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糊涂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论文,糊涂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
诚然，女性主义批评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对文学创作及各种当代批评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①。但虽然这样，“具体而中肯”的女性主义批评“常常被一些自负的批评史家和批评理论视而不见”②。
在中国大陆，朱虹教授等自80年代以来便开始了对女性主义批评的热情介绍，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一些人还将其运用于评论实践中，取得了不少实绩。但女性主义批评仍是一种发展中的理论，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存在的一些糊涂帐需要进一步清理、评鉴，一些论争还将继续下去。本文试就这方面的问题，谈一点浅见。
天堂还是陷阱
罗曼司（romance，或曰“浪漫小说”）是天堂还是陷阱，对于女性主义批评来说，便是一笔糊涂帐。
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各类罗曼司都是男人幽默、鄙视和讽刺的目标，而作为妇女，她们则喜欢这种形式。罗曼司的角色、主题及各种动机，对现当代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特别是对现当代妇女的阅读和写作。
她们认为，罗曼司包括了两个关键术语：冒险和爱情，这是妇女所特别看重的。早期的罗曼司具有崇高典雅的男士风格，夏洛蒂·勃朗特专注于妇女，将行动、紧张、渴望引进了罗曼司，使它脱离了最初的含义，微妙地将其改造成了一种女性的形式。
夏洛蒂将现代小说引进罗曼司，或者将罗曼司引进小说的成就，对整个妇女写作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助长了妇女的写作朝两种类型分化：“高贵的男性的”模式，就像乔治·艾略特所提供的例子，在这种模式中，作者大量地采用了男性社会的立场和价值；而“女性的”模式用弱化了的罗曼司模式处理罗曼司主题，它更专注更突出妇女的特殊范畴。③
这种形式是妇女创作、为了妇女和关于妇女的生活的。男性传统在罗曼司中淡化了，无论是妇女读者还是作者，都从罗曼司中找到了大量安慰。
有的批评家用社会学的统计法，证明妇女阅读美国的哈乐根(Har Le Quin)和英国的米尔斯-布恩丛书(Mills and Boon)等罗曼司的兴趣，是与她们的生活实际联系在一起的。妇女阅读罗曼司是因为它可使她们在字里行间摆脱日常生活的困境，轻易地逃遁到美丽的幻想中去。故逃避现实和消遣放松是妇女阅读罗曼司的主要目的。
有的批评家从阅读心理出发，考察妇女阅读罗曼司的心理学动机，认为这涉及到女性的一些心理驱力如好奇心、冒险精神、替代性的性心理满足等。安·巴尔·斯尼托指出，妇女阅读罗曼司，是因为她们有强烈的好奇心，渴望更多地了解家庭以外的世界。在罗曼司梦幻中，妇女试图寻觅伴侣时，社会为她们提供了男性性伙伴，当她们产生关于成功、统治的幻觉时，社会为她们提供了一种吸引男人的魅力，当她们就要萌生关于性的春梦时，社会为她们提供了禁忌。而心理学事实或社会现实主义则不太可能给一名罗曼司读者这些东西。
还有的批评家从主流文化对妇女的拒斥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莉莲·法伦在《爱的词语》里认为：
所有的罗曼司提供了女性的爱、情感和信奉的文化领域的模式，而这些领域在主流小说(mainstreem fiction)中很少得到揭示。对这种遭忽视的样式的系统分析，会提供关于我们的文化中的妇女体验的有价值的材料。……在一种只有男性的经历才给予充分承认并公开讨论的文化中，妇女的经历只存在于边陲：在肥皂商用以做广告的家庭连续剧中，在那些关于妇女下厨房、搞卫生、照顾小孩的妇女杂志中，或者偶尔挤进主流小说的被祢为“妇女的书”中④。
罗莎莲德·迈尔斯也说：
男作家越来越倾向于不写罗曼司，在总体上，男作家拒绝罗曼司，除非他们将其视为获得大量金钱的机会那样把它同“下海”等同起来而利用它。⑤
另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则对哈乐根和米尔斯－布恩丛书式的罗曼司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她们认为，这类罗曼司常歪曲了真实的两性关系，是一种庸俗的浪漫主义。对妇女来说，不啻是陷阱。它鼓励妇女“向内转”，沉溺于主观情感，忘记妇女的真实处境，抛弃改造现实的斗争精神。它的读者并未“像妇女一样阅读”，而是作为男人的身份去阅读，去扮演男权传统要她们扮演的性别角色。
英国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在《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小说吗》一文里声称，米尔斯－布恩丛书里的罗曼司，其作者、读者均为妇女，然而，没有什么比这类小说所散布的幻觉更远离女性主义的宗旨了。性的、种族的和阶级的屈从常常成为这些小说的特征。它们表现了“妇女的紧身围腰的撕裂者”，要读者与一个被动的女主角认同，她只有在顺从男人的控制时才能找到幸福。因而，罗曼司以一种压迫的观念形态出现，它旨在使妇女永远处于从属地位。罗莎琳德·考尔德同样认为，在罗曼司里，男人的权力受到膜拜，得到加强：
