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燕[1]2015年在《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长期以来的世界性话题,随着时代发展,理论界众说纷纭,派系层出。环视当代中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依靠政府强制之手与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日益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强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之转变,是中国经济改革之重任,任重而道远。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1927-1937年民国建设为例,阐述民国十年黄金期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政府适时的正确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民国十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与总结,为当代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价值。围绕核心观点,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选题价值、文献回顾、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文献综述部分,通过对民国十年经济发展与发展原因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指出已有研究对1927-1937年民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认识不足,未能准确解读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推动历史发展的事实,亦未能准确解读好政府与国家资本、民营经济等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已有研究或仅肯定市场作用,无视政府当年以强制性制度供给在诱致性市场创新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土地改革中回避租佃制度优化实为农业发展的较优选择,故本文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诱致性市场创新相结合的视角,全面阐述与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在战乱年代推动的农村改革。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部分,概述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史,并指出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其张力的施展必须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与历史传统;基于政府与市场理论之研究视角,归纳本文核心观点,同时明确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最后提出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国内危机方面,体现在国内新旧军阀分裂混战导致的政治动荡,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的出现与自然灾害频繁打击;国外方面,体现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大规模世界性战争在所难免,而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都加速了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理论挑战方面,为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凯恩斯主义形成与成功实践,美国与西方多数国家走出危机,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世界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亦趋向日益成熟,对古老而落后的中国而言,是危机亦是挑战;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始迈向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导向的转型,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逐步确立,并创建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第三章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供给的各项制度改新。土地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主要资源及矿产所有权的明晰,财产登记的法律保障制度完善,都推动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关税制度的革新促进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盐税制度市场化改革,废除厘金制度,促使现代税收制度的确立;废弃银两制度改用银元制度,法币政策确立现代币制,四行二局的国有银行制度之形成,推动南京国民政府迈向金融国家资本道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项法律措施,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支持农业科技与技术改良,完善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广泛引进留学归国人才参与国家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等,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发展对外贸易,以协调工商业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发展,支持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创建农会制度,支持民间建设力量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功能之发挥;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农业复兴运动,租佃制度优化改新,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资源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制度的改进,促进农村秩序的恢复与城乡协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全方位制度创新,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制度的有效性有限,但总体上适应了时代需要,为经济恢复发展奠定基础。