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影响研究

费星星,董 毅，彭现美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幸福感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 其中,不同的劳动就业形式对幸福感影响成为讨论的热点之一。利用CLDS2016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分析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非正规就业者显著降低了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从事非正规就业女性主观幸福感的损失效应高于男性；从事非正规就业对受教育年限高的劳动者主观幸福感损失效应更大。因此，为了提高劳动者的幸福感水平，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提出通过规范的劳动合同制度提高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水平,消除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以提高非正规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主观幸福感

我国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具有庞大的规模, 也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生产和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劳动者就业状况关乎尊严、个人生存、社会地位，是个人得以发展的有效实现路径，对幸福感的获取具有推动作用。^[1]不仅丧失工作会降低幸福感，工作收入、工作性质的好坏即就业质量都是决定幸福感水平的关键因素。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的就业质量差异在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两者在就业环境、职业技能、薪资水平和工作稳定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就业质量不同会对劳动者幸福感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基于非正规就业视角，研究劳动者幸福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近日，针对近期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苗头，投机炒作有所抬头等情况，住建部印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重申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并对进一步做好房地产调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是加快制定实施住房发展规划；二是抓紧调整住房和用地供应结构；三是切实加强资金管控；四是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秩序；五是加强舆论引导和预期管理；六是进一步落实地方调控主体责任。

劳动者主观幸福感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幸福感与劳动者的工作状况以及收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劳动者对失业的厌恶程度高于对通货膨胀的厌恶程度，收入和幸福之间有很强的关系，不仅收入水平提高能够增加劳动者幸福感，而且在幸福的冲击下还会增加劳动者收入。^[2]员工在工作中对职位的认可度高、工作生活质量好、具备团队精神能够提高生活质量与幸福感。^[3]非正规就业不仅报酬低，而且缺乏保障，在对日本幸福不平等决定因素研究中实证分析发现较高的家庭收入、大学学历、拥有住房，以及充足的公共养老金可以缩小幸福不平等，而贷款、失业、对失业的恐惧和不规律就业或者说是从事非正规就业则会提高幸福不平等。^[4]

劳动者就业质量方面，减少周工作小时、增加工作自由、具备保险合同，以及提高职业收入能够提高劳动者主观幸福感。^[5]增加劳动报酬、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能够增加农民工幸福感，工作时间的加长则会降低幸福感。^[6]从反映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社区信任、社会公平感知三个维度出发，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广、对社区信任、认可社会公平的农民工其幸福感水平也较高，即拥有社会资本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7]

非正规就业会降低劳动者主观幸福感。非正规就业工作时间的非标准性对职工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针对俄罗斯互联网行业自由职业者的研究发现，这些自雇人士长期进行夜间工作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利影响。^[8]非正规就业人员比正规就业人员更易遭受贫困、主观幸福感更低，就业类型从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的之后，幸福感得到明显改善。^[9]高质量的就业才能提高劳动者的幸福感，然而，非正规就业会对劳动者的幸福感产生直接的负面作用。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对工作与收入的不满，间接导致非正规就业者的幸福感降低。^[10]非正规就业会显著降低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与男性相比，非正规就业对女性劳动者幸福感的损害更为严重。^[11-12]

Pr (Happiness =3/Z )=Pr (V ₂≤Happiness <V ₃)=φ (V ₃-f (z ))-φ (V ₂-f (z ))

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收入路径，相比于正规就业者，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往往工作不体面，工作环境恶劣、收入较低且不稳定，这部分人群生活质量不高从而幸福感水平较低；第二是非正规就业者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则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且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面临失业的风险，而缺乏社会保障和面临失业风险都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

然而，生态植物的推行者并不气馁。分析人士指出，在许多农场里，现有的技术和做法就有可能使化学品使用量至少减少20%。“在不低估挑战程度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法国农业部植物健康服务部主任阿兰·特里登（Alain Tridon）表示。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拟检验如下假设：

