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科技差距及其成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中国论文,差距论文,区域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11-06
中图分类号：TU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053(2008)02-0287-07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越来越依赖于区域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与区域科技基础紧密相关[1]。中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差距显著的国家，然而相对与区域经济差距，区域科技差距更加突出，如2004年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GDP比重为58.2：25.0：16.8，而对应的R&D经费内部支出比重为70.2：15.9：13.9。学术界关于区域科技及其差距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视角。一是关于国家科技区域分布特征，如Malecki对美国1965-1977年间联邦政府R&D经费区域分布的研究发现，联邦政府R&D经费集中在东部大西洋、西部太平洋沿岸的少数大都市区[2]。二是关于区域经济与地方科技空间分布匹配关系的研究，如Cani
ls通过对欧盟的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研究发现，地方科技与区域经济规模在空间匹配性分布特征[3]。三是将国家科技和地方科技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区域科技能力，如Chung根据韩国的大学等政府属研发机构和产业(企业)研发机构数量在空间上分布差异，把韩国分为发达、发展中和欠发达三类区域创新体系[4]。之所以分类研究，是因为国家科技(区域分布)和地方科技是区域科技中两个相互独立、不同性质的科技组成部分，如Sternberg认为：国家科技是所谓的任务导向(mission-oriented)，不是技术扩散导向(diffusion-oriented)，而地方科技则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5]。我国学者吴贵生等也认为：国家科技的目标在于提高国家竞争力，执行者是中央属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等科技公共物品生产，具有较高的知识外溢效应；地方科技的目标在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执行者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属科研机构，主要从事新产品的试验与开发活动等科技私人物品，具有较低的知识外溢效应[6]。
本文以此为研究出发点，分别从国家科技区域分布(简称“国家队”)、地方科技(简称“地方军”)、广义区域科技(简称“区域科技”)三方面对中国区域科技差距进行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区域科技差距的具体特征？二是区域科技差距的影响因素？
1 区域科技差距状况
1.1 数据选取
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科技发展水平最常用指标为R&D经费支出量[7]，所以本文选取R&D经费量来反映科技状况，分别对“国家队”、“地方军”和区域科技作如下界定：
(1)“国家队”。国家科技(区域分布)包括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机构、原国家部委属科研机构、国家“985”和“211”高校，及其所辖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学科等机构的科研活动。本文做如下界定：“国家队”=全部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地方属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院校(R&D经费)①。
(2)“地方军”。“地方军”包括企业科研机构、
地方政府属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本文作如下界定：“地方军”=区域科技-“国家队”=产业科技+地方属研究与开发机构(R&D经费)。
(3)区域科技。区域科技为辖区内科技活动的总和，既包括主要服务于国家目标的“国家队”，又包括支撑地方经济发展为主的“地方军”，区域科技=“国家队”+“地方军”(R&D经费)。
1.2 中国区域科技差距状况
按上述研究思路和数据选取方法，本文选择集中度指数、静态不平衡差指数、综合差异系数(变差系数、人口加权变差系数、GDP加权变差系数)、基尼系数，定量评价1998-2004年区域科技、区域“国家队”和“地方军”空间分布特征，如表1。通过表1可发现以下特征：
(1)考察期内，“国家队”集中度指数(CR4和CR8指数)和静态不平衡差指数(VR4和VR8指数)都有所降低，反映了“国家队”区域分布差距减小，呈均衡分布的趋势；“地方军”集中度指数和静态不平衡差指数呈增大趋势，科技差距加大；区域科技的集中度指数和静态不平衡差指数变化很小，说明区域科技差距明显且没有改善，同时，区域科技两个组成部分——“国家队”和“地方军”呈相反变化趋势，且两者的效果相互抵消。
(2)考察期内，“国家队”综合变差系数(变差系数、相对人口的加权变差系数、相对GDP的加权变差系数)、基尼系数都较大，但明显降低，说明“国家队”由过去高度非均衡较快向均衡分布转变；而“地方军”的综合变差系数、基尼系数都较小，但有所上升，说明“地方军”非均衡分布程度有所加强；区域科技的综合变差系数、基尼系数略有降低，说明区域科技总体略呈均衡布局的趋势，且是“国家队”(反映政府力量)和“地方军”(反映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3)考察期内，科技差距大于经济差距。根据陈秀山等的研究，区域经济水平(1998-2002年人均GDP)的变差系数在0.6-0.7之间、基尼系数在0.25-0.27之间[8]，因而远小于同期区域科技差距(见表1)，区域科技差距是经济差距的一倍左右。
2 区域科技差距的影响因素
由于区域科技由“国家队”和“地方军”两个部分组合决定，本文分别对“国家队”和“地方军”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再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2.1 “地方军”的影响因素
(1)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地方军”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大多归结为区域经济水平[1][3][9]，但上述研究还难以解释部分省区“地方军”与经济脱节现象，本文拓展为以下四方面。
①高等院校分中央属和地方属两类，由于地方属高校R&D经费比重小，且缺乏准确数据，所以用全部高等院校R&D经费数据。
