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在认识史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地位论文,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认识的真正任务是追求真理，把握真理，以便卓有成效的改造世界。但是，在认识过程中又不免要犯错误。真理和错误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的一对孪生姊妹。人们不能不去认识真理，人们也不能不犯错误。正如列宁指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列宁全集》第四卷第192页注解(1)）那么错误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它在认识史中的地位如何呢？
错误就是人的认识与客观实际不相一致，不相符合。那么人的认识为什么会出现与客观不相一致，不相符合呢？这是因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的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208页）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认识客体的复杂性和认识主体的局限性以及认识过程的曲折性，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答合，相一致，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错误总是难免的。
第一，从认识的客体看，客观事物（这里指的是与人的认识活动发生关系的客观事物）是处在纷繁复杂的相互联系中的矛盾统一体，且有无限多等级的本质，这些本质往往隐藏在复杂多变的现象背后，甚至被假现象所掩盖。事物本身的矛盾及其本质有一个逐渐发展和暴露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化过程。当事物的矛盾及其本质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的时候，任何人要想一下认识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又不可能等到该事物的矛盾及其本质彻底暴露出来之后，再去认识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认识就难免要犯错误。例如：乌托邦主义者——即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只要宣传社会主义如何好，资本主义如何不好，资本家的老爷们就会自动放弃剥削，就会举双手拥护社会主义，就会可怜无产阶级，就会帮助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这些当然是空想，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或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呢？为什么不依靠无产阶级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偏偏陷入空想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成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尚未充分展开，无产阶级尚未成为一个成熟的阶级，尚未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所以，也就不可能被当时的人们所认识。正如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状况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的人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反杜林论》第256页）
人类认识史上的大量事实表明，当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还未充分暴露时，人们往往陶醉于某一眼前胜利的时候，却发生了出乎预料的结果，甚至把第一次取得的成功也取消了。比如：“美索布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它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竞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砍光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泻倾在平原上”。（《自然辩证法》第158—159页）可见，当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还未充分暴露时，人们要认识它，改造它，就难免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第二，从认识的主体看，（进行认识活动的个人、阶级、政党、领袖、群众都是认识的主体），人的思维“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实现来说又是不至上和有限的”。“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命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反杜林论》第83—84页）人的思维的这种无限性和有限性，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对立统一告诉我们，人的思维是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但是，这种认识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每一时代的认识都要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限制。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时代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自然辩证法》第219页）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对种种自然现象无法争释，因而不能不出现原始的宗教和图腾。在科学领域里，在没有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条件下，人们就不可能认识天体运行的规律和细胞的组织结构。所以说，对认识主体的这些限制，都是客观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例如：在我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规模较小的国度里，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也就不可能不打上小生产者乌托邦主义的烙印。前些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穷过渡”，“大概工”等等都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再次，人们的认识还要受到“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页）