第四章为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土地与主要资源的确权实现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企业资本集中化加速;税制金融制度创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税制现代化改善了市场交易环境,现代货币促进了市场流通,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工业科技改新推动了生产进步,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专家与专业人才投身工农业建设;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主要工业领域全面确立,壮大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力量,提高工业化水平;民营经济朝资本集中化方向发展,民营经济多元化发展活跃市场空间,并带动工业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的中介作用,商会维护商人利益,同业公会维持市场秩序,民间乡村建设力量投入农业教育与经济建设推动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开启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探索;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农业合作社联接城市金融救济农村,缓解农业资金短缺,推动农业技术改良与进步,对城乡经济发展起到联动效应;小农户经济发展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上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互动与创新,体现了 1927-1937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发展,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发展的有限性,但总体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二次经济黄金期的出现。第五章为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本文指出对于经济落后大国而言,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保持与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南京国民政府大量采用留学归国专家与精英治国,专家精英在制度设计与决策实施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广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有利于减少制度试错成本;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动态与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政府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须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应依据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农村改革方面,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核心问题,发展农户经济与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同时注重传统文化建设。当然,民国十年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亦值得后世加以总结与借鉴。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通过对民国十年建设中,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分析,得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穆丹萍[2]2004年在《一部创新性的经济史著作——《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研究》评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郭庠林、张立英所著的《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一书 ,便是一部颇有创新意识的、研究中国近代市场经济史的著作。该书较为系统、完整地分析了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 ,并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阅读此书 ,有利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读者拓宽视野。
易仲芳[3]2013年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文中提出置身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复杂动荡的政治格局和恶劣严竣的社会环境中,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迅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民国时期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术机构,并在其时的经济学界发挥着积极的示范效应和领军作用。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能很快从众多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应时顺势,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务实应用”为科教理念,以“中国化”为学术特色,并与工、商、农、学、政及国外学术机构密切互动合作,共同服务社会,推进学术,产生了丰硕的“中国化”学术成果,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性声誉：社会调查“独开风气之先”,指数编制享誉中外,“出版物驰名全球”,建言献策触动朝野。本文以时间演变为经,地点变更为纬,“学术中国化”为主题,截取1927年—1949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区间,将考察重点放在群体活动最为频繁、最具影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建国前创立、发展、繁荣、衰退四个时期(1927—1949年)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总结评价,具体阐述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的背景与前提。简介欧美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经济学留学人员群体及中国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情况进行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按照时间和地点的变换,分四个阶段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发展历程,并对各阶段人、财、物资源配置情况及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基本介绍。第二章主要厘清“学术中国化”核心定义,引介“学术中国化”两个层面评判标准,阐明南开经济学人、时人及今人对“学术中国化”的主要认知,及作者本人对“学术中国化”内涵的自我理解,进而为下文探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活动作好前期概念与学理上的铺垫工作。第三章主要对南开经济研究所指数调研、工商调研、“三农”调研等社会调研活动进行介绍,并结合西方社会调查方法,总结南开经济研究所“实证调研方法”、“计量方法”、“教授负责制”、“项目负责制”等社会调查“中国化”的特色和优势。介绍民国时期的社会调研概况,说明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的作用与地位。第四、五、六、七章主要探索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分类介绍其“中国化”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其中第四章主要探讨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工业思想和理论。本章对比英、法、苏、美等工业强国“工业革命”历程及“工业化”路径选择,结合韦伯等人工业建设理论与主张,阐明南开经济学人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知,探讨南开经济学人关于“资本因子”面前对外来经验与模式的态度,评析方显廷工业重心思想演变,并总结陈振汉对韦伯等人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第五章结合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相关理论和改造手工业有关思想,借鉴美、加、意等欧美国家合作组织模式和经验,介绍南开经济学人何廉、方显廷等人改造“三农”思想,发展乡村工业、农业合作的有关思想与理论,总结其改造“三农”的“中国化”特色与亮点,肯定方显廷、吴知提出的区别于步赫卡尔等人的乡村工业演变制度路径更适合中国国情。