假设1：从事非正规就业会降低劳动者幸福感水平。

假设2：从事非正规就业的男性与女性的幸福感损失水平存在差异。

假设3：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受教育年限不同的劳动者幸福感影响存在差异。

近年，陕西省始终把山洪灾害防治作为防汛减灾工作的最紧要任务来抓，按照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全省 107个县（市、区）中有 98个列入了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实施计划，项目涉及10个地市1 331个乡镇10 882个村，基本覆盖了全省山洪灾害的多发易发区。2012年汛前，全省2010年度34个县的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全部建成，并通过初步验收，在汛期发挥了显著的预警减灾效益，2011年、2012年64个县区项目正在建设中，将在2013年汛前全部投入运行。主要做法是：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研究项目(CLDS)，于2016年7月至9月进行的第二轮全国范围调查，由中山大学规划、中山大学社会科学中心负责实施。CLDS目的是通过每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系统收集我国劳动力的数据信息。该调查收集的数据围绕劳动力个体层面的就业状况、劳动权益、幸福感等，家庭情况以及社区情况三个层次展开进行。样本包括我国29个省市 、自治区，涵盖地理范围广，数据代表性优良。调查对象是家庭中15-64岁的知情者。文中选取CLDS中劳动力个体层次的数据,研究对象是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因此将劳动力个体样本中目前没有工作的样本、从事务农工作(农林牧渔生产)的样本给予剔除，研究对象集中于城镇地区的劳动者。^[13]在此基础上，保留年龄在16-64岁之间的劳动人口。劳动者主观幸福感以及非正规就业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在剔除缺失核心变量值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为5961个。

(二)变量选取

海德格尔晚期天地人神四元游戏的思想从根本上讲是海德格尔自身哲学道路发展的深化，同时这个阶段他对中国道家思想和日本禅宗思想的深入接触和理解必然也产生了影响。如果说前者植根于内在的根源，那么后者则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外在参考和例证被海德格尔吸收进自己的哲学。如同存在即是虚无一样，道禅也是否定性的智慧，在思维和语言方面尤其如此。对于存在的根本问题而言，除了不确定性外，没有什么是已经被确定的。这一点，在政治这个复杂的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对海德格尔自身的政治事件的理解也是如此。

因变量是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根据2016年CLDS调查问卷中的原始问答作为衡量劳动者幸福感的参考依据。调查问卷中对劳动者幸福感的调查问题为：“总的来说，您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回答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5(非常不幸福-非常幸福)，数字越大代表劳动者幸福感越强。本文将劳动者关于幸福感1-5的选项定义为劳动者幸福感的五个层级：“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

2. 自变量选取

研究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将非正规就业作为主要自变量。首先，将劳动力个体样本中目前没有工作的样本、从事务农工作(农林牧渔生产)的样本给予剔除，研究对象集中于城镇地区的劳动者。在此基础上，保留年龄在16-64岁之间的劳动人口。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并结合CLDS调查数据的特点，按照以下标准定义“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其一，依据劳动者就业类型，将个体工商户、自雇、临时工、自由工作者(自由职业者，零散工，无派遣单位的保姆等)视作“非正规就业者”。其二，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属于“非正规就业者”。其三，用人单位即使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既没有为职工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也没有为职工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这类劳动者也属于“非正规就业者”。剩余劳动者被定义为“正规就业者”。控制变量选取反映出劳动者个体特征与社会资本的相关变量。

Fig. 2 show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epletion region in the linear regime.