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吴贵生等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区域科技发展的首要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规模决定着区域科技投入规模；二是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科技投入强度是有差异的，特别是人均GDP差异导致科技投入强度的差异；三是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随着中国财政体制分权制的确立，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已成为地方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10]。选择以下自变量：
X1：区域经济总量(GDP)；X2：区域经济水平(人均GDP)；X3：地方财政支出。
②区域产业结构特征。从广义的角度看，区域产业特征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范畴，但区域有别于国家，国家往往追求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而区域更追求建立以分工为基础的产业专业化。而不同产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存在巨大差异，如2002年中国制造业、采掘业、公共事业和高技术产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0.935％、0.625％、0.207％和1.720％。所以区域产业结构特征对“地方军”的影响甚至更加显著。选择以下变量：
X4：产业结构指数，产业结构指数=[(区域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区域GDP]/[(全国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全国GDP]。
③区域社会文化特征。区域社会文化特征对科技的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是区域人口，如区域内的人口结构、文化素质等，往往决定了科技活动的人力资源供给。因此，本文构建区域科技人口结构指数，作为衡量区域人口与文化素质的指标。二是区域的城市科技等级。根据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不同等级城市的服务内容存在差异，科技作为高等级服务活动往往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重要职能[11]；魏守华等发现中国省区科技活动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副省级等大城市[12]。选择以下变量：
X5：区域人口结构科技指数，区域人口结构科技指数=(区域内每万名人口中科技活动人员数)/全国每万名人口中科技活动人员数。X6：区域的城市科技等级，主要采取赋值法：省会城市赋值为1、副省级非省会城市赋值为1、副省级省会城市赋值为3、直辖市赋值为5。
④区域外部科技资源利用能力。外部科技资源利用主要通过FDI方式和技术转移，其中，FDI不仅对所在区域“地方军”有直接贡献，而且FDI还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等带动区域技术发展。Chen和Liu认为可从区域FDI的绝对规模和FDI的平均强度两方面考察FDI推动区域科技发展[13]。选择两个变量：
X7：FDI规模；X8：FDI强度，FDI强度=FDI投资规模/FDI企业数。
(2)回归模型与结果解释
在上述影响因素分析及自变量选择的基础上，
本文构建一个多元回归模型：
：“地方军”R&D经费；X1：GDP；X2：人均GDP；X3：地方政府财政支出；X4：区域产业结构指数；X5：区域人口结构科技指数；X6：区域的城市科技等级；X7：FDI规模；X8：FDI强度。其中，X4、X5为区域与全国对应指标的比值(相对量)，所以直接作为考察变量；而其余变量只反映本区域特征(绝对量)，所以用对数形式作为考察变量。
运用统计软件Stata8.0初步回归结果发现变量(X3：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变量(X1：GDP)之间相关性高，存在多重共线性特征，故舍弃容忍度检验值较小的变量(X3)，再次回归和检验，结果如表2。结果解释如下：
①“地方军”受区域产业结构影响最大，这是过去研究中所忽略的。产业结构程度的高低不仅综合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高低，而且反映了区域由于产业构成差异而导致区域R&D经费强度差异，如河南、河北等省区由于农业比重高，“地方军”明显低于经济水平相似的湖北等省区。
②“地方军”受区域经济规模影响较大，与Canils[3]、徐建国[9]的研究一致；由于地方财政支出与GDP相关性高，也说明“地方军”受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影响较大。“地方军”与人均GDP略呈负相关，反映了中国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低(尤其是许多区域低于1000美元)，科技发展与人均GDP相关性弱，如新疆、云南、海南等省区人均GDP明显高于全国平均，但区域科技明显落后；反之，陕西、湖北等省区人均GDP不高，但区域科技发展水平较高。
③“地方军”略受区域社会文化特征影响。“地方军”受区域的城市科技等级中等程度影响，反映了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对科技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地方军”受区域科技人口结构影响很小，可能是由于中国劳动力供给充分，尤其是科技人员具有更大的流动性。
④“地方军”受FDI强度中等程度影响，FDI强度主要反映了FDI企业规模，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多以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与Chen和Liu的分析一致[13]。但“地方军”与FDI基本无关，甚至是略呈负相关，反映了中国FDI技术密集型产业少，而更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2.2 “国家队”的影响因素
(1)影响因素分析
吴贵生等认为国家科技主要为实现以下功能：国家科技赶超功能、区域均衡功能和引导功能[10]。本文以此为基础，探讨“国家队”的影响因素。
①国家科技的赶超战略。科技日益向广度和纵深方向发展，很少有国家能在所有领域保持世界领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科技通过在局部领域、局部空间上优化配置科技资源，使其率先发展起来，实现科技赶超，因此从空间布局的角度看，国家科技的赶超战略也就是国家科技的优化布局战略。国家科技的优化布局战略主要依托区域原有“国家队”的科技基础存量，尤其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等优质科技资源往往担负着国家科技的赶超功能。为了反映国家科技布局的这种效率优先战略，本文选择变量：
X1：区域“国家队”存量(前一年度“国家队”R&D经费)。
②国家科技布局的区域均衡战略。国家科技布局除了关注效率，还必须要关注由“市场失灵”而造成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即国家科技不仅追求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要兼顾区域科技的均衡发展。目前，中国正在实施“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由过去的区域非均衡向均衡发展战略转变，国家科技也承担着为区域发展战略作贡献的任务。为了反映国家科技布局区域均衡功能，本文选择变量：
