案，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在新闻出版总署一轮又一轮的改革浪潮声中，在教育部主导的名刊工程出现拐点以后，中国大学学报主编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试着去探索一条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学报发展之路，从而开启了由基层学报工作者所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这就是教育部17家名刊于2011年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这一制度变迁的主体是17家学报编辑部；目标就是突破百年来一校一刊的传统办刊模式，冲破高校之间的门户壁垒，打破大学学报小而全的综合性学科组合模式，改变纸本印刷、邮局发行的传统传播方式，试行由17个学校共同办10种专业网刊的模式。对自己安身立命的学报前景的忧虑，促成了17校学报主编的这次集体行动。这次制度变迁的动因，表面看是源于大学学报主编们对未来发展的深层次的危机感；但从本质上，它仍然是出于各位主编对自己生存利益的一次理性算计。因为，任何制度变迁本质上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根据2011年2月8日在清华召开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联合编辑部”成立大会的决议，最早发起的共有17家大学学报。议事规则规定，这17家学报每期发表或拟刊发的文章，按10个大类进行专业划分，推荐到10个专业的编辑小组，再由各编辑小组择优录用，形成10种专业期刊，通过中国知网以开放获取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布，读者可以免费阅读与下载。到2012年，加盟单位已经发展到21所高校。2013年，新的加盟单位正在酝酿当中。目前，这21所高校共享的审稿专家库、统一的投稿审稿平台已经开始启动。目标预期是：集国内高校最优的这些大学学报的优秀稿件，由各位经验丰富的主编亲自操刀，对学科进行重新整合，要求不再呈现个别大学的学术个性，而是中国大学学报的整体形象；这样整合后的期刊，它既是高校的，却不再专属于某一学校；各校之间的门户壁垒虽不可能彻底破解，但这些名刊学报之间的壁垒有望拆除，名刊依托的高校的群体优势可以得到充分显现。通过两年的运行，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已经得到了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等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在学术界、期刊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目前，从数据分析、学者反馈以及其他各方传来的信息表明，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顺应了期刊发展的国际潮流，更契合了学术发展的规律，日益体现其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独有的渐进发展与增量改革的特点。具体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各项统计指标明显增长。这里以最早加盟的17家学报在中国知网的总下载量为例。2010年未创办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时，17家学报在中国知网的总下载量为157739次；2011年创办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后，17家学报在中国知网的总下载量为448982，2011年是2010年的2.85倍，增加了1.85倍。除了可能存在的自然增长外，主要的功劳显然应该归于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如果对下载量进行细分，同样可说明问题。根据中国知网提供的分口径总下载量数据，2011年，17家学报通过知网总库的下载量为244649，但通过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入口的下载量为330091，后者比前者多出35％，这还只是创刊第一年的数据；到了2012年，根据中国知网提供的9月29日前18家期刊的数据，通过总库的下载量为106632，通过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入口的下载量为204886，后者比前者多出92％。这是关于总下载量的一个对比数据。我们都知道，目前学者们的阅读与写作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网络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因此，文章的下载即意味着后期被引用的可能，而被引用是目前对文章学术影响力比较客观的一种评价。因此，今天总下载量的大幅度攀升，完全可以看作是可预见未来影响因子上升的标志。
其次，广受学者的赞誉与好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创刊后，每期都会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各专业读者对口推送，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学术研究的第一线结合起来了。事实证明，学者们几乎都一致对这种探索形式表示欢迎。以前需要阅读21种期刊或者进入中国知网海量的信息库才能获得的专业信息，现在通过一封电子邮件即解决了。学者们坐在家中，通过最简便的网络方式，即能准确地获取中国高校最优的20多种期刊某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自然对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存有期许并对其表示欢迎与支持。同时，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创刊后即引起期刊界同仁的强烈共鸣，目前至少已有三个类似于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尝试正在进行中。
此外，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还受到媒体和相关管理层的高度关注。与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在中国知网正式发布几乎同步，《光明日报》自2011年3月21日开始，连续发起“高校学报出路何在”的系列报道(25)，在整个3月下旬的10多天时间里，发起8篇系列报道，既反思大学学报多年来的成与败，也客观分析了中国学术期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更为新鲜出炉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鼓与呼。该报道从一份读者来信发起，将大学学报编辑、专业期刊主编、知名学者、普通读者甚至一般网友都凝聚到“学报往何处去”的问题上，并在4月份再次组织“锐意改革提倡创新 寻求突破”的专题研究会，可以说是多年来对学报改革讨论最深入、影响最广泛的一次，也使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形象更加深入学者当中。