认识到在女主角对她的男人崇拜的历程中确实存在着障碍是有趣的，但是这些障碍决非妇女对那类男人所作的真正批评或模棱两可的解释。障碍来自外部，来自物质环境或误解。叙述的工作即逐渐清除这些误解和障碍。我们存在的不是对这些男人的矛盾感情或窒息感，而是一些令人沮丧的情况，它们最终被清除以便女主角安全地感到对那个男人的敬重和爱情。换言之，这些幻想承认如此信念：如果不是一系列愚蠢的误解或错觉，两性间一切皆十分完美。⑥
伊丽莎白·考伊等人宣称，第一人称现实主义叙事作品，才是一种在观念上契合女性主义的文学形式，过分的浪漫幻想、对复得的性活动的庆贺，讽刺地证实了妇女仍处于一种私人的、非历史的、性欲的和非政治的地位，而掩饰了其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种种真实关系。
针对上述批评，艾丽森·莱特在《回归曼德利──罗曼司小说、女性性欲和阶段》一文里从三个方面作了回答：第一，文学阅读不是一种简单的反射性接受，它是一种交流。女性读者是复杂的，并非天生的笨蛋，有一定的识别能力；第二，我们不用担心文学是娱乐、消遣这一事实，文学表现或探究的正是有关愉悦、幻想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妇女来说尤为重要；最后，对罗曼司的评论还可以使女性批评家自身从中找到乐趣，比起符号学、现象学等批评来，它伴随着更多的幽默、亢奋和欢悦，因为我们作为“通俗文化”的批评者需要一种语言去谈及政治而又不摈弃消遣愉乐的那些种类。
丽塔·费尔斯基似想调解上述争端。她在颇受好评的《超越女性主义美学：女性主义文学与社会变化》一书里指出，女性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在过去20年间，许多女作家已专注于紧迫的政治问题和重写妇女生活的故事，她们常选择不是将文学性和传统尺度置于突出位置的，而是鼓励以功能和意义为基础的阅读的现实主义样式”⑦，但它是一种“主观的”现实主义：
不管怎样，“主观的”自传体现实主义几乎不具备19世纪小说的特征。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一般都被个人化的叙事者取代了，这种叙事者的视点，或者完全等同于主人公，或者同情主人公，这是从对现实世界的广泛观察缩小焦距对准情感或经验主体的反应的结果。它强调对有关充满着不确定因素的自我意识的矛盾与冲突进行探索。即使现实世界可以被详尽地描绘，像美国女性主义现实主义小说那样，但对于表现女主角成长的主要的自传体的题旨来说，它总还是次要的。这些现实主义的“主观的”样式，集中于经验的意识，并与梦幻和奇想结合，作为它的真实的概念的一部分展开想象，常常包含着浓烈的新浪漫主义因素。⑧
如此“主观的”现实主义既能反映妇女的真实处境，又能满足女性构建一个积极的、不断变化的文化视界。但费尔斯基评述的主要对象并不是米尔斯-布恩丛书那样的罗曼司。
看来，论争还将继续下去。有些问题已超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范畴，涉及到对文学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解。前段时间国内关于琼瑶情爱小说的讨论，与上述论争便存在一些近似之处。
“用身体书写”
关于女性的生理特征，或者说女性的躯体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也是一笔扑朔迷离的糊涂帐。
法国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条重要理论便是“女性身体书写”。女性的创作由肉体开始，其身体、差异渗入语言和文本，女性语言和真正的女性写作将表现肉体。埃莱娜·西克苏、凯洛琳·G·伯克都是这种理论的倡导者。
西克苏在《美杜莎的笑声》等论著里宣称，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的写作从身体出发，通过写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用肉体讲真话。“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的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⑨西克苏的提法引起不少诘难。实质上，她并不是要抛弃文字，而主要强调妇女应在写作过程中，破坏属于男性规范的陈词滥调，以女性躯体为意象的源泉。女性躯体、感觉具有直接性、丰富性和易变性，那么女性语言也应是丰富而流动易变的。但由于西克苏过分强调女性的“身体”，又接近了自己所反对的“生理决定论”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另一位法国派代表人物朱莉亚·克丽斯特娃作为深受德里达、拉冈理论浸润的符号学家，虽然更侧重符号的形而上建构，但她关于“符号学模式”与“象征模式”的区划，与强调女性生理性或躯体的理论有不少契合之处。她认为“象征模式”与父亲、语法、句法及各种形成结构的社会模式相联系，而“符号学模式”则与母亲、本能、无形散漫的方式相联系。故有人认为，她“仍然相信男人创造权力和表达的世界，妇女创造婴孩”，危险地接近性别歧视的生理决定论。⑩
是否存在一种与女性躯体密切相关的女性文学风格？女性的生理特征在文学运作中重要程度如何？生理特征与艺术创造性必然冲突吗？从弗·伍尔夫以来，这些问题便是女性主义批评争论的热点。随着女性主义对男性统治文化传统的批评越来越多，男女作家的差异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譬如，关于母亲身份与作家角色的关系问题，便歧见杂陈。包括伍尔夫在内的一些人指出，杰出的女作家是很难有孩子的，如简·奥斯丁，勃朗特三姐妹、G·爱略特、弗·伍尔夫、伊丽莎白·鲍恩、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多罗西·理查森等人。在《沉默》里，蒂利·奥尔森列举了她自己时代的一系列有成就的女作家都没有孩子。英国小说家苏姗·希尔也曾说，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丧失了创作小说的全部欲望。
