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重遏制”到“区别遏制”——论克林顿政府两伊政策的变迁及其战略意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伊论文,克林顿论文,意图论文,区别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克林顿上台之初，继承老布什衣钵，对伊朗和伊拉克实施“双重遏制”政策，既打击伊朗霍梅尼政权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又打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地区霸权主义野心，从而将整个海湾和中东地区纳入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1996年，克林顿连任。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双重遏制”演变为“区别遏制”。一方面，对伊朗的强硬态度逐渐松动，趋于缓和，而对伊拉克的打击政策有增无减、变本加厉；另一方面，对伊朗追求军事实力、谋求大国地位的行动继续遏制、毫不松动，而对其淡化激进色彩、放松内部控制的改革表示赞赏、予以鼓励。所谓“区别遏制”，含义盖出于此。继克林顿之后，小布什上台，将伊朗和伊拉克都列入“邪恶轴心”的黑名单，归入应予打击的“流氓国家”行列。“区别遏制”几乎又回复到“双重遏制”的状态。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的十余年时间，对伊拉克的政策可谓一以贯之，而对伊朗的政策则一波三折。
一、双重遏制的政策内容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中东地区两极争霸的局面不复存在。为保护美国的能源供应并占尽中东这块“五海三洲”之地的地利，克林顿政府在波斯湾地区实施“双重遏制”政策。
所谓的“双重遏制”，就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伊朗和伊拉克实行遏制政策，阻碍其综合国力的增强、延缓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消除这两个国家在该地区的国际影响力，使其长期衰落不振，难以在波斯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
克林顿政府的“双重遏制”政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军事手段威胁、恫吓和制约两伊。其次是通过结盟手段从政治上、地缘战略上围堵这两个国家。再次是使用经济制裁的大棒压制这两个国家的对外合作与往来，使这两个国家陷于贫困。美国通过“双重遏制”政策，严厉地制约两伊这两只敌视美国的“出头鸟”，以维持美国在波斯湾乃至整个中东的独霸地位。
二、从“双重遏制”到“区别遏制”：政策的继承与变迁
第二届任期刚开始时，克林顿政府仍然延续着在海湾地区的“双重遏制”政策。
然而，就在第二届任期内，美国对两伊的政策逐渐出现差异。一方面，克林顿政府对伊拉克的遏制政策有增无减、变本加厉，直至最后确定以推翻萨达姆政权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目标。1998年12月17-20日，美英军队联合发动了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袭，连续70小时对伊拉克进行狂轰滥炸。至此，美国正式明确而公开地宣称要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开始拨款，大力扶植萨达姆的反对派。
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政策逐渐出现某种程度的软化。
正是在舆论、学术界和外交思想家的推波助澜之下，克林顿政府在第二届任期内实质上将“双重遏制”政策修改为“区别遏制”政策，在对伊拉克日趋严厉和强硬的同时，对伊朗的态度渐渐有所缓和。所谓“区别遏制”的提法最早见于斯考科罗夫特和布热津斯基撰写的调查报告。从克林顿政府的外交实践上看，这一概念实质上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区别对待伊朗和伊拉克，对前者硬中带软，一手拿大棒，一手拿胡萝卜；对后者则一味强硬，只挥舞大棒；遏制政策因对象不同而在强度上有所区别。其次是区别对待伊朗内政、外交与军事上的不同举措，对其中损害美国利益者挥舞大棒予以遏制；对其中符合美国意愿者则送上肯定、赞许与支持的胡萝卜。
美国虽略微缓和了对伊朗的态度，但依然紧握手中大棒。克林顿政府依旧密切注意伊朗的一举一动，一旦其政策走向与军事活动威胁海湾现存秩序，即予以阻挠和限制，并不急于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同时，克林顿政府也拿起胡萝卜，向伊朗频频发出试探信号，尝试改善关系的可能性。2000年3月，美国对伊政策终于迈开了极为重要的一步。3月17日，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美国—伊朗协会发表演讲，宣布美国将部分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允许从伊朗进口非石油产品；将鼓励两国的学者、运动员和艺术家等民间人士相互交流；并表示美方愿意通过海牙国际法庭解决伊朗革命后被美国冻结的国家财产问题。她还承认，美国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是错误的。这标志着美国对伊朗政策有了重大调整，美国已不再像对待伊拉克那样单纯遏制和敌视伊朗了。