当然，创办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还取得了意外的制度创新意义。它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教育部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关注与认可。我们知道，任何制度变迁，最重要的推动力还是来自政府；任何民间底层的制度设计，最终必须上升到顶层设计，因此，主管部门的认可，为这一由大学学报基层推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未来可能的融合创造了条件。2013年，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工作重点，一是扩容，预计入盟期刊将增加到50家左右；二是从初创阶段编辑出版后期工序的合作推向前期工序，即共享的投稿、组稿、策划和审稿平台的构建，在编辑出版整个流程实现合作与协同创新，期待在数字化、专业化探索的同时，也为未来的集约化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
三、顶层设计抑或底层设计：中国大学学报的路径选择
路径选择是一个理性计算的过程，中国大学学报的路径选择也是如此。但理性又是有限度的，因为变迁主体可能受价值观念的影响，他可能不具备长远眼光，只是被眼前利益所左右，导致预期的制度结果并不是总能达到(26)。事实上，有些微观的因素，很有可能是决定制度的重要原因。相似的历史条件并不一定导致相同的制度选择；某些特殊的制度，一旦被引入，将被锁定，无法撼动。况且，不同的变迁主体，会进行不同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实现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制度设计是个精细活，既要有顶层设计，统筹全局、高屋建瓴，又要有底层设计，抽丝剥茧、脚踏实地；既要关注历史大势，也不可忽略政治或者经济发展中那些看起来没有分析价值的小事。至于中国大学学报的未来发展，必须关注的大势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学报的任务是展示与传播学术，因此学报制度的确立，首要的就是尊重学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中有两个规律是必须遵循的。首先，学术是自由发展的(27)，没有自由的思考与行动，显然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而所谓的审批学术、等级学术，显然是与学术自由背道而驰的。其次，学术是分类发展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包括狭义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哲学等)，都存在着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两个基本的大类。基础科学是属于发现范畴的科学，应用科学则属于发明范畴。发现范畴的科研成果，一般不具有直接的应用功能；而发明范畴的科研成果，有些是可以直接产生效益的，两者的发展应该遵循不同的路径，对它们的评价，也必须遵循不同的标准。而所谓的学术指标、学术GDP，显然是不利于学术分类发展的。
鉴于此，未来的中国大学学报制度首先必须反对审批学术、等级学术，无论是学术，还是学报，其评价权威，最好是交由自然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像目前中国这样，各校都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评价目录，更有一些所谓的评价机构，带着隐性官方机构的身份，对学术以及学术期刊动辄行使裁判权，都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关于学术评价，目前已有学者倡导在高等教育中建立教授主导型体制，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建立起科学家主导型体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建立起学者主导型体制，而不应该再是通行的行政主导型体制，如两弹一星工程所构筑的科研体制即是专家主导型学术体制的典范。此外，学术与期刊评价中的数量主义，全民GDP崇拜，除了刺激学术与学术期刊量的盲目增长外，并不能真正促进其质的成长。因此，未来的中国大学学报制度的预期目标应该是：通过某种集体行动，共同策划选题、分工设置栏目，并借助共享的审稿专家库、统一的审稿标准以及投稿审稿平台的建设，以纠正学术评价各自为政的现象，引导形成相对统一的学术价值、学术规范和学术氛围，并有效地锁定作者和读者群，使读者与作者可以借助网络开放式的自由评论平台，交流与争鸣，逐步发展成为期刊最有发言权的评价者，从而自发地形成学术共同体，以实现以学术共同体为评价主体的中国学术评价机制的重建。
二是期刊发展的世界潮流。尽管小众化，但大学学报的发展仍然受制于学术期刊的基本规律以及未来走向，因此迎合期刊发展的世界潮流是未来大学学报制度改革必然的选择。具体的，当今期刊发展的世界潮流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重视品牌经营。国外期刊普遍重视对品牌的塑造、维护和衍生，其媒体集团的形成，往往是以品牌为核心的。尤其是在多媒体跨国经营的趋势下，围绕核心品牌，积极向海外输出版权，是其基本战略。其次，编辑、经营相分离。一些著名期刊都倾向于将内容作为期刊的核心竞争力。为了确保期刊内容不受广告和经营环节的影响，保证期刊的定位和宗旨，制度上会将编辑业务与广告、经营业务严格分离，内容的采编，与广告、经营等不发生任何关系。而就经营而言，多数期刊更加倚重广告而非传统的发行。再次，追求内容的小众化与运营的集团化相结合。一些著名期刊都强调以读者阅读需求为中心，力图努力创新内容，以保持刊物对作者的吸引力与凝聚力。为此，很多期刊的内容风格趋向细化，会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具体情况，如年龄、性别、职业、收入、阅读需求等，来制定具体的办刊思路和内容取向，专门化、小众化的趋势日益增加；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经营的集团化程度，则越来越高。最后，数字化日益取代传统纸本期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国外一些著名期刊开始利用新技术，积极开发新型媒体，不仅出版纸质刊，同时还推出数字化期刊，或者设立专门的门户网站。通过网络化平台与数字化手段，刊发在期刊上的成果进行各种灵活组合与个性呈现，从而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纸本刊一篇文章只能出现在一本期刊中的局限。因此，在数字化时代，整刊弱化与单篇论文走强已成趋势，学术传播的最小单元已开始由传统纸本时代的个刊向数字时代的单篇论文过渡；读者订阅的可能不再是某本特定的刊物，而是某类论文在网络上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的无限的个性化组合。期刊本身的样式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数字化期刊逐渐成为主流。
鉴于此，未来中国大学学报的长治之道，就是积极迎合当今期刊发展的世界潮流，通过技术革新，逐渐实现数字化、专门化、集团化发展。就学术期刊而言，数字化、专门化、集团化发展也已是大势所趋，纸本刊无论做得多么强大，已经无法独立于网络而存在。因此，任何以纸本刊、以单个刊为目标的发展规划都注定是落后的，任何以纸本刊、以单个刊为目标的改革措施也注定是没有前瞻性的，我们必须在纸本刊、单个刊之外，寻找新的突破口。