肉体状况的限制，主要是指认识的生理条件的局限。健康的身体，正常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是认识的起码的物质基础。人的体质以及人的感觉器官的状况，对人的认识有重要影响。在认识过程中，由于身体和生理方面的限制对客观事物发生错觉和幻觉，从而产生错误，这是常见的。
精神状况的限制，除了时代的局限以外主要是指文化水平、思维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正确的思维，不仅需要丰富的感性材料，而且需要掌握思维规律进行科学的抽象。由于无知或知识不足，掌握不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而犯错误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在专业知识方面，外行比内行局限性更大些。如：有些领导者，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不懂得某些专门领域的特殊规律，所以在分析、处理某些专门领域的问题时，就容易产生片面性的毛病。
总之，人的认识要受到主客条件的限制，这种限制尽管各个人有所不同，但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不管他的智慧有多么高，人格有多么伟大，都不能不理会这种限制，都不能超越这种限制。正因为人的认识受到主、客条件的限制，所以，错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免的。
从人的认识过程看。人的认识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这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无限发展过程。在这曲折的、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有发生错误的可能。
人的认识如果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停留在现象面前，并由此做出关于事物本质的判断那就必然歪曲事实的真象。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中，必须运用逻辑推理，运用概念进行思考，而在运用概念的时候，就有使一般脱离个别、夸大概念的作用，以致歪曲事实的可能。在理性认识向实践认识的飞跃过程中，如果不从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出发，及时补充、修正自己的认识，就会导致思想僵化而脱离现实。
总之，在这“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的无限认识过程中，“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直线性、片面性、死板和僵化”就是错误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人的认识总是有时代烙印的，这个烙印或有进步性、积极性，或有保守性、消极性，或者由正面向反面转化，或者由反面向正面转化，如此等等，十分复杂，所以我们在评价一种学说、理论时，绝对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把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历史条件辩证地统一起来。任何一个新理论、新学说的创立，总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着必然联系的。正确的理论、学说的产生，不是人们一时聪明的结果，错误的理论、学说的产生，也不是人们一时昏愦的证明。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因而在人类认识史上都有它们的一定的历史地位，起着它们应起的作用。
第一，错误是真理存在的条件
没有错误也就无所谓真理。真理与错误作为一对矛盾，各依其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条件，“它们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而每一个对自己说来是没有意义的。”（《自然辩证法》第191页）“任何具体的某物，都是和其余的一切处于相异的并且常常是矛盾的关系中，因此，它往往既是自身又是它物”（《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4页）这里实际上是把“具体的东西”规定为“自身”与“他物”的对立面的统一。所谓“自身”是指某事物的存在状态或性质，也可以说就是指规定某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谓“他物”就是指该事物的否定的、与“自身”相反的，不对该事物的性质起规定或决定作用的方面。
列宁关于具体的东西既是“自身”又是“他物”的思想告诉我们：一个具体事物的否定方面，是该事物自身内部不可缺少的构成环节。因此，要具体地、深刻地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从该事物自身同它的对方的矛盾统一，去理解：离开该事物自身同它的对方的矛盾统一，单纯地从它自身去理解它，我们对它的认识就只能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因为没有另一方，它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由此出发分析真理与错误的矛盾，我们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只有从错误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中，我们才能深刻认识真理的伟大意义：同样，只有在认识、掌握真理的艰难历程中，我们才能充分认识错误在人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错误对认识过程有促进作用
1.错误可以刺激启发人们积极地思考问题。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犯了错误，导致实践中碰壁、遭受挫折，这就给人们造成了痛苦，从而迫使人们开动脑筋，认真思考：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犯错误？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如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使人们开阔思路，从新的角度去认识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8页）