三、政策变迁背后的战略意图
克林顿政府的两伊政策从第一届任期的“双重遏制”演变为第二届任期的“区别遏制”，其变迁过程既微妙、又复杂，实在耐人深思。要理解其两伊政策的实质，首先就必须深入解读其全球战略规划及其对中东的战略目标。
自两极格局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他任何国家已不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全球性威胁。因此，克林顿上台伊始，其全球战略已不同于老布什时期，其外交与军事的战略目标就是要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维持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将世界各国纳入美国建立的国际体系，引导所有国家和民族遵从西方制订的游戏规则。美国在波斯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目标就是确保美国主导地位，维持海湾战争后的中东安全结构，巩固美国安排的海湾秩序，从而保证美国的能源供应与安全。换言之，任何想在这一地区争夺霸权，支配别国的地区强国都是威胁地区安定，危害美国利益的潜在敌人。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虑，美国才在海湾战争后坚定不移地推行“双重遏制”政策，防止伊拉克或伊朗在波斯湾和中东地区一家独大，乃至组建起严重威胁美国利益的反美同盟。
那么，既然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都对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构成威胁，是什么原因促使美国逐渐厚此而薄彼，对两伊的态度从细微的差异发展为明显的对比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美国认为伊拉克穷兵黩武，其称霸海湾、挑战波斯湾现存秩序的野心远比伊朗强烈。早在两伊战争前，伊拉克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就远胜过伊朗。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伊拉克仍比伊朗强大。这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两相比较，美国的态度自然有所不同。
其次，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威胁的认定已经变化。美军认为自己的常规军事力量已空前强大，其他任何一支军队无法比拟，因而威胁美国安全和地区秩序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常规军事力量，而是由核武器、生化武器、跨境恐怖活动等构成的“非对称威胁”。克林顿政府在第二届任期内已将“非对称威胁”视为军事与外交的主要敌人。而伊朗与伊拉克的“非对称威胁”强度不一样。伊拉克研制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的能力较强，而伊朗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未成气候。伊拉克一再明目张胆地公开使用非常规手段，深为美国忌惮。伊朗则没有这方面的记录。由此可见，伊拉克比伊朗更富于进攻性和侵略性，更敢于使用非常规武器实现自己的目标，因而对美国形成的“非对称威胁”远大于伊朗。
再次，克林顿政府注重推行“人权外交”、热衷于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有“新干涉主义”的名声。克林顿政府期待美国的一整套体制和观念能够被所有国家接受。在这种政治风格的影响下，两伊政权内部的差异也导致美国政策的变化。伊朗现政权相对稳固，其内部又有保守派与温和派之争，要求改革经济体制、放松政治管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少美国学者都看出表面严肃的伊朗革命政权内部孕育着变革的风潮，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开始向往美国和西方。这使克林顿政府看到了以美国价值观影响和改变伊朗的希望。1997年5月，作为温和派重要人物，哈塔米当选为伊朗总统。他不同于极端宗教人士，主张经济变革，尊重知识分子，支持文化开放，注重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美方对此深感鼓舞，因而美伊都放出信号，尝试相互接触。而伊拉克面临北部库尔德人和南部什叶派穆斯林的反叛，萨达姆大权独揽的专制政体又完全违背美国“民主”与“人权”的价值观念，所以克林顿政府认为萨达姆政权已无可救药，寄希望于扶植反对派推翻其统治。
