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庆[1]2001年在《《西游记》与神仙文化》文中指出这篇论文分为四部分。第一章是本文的论述“背景”，第二章第叁章是本文的重心，第四章是本文的结论。 第二章《西游记》在仙话史上的地位及作用，是从纵向角度论述它在神仙文化（主要是仙话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首先，《西游记》在以前昆仑、蓬莱、“叁十六天”等仙境的基础上建造了一个规模宏伟、环境优美、人文气息浓厚的天宫仙境。其次，它把道教第一尊神元始天尊从最高宝座上拉下来，并将玉皇大帝推上了至尊的地位。再者，《西游记》围绕神仙、凡人与魔怪敷演故事，把“凡人”作为故事叙述的中心，标志着神仙世界从一元社会已完全走向叁元社会，突出了明清神魔小说济世助人的时代主题。 第叁章内容深入到小说的深层，剖析它与神仙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关系，即观察它在时空结构中的横断面情况。文章认为，《西游记》有一部分内容在讲述宋元以来流行的内丹术，而另一部分内容则在隐寓批判当时的皇帝和社会现实。这两方面内容不宜直接暴露，故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即用变形夸张的办法，一方面将神仙文化生活故事化，一方面又将社会生活神怪化。变形夸张是《西游记》的艺术原则，它既起到了保护作者安全的目的，同时也收到了“陌生化”的审美艺术效果。 结论部分是笔者对《西游记》的一个总整性认识，它是在第二、叁章论述的基础上产生的。笔者认为，《西游记》采用了一语双声的奇妙手法，小说同时含有正面反面两种文章。
徐薇[2]2014年在《明代四大奇书与宗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宗教发展呈现世俗化的特点,宗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泛和普及。四大奇书代表了明代小说的最高成就,从这四部作品入手,研究它们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明代小说、明代文学乃至明代市民文化的内核。明代四大奇书都不是宗教小说,但又都写了宗教：《叁国演义》中有太平道、五斗米道,有于吉、左慈显法术,有普静和尚说因果,主要人物诸葛亮经常身披道袍,仗剑做法,俨然道士模样；《西游记》以佛教史上的真事玄奘西行取经为基本的叙事线索,以道教炼丹术语来组合每一回的回目,其中的佛道斗法又与历史上明世宗的兴道排佛暗合；《水浒传》以道教仪式“罗天大醮”始,以“罗天大醮”终,又以道教的“九天玄女”作为线索人物,贯穿其中,此外,水浒的一百零八将中也有道士、和尚；《金瓶梅》有浓重的因果报应色彩,道教的吴神仙,佛教的普净禅师一则预言人物命运,一则点化度脱主角西门庆的后嗣,出场不多却是关键人物。因为以上这些内容,有很多学者试图用宗教原理来解读这几部作品,却往往有缘木求鱼、生拉硬扯之嫌。笔者认为,四大奇书属通俗文学,其面向的读者群多为市民大众,他们并无高深的宗教修养,对宗教原理也没有多少兴趣,基于这个原因,小说的作者不大可能在作品中认真严肃地宣扬佛道教义。之所以在这四部小说中出现如此之多的宗教书写,原因有：一、宗教生活是大众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反映生活,那么小说中出现宗教人物、宗教活动等宗教相关活动也是自然而然的了；二、小说作者用宗教来结构小说框架,延续小说情节；叁、小说作者通过一些宗教相关的人物、情节描写,来制造神秘色彩,增加趣味性,从而迎合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宗教是以符合大众审美趣味以及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入“四大奇书”的,它是经过小说“改造”的宗教,这种“改造”的宗教又促进了大众对宗教更好的吸收,甚至形成新的宗教信仰。可以说,“四大奇书”是市民的狂欢化,使宗教“脱冕”,又使新神“加冕”。从这个视角解读来明代四大奇书与宗教,发掘的不是小说中的宗教的意蕴,而是市民文化、大众文化的趣味和流行趋势。全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总论文化视野下的明代宗教与小说中的宗教书写,共分叁节,第一节从宗教的定义、宗教的种类、各种宗教的发展状况来概括明代社会宗教发展状况。第二节概述了从先秦两汉、六朝、隋唐、宋元以至明清,历代小说发展过程中所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第叁节以佛道之争为例,分析、阐释了明代小说宗教书写的文化意义与审美意义,首先描述了明代小说中宗教之争的整体风貌,接着分析了明代小说中佛道之争的文化价值及其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第二章探讨了《叁国演义》与宗教的关系,分叁节。