2.错误可以起反面教员的作用。“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率416页）。诚然，正面的成功的经验可以教育人，但是错误的反面的东西也可以教育人，而且往往能起到正面的东西不能起到的作用。只认识真的，不认识假的还不算真正地认识了真的。只有在认识了真的的同时，又认识了假的，才算是真正地认识了真的。正如只有在认识了真金的同时，也认识了硫化铜，才不至于上当受骗。所以，只有在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正面与反面的比较中，才能迅速准确地把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香花与毒草加以区别，才能更好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作出科学的抽象，抛弃主观认识中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因素、成份或部分求得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
3.错误可以从反面以十分尖锐、鲜明的形式提出问题。例如：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三个难题：“二分辩”、“阿基里斯追乌龟”、“飞矢不动”，否认运动的存在。然而正是它，从反面证明了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中国先秦思想家公孙龙提出了“白马非马”的辩题，割裂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但也正是他，看出了个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的差别，启发人们进一步研究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有些错误理论、学说，从整体上看是错误的，但是其中包含着某些合理的东西，为真理所参考、改造和吸收。
1.有些学说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并不是其中的一切原理、公式、定律都是错误的，它的某些局部可能还包含着正确的原理、公式、定律，这些可以为以后的学说、理论所继承，并以它原来的形态包含到正确的学说、理论中去，成为后者的组成部分。如：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但其中包含了关于大地是球形这个十分正确的原理。哥白尼否定了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建立“太阳中心说”，但他并没有否定地球是球形的这个原理，而是把它继承下来，纳入到自己的学说之中。
2.有些学说中包含的某些原理、公式、定律，是用错误的观点来解释或阐明的，是对现实事物的真实关系的歪曲反映，但是，只要把它顺过来，加以改造，就能继续保持它的有效性。自然科学史上的“燃素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7世纪末德国化学家希达尔创立的“燃素说”称：一切可燃物体；都包含有一种物质——燃素，物体的燃烧过程，就是物体失去（逸出）燃素的过程，金属通过锻烧失去了燃素而成为锻渣，锻渣如果得到燃素仍然可以还原为金属。到18世纪末，拉瓦锡通过实验证明了燃素是根本不存在的，从而推翻了“燃素说”，建立了“燃氧说”。他认为：物体燃烧是一种氧化过程，金属经过锻烧而成锻渣，这种锻渣是一种氧化物（氧气与金属化合而成），根本不是什么失去了燃素的金属。但是“燃氧说”并未将“燃素说”全盘抛弃。恩格斯就指出：“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百年的实验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借助于这些材料，拉瓦锡才能在普利斯特列制出的氧气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因而推翻了全部燃素说。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结果并不因此而完全被排除。相反地，这些实验结果仍然存在，只是把它们的公式被倒过来了，从燃素说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用的化学的语言，因此它们还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自然辩证法》第33页）“燃素说”的公式是怎样被顺过来的呢？原来在“燃素说”者看来，燃烧是燃素从可燃物中分离出去，而实际上却是氧气与可燃物中的元素化合。如：金属燃烧过程，在“燃素说”看来是：
金属—燃素→锻渣。实际上却是：金属+氧气→锻渣。
还原过程在“燃素说”看来是：锻渣+燃素→金属。实际上却是：锻渣－氧气→金属。“燃氧说”把燃素换成氧气，同时把前式的减号换成加号，把加号换成减号，这样，就把“燃素说”的语言换成了现今通用的化学语言，“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资本论》第二卷第21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燃素说”一样，经过批判改造，把它头脚顺过来，也可以继续保持它的有效性。
3.有些理论学说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些学说的指导下，往往发现或搜集了很多事实资料，因而可以为正确理论的产生提供材料依据。正如恩格斯所说：错误的理论只是“对于正确事实的不正确的观念。事实终归事实，尽管关于它的现有的观念是错误的。”但是“这种理论企图加以解释的那些确定事实仍然存在。”（《自然辩证法》第139页）很多科学家，正是利用了在错误理论指导下搜集的材料而推翻这种错误理论，代之以正确的理论的。
第四，有些错误学说、错误理论是构成整个人类认识史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
例如，托勒密的“地心说”，虽然从整体上看它是错误的，可它却是天文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地心说”以前，人们从直接感觉出发，认为“天方地圆”、“天地毗连”。“地心说”第一次超出人们的狭隘的经验范围，把大地看成是球体，把空间上下看成是相对的。这是天文史上的一次大革命，其意义并不亚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另外，生物学史上的“灾变论”，物理学史上的“以太说”，化学史上的“燃素说”，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这些学说或理论虽然从整体上看都上不科学的，或者是错误的，可是它们对真理的发展却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它们都是人类认识史上不容忽略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
在人类认识史上，有许多理论往往既有正确的部分，又有错误的部分，我们应当在实践中对之反复检验，以判断这一理论是基本上正确，还是基本上错误。对于基本上正确的理论应当予以肯定，继承和发扬其正确的部分，修正剔除其错误部分。对于基本上错误的理论则应在破旧立新的前提下，注意从旧理论中吸取有价值的思想材料，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对于完全错误的理论也要充分利用它所搜集的材料，作为借鉴。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好，发现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就是对科学的一大贡献。我们的科学史在把成功者载入史册的同时，也应该为失败者着墨。因为在科学史上，发现错误的价值，并不亚于发现真理的价值。无数真理的硕果，正是科学工作者从错误和失败堆起的山峦和高塔上摘取下来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