第六章探索南开经济学人在苏德成功经济模式面前认知态度,简析其“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计划自由经济”思想与理论的演变路径,总结其“中国化”的“混合经济”和“计划自由经济”模式,阐明南开经济学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理立足中国实情提出的关于“国际贸易保护”、“外汇合理统制”以及财税改革的主张,并结合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欧文·费雪与霍曲莱的货币学说、皮古现款差额理论等,总结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货币金融与物价管制思想与理论。第七章主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育中国化”举措和思想。首先对“轮回教育”风波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洋化”教育问题进行简要总结,进而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土货化”教育方针、“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方案与理念进行解析。第八章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教研环境,研究其与工、商、农、学、政社会各界合作与互动的关系。第九章围绕“得”、“失”、“同”、“争”四个方面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的活动与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得”在学科建设的推进；“失”在学理构建中理论缺失；“囧”在教研环境的不到位；“争”在于学术思想上的四次大辩论。“结语”对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功之“道”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应时顺势”,适应了时代与社会大变革的需求,顺应了政府谋求经济建设的大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建所宗旨、“中国化”学术理念及“实用至上”的服务原则；一流团队建设与多元融资渠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是部不老的“传奇”,时至今日仍叶繁枝茂,学术生命如日中天。重翻其建国前这部尘封的历史,深挖其“学术中国化”的活动和成果,探索其历百折而不衰的“秘籍”,于昔于今,价值非凡,意义深远。
熊元彬[4]2015年在《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文中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手工行业众多,各地差异性较大,社会经济存在着多元结构。由于东中部不仅属产棉、缫丝区,而且在手工行业中又最为典型,因而自然比多山多雨、少田少地的云贵手工业更为凸显,以致在研究区域上,学界往往侧重于东中部等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在研究行业上又自然以棉纺织、缫丝业为主。即使在宏观的研究论著中,有关云贵手工业的内容也几乎只是稍有涉及而已,并运用东中部通商口岸统计的资料进行阐述,从而无意间忽视了云贵等地手工业在整个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地位和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以及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自身的兴起及其变动过程。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融为一体和云贵特殊的自然和历史环境,适度地借鉴发展经济学中的“适合技术”和区域经济中的联动与整合,以及山地经济等理论,从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两组耦合关系,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融入到整个中国及世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相对长时间段的连续考察,探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原料及市场等方面的变化。主要回答了云贵高原在多山多雨、少田少地、交通不便、产棉甚少、经济基础较差的特殊情况下,其近代手工业是如何兴起与变动的?手工原料及其半成品又是如何与外地进行联动与整合的?在经营手工原料及半成品的商人当中,他们又是如何经营的?政府在推动手工业的变动过程中又有何表现?以及在19世纪80年代云贵近代工业化启动至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云贵的商路又有何变化?工业化及商路的变化又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其经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全文的发展脉络来看,文章以1851年两广商人开始将英国机制洋纱转销云贵和鸦片对客商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吸引为切入点,围绕“资源→商人(联动市场与整合资源的中介)→市场”这条主线进行展开,在肯定鸦片对人们身心健康及社会都有着不可争辩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结合国内外特殊的历史环境,运用经济地理将云贵与东中部等地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如对于同属西南的成渝而言,由于成渝不仅属产棉区,纺织基础较好,机制洋纱的输入晚于云贵,而且在输入的洋货中,最先是以消费品的方式从机制洋布输入的,而棉料尚须仰给于外地的云贵则是以原料的方式最先输入洋纱,而后输入洋布。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同属云贵高原的云贵两省中,由于贵州属内陆省份,交通不及云南便利,棉料的输入相对不易,政府为弥补棉料的不足,以致贵州植棉业和蚕桑业的兴起都早于云南。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兴起及其变动是由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云贵高原周边地区相继开埠的一系列带动下,以及在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特殊时空下,云贵高原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联动得以增强,资源整合度也得以相对提高。其中,在联动与整合的方式上,从政府主导型的“滇粤铜盐互易”转变成了受国内外市场自身需求所致的“大锡出口”贸易。在联动与整合的内容上,也从传统的棉料及布疋基本“都仰给与外省”的单线贸易转变成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改贩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从而使机制洋纱以原料的方式与传统的手工织布操作相结合,开启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1883和1886年,云贵两省矿务招商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云贵近代工业化的开始,继而进一步推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发展。作为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兴起的带动因子,鸦片的种植与推广,不是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世界鸦片、洋纱等各种贸易外力的直接驱动和内部比较利益强有的吸力下,从而使鸦片在财源甚少,但又恰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云贵高原得以广泛种植和推广,继而使客商不惧爬山涉水及匪徒的劫财,纷纷而至,不仅将质优价廉的机制洋纱等手工原料及其技术、工具等输入至云贵,以赊购或转卖的方式给手工业生产者,而且还将该地的手工业原料及其半成品转销于外地市场,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在世界工业化原料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拉力和在以商人为中介的推力下,加强了云贵与外地的联动与整合。