第一节总括《叁国演义》所包含的复杂的宗教观念：以儒家为主,佛道均有体现,同时还有民间信仰的植入。第二节分析关羽这一人物形象的神化过程：从叁国、南北朝时的武将身份,到唐代、宋代、元代配享姜子牙、单独封“王”,再到明、清的帝君。第叁节重点分析道教人物于吉形象塑造的意义以及这一人物身上“太平道”的色彩。第叁章探讨了《西游记》与宗教的关系,分叁节。第一节总结了取经故事的发展历程：取经故事是以“玄奘西行”的历史事实为蓝本的,在最早记录这一事件的《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叁藏法师传》中,故事的主人公是僧人玄奘,但随着大众文化的介入,取经故事的主角逐渐从真实人物玄奘转变为虚构人物孙悟空。第二节写《西游记》中的佛道之争与叁教合一。叁教合一反映了明代宗教发展的大体趋势,而佛道之争则反映了明世宗兴道灭佛的历史事实,作者写佛道之争主要是看中争斗情节所带来的趣味性。第叁节以取经四众及重要人物观音为例,分析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宗教因素。第四章探讨了《水浒传》与宗教的关系,分四节。第一节概述《水浒传》中佛教、道教及其他宗教信仰的表现。第二节写《水浒传》作者的宗教态度：对佛、道都是有褒有贬,以“利用”为主。第叁节写《水浒传》中的九天玄女具有“教母”的意义,罗天大醮实则结构了全篇。第四节写鲁智深和公孙胜虽然是宗教人物,但都不具有宗教意蕴,鲁智深在小说中的作用主要是增添喜剧意味,公孙胜的出现受到其它神魔故事的影响,增添了小说的神秘感。第五章探讨了《金瓶梅》与宗教的关系,分四节,分别论述了《金瓶梅》与佛教、道教、民间宗教之间的关系。《金瓶梅》中的吴神仙、普静禅师推动了故事情节,佛教的因果报应结束了全篇。《金瓶梅》中的宗教活动的描写,是对当时社会现实宗教状况的文学反映,为研究中国古代宗教情况提供了可能,但作者对宗教的描写是世俗化的,理解是简单的、肤浅的。
杨春辉[3]2013年在《《西游记》与洞府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游记》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着之一，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世人的关注，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也从未中断。学者们在给予《西游记》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在作品版本、作者、人物形象、思想主题、艺术特色、后世影响等方面各抒己见，展开不同广度、不同深度的研究。纵观整个《西游记》研究史，人们对作品中出现的洞府文化研究却寥寥无几，这对于《西游记》研究的广度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鉴于此，本文主要以《西游记》中的洞府描写为视角，在遵循科学严谨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作品中的洞府文化价值，力图为《西游记》的研究注入新活力。本文分为六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洞府文化的研究现状、研究难点和创新点。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专着或文章对《西游记》中的洞府文化展开论述，这就决定了本文的选题意义与写作目的——补前人之不足，力图对《西游记》中的洞府文化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论述。本文最大的难度在于为文章寻找现实落脚点，探究文章写作的实用性。第二部分“洞府文化略说”：要想系统深入地对《西游记》中的洞府文化展开论述，就必须首先明确界定“洞府”与“洞府文化”的概念，对洞府文化探源述流。本部分主要对“洞府”进行释义，探究洞府文化的根源以及洞府文化在文学领域中的传承。第叁部分“《西游记》中的洞府描写”：《西游记》从水、陆、空、冥四方位构建了各式各样的洞府事象。本部分主要对《西游记》中出现的洞府事象进行了分类汇总，分析总结了各类洞府事象的特点。第四部分“《西游记》中洞府描写的文学价值”：《西游记》将神异奇幻的洞府世界置于统一和谐的艺术整体中，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本部分主要从思想方面和艺术方面探讨《西游记》中的洞府描写在表现作品主题、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等方面的意义。