(三)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劳动者主观幸福感均值为3.8938，总体而言劳动者感觉较为幸福。首先,就业特征方面，结果显示有63.88%的劳动者属于非正规就业者，36.12%的劳动者为正规就业者，这表明绝大多数劳动者都具有非正规就业的性质。其次,个体特征方面，男性劳动者占比为58.03%，女性劳动者占比为41.97%。这表明男性占据了劳动力市场的主体部分。劳动者实际平均年龄为40.82岁。鉴于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U”形曲线特征，加入年龄平方项。^[14]婚姻状况显示，同居和已婚的劳动者所占比例为84.11%。11.91%的劳动者有宗教信仰，13.62%的劳动者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绝大多数劳动者没有宗教信仰并且没有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户口类型中，42.79%的劳动者为城镇户口，57.21%的劳动者为农业户口。这反映出在城镇就业的劳动者中，农业户口的劳动者占据主要地位。

(三)对外投资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进行资产资产升值的重要手段，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采用对外投资是值得鼓励的方法。但是，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很多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并没有达到升值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目标，而是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资金投资回报率比较低、投资项目之前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评估和商议，也没有系统的书面和会议记录，最后资产投资情况没有人进行跟踪和负责，资产出现了亏损。国有资产的投资效率比较低，资金流失率比较大，得不偿失。

将消费者图片评估水光感的结果与专家视觉评估性能、仪器测试各生理参数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表6。

表1本文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表

受教育年限方面，劳动者接受正规受教育年限的均值约为11年，处于我国中学教育阶段的高二年级。这表明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九年义务教育规定的教育年数。收入特征方面，劳动者年收入平均值为50447元。健康方面来看，劳动者健康状况均值为2.09总体而言，劳动者身体较为健康。社会资本方面，社会关系网络中，劳动者获得帮助与支持的朋友或者熟人个数均值约为13个。社区信任的均值为3.53，与社区居民熟悉程度均值为接近3.61。这体现出劳动者对本社区的街坊邻居比较信任，且社区居民之间比较熟悉。社区安全的均值接近2，反映出劳动者居住的社区较为安全。社区安全显示，社会安全性较高。仅有34.68%的劳动者参与居委会投票，表明劳动者社会参与较为被动。

三、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

(一)理论框架

多林格与皮奥里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15]。劳动力市场的主、次划分分别对应于正规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正规劳动力市场主要特点为：雇主提供的工资水平高、工作环境良好、管理规范、具有安全保障，并且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可以为职工提供更好的晋升机会。然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恰好相反：工资水平低、工作环境恶劣、工作不安全、管理混乱，以及无职业晋升机会。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多重分割，包括城乡分割、地区分割、部门分割等。多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的存在，限制劳动者进入特定的劳动力市场工作。例如：劳动者可以在城乡和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但若想进入正规部门从事正规就业却很难。本文研究的非正规就业者和正规就业者所处的劳动力市场不是统一的，工作待遇和社会福利存在较大差别，这会导致不同的就业形式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二)计量模型

假设ε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即ε ～N (0，1),Z 代表所有解释变量，则劳动者主观幸福感的条件概率分布如下：

Pr (Happiness =5/Z )=Pr (V ₄≤Happiness )=1-φ (V ₄-f (z ))

(1)

其中，Happiness _i 代表第i 位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informal _i 代表是否为非正规就业者。B _i 代表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变量，即劳动者性别、年龄、户籍、婚姻、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年收入，以及社会资本变量，即社会关系网络、社区信任、社区居民熟悉程度、社区安全、居委会投票。α ₀、α ₁和γ 为待估计的系数，ε _i 为随机误差项。设V ₁、V ₂、V ₃、V ₄为临界点。当Happiness _i 低于临界值V ₁时，劳动者感觉非常不幸福，Happiness _i =1；当高于临界值V ₁但低于临界值V ₂时，劳动者感觉不幸福，即Happiness _i =2，以此类推：

(2)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劳动者主观幸福感，变量类型为多元有序离散变量，选取Ordered Probit模型。表达式如下：

Pr (Happiness =1/Z )=Pr (Happiness <V ₁)=φ (V ₁-f (z ))

Pr (Happiness =2/Z )=Pr (V ₁≤Happiness <V ₂)=φ (V ₂-f (z ))-φ (V ₁-f (z ))

