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兴国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教兴国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历史使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变革的重要关头，中国知识分子相对社会其他群体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更为关心，最具忧患意识。他们以救国兴邦为使命，总能和总要提出民族发展的大方略。
一、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知识分子作用的凸现
18世纪发生于欧美的工业革命，用蒸气机的力量摧毁了欧美封建制度顽固的堡垒，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此后“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用强大的生产力作后盾，用坚船利炮为开路先锋，欧美列强开始在全球范围推行其“文明”。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华帝国沦为了列强欺凌宰割的对象，中华民族进入生死存亡之秋。不甘沦落的知识分子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提出了教育救国理论。他们认为列强之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穷理”，就是探求真知，发展科学；“劝学”，就是传播知识，普及现代教育。教育救国思潮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如孙中山、章炳麟、蔡元培、梁启超、陈嘉庚、徐特立、黄炎培、陶行知等都是教育救国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进入20世纪，国难愈加深重，教育救国理论的倡导者，一部分转向革命，如孙中山、章炳麟，他们认为，“知难行易”、“穷理劝学”属于“知”，短期难以见效；“革命”属于行，不先求知而行之，采取革命行动更易见成效。而以严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初衷不移，认为惟急从教育上着手，才是国家的根本的出路。（注：周贝隆：《百年回首，试论教育救国》，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4）。）
从教育救国理论的提出到新中国成立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无论世道发生什么变化，教育救国的旗帜始终没有倒下过，不仅实践者前赴后继，而且理论也不断完善。中国通过革命于1949年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实说明，教育救国的道路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行不通，但它并不能证明教育在教国过程中是无用的。恰好相反，正是20世纪前半期的教育培养起的大批知识分子才承担了中国革命的任务，而且这批知识分子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像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毛泽东、周恩来，第二代领导人中的邓小平，第三代领导人中的江泽民、朱镕基都是那个时期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能有飞速的发展，离开“教育救国”造就的人力资源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能有今天的发展，“教育救国”创造的底子也功不可没。（注：周贝隆：《百年回首，试论教育救国》，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因此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新型的知识分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没有知识分子，便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论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科技革命发展新的趋势，指出“今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明确把“科教兴国”作为我国的一个发展战略提了出来。
“教育救国”是由爱国知识分子提出的一种图存方案，并未上升为国家意志，也未形成全民共识，只是倡导者的实践行为。“科教兴国”是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提出的，国家的独立地位已牢固地确立，经济文化基础深厚，有党的领导，有国家的动员和投入，有广泛的社会参与，这是科教兴国战略与教育救国理论在实施上相比较的优势，也是两者的差异。但是两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因此，无论是在唤醒国民的救亡意识，实现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的过去，还是在科学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知识在立国和强国中的重要性赋予了知识的化身——知识分子立国强国的重要历史使命。
二、知识分子是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骨干力量
“所谓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注：见江泽民在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科教兴国中的“科技”涉及到知识的创造和应用，“教育”涉及到知识的传播和普及。科教兴国的中心是创新，而创新离不开知识分子。
1.从知识创新来看，知识分子是创新的主体。知识创新是运用已有的知识积累，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在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中，知识创新占居首要的地位，它是科教兴国的本元和基础。知识创新的组织核心是国家科研机构和教学科研型大学，是高级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学习科学知识，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承担起知识创新的使命，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成为知识创新的主体。
2.从技术创新来看，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化的关键。技术创新是指学习、革新和创造新技术的过程。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使命主要应该由企业内部建立的研究开发（R&D）机构承担， 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现在就是如此。（注：美国1995年R&D经费的71.10%由企业执行，人员的79.0%工作在企业。日本在1994年就分别达到了66.10%，61.60%。德国、法国、瑞典、丹麦包括韩国和新加坡在内，这两个数字也都分别超过了50%。）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直到现在，在我国广大的中小型企业中几乎还没有自己的R&D机构，大型企业中的力量也比较薄弱，技术创新的重任大部分还是由国家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承担着。但是，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来承担技术创新任务，这只是体制问题，最终任务还是要落在知识分子肩上。
3.从知识的传播来看，知识的传播是通过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来完成的。高等教育系统和职业培训系统是传播知识的核心机构。（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虽然也很重要，但对于培养能够承担起科教兴国战略所需要的人才而言，就不是什么核心了。如果科教兴国中的“教”指的是初、中等教育，那么科教兴国就无望了。）知识传播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较高技能、最新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教育任务由知识分子来承担，教育的任务是培养知识分子。离开了知识分子，教育和科教兴国都无从谈起。
4.从知识的运用来看，我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承担着双重任务。知识的运用是指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第一个任务是向直接生产者教授和示范技术在生产中如何运用，使技术内化为劳动者的技能。在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所承担的这一任务还相当繁重，要走的路也还很长。另一方面的任务是直接使用科学技术创造财富。在科学技术日益向着高、精、尖、专的深度发展的今天，有许多技术只有专业知识分子能够掌握和运用，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创新是民族发展的推动力，是民族进步的灵魂。面向知识经济到来的21世纪，世界各国都拥有自己的国家创新体系。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是由四个系统组成的：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这四个系统紧密衔接，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知识传播造就高素质的人才，知识应用使科技知识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注：路甬祥：《创新与未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无论是子系统的运行，还是系统之间的协作与组织，其骨干力量都是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化身的知识分子，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未来。
三、知识分子承担起历史使命应具备的内在素质
科技革命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出现，客观上赋予了知识分子科教兴国的历史使命。国家政通人和，国际局势相对缓和，为知识分子完成其历史使命创造了比较好的外围环境。知识分子要抓住机遇，实现其使命，就必须练就其内功。
