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旅游一体化进程中边界效应的定量化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入境旅游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论文,长江论文,为例论文,边界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一体化是当今国际生活中日益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体化通常意味着由部分组成整体，即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为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现在学术界一般从贸易和流通的角度把经济一体化表述为：有关成员国之间取消所有歧视性贸易障碍；实行自由贸易，并在成员国之间建立某种合作和协调，其核心内容是建立一个产品、人力、劳务和资本可以自由流通的共同市场，亦即实现市场一体化，消除流通领域内的一切限制和障碍。
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往往表现为打破行政区边界、实现跨区域协调发展，由于我国普遍存在行政区经济，我国的行政区边界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相当明显[1-5]。在行政区经济的运作条件下，区域经济带有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由于行政区体制，区域之间的利益摩擦不断，为追求行政区域边界内的利益最大化，各级政府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实行市场封锁，将会阻碍区域经济联系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区边界往往成为缩小区域增长水平差异，实现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即存在边界效应。区域旅游一体化作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目的也正在于通过一体化整合，使不同地区均获得一定程度的潜在收益，使各地区旅游业增长趋于一致，而不是差异的扩大。消除行政区边界的束缚，实现跨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区域旅游一体化的重要目标。
当前，中国较为成熟的旅游区合作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等沿海地区，因而有必要也有条件实现一体化发展，本文拟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考察江苏省与浙江省、上海与江苏省、上海与浙江省的边界在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选择长三角主要是因为它不仅有16个地级以上城市，还有直辖市与省区、省区与省区两类行政区。这两类行政区之间不仅存在着发展上的差异，而且上海对邻近的江苏省和浙江省具有强烈的辐射作用。这些条件为考察区域旅游一体化地区边界效应的时空演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观察平台。它是我国人口分布最密集、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旅游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入境游人数从1991年的198.54万人次增加至2006年的1244.64万人次，长三角区域旅游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内容，主要集中在区域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6]、城市旅游空间相互作用[7]、旅游一体化及其空间发展战略[8-10]、旅游规模差异[11]、旅游产业的空间布局[12]、旅游形象设计及其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13,14]、旅游圈的构建[15]等。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往往注重一体化的构建，却忽视了边界在区域旅游一体化过程中的影响，然而这种在同（一体化）中求异（边界效应）的研究又是十分必要的。
2 分析方法及其数据来源
2.1 边界效应含义分析
笔者认为，旅游发展边界效应的影响最终体现在旅游人数或者经济增长方面，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实质就是实现区域旅游的协调发展，缩小城市间的差距，实现城市旅游的趋同。从整个区域旅游发展趋势来看，区域旅游发展的一体化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旅游发展落后地区追赶上旅游发达地区的过程。
在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过程中，行政区域内部和行政区域之间的不同城市间旅游人数或者旅游收入的增长差距的变化方向是否存在一致性呢？如果方向相同，那么变化速度又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呢？如果存在上述情况，我们就认为该地区存在边界效应。根据情况的不同，将边界效应分为质的边界效应和量的边界效应。如果在行政区内部的城市旅游增长差距不断缩小，跨行政区比较的城市旅游增长差距出现增加，把这种情况称为质的边界效应。如果行政区内部和跨行政区的城市旅游增长差距都不断缩小，但行政区间缩小的速度明显地低于行政区内的缩小速度，那么就把这种情况称为量的边界效应。质的边界效应说明行政边界严重地阻碍了区域旅游的一体化，而量的边界效应则说明了行政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进程。
2.2 分析方法
在我国，对边界效应的度量主要是采用以重力模型为基础的方法。该方法是分析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如果存在行政区的边界效应和其他影响，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联系强度就会出现差异[16]。这种方法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性，没有考察内部不同行政区域内各个城市之间的综合效应。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尝试从趋同分析角度来考察。
在进行趋同分析时，主要是进行条件β趋同分析。条件β趋同是指，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与其自身初始状态到其稳定状态的距离大致成正比，简而言之，经济体向自身的稳定状态收敛，即在回归方程
中β为负，其中