但也不尽如此。许多杰出的女作家都在生儿育女。玛格利特·德拉布尔 针锋相对地说，对于她，肉体的与心智的创造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她创作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小说，分别等待着她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孩子的诞生”。(11)生儿育女花费了母亲大量的心血和时间，但也使她们由此而获得了对于文学来说特别珍贵的独特体验。伊丽莎白·詹威在评价代表了美国当代女权运动最初阶段诗歌潮流的西尔维亚·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的作品时指出，与男诗人不同的是，女诗人在想象自己的死亡及真正走向死亡时，都想到了自己的孩子，这使她们的诗异常感人。
又如，一些女作家表现了女性对行经的厌恶，像多丽丝·莱辛在《金色笔记》中，便坦率而细腻地呈现了女性对这一生理现象的厌恶感。而在《女战士》里，汤婷婷写到，对于她，行经，是她生活中很简单的一件事，是女性的象征：“行经的日子并没有中断我的训练。我一如既往一样强健”，“你现在已成熟，老妇人向初次来月经的女人解释道，‘……你将会有孩子！’”(12)那种宣称妇女本能地感觉精细，有良好的记忆力的说法，也遭到来自男作家的反驳。普鲁斯特曾说，任何认为妇女比男人对于细节有更好的记忆力的看法是错误的，作家比一般人有更好的记忆力，如此而已。
生理特征和艺术的创造性并非必然对立。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批评内 部出现了一种“怀疑论”，开始对用性别作为一种分析文学的准则持审慎的态度，认为仅从两性生理的角度将文化或历史理论化的做法，抹杀或掩盖了多样性和特殊性。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更倾向于用“女性的”(feminine)去修饰“意识”，而不愿用“女的(female)，认为后者简单地将一名妇女的存在归诸生理因素。feminine带有文化的意味，表示女子气、女性气质、阴性的，而female更带有生理的意味，表示女的、雌的。这也便是“女性躯体”(female body)和“女性形象”(feminine figure)的区别所在，前者是一种事实，而后者是一种认定，作者在建构女性形象的“女性气质”时，一定融进了既定的关于女性角色的意识形态。时代、阶级、种族以及由此而伴生的对教育的影响、闲暇、自我认同等因素，皆会对文学创作及接受产生影响。哈佛大学教授海伦·温德勒在分析了1990年初出版的9部女性主义批评论著后罗列了女性主义批评的两种缺陷，第一是将文学形象等同于真人，从而贬低了文学价值；第二是过份强调妇女固有的写作语言和表达方式，有生理决定论之嫌。温德勒以为丽塔·费尔斯基的《超越女性主义美学：女性主义文学与社会变化》部分弥补了上述缺憾，将文学与社会生活更广泛地结合起来考虑。
反之，如果在考虑文学的诸种因素时忽略性别因素，无视两性在生理及文化上的特殊性，也是没有道理的，不啻取消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存在。性别因素虽不是文学运作中的决定因素，却是构成文学作品的诸多因素之一，与阶级因素、时代因素、民族因素等共存于文学活动中，机械划一地将性别因素边缘化，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罗莎莲德·迈尔斯说得好：
作者的性别可以成为我们不用考虑的某些因素，但它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些因素。我们可以不把乔治·艾略特作为一名女性小说家(ladynovelist)考虑，但我们能这样去思考简·奥斯丁和弗·伍尔夫吗？(13)
但怎样厘定文学活动中性别因素与其他各种因素的关系，特别是怎样把握两性生理特征与性别文化差异之间的“度”，却是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很棘手的问题。卡勒不无同情地说，是将性别差异降到最低限度，还是刻意高扬它？是中和或超越男女间的二元对立，还是突出女性，即使形成一块孤立的“女性文学”特区也在所不惜呢？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内部的论争，常常激烈到势不两立的地步(14)。
萨福的妹妹们
一般认为，古希腊抒情诗人萨福(Sappho)是西方最早的女同性恋者，以至其居住地累斯博斯Lesbos后来也被用来指称女同性恋者(Lesbian)。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Lesbian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怎样“发落”这世界的另一半──男人，怎样区分女同性恋文本与女性主义文本的界限，女同性恋是否仅是一种反对母亲身份的激进的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或“应急”的临时举措等问题，对于女性主义批评来说，同样是一笔糊涂帐。