第五部分“《西游记》中洞府描写的文化价值”：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作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部分从文本角度出发探究分析了《西游记》中的洞府描写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包括对人性本体的回归、对生命短暂的忧患、对幸福家庭的依恋、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四部分。第六部分“洞府文化的旅游价值”：一切文化皆为人类服务，洞府文化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它的旅游价值上。本部分从天然洞穴与宗教洞府两方面入手，探讨洞府旅游的价值与内容。总之，《西游记》中的洞府事象丰富多彩，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本文对洞府文化的研究不仅能够深入挖掘《西游记》的主题思想，而且为今后从广度上研究《西游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贾海建[4]2011年在《神怪小说与山岳信仰关系研究》文中指出神怪小说与山岳信仰有着紧密而特殊的关联：在神怪观念的萌芽产生及神怪小说的成熟确立过程中我们都能发现山岳信仰的印迹,而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神怪小说与山岳信仰彼此渗透,建立起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因此,研究神怪小说与山岳信仰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神怪小说发生期的认识,而且也能对许多神怪小说在空间构设、情节安排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山岳特征”给予深层次的文化解读。除绪论和结语外,论文主体部分由五章构成：第一章《先秦山岳信仰与神怪小说的产生》,由山岳信仰的产生八手,大体勾勒了先秦时期山岳信仰的发展历程及特点,并重点分析了“山岳圣经”——《山海经》在多个层面所表现出的山岳质素。在此基础上指出,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主要是从山岳及与山岳相关的事物开始并逐渐向外扩展的,在一定程度上,山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这其中就包括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而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直接促进了神怪观念的产生与成熟(当然,它们也是神怪观念的最初载体和表现形式),同时它们也可以看作是神怪小说产生的重要文化渊源。另外,还分析了《山海经》的故事性质、特点及其在神怪小说史上的地位,进而论证了山岳信仰在神怪小说确立过程中发挥影响的可能性。第二章《山岳：精怪孕育之所——神怪小说与山岳信仰关系的具体表现之一》,通过统计指出,山岳是神怪小说中最为常见的妖魔精怪的孕育之地、活动之所,并从山中精怪多由山中野兽所幻化、山岳环境与精怪特性的契合、山岳崇拜及道教教义的影响等方面对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另外,我们以精怪界的元老——山魈为例,对神怪小说中山之精怪的故事进行了个案解读,并以此为契机,重点分析了神怪小说中山之精怪故事的山岳背景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弱化以及精怪的审美选择等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第叁章《山岳：神仙之所居——神怪小说与山岳信仰关系的具体表现之二》,通过统计指出了神怪小说中神仙居山这一普遍现象,并对神怪小说之山中修炼、山中遇仙、深山学艺、名山记等故事类型做了简要的说明,同时,重点分析了山神及其眷属故事的发展演变、内容特点及其所反映出社会文化内涵。