是经济体i在t到t+T期的平均增长速度，刻画了经济体间差距的变动态势，
为经济体i在t时的初始值，
为残差，
是刻画经济体i稳定状态的一组变量。该框架是趋同分析的经典方法，在我国的省区趋同中得到了广泛的应运。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回归方程就是著名的Barro回归方程。
Barro回归方程可以用来刻画区域内城市自身一体化演化的过程纵向比较，那么不同城市之间演化的过程如何呢，能否进行不同城市间的横向比较呢？为了揭示在一定条件下，不同城市间初始差距的大小与其变动态势的相关关系，从而实现在一个分析框架内可同时进行纵向、横向比较，假设存在两个城市1和2，它们具有相同的稳定状态和初始情况，那么由Barro回归方程就可以得到：
在此基础上，建立对长江三角洲的江苏与浙江之间、上海与江苏之间、上海与浙江之间边界效应进行度量的回归方程。主要是对方程(3)的控制变量
进行设定，首先，设定一个虚拟变量对边界效应进行度量；其次，笔者认为一个地区入境旅游的影响因素主要是该地区旅游资源的优势程度，引入了资源优势变量，相对于入境旅游者来说，一个地区的高级别旅游景点才对其具有吸引力，因而本文选用一个地区4A级旅游景点数量来衡量该地区的旅游资源丰富程度。两城市的优势比较用它们4A级景点数目比值的对数来表征。在引入上述两个变量后，这样式(3)就可以具体表示为：
其中
分别表示长三角两城市间t和t+T年入境旅游人数的比值，boundary是对省界进行度量的变量，如果两城市跨省比较其值为1，如果是省内比较其值取0，resource是两城市间4A级旅游景点数目的比值，
分别为常数项和各个变量的系数。在上述公式中，
的符号和数值能够定量地分析行政区边界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经济作用，度量跨省城市之间与省内城市之间的差距缩小幅度之差。如果显著大于零，表明边界效应阻碍了该地区的区域旅游一体化进程。
对长江三角洲江苏、浙江两省城市样本在回归中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是否存在结构性变化必须进行检验，本文采用邹检验(Chow Test)的方法，用回归的残差平方和构造F统计量：
式中，RSS为假设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为一个区域内样本的有约束方程的残差平方和，
分别为以长江三角洲的江苏省和浙江省城市构造两个无约束方程的残差平方和。F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K,n1+n2-2K)的F分布，如果计算出F值大于给定a水平下的临界值，则拒绝两个无约束方程回归相同的假设，即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存在结构性变化，无法视为同质样本，反之，说明长江三角洲的城市为同一区域样本，可视为一体化区域。
2.3 数据来源及其说明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指经济地理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包括江苏中部的8市（南京、扬州、泰州、南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北部7市（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台州）和上海市。由于泰州1996年从扬州中分离出来，因而缺乏完整的数据，我们最终在回归分析时将泰州的数据并入扬州，以保证数据分析的完整性，回归分析的对象是15个城市。
由于我国对入境旅游人数的统计一直保持着较好的连续性，且历年都有详细的记载和备案，被重复记录的几率大为减小，准确性大大提高，考虑到统计资料的可靠性与连续性，本文选取入境旅游人数作为分析边界效应的指标数据，研究样本区间是1991-2006年。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1992-2007)和《浙江统计年鉴》(1992-2007)和《上海统计年鉴》(1992-2007)，还包括国家旅游局编辑的《中国旅游年鉴》(1992-2007)，当数据出现不一致时，一般以更高层次部门发表的数据为准。各个城市的4A级旅游景点数量统计来源于中国旅游网。在同一时间层面上，通过两两城市间的比较，获得的研究样本一共是105个，其中，浙江省内和江苏省内都是21个，省间为63个。
3 边界效应的结构分析
省间差距与省内差距的变化是否存在异同？省界在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边界效应呢？以下将对其省内、省外差异的变化进行结构性分析。本文对省内、省间、全部样本3个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的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
表1 长三角区域旅游差异分析
注：实证模型是
，样本区间是1991-2006年，***、**、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1%、5%和10%的统计检验，括号内是t值。
(1)3个回归方程的拟合度都比较高，回归系数比较显著，在3个回归方程中，
都为负值，即在1991-2006年间，长三角15个城市之间入境旅游的差距缩小的幅度与其初始差距水平正相关，即在样本区间内，城市间差距越大，差距缩小的幅度就越大。三者在差距缩小的方向上一致，说明省内和省外不存在质的边界效应。
(2)在回归方程(1)和回归方程(2)中，同样为负值，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但两者之间存在数量差异，即省间差距缩小的速度明显地低于省间差距缩小的速度。省内和省外两个方程的回归系数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回归系数显著，那么它们是否存在量的边界效应呢？
为了考察省内和省间的差异是否存在量的边界效应，就必须判断两者是否存在结构上的变动，我们采用了邹检验，计算了F统计量，F(2,101)=3.876，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5%的检验。因此，在长江三角洲这个区域内，跨省城市间差距的变化与整体变化存在结构性变动。虽然在变动方向上一致，但在变动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行政边界阻碍了省间城市的差异缩小速度，根据边界效应的定义，长江三角洲存在量的边界效应（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如无特别说明的话，边界效应就是指量的边界效应）。
4 边界效应的时空演化
4.1 边界效应描述
在上述分析中，已经通过邹检验得出长三角在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过程中存在量的边界效应，那么这种边界效应到底如何呢？按照公式(4)对1991-2006年间江苏省与浙江省之间、上海与江苏省之间、上海与浙江省之间的行政区边界效应进行度量，其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由回归方程(6)、(7)、(8)可以看出：