三是中国国情。中国国情始终是我们进行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因此，未来中国大学学报制度还必须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回应中国学术发展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具体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学术期刊出版的现状。目前中国有9000多种期刊，学术期刊大约占据一半左右，除了一些学术影响大、社会地位高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主办的学术刊物外，一般发行量较小。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学术期刊纸本的发行量逐年减少，学术传播效力日益受限。大学学报更是如此。其次，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报刊出版体制的专业化、数字化、集约化乃至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报刊出版体制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一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成资源配置主力、事业制度改革呼声日益紧迫的今天，不管我们这些利益相关者是否情愿，作为事业体制一部分的期刊编辑部的改革已是不可回避。再次，中国任何制度变迁，即使动力来自地方和社会，都要涉及顶层设计问题。实际上，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顶层设计，只是发生在不同的阶段而已(28)。“顶层设计”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29)。这种系统谋划的意义怎么估价都不为过。在中国更是如此。
鉴于此，未来的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必须充分地尊重我们的国情，并体现我们的制度要求与政策特色。比如，我们需要将目前数量众多而影响力不足的大学学报整合起来，以形成与市场对接的条件，这就离不开数字化、集约化。传统纸本期刊由于呈点状分布，各刊各编辑部力量弱小，不具备与市场衔接的条件；数字化期刊呈网状结构，没有时空局限的网络特点，其对应的编辑部力量能够集合起来，摆脱时空局限，这就可以形成足以与市场对话的学术力量。因此，要与市场对接，大学学报首先必须数字化、集约化。而在与市场对接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目前学报编辑部的国情，分别改革，分类管理，一方面将内容的编辑继续留在大学这一科研体制内，既不割裂传统、让学术期刊继续与学术紧密结合、服务学术，另一方面可以将发行、经营交由企业以市场化的机制来运行，以实现学术共同体与企业合作办刊。
此外，未来中国大学学报制度的确定，还有赖于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等主管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地方和基层的改革创新探索，我们也需要底层设计，需要基层推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因为，影响改革的因素太多，必须将各种因素协同整合，集聚各种改革主体制度创新的能量，才能增强整个改革动力系统的动能强度和动能释放力度(30)。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市民社会成长起来了，社会需要获得更大的自主性，顶层设计也需要社会各个群体的自主参与(31)。在诺斯所提到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政府在其中是作为第二行动集团出现的，第一行动集团(个人或团体)首先出现制度需求，之后政府介入，以推进改革。事实上，我国改革过程中的许多制度设计和改革举措都是对地方改革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底层设计的意义在于它是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反复探索和博弈的结果(32)。制度变迁总是有成本的。迅速全盘否定原有的制度，必然会触及原有制度的受益人，引发改革的反对力量，因此，“采取增量改革战略，目的是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积蓄改革力量，缩短改革进程”(33)，为新制度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从而避免改革过程中反对力量的过度反弹。
关于中国大学学报未来的路径选择，新闻出版总署的顶层设计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它于2012年提出的编辑部体制改革方案，将学报发展的历史割裂，硬性地将传统的编辑部事业体制一刀切地改变为企业体制，有可能迫使大批的从业者远离学报，从而使大学学报发展缺乏后继之力，这就有违改革的初衷。而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尽管才露端倪，但已经显现出底层设计所独有的现实性与可操作性。一方面，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借助数字化的手段与网络平台，将内容进行各种灵活组合与个性呈现，突破了传统纸本刊一篇文章只能出现在一本期刊中的局限，充分展示了数字化期刊在学术传播上的优势，在完成学报内部结构与体制改革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学术以及学术期刊的分类评价、同行评价，符合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另外，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通过向各专业读者对口推送以及其他宣传措施，已经在学术界与期刊界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优势。按照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运行模式，内容的编辑权留在联合编辑部，而将发行与经营交由中国知网这样的专业公司，既保证内容来源于学术生产的第一线，确保内容的采编一体，更保证内容与经营的完全独立以及内容的专业化、小众化与经营的集团化相结合，符合期刊发展的世界趋势。更重要的是，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运作模式，能够保留原有编辑力量和经验，保证了学报发展所需要的历史继承和延续，这种渐进性和温和性的增量改革方案，能为最终的存量改革争取足够的时间与空间，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改革的成功。因此，我们期待中国大学学报制度的顶层设计，更呼唤那种建立在底层探索和群众首创精神之上的顶层设计。顶层和底层的良性互动、政治和经济的增量发展，过去曾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经验，今天也应成为我们遵循的策略(34)。
四、结语
中国大学学报制度改革已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从已有的改革路径来看，由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等政府部门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可接受性与可操作性方面仍需实践的检验；而以增量改革为特点的由大学学报基层编辑部推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正日益显现出其优势，且初见成效。从数据分析、学者反馈以及其他各方传来的信息表明，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不仅契合学术发展的规律，顺应了期刊发展的国际潮流，而且也符合中国国情，为处在改革十字路口的中国大学学报带来了希望。期刊管理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离不开来自期刊工作第一线的底层设计。底层群众的首创精神正日益显现其作为改革动力的特性。基层推动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们对未来中国大学学报制度的预期，但它能否成长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底层设计能否推动顶层设计，由大学学报基层力量发动的这次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否与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相融合，仍然有待时间的检验。