X2：区域“国家队”分布指数=区域“国家队”R&D经费/全国平均“国家队”R&D经费数。
③国家科技的区域引导战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军”的力量不断加强，许多“地方军”正在走科技发展的“逆向路径”：经济发展→应用技术→基础研究。所以，就中央政府来说，希望地方对国家科技计划的实施、为实现国家科技目标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国家科技布局还受到“地方军”的影响。为了反映国家科技的区域引导功能，本文选择变量：
X3：地方科研机构的存量(前一年度地方属科研机构的R&D经费)。
(2)回归模型与结果解释
在上述影响因素分析及自变量选择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一个多元回归模型：
：区域“国家队”R&D经费；X1：区域“国家队”R&D经费前期存量；X2：区域“国家队”分布指数；X3：地方属科研机构的R&D经费前期存量，类似于回归方程(1)，、X1和X3取对数值，而X2直接作为考察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解释如下：
①“国家队”区域分布主要受区域“国家队”存量基础影响。一方面，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等区域分布大部分还保留着计划体制下的格局，另一方面，原来科技基础比较好的区域，往往集中了国家优质科技资源，导致获得国家科技经费的增量继续维持在全国领先的地位。
②“国家队”区域分布略受地方属科研机构科研能力影响。地方科技以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而“国家队”则以国家发展目标为主，两者在发展目标存在一定的偏差，尽管实施国家科技的区域引导战略，但中央-地方科研机构互动性并不强。
③“国家队”区域分布与区域“国家队”分布指数负相关，反映了国家科技布局具有一定的均衡布局特点。如自中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国家加强对西部的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加快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科技发展。
样本数185；数据来源：中国31个省区相关统计数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5年)。
2.3 “国家队”与“地方军”相关关系
前文把“国家队”和“地方军”作为区域科技相对独立的部分，但“国家队”和“地方军”是否具有相关性？国外已有一批文献关于“国家队”对“地方军”R&D活动集聚过程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Siebert指出企业靠近大学等研究机构可通过非正式的信息交流更快和更好地吸收知识和技术的溢出[14]。Jaffe通过对美国专利区域分布的数据分析发现，大学等公共研究机构(“国家队”)有利于吸引产业(“地方军”)R&D活动[15]。本文对1998-2004年中国31个省区“国家队”和“地方军”的相关性进行计算，得到结果如图1，可发现“国家队”和“地方军”发展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且由1998年和1999年的弱相关关系(r小于0.4)逐步增强为中等程度的相关关系(2000年后相关系数大于0.4，且2004年达到0.51)。那么“国家队”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影响“地方军”发展的呢？Malecki发现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不仅与产业R&D活动的空间分布相关，而且与政府R&D活动分布相关[2]。Markusen和McCuedy以芝加哥为例，论证了国防R&D活动是区域高技术发展的“温床”(seedbeds)[16]。Sternberg以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五个工业化国家为例，论证了政府R&D活动和区域高技术产业就业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5]。在中国，随着“两个面向”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科技日益重视中央-地方科技互动发展、“军民融合”等之间的关系，如国家科技部通过“火炬计划”等积极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在北京、西安、武汉、绵阳等许多高新区“国家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1 1998-2004年“国家队”与“地方军”相关性对比图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有以下结论：第一，区域科技类似于区域经济在空间上非均衡分布，但R&D经费远大于GDP的空间非均衡性。从发展动态看，“国家队”趋于均衡分布，而“地方军”趋于非均衡分布，反映了区域科技发展也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力量趋向于加大区域差距，而政府力量则趋向于减小区域差距而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但总体上，中国区域科技差距存在，且尚未得到有效改善。第二，中国区域科技差距既受“地方军”影响，又受“国家队”空间布局影响。“地方军”的影响因素取决于区域经济社会等综合条件，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区域社会文化特征和外部科技资源利用能力；区域“国家队”发展更多依赖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包括国家科技赶超战略、区域均衡布局战略和引导地方科技战略；区域“国家队”和“地方军”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另一方面两者又有相关关系，且相关程度逐步加强。
相应地，延伸出本文政策含义：首先，合理布局“国家队”，促进地方科技发展。“国家队”在兼顾效率的前提下，均衡优先，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优先考虑在欠发达区域布点、对有资源条件的欠发达区域优先布点。其次，建立“国家队”参与区域发展的机制。对于北京、陕西和四川等“国家队”布局比较集中的地区，一方面加强科技产业化活动，促进区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为区域培养人才，吸引和集聚企业科技活动，促进地方科技发展。再者，引导“地方军”成为国家“创新源”。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科技发展迅速，正逐步形成科技经济密集区，国家要积极引导科技经济集聚区发展和强化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为国家提供创新源，实现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互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