(1)保持负值，且t值检验比较显著，说明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江苏和浙江之间、上海与江苏之间、上海与浙江之间的入境旅游发展确实存在一体化的趋势。从3个回归结果来看，上海和江苏、浙江的资源影响要小于江苏、浙江之间资源的影响。
(2)边界(boundary)的回归系数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t值检验，但符号上却存在着相反的结果，上海江苏的边界、上海浙江的边界都明显大于0，而江苏和浙江的边界却为负数，表明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上海与江苏、浙江的界限对区域旅游一体化存在着一定的阻碍作用，江苏和浙江的边界却没有起到阻碍作用。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上海拥有大型的国际机场，是入境旅游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入境口岸，入境旅游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入境口岸，正是由于这个入境口岸，使上海成为近水楼台，入境旅游的发展快于其他地区。
此外，江苏、浙江的入境旅游者多来自上海，与上海的直接联系较大，受到行政影响的可能性也就相对比较大，而江苏、浙江本身都没有重要的国际机场，两者之间的入境旅游联系也相对较小，而江苏与浙江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大，进而造成江苏、浙江的省界对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影响不大。这也体现了直辖市与省之间的边界和省与省之间的边界对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影响程度存在很大不同。
(3)进一步地，比较回归(6)和回归(7)边界的系数，发现上海与江苏边界系数大于上海与浙江边界系数，也就是说，上海与江苏的边界效应大于上海与浙江的边界效应。可见，在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过程中，浙江入境旅游的整体发展速度要快于江苏入境旅游的发展速度，接受上海的辐射要大于江苏省，原因在于上海的无缝对接要好于江苏省。
表2 长三角区域旅游边界效应
注：样本区间是1991-2006年，***、**、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1%、5%和10%的统计检验，括号内是t值。
4.2 边界效应的时空演变
为了更好地探究长三角入境旅游边界效应，笔者对其时空演变进行了分析，将15年的样本区间分为2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的1991-2000年和21世纪的2000-2006年，用这两个时间段对江苏与浙江省界，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的边界效应进行度量。其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
(1)在回归(7)～(12)的结果中，的符号始终为负，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说明长江三角洲区域入境旅游在这两个时段中都存在着一体化的趋势，这与以上分析的边界效应的总体特征一致。
(2)在边界系数的变化上，各个方程存在一定的差异，上海和江苏的边界效应、上海和浙江的边界效应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分别从1991-2000年的0.309、0.294上升到了2000-2006年的0.504、0.410，各自上升了63.11%、39.46%。这说明，在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过程中，上海和江苏、浙江的量的边界效应始终存在，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在1991-2000年间，上海和两省的边界效应几乎相同，但在此后，上海和江苏边界效应的上升速度要明显快于上海和浙江的边界效应。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以解释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对浙江的经济扩散加强，打破了行政区对一体化的影响，21世纪以来随着浦东开发的不断深入，上海的快速发展，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显现，作为直辖市的上海获得的政策优势好于江浙城市，使得差距逐渐增大，边界效应在增强。21世纪后，浙江省旅游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融入长三角，主动接受上海辐射，大力重视和发展旅游业，2003年，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及安徽黄山市在杭州签署了《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杭州）宣言》。此外，作为长三角入境旅游重要通道的上海机场的东迁，增加了到江浙城市、特别是到江苏城市的通行距离，这也可能是边界效应上升，并且江苏上升速度快于浙江的又一重要原因。
(3)从方程(11)、(12)可以看出，1991-2000年江苏与浙江的边界效应显著，2000-2006年则不显著，说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两省的边界对区域一体化没有太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可以解释为，20世纪90年代，3个地区发展相对独立，在自身行政区内独立发展，各自边界影响都比较显著，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入境旅游在其经济的带动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上海对两省的辐射效应很强，两省之间的关系在区域入境旅游一体化进程中不如上海与两省的关系重要，而使两省的边界效应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影响大大降低。
4.3 边界效应时空演变的原因分析
长三角入境旅游出现明显的一体化，与此同时，上海和江苏、上海和浙江、浙江和江苏3个行政边界效应出现了不完全相同的演化过程，其现象背后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
表3 长三角区域旅游边界效应时空演化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1%、5%和10%的统计检验，括号内是t值。