在美国，60年代末便萌生了女同性恋文学批评，如珍妮特·福斯特的《不同性爱的妇女》(1956)及吉恩·戴蒙等人的《文学中的女同性恋者：一个目录》(1967)。但直到70年代末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刊物《符号》和《边缘》上才出现以女同性恋为中心的论文。这些文章指出，女性主义批评早期的许多重要论著，如埃伦·莫里斯的《文学妇女》、帕·斯帕克斯的《女性想象力》、伊·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以及吉尔伯特和古芭的《阁楼里的疯女人》等，都没有提到女同性恋批评，因而与男性中心主义一样，仍是一种霸权主义。从1974年起，芝加哥现代语言协会和女同性恋作家联合会每年举行专题讨论会，建立了女同性恋批评家、教师和学者的网络；一些女同性恋批评家还公布了通讯录，建立了咨询站，很热闹了一阵。
为了将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与同性恋以及男同性恋(malehomosexuality)区别开来，一些批评家作了耐心的阐释。她们宣称，女同性恋不同于男同性恋，它是反抗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行为，不仅是一种“性选择”或“另一种生活方式”，它还是一种对传统秩序的根本批判，是妇女的一种组织原则，一种试图创造一个分享共同思想环境的表现，是女性在同类中录找中心的尝试，女性间的友谊才是第一位的。艾德里安娜·里奇在《强迫的异性爱和女同性恋的存在》一文中提出，所有的妇女都生活在一个女同性恋的连续统一体中，从吮吸母乳的婴孩到快要咽气的90岁老妪，皆不断进出于这个统一体。莉莲·弗德曼在《超越男人的爱》里再度宣扬了这一思想：“女同性恋描述了两位妇女强烈的感情和影响直指对方这样一种联系，其中，性接触可能或多或少是这种关系的一部分，或者完全不存在。最重要的是，这两位妇女大部分时间在一起，分享生活的方方面面。”(15)
巴巴拉·史密斯在《黑人女性主义评论的萌芽》一文里进一步探讨了黑人女同性恋问题，明确地将莫里森的《苏拉》作为一部“黑人女同性恋文学”来读解，说它不自觉地提出了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关于黑人妇女的自治及生活中相互影响的问题，而许多人对《苏拉》不理解，很可能便是因为女同性恋的缘故。史密斯认为女主角苏拉和内尔的关系“从头起就充满了性爱的浪漫色彩”，苏拉是内尔想象中的“火热的王子”，是家长制迫使她们把活力从自身转到异性身上去。两个黑人姑娘的团结使她们能找到勇气去创造她们自己。因而莫里森通过自己的小说，发展了黑人女同性恋主义。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像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一样，使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呈现出多声部平等对话的优势，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由上我们可以看到，里奇等人对女同性恋的界定是相当宽泛的。它既包括了一些货真价实的女同性恋者，也包括了强调女性团结、恪守妇女认同经验的激进的异性爱女性主义者，同时“这种批评还需要考虑是否一个女同性恋文本是由一名女同性恋者创作的（要是这样，我们怎样确定谁是一名女同性恋者？）抑或是一名写女同性恋的人（可能是异性爱妇女或男人），甚而仅是一名表达了女同性恋‘视界’的人”。(16)
肯·鲁斯文在分析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时便陷入了迷阵，将女同性恋批评与法国派“女性身体书写”理论混淆起来。他说，有些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身体书写”理论，这种理论探讨了性与创作间的关系，宣称阴唇是女作家创作的源泉，这便有力地反击了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生殖器崇拜神话，这种神话宣称创作是一种勃起和发泄的活动。这样联系虽有趣，但法国派“身体书写”论的倡导者并非异性爱者。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与激进的女性主义者间的界限也十分模糊。激进的女性主义论称，妇女的主要问题是从男人对她们身体的控制中获得新生。相对于自由派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而言，激进的女性主义并不否认妇女的生物性，但倾向于认为妇女被压迫的根源是妇女生物学意义上的做母亲的能力，男性通过家庭对女性的性、生育权及经济权进行控制。这使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提出了一些与女同性恋主义者相近的主张。明晰地界定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的界限是困难的。诚如肖瓦尔特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所言，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承认，妇女的身份不仅由她们与男性社会及男性文化传统的关系来界定，妇女间的有力结合，是妇女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丽塔·费尔斯基还指出，像女同性恋主义一样，男同性恋者也日益倾向于将自己与一个完整的文化系列和政治派别连结起来，而不是简单地将这种行为视为对一种特殊的性关系的偏爱。“同性恋身份”倒像一种应急的结构，一种在历史的和现实的关于人类性行为的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之下的应急举措。(17)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避而不谈怎样“发落”男性的问题。