另外,本章还详细阐发了神怪小说中神仙多与山岳存在关联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传统的山岳崇拜及神居于山的观念、方仙道的神仙理论及求仙实践、道教之崇山及洞天福地的构设、佛教及隐士对山岳的推崇想象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道教的洞天福地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第四章《山岳：鬼魂之所归——神怪小说与山岳信仰关系的具体表现之叁》,本章指出,神怪小说中鬼魂与山岳的关联主要表现在鬼魂以山陵丘壑为活动场所、新死之鬼魂归依于山、山神或居山之神治鬼等叁个方面,而这些现象的产生明显是受到了传统的葬山习俗、灵魂归山观念以及山神或居山之神治鬼信仰的影响。除此之外,本章还以神怪小说中的泰山治鬼故事为素材,重点分析了它们所表现出的不同历史时期内泰山治鬼信仰的变化及特点。第五章《神怪小说中山岳信仰的文艺美学审视——以<西游记>为文本中心》,本章首先对神怪小说中的山岳描写进行了分析,指出模式化及由这种模式化而引发的相关特征是其主要的特点,但是尽管如此,部分山岳描写在故事情节推动、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仍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本章还阐发了神怪小说中的山岳在叙事、象征等方面的价值,指出“山岳叙事”是神怪小说中一种较为常见的情节构建模式；神圣境界或自由乐园、苦难或危险是神怪小说中山岳的主要象征意义,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一些作品中通过山岳名称的隐喻所表达的与情节或主题紧密相关的特殊性内涵。另外,我们还强调,在神怪小说中无论是山岳描写还是山岳在叙事、象征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都是以山岳信仰作为背景支撑的。
陈玉峰[5]2010年在《《西游记》的兵器、法宝与法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游记》是我国明代“四大奇书”之一,是一部伟大的神魔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清代学者张书绅称其“实是一部奇文、一部妙文”。法国当代比较文学家艾登堡也说:“没读过《西游记》,就像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四百多年来,无数文人学者对它的作者版本、思想意义、艺术特色、人物性格、创作手法、风俗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细致而详尽的分析研究。20世纪以来,《西游记》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异彩纷呈之态,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作者之谜,古本《西游记》是否存在,吴本、朱本、杨本的先后次序,《西游记》主要人物研究,儒释道文化研究以及孙悟空的由来等版本的辩证、故事源流考证和作者探究一些“老套”的方面,而兵器、法宝、法术等广泛的内容却几乎没有人涉足,这对于《西游记》研究的完整性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西游记》的兵器、法宝与法术叁个角度出发,对全书进行整体观照和具体分析,从而为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可能,以一种更加活泼、有趣并且充满现代性的手法去探究作品的深层意义,力图在坚持科学严谨的基础上,为《西游记》的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和清新活力。本文总体设计主要包括叁个方面的内容,即绪论、正文、结论。绪论部分:主要包括叁个方面的内容,即本课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本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现状;本文的总体设计、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正文主要包括叁章:第一章:《西游记》的兵器研究即对《西游记》出现的兵器进行梳理,分为兵器概说、兵器分析以及兵器描写的意义叁节。第一节为《西游记》兵器概说,包括兵器的分类、兵器的特点、兵器的功能叁个方面内容。第二节为如意金箍棒的典型分析,探讨了如意金箍棒的原型、如意金箍棒与一心以及如意金箍棒的威力来源,其中涉及到了《西游记》的主题、古代铁器崇拜、佛教降魔器等相关内容。第叁节为《西游记》兵器描写的意义,主要从文学、文化、审美等角度阐述兵器描写的意义。第二章:《西游记》的法宝研究即对《西游记》中的法宝进行研究,分为法宝概说、法宝分析以及法宝描写意义叁节。