(1)旅游资源条件。旅游资源条件是一个地区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旅游资源一般是不可转移的，但资源的开发是动态的，并且不同城市异质的资源又是可以互补的。几个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在同一地域内存在时，各旅游地的吸引力会产生互补作用，并有可能出现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局面，增加整个地域的总体吸引力，使得该区域的旅游业实现共同发展。旅游资源的互补是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内在要求，不同行政区资源开发的强弱又是内部差异演化的重要原因。
(2)行政区经济。长江三角洲中有江苏和浙江两个省份的部分城市和上海一个直辖市，在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下，行政区经济必然存在，也必然影响到旅游经济。行政区域政府都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力，对区域内经济发展实施一定程度的管理、控制和决策，使得行政区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这就导致了行政区经济具有一定的排斥性。旅游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区域旅游在一体化进程中，依然逃脱不了行政区经济的束缚，旅游的发展与城市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密切关系，而这些设施的建设大多与行政区经济决策有关。
(3)交通条件。行是旅游六要素重要的一环，连接了其他要素，旅游景点、旅游城市的可达性对该地区旅游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跨区域道路、港口、机场和跨江大桥建设，促进了本地区特别是沿交通走廊地带城市间的联系，促进了该地区旅游的一体化。21世纪以来，一些交通设施的建设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一体化进程，如上海国际机场的东迁，增加了到江浙城市、特别是到江苏城市的通行距离，增加了时间成本，边界效应也随之上升。
(4)直辖市作用。上海无疑是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在旅游产业也是如此，具有独特的优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上海一直致力于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浦东的开发，成为国际上重要的金融商务中心，同时加大在主题公园、旅游景点、酒店宾馆等方面的投入，带来了大批的入境旅游者，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的辐射效应更加强大，江苏和浙江都出现了以上海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但现阶段“单极”格局很难打破，差距依然很大。
(5)制度条件。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走在全国的前列。1992年借“江南六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际，沪苏浙三省市联合推出“江浙沪游”，也拉开了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的序幕。2003年《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杭州）宣言》的签署；长三角“城市峰会”首次建立议事制度，由过去的联谊交流向务实议事转型；长三角会展联盟成立；苏浙沪三地市民“串门游”；长三角统一旅游标识；长三角15市实现快客对开等。此外，长三角旅游合作在经济一体的大环境下，城际交通规划正在衔接；长三角区域规划正式启动，当前还加强了省市交通、公安、旅游等部门组织的两个层次的区域合作。这些政策制定将推动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大踏步地前进。
5 结论和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上述构建的度量区域旅游发展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界效应的方法是可行的，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选取1991-2006年为样本区间，对其入境旅游做了实证研究，度量了长江三角洲区域旅游旅游一体化进程中，江苏与浙江、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之间的边界效应，并分析了其边界效应的演化情况。
本文通过结构性分析，发现长江三角洲的各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存在着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趋势，但行政区边界对区域旅游一体化趋势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存在量的边界效应，影响了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发展速度，说明行政区经济的存在。从动态的角度看，笔者构建的模型可以反映出边界效应的时空变化。在其他变量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3个边界效应存在着变化，在1991-2000年、2000-2006年两个时间段，江苏和浙江之间的边界效应从有到无，上海与江苏的边界效应、上海和浙江之间的边界效应存在增大的趋势，并且上海与江苏的边界效应增大的速度明显高于上海和浙江之间的边界效应增大的速度。在分析上述现象的基础上，本文对区域旅游一体化及其边界效应时空演化的原因从旅游资源条件、经济条件、交通条件、直辖市作用、制度条件5个方面进行了解释。
区域旅游一体化是长三角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消除行政区的束缚，积极开展旅游合作，通过区域旅游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和各级行政区政府的制度协调，打破行政区界限，消除边界效应，实现区域旅游经济的快速、健康、高速、协调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首先是构建一个区域旅游边界效应的度量方法，并以长江三角洲研究区域对入境旅游进行了应用研究，但影响边界效应的因素很多，如交通、经济、制度、区域一体化发展阶段等，不同阶段的主导因素往往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本文只考虑了行政区和资源优势的影响，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可能会有一定影响，通过增加控制变量因素来增加稳定性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