民国政府成立后,取消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云贵的“协济”,并继承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致使云贵在财政本已极为困乏的严峻形势下,顿时又失去了两大财源,因而在中央鞭长莫及和财源匮乏的多重影响下,云贵军阀采取了“寓禁于征”的鸦片政策,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继续在鸦片贸易的带动下与国内外保持着联动与整合的关系。但是,]938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坐镇西南,对云贵进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全面实行严种、严吸、严运的鸦片政策,从而中断了洋纱以易鸦片的这种双向贸易,使云贵与国内外的市场大为萎缩,继而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转变成了一种一切围绕战争所需进行生产的战时手工业。结合国内外市场和云贵本地的经济地理条件,加强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民族经济之问联动与整合复杂关系的专门研究,不仅有益手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打破省级行政区划,明确不同区域间的功能定位,而且还有助于加深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以及为当今云贵与东中部的联动与整合,和云贵与东南亚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发挥区域问的资源互补优势。此外,本文从手工业自身的变动出发,界定了近代手工业的起点,为研究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变动提供了新的线索,即在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较差的情况下,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是在机制洋纱与鸦片双向贸易的共同作用下兴起的,它与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产棉甚少的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继而以易洋纱的这种特殊时空紧密相连。
杨勇[5]2005年在《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化进程之起点,建立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其企业体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具体地反映着中国近代化发展历程的特殊性。今天,企业的制度改革仍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虽然在时间上二者已相距甚远,然而,就其内容而言却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我国企业体制产生的推动力量来讲,过去和现在均是由政府主导推动开始的,政府行为对二者的兴衰一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史无疑对当今的国企改革有积极的借鉴和促进作用,尤其是作为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主要企业组织和经营体制中的“官督商办”等企业模式,它既是中国官本位传统在社会转型时期延伸的产物,同时也是摹仿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在社会化生产方面迈进的新阶段。借助于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得失,并为当今企业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减少当前企业改革的成本,达到少走弯路、提高改革效率的目的。 出于上述目的,本文以时间先后顺序总结评价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的发展过程,以1872年作为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研究的时间起点,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时期,即晚清时期(1872～1911)、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1928～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以及抗战胜利后时期(1945～1949),归纳了近代中国各个时期公司治理思想的特色,揭示了近代中国各个时期公司治理思想之间的继承、创新与发展的逻辑关系。 本文的另一重要线索是近代中国公司法的产生、演变过程,作为界定、规范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的法制规范,本文先后考察了1904年《公司律》、1914年《公司条例》、1929年《公司法》以及1946年《公司法》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要公司治理思想及其演变过程。就文章内容而言,本文着重考察了各时期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中的官商关系,指出了各阶段官商关系的特点,显示了近代中国相关市场、法制规范不健全情况下公司治理机制中官商之间的博弈过程,并阐明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失误与成就以及发展的方向。
孙大权[6]2005年在《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学社于1923年创立,到1953年结束。是在马寅初、刘大钧主持下,以留美归国经济学者为主,集合全国政、学、商各界上层分子组成的经济学术团体。学社作为民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其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影响到新中国的人口论。这一重要经济学术团体,今日学界对之却了解甚少。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和思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形成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经济学者群体,他们参加或组织的学术团体在各地广泛成立,为中国经济学社创立奠定了基础,1923年11月,清华留美归国的经济学者刘大钧、陈长蘅等人与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戴乐仁等共同创立了中国经济学社,其最初目的是为社员提高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水平服务。1924年马寅初等人加入后,学社宗旨改变为:发展中国经济学术和改进中国现实经济。这一改变,适应了社会需要,导致了学社的长足的发展。 在马寅初、刘大钧的积极领导下,中国经济学社由北京市的一个小团体,向天津、上海、美国等地扩张,到1927年11月,学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在此之后,马寅初等人开始了大量吸收商界和政界社员,学社的组织与影响就进一步向社会各界延伸。同时,学社开始了艰辛的基金筹募,并取得了较大成效,到30年代中期,学社拥有杭州房产一处,南京地皮14亩,基金20万左右。然而由于抗战的爆发,中国经济学社的发展势头受到重大打击,虽然学社继续在重庆聚集社员,坚持发展,但学社的基金由于通货膨胀不断贬值,社员的政治立场也出现了重大分化,特别是马寅初被软禁后,学社发展进入后期,走向衰落,一直到1953年正式结束。 中国经济学社一年一度最重要的集体学术活动就是举行年会,前3届年会在北京举行,主要是社务会议。第四届年会在上海召开,确立了进行社务会、学术讨论会、讲学会、各种宴会以及参观游览等多种活动。在1927年至1936年间,学社在杭州、青岛、广州等地举行了10次年会,每次年会都受到了经济学界、政府、工商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支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在1938年至1943年学社总部西迁重庆后,还召开了三次有影响的年会。