第一节为《西游记》法宝概说,详细分析了法宝的多样性及功能、统一性及特点。第二节为《西游记》法宝分析,探究了瓶状法宝的文学传承、空间观念、佛道渊源及葫芦意象的介入等深层次内容,以及圈状法宝的原型性意象兼及儒道佛思想,特殊法宝灵丹妙药等内容。并以观音玉净瓶和照妖镜为特例进行了详细探究。在观音玉净瓶的特例分析中,从中国的观音信仰、杨柳枝、净瓶与水、远古玉崇拜等多个角度着手。在照妖镜的特例探究中,也涉及到了照妖镜的文学渊源、照妖镜的文化寓意以及“失灵”的照妖镜等多层面的问题。第叁节为《西游记》法宝描写的意义,从人类学、民俗学及宗教学角度入手,分析法宝描写的意义。第叁章:《西游记》的法术研究即对《西游记》中的法术进行探讨,分为法术概说、法术分析以及法术描写意义叁节。第一节为《西游记》法术概说,阐述法术的分类及独特作用。第二节为《西游记》法术分析,以变化法术分析和咒语法术分析为主要内容。变化法术部分对变化的由来、《西游记》中不同类型的变化、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作了具体解释,选取了两个变化斗法的典型。咒语法术部分从咒语的功能出发,对六字真言、紧箍咒为代表的镇压系统、以《心经》为代表的防御系统和情报系统予以分别阐述。第叁节为《西游记》法术描写的意义,从法术描写中找寻文章的深层意蕴。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系统总结《西游记》的兵器、法宝与法术集中代表了神魔小说奇幻的艺术特色,在它们共同营造的艺术世界里,有天马行空的想象,有光怪陆离的描写,让人叹为观止,使整部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貌。《西游记》一书对兵器、法宝与法术多样化、创新性地描绘,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好想象、能敷衍的特色,将古代神秘观念、宗教幻术、当代思潮相融合,又为后世神魔小说和其他文学样式中的相关描写树立了榜样,承上启下,功不可没。
郑保纯[6]2014年在《武侠文化基本叙事语法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拟以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射雕叁部曲”为例，旨在运用结构主义理论与神话—原型批评的方法，对武侠文化展开探求。笔者认为，存在一个以“大武侠”与“全媒体”为特征的武侠结构，这一结构发源于华夏神话，道家—道教—丹道学系统是其演变与发展的“主导因素”，侠客是“侠”、“武”、“义”叁位一体的“调节者”，武侠小说的基本叙事语法就是“义”的实践。四个核心的原型在四个不同的层面，将华夏神话、道家—道教—丹道学系统、武侠结构联系起来，它们分别是：厨会、五行、内丹与仙女下凡。由先民神话仪礼里发源的“厨会”是时间维度上的江湖事件的原型，它演变出会饮、聚义、比武、擂台、武林大会、攻城伐国等原型束。在“厨会”中，道士下山，作为“激励事件”推动了故事的发展，也带来了道家的武库，为武侠小说提供了“巫”与“史”的时空和“身”与“国”的主题。由先民神话仪礼里发源的“五行”观念是空间维度上的江湖地理的原型，它不仅化生出“天下五绝”等江湖人物与“五岳”等江湖势力，还是基本的叙事语法。金庸运用“五行”观念建立起阴阳互构的圆形叙事结构，并赋予武侠结构“平衡性”的原则。由道家—道教—丹道学系统里形成的灵肉的修行方法——“内丹”是身体维度上侠客武功的原型。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分别由神话、宗教、科学里吸取灵感，获得超自然的生命力，进而分别导出奇幻、武侠、科幻等武侠小说的子类型。超自然生命力的获得与“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相关，又与内丹系统和瑜伽系统相连接，金庸武学正是在此基础上，以“内丹”为原型建立起来的。“仙女下凡”是武侠小说里伦理维度上男女恋爱的“原型”，男性侠客往往在作为“子宫”象征的“山洞”之中，与由“仙女”转化而来的女侠相遇，通过“男女双修”，得以重生。仙女的相会与离别，是武侠小说里的核心事件之一。以上四个原型既是武侠结构里反复出现的要素，又是武侠结构的叙事语法，是武侠结构的无意识范畴，构成了武侠结构的区别性特征。它们与华夏神话与道家—道教—丹道家系统相连接，以“武侠”的方式，在当代大众文化中变形置换，与科学和民主等观念交会，形成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代表的新的武侠文本，一方面更新了华夏神话，另一方面也更新了道家—道教—丹道学的文化传统，涌现出“原道+科学”的新道家气象。“新道家”的涌现，是由“射雕叁部曲”到金庸武侠小说到当代武侠结构的核心主题，也可谓解开“武侠之谜”的钥匙。