1.特立独行的人格。在工业革命到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前，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并非复杂到没有专门知识就无法掌握的程度。生产工艺的改良，技巧的提高，工具的改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直接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经验的积累，知识在生产力的构成中没有资格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存在。知识在社会生产中的非独立性决定了知识载体——知识分子在经济生活中的非独立性。经济上的依附地位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奴性人格，知识分子成了他们所依附的那个阶级的代言人。如果说在中世纪的欧洲，科学是宗教的婢女，那么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成了政治权贵的婢女，直至今日这种奴婢心态还沾连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科学有自身的规律，培养起不信邪不怕压，勇于创新的独立人格，是知识分子肩负起重任的首要条件。
2.求真、求是、求新的科学精神。求真就是要为真理而奋斗，求是就是要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并按照事物本身规律来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求新就是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新突破、新发展、新建树。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科学创新是以怀疑为前提的，它反对盲从和独断。因此，知识分子要大胆怀疑和积极探索，不盲从前人、圣人，不能囿于已有的结论而却步，更不能以学术权威或政治权威自居，容不得不同观点；要放宽眼界，胸怀宽广，敢于挑战新困难，解决新问题，具有为科学事业而献身的精神。
3.协作精神。古代直至近代，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以分散的个人劳动为主。到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学科和专业既分化很细，又呈综合的强大趋势，进入当代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其特点之一是科学技术上的重大发现、发明常常产生在学科之间的边缘结合处，个人根本不能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出现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组织。二是科学技术化、技术社会化，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产、学、研各方人才相结合组成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应运而生。三是出现了大型和超大型的科研项目，需要由国家组织的科研系统甚至跨国协作才能完成。这些特点决定了知识分子必须摒弃“单干”思想，具备高度的协作精神和团队攻关的能力。
4.服务社会的胸襟。科学是公正客观的，没有阶级性和地域性的局限，科学成果应为社会服务，而不应该成为个人和某个阶级的私有品。因此，只有把科学研究的结果，用来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人类，才符合科学的本性。（注：科学技术封锁是社会制度和国家安全的产物，在两种制度并存和市场营利目的的驱动下，的确很难避免，但这不是科学的内在要求，也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需要。）也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自私自利与科学的本质相违背，也注定不能够取得大成就。
5.终身学习的毅力。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对每个人的要求，更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随着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与应用越来越快，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有学者估计现在世界知识大约每7年就要翻一番，知识处于“爆炸”状态。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够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否则就会很快落后于时代，成为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
6.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当代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旧知识分子，建国50年来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党的重视与关怀，理应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但知识分子理想化成份较浓，对党和国家的具体政策时常会责备求全，对一些问题的的看法比较偏激，尤其是在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采纳时，还会出现对立情绪。知识分子应该认识到自己本身就是领导阶级的组成部分，应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待问题；应该认识到党的领导是就政治领导而言的，并非是要干涉具体的科学研究，应以愉快的心情投入到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样，知识分子就能够把自己的科学研究看成是党的事业在专业领域的具体体现，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
四、知识分子承担起科教兴国战略所必要的社会条件
知识分子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数量少，工作方式特殊，但作用非常重要，因此整个社会应为他们使命的实现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
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从把知识分子当作“团结、教育、改造”对象到“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再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政策的演变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重要性认识的逐步提高，但是现阶段我国整个社会并未完全认识到，知识分子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最重要的生力军，21世纪中国之命运系于知识分子。因此，很有必要提高人们对知识和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认识，在全社会营建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2.重视教育，发展教育，规范教育，推行科学的素质教育。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要求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而且是一种新兴的重要产业来对待。教育产业要根据世界教育发展状况和国情，不断进行结构调整，淘汰旧学科、旧专业，不断进行知识更新，把高新技术人才的培养与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者的培养结合起来。学历教育要规范，学历证书发放要严格，教育产业决不能生产假冒伪劣的产品来败坏知识分子的名誉，来误国误民。要改变应试教育，实行以培养创新能力为主体的素质教育。
3.多渠道加大对科学与教育的投资，及时更新科研设备、图书资料，增加科研经费和对外交流支出。从R&D经费投入看， 我国无论在投入总额还是在投入额度占GDP比重上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 而且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从投入来源看，发达国家企业投入的比例一般在70%以上，远远高于政府。比较结果提示我们，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加大对科教的投资力度，并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激励企业投资积极性。
4.改善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待遇。重视解决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把知识分子从日常琐碎的生活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浓厚的商业气息中解脱出来，潜心从事科教工作。要重视克服知识分子的英年早逝问题，延长知识分子的工作寿命。
5.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最为重要，进一步增强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防止人才外流；创造自由和公正的科学研究氛围，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广泛招纳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
新一轮科技革命扑面而来，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科学已经渗透到生产力的各要素中间，内生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各个国家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明显地表现为科技实力的竞争。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已经初见端倪，传统的工业经济被知识经济代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若不重视科技知识的创新与发展，不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国家就不可能有生存发展的机会。科教兴国战略意义深远，知识分子责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