同时,中国经济学社还举办了多种学术事业,如:出版丛书,创办社刊,建立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等等,发表了被经济学界公认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刘大钧主持完成的中国第一次工业普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经济学社骨干社员马寅初、刘大钧、卫挺生、何廉、唐庆增、顾翊群、潘序伦等人的经济思想,在基本经济理论方面有明显的共同特点:关于经济哲学:主张“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既反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不激),又批判保守的传统封建思想(不随),并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在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等方面,主要是受英美的马歇尔、克拉克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而不是王亚南所说的主要受奥国派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注重实证和统计方法。 在应用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他们多在切磋和争论中相互影响。关于统制与放任:1932年10月,武育干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的主张,社员多主张在保留私有制前提下,由政府联合工商界上层统制全国经济。在统制经济理论流行时,顾翊群运用哈耶克理论批判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运用比较优势论批判了贸易保护主义,主
邱国盛[7]2003年在《20世纪北京、上海发展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既是中国由农业时代向新型工业化时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又是中国城市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作为中国崛起于农业时代的政治中心城市与崛起于工业时代的经济中心城市的典型代表，北京、上海在20世纪的发展演变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历程。目前，有关北京、上海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迄今尚缺乏对这两个城市进行长时段、综合性比较研究。本论文则填补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空白。 作为北京、上海比较研究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为揭示20世纪北京、上海发展的特征、规律，本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 首先，城市发展的背景比较。 20世纪是中国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新型工业化时代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封闭条件下的自然经济、被迫开放前提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对封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外开放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20世纪不同历史时期北京、上海发展的共同背景。但是，不同自然地理条件、半殖民地化的地域差异、计划经济的战略走向和改革开放的渐进性特征是20世纪北京、上海发展背景的差异。比较表明，在现代化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北京、上海都有着既相同又不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背景决定了相同的现代化发展走向，而不同的背景却决定了20世纪北京、上海城市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差异。 其次，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比较。 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决定20世纪北京、上海城市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向的核心力量。政治机制是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1840年以后，外力楔入使经济机制成为政治机制以外决定中国城市发展的另一重要动力机制。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北京、上海，这两种动力机制的作用不同。近代时期，在经济机制的强大作用下，上海获得迅速的发展。1 949年以后，在政治机制的强大作用下，北京迅速发展成为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但是，近代北京、上海的畸形特征与改革开放之初北京、上海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又表明，如果政治机制与经济机制不能形成‘良性互动，城市也难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北京以知识产业为核心的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又是在经济机制的强力作用下促成的。因此，北京、上海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同繁荣表明:政治机制和经济机制都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同时，保持政治机制与经济机制的良性互动则是推进中国城市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 第三，城市功能演变比较。 功能多样化是20世纪j七京、上海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在不同动力机制的作用下，20世纪北京、上海城市功能的演变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1 949年以前，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差异在促使上海发展成为一个多功能经济中心之时，北京仍然是一个功能有限的传统政治中心城市。1949年以后，在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主导下，北京以其独特的首都优势而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全面发展的多功能政治中心城市，而上海城市的经济功能却日益单一化，由于金融、贸易、航运等功熊都相继弱化，使其成为生产功能发达的重要工业基地。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为北京、上海城市功能的调整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上海日益发展成为集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经济中心城市，而北京在不断强化城市政治、文化功能的同时，又发展成为中国的新经济中心城市。 第四，城市地位、作用变化比较。 作为20世纪以来城市发展动力机制与城市功能转变差异的结果，北京、上海城市地位与作用的变化可以被认为是20世纪北京、上海发展异同的最终体现。1 840年以前，北京位于中国封建城市体系的中心，而上海却位于这一体系的边缘，两城市地位的悬殊不可同日而语。但是，1840年以后，独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使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得到全面提升，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东方心脏”。而北京政治地位却不断下降，1927年以后甚至2由首都降为地方政治中心城市。