蔡婉星[7]2011年在《《西游记》诸神形象研究》文中认为从魏晋南北朝小说出现开始,小说就显示出志人与志怪两大类型。其后随着不断发展,小说又大致可以分为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文言小说中的志怪小说和通俗小说中的神魔小说实际上都涉及到“神”这一形象群体。然而,历来学者们对这二元对立的“神”与“魔”,研究得却还很不够,特别是对其中诸神形象,一直缺乏系统而全面的研究。笔者对于诸神形象的研究就从《西游记》开始。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申述研究诸神形象有意义,以及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全文打下研究的基础。第一章主要对“神”的定义加以辨析,同时观照《西游记》成书之前各个宗教(主要是道教、佛教)的神灵谱系。本文给“神”所下的定义是：“神”是人们观念中的、由于崇拜而产生的、由人创造的、具有人的意志和心理活动的、凌驾于人类之上并能够主宰和改变世界的超自然的力量。在《西游记》成书之前,诸神形象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神话阶段和宗教神阶段。《西游记》之前的诸神可以分为道教神、佛教神和儒家神(更准确地应该说是民族神)叁个方面。第二章首先对《西游记》中的诸神通过列表加以分类和归纳,并由此归纳出《西游记》诸神形象的四个特点：神灵体系庞人而复杂,但丝毫不显混乱：《西游记》诸神都具有叁教合一特点；作者对作品中的诸神关系进行了重新排列；诸神形象的世俗化特征。作者之所以如此塑造诸神形象,主要有叁个方面的原因：民间信仰对《西游记》诸神形象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独特的经历和思想,对诸神形象塑造的影响；明代“叁教合一”的思想背景对《西游记》诸神形象亦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叁章主要探讨《西游记》诸神形象所蕴涵的文化意蕴,包括现实意蕴、哲学意蕴、宗教意蕴叁个方面。就现实意蕴而言,我们认为,《西游记》对神灵的嘲笑与讽刺,正是对明代黑暗现实的批判；《西游记》中神佛和妖魔复杂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的黑暗。就哲学意蕴而言,一是诸神形象体现了作者的神魔观；二是《西游记》的诸神世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就宗教意蕴而言,《西游记》所构建的以玉皇大帝为核心的诸神世界,在民间产生了重要影响；作品颠覆了神的世界,强调人的尊严；作品中描写的供奉神灵的宗教仪式,为我们认识封建时代宗教提供了重要资料。第四章主要论述《西游记》诸神形象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功用。概括说来,《西游记》诸神形象的艺术功用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首先,诸神形象对形成作品的艺术风格具有重要作用,这不仅表现在诸神形象是形成作品奇幻风格的基础,更表现在诸神形象塑造对形成作品真幻交融的艺术境界有着重要作用。其次,《西游记》诸神形象的结构性功能,即作者借助“神灵考验主题”,构建自己的故事框架。其叁是《西游记》诸神形象的愉悦性功能,即作者运用戏笔,借助诸神形象的塑造,使作品达到了愉悦人心的艺术审美效果。第六部分是结语,起到总结全文的作用。
李瑞[8]2014年在《文本世界理论视阈下的《西游记》专名英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研究《西游记》中专有名词的指称、涵义与意义及专名英译中的相关问题。作为语言哲学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之一，专名的指称与涵义问题一直是业界的研究热点。文本立足于认知诗学领域中的文本世界理论，全面细致地对《西游记》中的所有专名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通过文本实例分析，提出在文本世界理论视阈下，每一个专名（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空名）构建一个类文本世界，专名不仅有指称，也有相应的涵义与意义，其涵义体现了专名指称对象的本质属性，又称指称涵义；意义则反映出专名指称对象的偶然属性，又称文本意义。根据专名的新意义观，英译专名时，应秉承以直译为主、意译和音译及其他主流译技为辅的多元化翻译策略。