从积极的意义看，设计、识读女同性恋模式，是为了让男人学会把妇女看作同等的、值得尊敬的异类，从而提高妇女的尊严。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同性恋是不正常的，是没有前途的，无论男女，倡导女同性恋主义，无疑重蹈了性别对立二分的父系等级制的覆辙。因而克里斯·威登说，我们怎样确定女同性恋主义和我们怎样阅读女同性恋文本，取决于怎样确定我们的目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如果在妇女中确立女同性恋的意义是困难的，那这种界定最终只能是政治的”(18)。这并未解决问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诸流派都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故威登进一步补充道：“如果我们想明白或质疑过去与现在的异性爱主义，我们就需要对建构性征的形式、性欲的控制和性别主体的规则展开讨论。”(19)
“鳄鱼邓迪”的辩解
“鳄鱼邓迪”(Crocodile Dundee)是好莱坞电影中富有男子汉气概的一个角色，一些女性主义者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从事女性主义批评研究的澳大利亚男性批评家肯·鲁斯文(Ken Ruthven)。这当然是贬义的，意思是鲁斯文对妇女的“同情”是一种假慈悲。
这便关涉到男性从事女性主义批评及研究的问题。这也是一笔糊涂帐，尚待深究。
文学史上，不乏男作家扶持、奖掖女作家的佳话。譬如，当《简·爱》的价值尚未引起世人注目时，乔·亨·刘易斯便大加赞赏，说“我们很久以来没有看到一本这样令我们耳目为之一爽的书了”。当代一些男性批评家，像特里·伊格尔顿、乔纳森·卡勒等，都在一些论著中批判了男性中心主义，旗帜鲜明地捍卫男女平等思想。
针对这种状况，伊·肖瓦尔特提出一种“性别理论”，这种理论“允许把男性主体介绍进女性主义批评中，让男人作为学生、学者、理论家和批评家而进入女性主义批评领域”。而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则不然，认为男人占据了发言者的位置，那么便会有妇女被剥夺了发言权，妇女仍处于边缘地位，由男人言说，让压迫者向被压迫者讲述他的压迫，在道义上便是可疑的。就连肖瓦尔特本人，虽未对男性女性主义者关上大门，却在《文学评论的男女换装》里宣称，写作了《克拉丽莎的被奸》的伊格尔顿和卡勒等人皈依女性主义批评，是为了使男性统治现代化而对女性才智发起的新一轮攻击，其效果是通过为女性主义批评代言来压制或排挤这种批评。所以玛丽·雅各布斯指出，肖瓦尔特这样做，十分接近于自己曾嘲弄过的性别二元对立论。但雅各布斯也承认，肖瓦尔特对男性盗用女性主义名义的举动加以提防无疑是对的。
总之，不少女性主义者一方面批判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如弗洛伊德主义）从生理上来界定性别差异的作法，另一方面又求助于作为生理上的女性的特征和经历，排斥男性批评家从事女性主义批评或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呈现出明显的矛盾。
让我们来看看肯·鲁斯文的辩解。
鲁斯文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引论》(1984)是第一本试图全面考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专著。该书研析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及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等七种形态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探讨了女性主义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批评间的异同问题。
鲁斯文首先试图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便是男性从事女性主义批评研究的问题。他说，男性从事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是危险的，因为“女性主义理论已经将一部男人写的关于书的书评视为一种诡计，所以无论男人做什么，都很可能被认为是男性企图控制女性向自身讲话的问题的征兆”，很可能被视为“猎奇观淫的注视”，因此，“男人参与妇女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讨论常常因为是男人而被简单地拒之门外”。(20)
但鲁斯文却肯定了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流派有存在的合理性。他指出，文学理论的兴盛建立在挑战和反叛之上，它的更新依靠对作品所提出的问题和关于它的话语方式的新问题的发现。女性主义批评便包含了许多这样的问题。鲁斯文说，作为一种惯例，文学批评依靠和幸存于这种接纳的过程，它对新理论的兴趣强于陈旧的东西。那么任何人，特别是男人们想忽视女性主义批评的存在都是困难的。
鲁斯文明确声言，无论什么样的反对意见对他都无影响，自己是将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元批评(metacriticism)，即作为某种批评而不是作为某种“教义”对待的：