1949年以后，首都地位的恢复使北京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都全面提升，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和第二位的经济中心城市。而上海功能的单一化却使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都不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机制与经济机制的良性互动使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与文化中心地位都不断增强，而上海经济中心地位也不断上升，从而使两城币分别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与经济中心城市。 第五，北京、上海的城市—区域关系比较。 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20世纪以来北京、上海的发展演变必然对北京、上海的城市与区域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从城乡关系看，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不同使近代上海的城乡关系较为明显地体现出工业时代的特征，而北京的城乡关系更多地体现农业时代的特征。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差异又使近代北京、上海所在地分别形成了北京一天津、上海一南京等两个典型的双中心城市体系。1949年
王隽毅[8]2016年在《国内结构与地区贸易结构》文中研究表明1868年,日本神户开港,原本在长崎的中国商人移居神户,随着中国商人不断把欧洲商品运往神户,在70年代出现了以上海为中心,辐射中国内地口岸和日本口岸的贸易圈,称为“上海网络”。19世纪末上海网络在中国商人手中的延续与同时期中国口岸面对外国势力的不断失守形成了对比。如何解释这两个国际贸易现象中中国的不同地位,为什么在经济主权丧失、商品优势丧失、外国公司占据更大国内市场份额以及对欧美的交易网络完全掌握在欧美公司手中的情况下,东亚的地区交易网络仍旧是属于中国商人的?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对应的研究问题是:如果构成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要件不满足条件,单纯的主权原则是否能够保证实力结构是国际体系的唯一结构。本文给出了产生跨国交易网络的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基于规模效应和区位优势的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上根据运输成本和规模效应发展的一种国际贸易理论。第二种是建立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分和私有产权仅限定为使用权的假定上的,此种家族交易网络(内部运行要素市场)节省了替代价格机制的合约费用,因此更为有效,所以在与其他跨国公司竞争中能够获胜。但这种双层产权结构有一个缺点,即商品制造上难以发生工业化跃迁,这同时解释了中国在工业品制造方面的落后。这两种解释的关键区分在于两点,一是中国国内的基层市场是否是完全竞争市场;二是如果不是,那么中国是否整个国家市场层级中都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或者因为缺乏分工而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的存在。通过检验中国基层市场的结构和组织形式,我们发现中国国内市场最基础的层次是在组织内运行的,然后有一个随着商品化和货币化一同出现的类似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全国市场的层次则既有规模效应和运输成本的影响,也有组织内双层产权结构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发展了一个以第二种解释为主的国内结构影响地区贸易结构的机制。在排除竞争性假设和建立解释机制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本文所要解释的现象是由中国国内结构在以下两点上的特殊性造成的:分化不分离的政经关系和双层产权结构。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中国的国内市场结构和层级已经反映出这种权利结构下不同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民族国家体系乃至新经济地理学的地区分化形式。所以,本文提出了一个有关国内结构的领域关系和地区制度影响国际体系的领域分化和地区分化的理论。为了准确衡量国内结构这一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本文进一步推导了国内结构变化的原因,获得了一个新的受外部影响的国内结构概念以及基于完全外生的思维成本的双层分成契约理论。而这一理论和拓展了的国内结构概念,还有更多其他的应用空间。
张国超[9]2006年在《南洋简氏兄弟企业家精神研究》文中指出21世纪是一个文化制胜的时代。作为一种文化管理手段，企业文化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传入中国，经过80年代的理论研究和90年代的定性、定量研究，现在已经发展到企业文化建设的实战操作研究。企业家作为企业文化的倡导者、设计者和示范者，决定着企业文化建设的成败，研究企业家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其形成与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内外的渗透性扩展表达密切相关。虽然企业家精神理论源于西方，但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最初实践却在近代。简氏兄弟(简照南和简玉阶)为近代民族资本典型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创始人。19世纪80年代，简氏兄弟在儒家文化和广府商文化的影响下，以家族复兴为己任，远赴南洋，以华侨商人特有的移民精神在海外营商。1905年，简氏兄弟冒险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完成了从商业资本家向近代企业家的转变。海外时期，简氏兄弟凭借家族内合作精神、科技兴企的科学精神和避实击虚的市场战略，最终在南洋市场立足。1915年，南洋公司开始向国内渗透，争夺被英美烟草公司垄断的烟草市场，简氏兄弟作为企业家的竞争精神、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简照南在家族公司内的权威推动着其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内外人格化、情感化渗透，孕育出充满活力的“南洋精神”，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南洋公司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民族卷烟企业。1923年，简照南去世，继任的简玉阶在家族公司内的威信不足，随之而来的家族矛盾和过渡型心理结构负向驱动，其企业家精神逆行退化，“南洋精神”逐渐消隐，最终损失殆尽，企业发展每况愈下，最终被宋子文的官僚资本控制。本文通过研究简氏兄弟企业家精神对南洋公司企业精神形成的主导作用和对公司发展的重要影响，梳理出企业家精神理论和企业精神理论在中国的最初起源、实践和形成机理及向现代企业文化理论的流变过程，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提供理论借鉴。文章结论认为，中国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文化底蕴源于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经济根源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近代西风东渐和市场经济的发育以及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成与发展，企业家精神逐渐产生并根植于在中国企业之中。企业家精神既是企业家个人的精神体现，也具有企业精神的性质，很多情况下是与企业精神交融在一起的。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精神的个体体现，企业精神则是企业家精神的扩展性表达。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企业家个人意识与企业精神相统一的一种观念系统，其形成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汇、融合，并充分吸收后者的营养而孕育的结果。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经济，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精神在当代出现了断裂。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政策，孕育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精神的土壤得以恢复。随着企业文化理论从美国传入中国，以企业精神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建设方兴未艾。