本文主要从以下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前言部分简要介绍了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中国古典名学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然而却大多局限于对专名和通名的概念区分以及对名实关系的研究等领域，较少涉及专名的指称与涵义问题；西方主流的专名研究同样古以有之且各有利弊。本章重点论述了该课题的研究初衷，即试图以认知诗学领域中的新理论-文本世界理论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专名尤其是空名的指称与涵义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发掘汉语作品专名的英译规律及英译策略，推动并促进专名指称论和汉语专名英译研究的发展。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当代国内外关于专名尤其是空名的研究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一步阐释了文本世界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本章节的论述重点在于阐明了文本世界理论对分析文学作品中专名的指称、涵义与意义及其文本交际过程的理论解释力。本文第叁章首先概述了有关《西游记》名称及其英译的现有研究成果，借助文本世界理论中的语篇世界层级对《西游记》中的所有专名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类，从情景知识语篇世界、参与者背景语篇世界以及时空场景语篇世界叁个方面对书中的相关名称进行了有关类别及形态方面的细致考察，阐释了文学作品中专名的交际过程，并进一步提出“专名类世界论”的主要观点。第四章详细论述了专名的指称、涵义和意义问题，并根据文本世界理论，描述了文学作品中专名的译介过程，提出了汉语专名尤其是空名英译时应遵循的主要策略。第五章在前文对《西游记》名称的分类基础上，以余国藩、詹纳尔和阿瑟·韦利叁位译者在《西游记》英译本中关于名称的译文为语料，对比分析了叁种译文在策略选择，专名指称涵义与文本意义的传达以及译文形式与表达方面的异同与利弊，并对分析结果进行小结，提出译文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试译解决方案。第六章为全文结论部分。本文以文本世界理论为框架，通过对《西游记》中的专名进行梳理与分类，提出“专名构建类文本世界”的新论点，并以此为基础对比分析了叁种专名英译本，发掘出英译汉语作品专名的主要策略。本研究一方面验证了文本世界理论的实践操作价值，并试图推动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尝试完善空名的指称论研究并对汉语名称的英译理论提供参考。
努日曼古丽·买买提江[9]2015年在《《西游记》维译本人物名称翻译研究》文中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两个领域,任何一种语言的生存和繁荣发展在于其所属于的五彩缤纷的文化花园之中,各民族之间存在不同的地理环境、独特的社会背景、自有的政治制度及其有异的习俗与生活模式,这种特殊性决定各民族语言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而因为语言是社会现象并具有自然属性,各民族的共同生活又给予语言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和共存模式。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局面下,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紧密关系日益强烈,而这种现象表现,翻译并不是两个不同语言之间的内容传递过程而是一定的文化交融和交流过程。中国古典名着之一的《西游记》一本书的核心内容包括儒家、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共同存在局面和融合表现。这叁种文化表现在于各种不同人物形象的描述之上,这种特点决定,翻译这本着并不是表达其字面意思,而是表现其包括的文化因素。译者如何将把这些具有浓郁的文化特色的人物形象名称传达给译本读者也是一种千万不可忽略的一点。几年的观察、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专门研究《西游记》维译本的人物名称的论文和专着不多。为指出维译本中人物名称的翻译方法,笔者将《西游记》汉文中的人物名称分为叁大类,并翻译这叁类人物名称时所运用的翻译方法进行归类、统计和分析。