第四，美国对外政策历来注重地缘战略的规划，意图控制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间的“边缘地带”和各稳定区域间的“破碎地带”。中东既是欧亚大陆核心区域与地中海和印度洋间的“边缘地带”，又是多种民族与宗教交汇的被称为“新月形地带”的破碎地带，还是世界最主要的石油供应地，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当然具有重要地位。而这片区域中，伊朗与伊拉克的地缘战略位置和重要性也不一样，这也是导致美国态度出现差异的原因之一。伊拉克虽位于波斯湾北部的中心位置，但北面有美国的密切盟友土耳其予以监控，南部只有阿拉伯河口一点窄窄的海岸线，从战略上讲地理位置并不险要。而伊朗则不一样。伊朗西北濒临欧亚交界的里海和高加索地区，与东欧为邻；东北紧挨中亚五国，连接麦金德理论中的“陆权核心区域”；西与伊拉克接壤，面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南部扼守波斯湾石油航线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东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相邻。是东亚、南亚通往西亚、欧洲的海陆运输的必经之地，也是俄罗斯南下印度洋的捷径，本身即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作为传统的海权国家，为了影响和控制欧亚大陆腹心区域，包围和遏制俄罗斯这样的陆权国家，美国必然非常看重伊朗而非伊拉克。鉴于伊朗现政权的统治非常稳固，美国必然想到要与伊朗进行接触。况且伊朗北面的里海中亚地区是继中东之后储量最丰富的石油产区，被全世界普遍看好。可见，伊朗的战略位置比伊拉克重要得多，这也是美国决心与伊朗进行接触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对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而克林顿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因推崇“人权高于主权”、强调可以为“人权”、“民主”等信念而干涉别国内部事务，而被世人称为“强硬的理想主义”，或者叫“新干涉主义”。但是从克林顿政府对两伊政策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仍然没有摆脱历届美国政府通常的模式：以理想主义为外衣，以现实主义为内核，以付出最小代价而最大限度实现美国利益为最终目标。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吉尔平创立了“霸权稳定论”。他认为霸权的存在可以有效地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保证国际体系的正常运转，使世界无政府状态免于失控，使各国都能从安定的秩序中获得经济福利，所以主张巩固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对伊拉克的政策基本一以贯之，正是追求“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最典型例证。为实现这一目的，无论克林顿还是小布什，都要消除“非对称威胁”、加强美国的霸权、巩固美国主导的海湾格局与中东秩序。萨达姆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有独钟，已经形成了“非对称威胁”。萨达姆蔑视美国建立的霸权体系，主宰海湾之心终未泯灭，严重影响着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稳定性，正因为伊拉克损害了美国最根本的安全与战略利益，克林顿和小布什对伊拉克的政策才始终如一、基本未变。然而，克林顿寄希望于伊拉克国内反对派，试图以内战推翻萨达姆政权，而现在小布什则亲自动手、赤膊上阵，动用美国大兵直接攻打伊拉克，这足以反映两人执政风格的不同。相比较而言，克林顿的外交手腕更加灵活、巧妙而富有弹性。而小布什则满身“牛仔气”，其外交政策显得简单粗暴、强硬霸道。而对伊朗政策的一波三折，则更是鲜明地折射出克林顿和小布什在外交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克林顿具有全球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眼光，看重美国在文化上的“软权力”，强调以美国的文化力量和价值观念影响和改变别的国家，倾向于对所谓“专制国家”积极接触、多方影响、促使其逐渐变化。所以才会出现从“双重遏制”到“区别遏制”的转变。而小布什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的鹰派色彩，更看重军事实力等硬权力对国际事务的制约力，强调以实力求和平，为维护美国利益不惜采取单边主义的措施，甚至推出“先发制人”的战略，所以才会出现从“区别遏制”回复到“双重遏制”的现象。克林顿的“软”与小布什的“硬”，对比强烈，反差极大，其实施效果孰优孰劣，尚需拭目以待。当然，两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对回顾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段变迁过程，对于我们理解波斯湾地区现存国际秩序的渊源及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对于我们理解美国外交战略的实质，都有好处。
标签：乔治·沃克·布什论文; 伊朗革命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伊朗石油论文; 伊朗政治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伊朗经济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 中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