宋承国[10]2010年在《中国期货市场的历史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近现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金融联系的不断加强,期货市场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金融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些年来,以期货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越来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关系到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金融服务领域越来越开放的背景下,如何促进中国期货市场健康快速地发展,提升其服务本国经济的市场功能,是经济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并将其与国际期货市场的历史发展相比较,发掘出期货市场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可供吸取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期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促进意义。中国期货市场萌芽并初创于晚清时期,先后经历了民国时期的艰难发展、共和国成立后的长期断层、改革开放后的重建以及在当代的再发展等若干历史阶段。百余年来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它是制度变迁的缩影,是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不断冲撞与融合的反映。因此对中国期货市场的研究,本文首先立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并由此展开。将中国期货市场纳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以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其发展历程展开了研究,分析了中国期货市场历史发展的制度原因,总结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并为今后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其次,在充分挖掘史料以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实证的史学研究方法,对三个历史时期期货市场的历史与发展进行了系统、全面地纵向研究和梳理,揭示了中国期货市场产生的动因、发展变化情况、影响和意义,并对其发展规律、特征与不足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使得晚清、民国和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的期货市场成为了有机联系的整体。尤其是对共和国成立后期货市场的断层和重建时期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揭示了当代中国期货市场重建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再次,本文在对近代以来期货市场发展历程进行纵向梳理的同时,还借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期货市场的运行机制、市场监管、市场的特点与不足等方面展开了横向地分析和研究。不仅研究了近代以来华商与洋商两个期货市场、物品期货与证券期货两类交易品种、期货与现货两种交易方式,还对不同制度条件下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包括市场组织结构、制度规则、交易和行市)、市场监管(包括国家立法、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等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中外期货市场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比较了中外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研究了国际期货市场的现实运行,总结了期货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期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中国人现代化努力的重要成果,而且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化发展的高层次体现。然而作为重要的金融市场,期货市场服务现货市场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这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其次,制度的变迁对期货市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期货市场的断续兴衰与国家经济制度变迁休戚与共。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创造出更高的市场效率和资源利用率,更好地促进期货市场的发展,反之则会起到阻碍作用,造成期货市场发展的迟滞乃至断层；再次,期货市场的创新和监管也非常重要。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规避风险和配置资源的功能,是服务现货市场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中国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尽早建立起包括金融期货和期权期货在内的完整的期货品种结构。这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发展层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强市场监管的制度建设,控制市场风险,防范期货市场的价格操纵和过度投机导致的功能失效和对经济的破坏。制度创新是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D]. 周海燕. 江西财经大学. 2015
[2]. 一部创新性的经济史著作——《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研究》评介[J]. 穆丹萍.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04
[3]. 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D]. 易仲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4]. 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D]. 熊元彬.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研究[D]. 杨勇. 复旦大学. 2005
[6]. 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D]. 孙大权. 四川大学. 2005
[7]. 20世纪北京、上海发展比较研究[D]. 邱国盛. 四川大学. 2003
[8]. 国内结构与地区贸易结构[D]. 王隽毅. 外交学院. 2016
[9]. 南洋简氏兄弟企业家精神研究[D]. 张国超.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10]. 中国期货市场的历史与发展研究[D]. 宋承国. 苏州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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