在此还分析了维译本中译者解决原文人物名称时所运用的翻译方法的得失,研究了译者在处理不同类型人物名称时所使用的翻译方法的规律和特点。本文还对维译本人物名称翻译的质量进行了评价,考察译者所选择的翻译方法是否实现了原文的文化风采。通过对《西游记》原文及维译本中人物名称的对比分析,我发现译者在处理原文中叁类人物名称时,维译本一共采用了：1.音译；2.意译；3.直译；4.音译加注释；5.意译加音译；6.音译加直译等六种翻译方法。译者为了忠实地再现原文人物名称的文化色彩,从总数上来看,维译本中使用直译法的人物名称数量明显高于采用意译法的人物名称的数量。直言直说,译者偏重视对人物名称的文化意义进行解释而没有完全抓住字面意思。另外,还采用文内加注和文外加注的方式。译者并不使用某类特定的翻译方法,而是在把握原文人物名称结构和意义的基础上,灵活、巧妙地调整翻译方法,使人物名称的文化内涵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其中绝大多数的译文符合原意,同时,还有些人物名称翻译的不太恰当。因为民族之间存在文化的差异,翻译时偶尔会出现翻译的不准性情况。
戴海燕[10]2015年在《明代神魔小说中韵文的道教意蕴》文中指出明代神魔小说虽然兴起于叁教合一的大背景下,但有一定数量的作品与道教关系最为密切。对此,学界还缺少足够的认识。以《西游记》为例,尽管柳存仁、李安纲、郭健等学者继明清评点家之后多次强调《西游记》的主旨是宣扬道教的“金丹大道”,《西游记》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细节描写、回目设计尤其是书中韵文受到了道教极大的影响,但由于胡适、鲁迅、郑振铎等权威学者的论断在许多学者那里已经成为了思维定势,学界基本上还是对《西游记》与道教的重要关系视而不见。而且,笔者经过考察发现,不仅《西游记》,明代有相当数量的神魔小说都以道教立场为本位,尽管在叁教合一的大背景下也有对儒、佛的肯定,但主要是以道教统摄二者,二者在文本中所占比例大大少于道教,作者最为熟悉、最多运用的也都是道教典籍。道教在很多方面影响了这些明代神魔小说,限于硕士论文的篇幅,若面面俱到的探讨道教与这些神魔小说的关系,很容易浮光掠影、泛泛而谈,所以,本文以明代神魔小说出自道教典籍或受道教典籍影响的韵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节研究与整体观照,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对明代神魔小说中的这些韵文进行专题研究,探讨道教典籍对明代神魔小说编创方式的影响,揭示道教与神魔小说的密切关系,更好地认识与理解明代神魔小说的思想意蕴。本文主要分为叁章：第一章概述明代道教发展概况,揭示明代神魔小说虽然也打着“叁教合一”的旗号,却多以道教立场为本位对其他二教兼收并蓄,将其他二教道教化,从而为研究神魔小说中韵文出自道教典籍或深受道教典籍影响这一现象提供外部参照。第二章着眼于明代神魔小说中的韵文,从文本角度系统梳理小说中出自道教典籍的韵文,并详尽论述这些韵文中的道教内涵。第叁章着眼于道教典籍,重点分析对明代神魔小说中韵文较有影响的叁部道教典籍,探究这叁部道教典籍所体现出来的道教思想在明代神魔小说中的渗透及其对明代神魔小说编创方式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西游记》与神仙文化[D]. 赵国庆. 西北大学. 2001
[2]. 明代四大奇书与宗教[D]. 徐薇. 武汉大学. 2014
[3]. 《西游记》与洞府文化研究[D]. 杨春辉.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4]. 神怪小说与山岳信仰关系研究[D]. 贾海建.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5]. 《西游记》的兵器、法宝与法术研究[D]. 陈玉峰.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6]. 武侠文化基本叙事语法研究[D]. 郑保纯. 苏州大学. 2014
[7]. 《西游记》诸神形象研究[D]. 蔡婉星. 河南大学. 2011
[8]. 文本世界理论视阈下的《西游记》专名英译研究[D]. 李瑞.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9]. 《西游记》维译本人物名称翻译研究[D]. 努日曼古丽·买买提江. 西北民族大学. 2015
[10]. 明代神魔小说中韵文的道教意蕴[D]. 戴海燕.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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