在我看来，反对男人介入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活动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松散的层面上不仅减弱了，而且在元批评的层面上完全消失了，在这一领域探讨的对象是批评手段的有效性而不是由这种批评手段引起的思想内容的正确与否。要求只有女性才能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像要求只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一样没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男人在任何层次上是否有资格参加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是一个局限在女性主义话语范畴内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把女性主义批评的创作和控制当作前理论话语(prediscursive)或外理论话语(extradiscursive)的教条。(21)
他陈述了两点基本立场：第一，他的评价是回避价值判断的；第二，他不属于女性主义批评阵营中人，是将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来对待的。关于第二点，鲁斯文无疑是有道理的。作为男性，他完全有权利将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方法 ”来研究。譬如，我们不是莎士比亚时代的人，我们同样可以阐释莎士比亚；不是黑人，同样可以评论莫里森的“黑色性”，就像莫里森不是白人，一样有权评价“美国文化的白色性”那样。
而鲁斯文声称回避价值评判，无视“思想内容的正确与否”的问题则值得诘疑。他试图用貌似客观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主观判断，但他所寻求的那种实验性纯度和精确性在人文科学领域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性别理论”或鲁斯文所谓的“元批评”，如果从性别视角观照文学，便不会有什么“中性”的、不偏不倚的角度，性别价值投诉应直指男女平等主义。目前，国内有的批评者与鲁斯文相近，声言将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新方法看待而不作价值评判，所幸还无人揭开其藏着的“麒麟脚”来。如鲁斯文所言，男人参与或关注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有争义的活动，还将继续下去。
这样一些糊涂帐，可能正昭示了女性主义批评旺盛的生命力，承认缺陷或疑点，却为批评、分析及移位敞开了大门。丽塔·费尔斯基在《超越女性主义美学：女性主义文学与社会变化》一书结尾处写道：
女性主义阅读和写作的策略问题不单纯是从美学水准来解决的问题，它与整个妇女运动的命运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女性主义最重要的力量是，它不仅构成了一种学术话语，而且还能不断激发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运动，因而在讨论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性时，应将女性主义运动置于中心位置。(22)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与女性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澄清这样一些糊涂帐，还有赖于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②(14) Jonathan Cullar,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London and Henley,1985,p.30, p.42,p.172.
③⑤(11)(12)(13) Rosalind Miles,The Female Form,Women Writersand the Conquest of the Novel,London,1990,p.42.p.24,p.43,p.165,p.10.
④ Eileen Fallon,Words of Love,载同上书第34页。
⑥ 罗莎琳德·考尔德《女性的欲望：今日妇女之性征》，见《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玛丽·伊格尔顿编，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59页。
⑦⑧⑩(17)(22) Rita Felski,Beyond Feminist Aesthetics,Feminist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89,p.79,p.82,p 40,p.119-120,p.182.
⑨ 埃莱娜·西克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15)(16)(18)(19)Chris Weedon,Feminist Practice andPoststructrunalist Theory,Printed in Great Britain,1987,p.159,p.160,p.160,p.161.
(20)(21) K.K.Ruthven,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8.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