已有文献表明，国内外学者对劳动者幸福感及非正规就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已有研究存在如下不足，其一，将非正规就业作为关注重点研究劳动者幸福感的文献相对缺乏。其二，没有全面考察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作用。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不同性别和不同受教育年限的劳动者在非正规就业市场中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不同，从事非正规就业对自身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然而，现有研究对这种差异性的分析不够全面和深入。

Pr (Happiness =4/Z )=Pr (V ₃≤Happiness <V ₄)=φ (V ₄-f (z ))-φ (V ₃-f (z ))

Happiness _i =α ₀+α ₁informal _i +γB _i +ε _i

1.因变量选取

(3)

式(3)中，Pr (Happiness /Z )含义是本文中因变量劳动者幸福感对自变量的条件概率。表示被解释变量Happiness 分别取值1、2、3、4、5的概率。φ (·)是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

三、实证结果

(一)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表2给出了使用Ordered Probit 模型估计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的计量回归结果。同时汇报了各个解释变量均值时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幸福感的边际效应估计。(1)是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全样本的回归，可以看出，劳动者从事非正规就业幸福感下降15.32%，并且系数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劳动者从事非正规就业幸福感水平会下降，该结果与假设1相一致。(2)、(3)、(4)、(5)、(6)分别对应因变量劳动者幸福感取1、2、3、4、5。Ordered Probit 模型边际效应衡量的是自变量改变一单位，因变量概率随之改变的百分比。表2看出，如果劳动者从事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主观幸福感评价为“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的概率分别提升0.25个、0.70个、2.67个百分点，“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降低0.29和3.34个百分点。综上所述，从事非正规就业是影响劳动者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为了降低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幸福感的损失、提高劳动者幸福感，促进劳动力市场正规化具有重要意义。

临床针对妊娠期高血压产妇大多选择对其实施剖宫产术。但术后容易出现产后出血现象，危害到产妇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常规治疗中，大多对其实施局部按摩或者缩宫素治疗，但效果有限。近年来，卡贝缩宫素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药物，开始在临床得到日渐广泛的应用，并在预防产后出血等方面获得一定的效果[1]。本院尝试对产妇实施卡贝缩宫素治疗，经观察效果确切，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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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计量回归结果

注：(1)^***、^**、^*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中的为稳健标准误。

其它控制变量来看，第一，个体特征变量显示，性别方面，与女性相比，男性的主观幸福感更低。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劳动者工作压力更大，导致幸福感低于女性劳动者。年龄方面来看，幸福感随着年龄增长两者存在“U ”形分布的特点。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政治面貌，以及户口类型对劳动者幸福感产生促进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同居和已婚者处于婚姻状况，生活幸福感更强，凸显婚姻对人的重要性。拥有宗教信仰的劳动者心理有所寄托，幸福感高于无宗教信仰的劳动者。拥有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有条件获取一份更好的工作，主观幸福感高于非中共党员。相比于农业户口，城镇户口的劳动者幸福感更高，可能是两个群体心理预期不同所导致。随着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幸福感也在增加。可能是因为，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越高，意味着劳动者拥有一份体面工作的可能性越大，社会地位也较高，从而带来更高的幸福感。健康的身体状况是劳动者能够参与劳动的基本条件，可以帮助劳动者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收入，获得他人的尊重与认同，从而带给个人更高的幸福感。第二，社会资本变量方面。社会关系网络的增加、社区信任与社区居民熟悉程度的提高，以及社区安全性的提高都能够对劳动者幸福感都产生促进作用，并且系数都在1%和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

(二)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性别差异

表3汇报了劳动者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性别回归的结果。由表3可以看出，无论男性或者女性，如果劳动者从事非正规就业都会显著降低自身幸福感。具体来看，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从事非正规就业使得男性劳动者与女性劳动者幸福感分别下降7.18%、15.81%。非正规就业对女性幸福感的损失高于男性，这与假设2相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女性在非正规就业市场中遭受更严重的就业歧视。对于个体特征变量和社会资本变量方面，分样本中各个解释变量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3劳动者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性别计量回归结果