注释：
①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新闻出版总署网站，http://www.gapp.gov.cn/cms/html/21/508/201208/761738/.html，2012年7月30日。
②参见仲伟民、朱剑：《中国高校学报传统析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4页。
③桴：小竹筏或小木筏。学桴，寓意沟通学术。
④《王世杰校长的〈创刊弁言〉》，《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纪念插页。
⑤与此对应的是：1949年，全国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有200余所。
⑥为避战乱，1938年2月21日国立武汉大学第322次校务会议决定学校整体迁至四川乐山。1938年3月，部分师生和教职员工终抵嘉州，一呆8年。1946年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于原址珞珈山复校，自此结束西迁离乱之苦。
⑦韩晗：《知识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话语范式——以1930－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为核心的学术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3期，第165－178页。
⑧至于1921年由国立东南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和《国学丛刊》、1923年创办的《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等，则是当时由大学创办的众多综合性学术期刊中少有的专业性期刊。
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文理工科综合，其中主要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主。
⑩《厦门大学季刊》创刊于1926年4月。
(11)参见仲伟民、朱剑：《中国高校学报传统析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8页。
(12)如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学报》发刊词中强调该刊遵循“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依照科学服务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方针(参见宋应离：《坚持学术性 永葆生命力——学报“以学术为本”办刊思想的历史回顾》，《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16页)。
(13)首届学部委员233人中，自然科学3个学部共172人，社会科学只1个学部共61人。1977年5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并另组中国社会科学院。
(14)潘丙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体制之研究》，河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5－46页。
(15)参见孙琛辉等：《知名学者把脉高校学术期刊 出路在于追求独立性》，《科学时报》2007年10月30日。
(16)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2011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研究报告》，2012年3月26日。
(17)参见朱剑：《徘徊于十字路口：变革中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72－73页。
(18)参见徐光东、欧阳日辉：《制度变迁：从产权理论到中国经验》，《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3期，第23－27页。
(19)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32页。
(20)李频主编：《共和国期刊60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前言。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22)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厉以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22页。
(23)王文军：《分学科评价：综合性学术期刊评价的合理路径——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综合性学报为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0－146页。
(24)李东东：《报刊分类改革实施方案正在起草》，中国新闻出版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0－04/28/c_1260809.htm，2010年4月28日。
(25)参见《光明日报》2011年3月21日至4月14日期间的系列报道。
(26)Paul Pierson,"The Limits of Design: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Origins and Change," Governance,3,2000,p.477.
(27)郑永流：《学术自由的敌人》，《法律与生活》2003年第18期，第3－7页。
(28)郑永年：《中国政治的顶层设计问题》，《联合早报》2012年8月28日。
(29)“顶层设计”专题前言，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30)周荣华、吴勇：《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构成及其释放途径》，《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62－67页。
(31)杨雪冬：《顶层设计与社会自主》，《南方日报》2012年4月10日。
(32)赵大兴：《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与特点探析》，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2012－07－17。
(3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34)《政府创新需“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学者俞可平》，《经济》2012年第4期，第8－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