注：(1)^***、^**、^*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中的为稳健标准误。

(三)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受教育年限差异

表4 给出了非正规就业对不同受教育年限劳动者幸福感影响计量回归结果。由表4可以看出，非正规就业能够显著降低不同受教育年限劳动者的幸福感。受教育年限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从事非正规就业使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劳动者幸福感分别降低9.93%、11.71%、12.65%。回归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对受教育年限高的劳动者幸福感损失更大，假设3得以验证。较高的受教育年限更有可能帮助劳动者获取体面工作，赚取高收入，提升社会地位，对教育的收益期望更高。然而，一旦受教育年限高的劳动者从事非正规之后，预期效益难以实现，心理落差反而更大，对幸福感损害更为严重。

表4非正规就业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者幸福感影响计量回归结果

注：(1)^***、^**、^*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中的为稳健标准误。

四、稳健性检验

劳动者决定是否从事非正规就业并不是一个随机的行为，而是综合各种因素之后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样本存在“选择性偏差”引起的内生性。为了验证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幸福感影响作用的稳定性，本文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分别对全样本和性别分样本、受教育年限分样本重新估计。进行PSM 分析时，将劳动者分为两个群体，一是“非正规就业者”为处理组，二是“正规就业者”为控制组，研究劳动者选择非正规就业是否降低劳动者幸福感。倾向值得分匹配法的基本步骤是，首先构建是否选择非正规就业为因变量，控制变量为自变量的Logit 模型计算出倾向得分。其次，根据倾向得分对处理组(选择非正规就业)和控制组(选择正规就业)进行匹配。最后采取不同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估计出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 ,ATT )，即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净影响。

许多企业很重视国际前沿技术，重视新产品的开发和新技术的引进，并在引进先进加工设备的同时，不断加强新产品的研发力量，一些大型企业拥有先进水平的研究开发中心，有着强大的技术实力，不断重视技术细节。

表5 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幸福感影响的全样本与分样本的ATT 估计结果

注：(1)***、**和*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2)括号中的为稳健标准误。

表5给出了使用三种匹配方法验证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幸福感影响的稳健性。根据表5匹配后的结果可知，使用三种匹配方法得出的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幸福感影响的ATT 估计结果与表2、表3、表4计量回归结果一致。表明从事非正规就业会显著降低劳动者幸福感。三种倾向匹配得分法得出的估计结果差别不大，进一步证实非正规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是稳定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事非正规就业显著降低劳动者主观幸福感。第二，从事非正规就业对女性劳动者主观幸福感的损失效应高于男性劳动者。第三，从事非正规就业对受教育年限高的劳动者主观幸福感损失效应更大。为了改善劳动者幸福感水平，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大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劳动合同签署的执行力度。第二，提高非正规就业者社会保障水平。政府应当加强监管力度，提高非正规就业者社会保障水平。第三，消减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制定专项反对就业性别歧视法律法规减轻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第四，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加大高中教育普及力度并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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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on Workers 'Subjective Well -being

FEI Xing-xing, DONG Yi, PENG Xian-mei

(School of Fi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happiness has become a common pursuit of people, among which,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forms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on happiness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of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LDS2016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Ordered Probit model, this scheme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on workers' happiness and finds that: informal employment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workers; the loss effec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women engaged in informal employmen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en; the effect of informal employmen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workers with higher education years is greater.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level of workers and construct a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hip， this scheme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level of informal employees through standardized labor contract system and eliminate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so as to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informal employees.

Key words ：informal employment; labor market; subjective well-being

中图分类号： C9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9)08-0044-06

收稿日期： 2019-05-12

作者简介： 费星星(1995-)，女，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董毅(1994-)，男，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就业、教育研究。彭现美(1971-)，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与劳动保障等研究。

基金项目： 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劳动者幸福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视角(ACYC2018018)

(责任编辑 马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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