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稿论文,史上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地位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2)06－0001－11
一、《手稿》中两个出发点的矛盾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第一部综合论述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手稿》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著作。马克思在大学最初学习的专业是法律，不久又把兴趣转向哲学。他最初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信奉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崇拜理性和自由。1842—1843年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开始从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转变。这是因为他当时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题，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这是他思想发生转变的最初动因。1842—1844年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并用费尔巴哈的理论和方法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1843年夏天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他第一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著作，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著名论断，开辟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写于1843年底、发表于1844年《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是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著作，在理论上从以下三个方面向前推进了：(1)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的宗教观，指出宗教并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是它的表现；不应该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而是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指明了消灭宗教的途径。(2)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的政治解放，是国家从宗教束缚中的解放，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解放，虽然是历史上的进步，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既没有消灭宗教，也没有实现人的自由。只有人类解放，才能消灭宗教、消灭阶级统治、实现人的自由。(3)实现人类解放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需要形成一个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就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阶级，“武器的批判”即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这两部著作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著作，离完成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不小的距离。
马克思1843年底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在1844年4—8月写的《手稿》，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以及对异化劳动理论的阐述，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还存在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的遗迹，《手稿》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于1844年9—11月合写的《神圣家族》一书，提出了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的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区别，对费尔巴哈作了过高的评价，没有与费尔巴哈的哲学彻底划清界限。这部著作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前夜。1845年春天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既批判了唯心主义，又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这个提纲阐明了他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认识论问题，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阐述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论述了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哲学的基本特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自觉地清算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对自己的影响，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彻底划清了界限，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初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成的著作。由于这两部著作当时没有公开出版，所以1847年7月发表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1848年2月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是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问世的著作。
通过以上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手稿》所处的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只有把握好这个特殊地位，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手稿》中的哲学思想。
《手稿》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著作，具有新旧哲学的两重特点。一方面，它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仍然带有它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哲学、主要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的遗迹。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根源于两个出发点的矛盾。《手稿》一方面从“经济事实”出发，以这个出发点为前提，必然提出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它又从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出发，以这个出发点为前提，必然不能完全摆脱它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哲学、主要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的影响。
关于从“经济事实”出发，马克思有很多明确的论述。在《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说：“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219“通过完全经验的”分析，就是通过对经济事实的分析。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的表现时又说：“我们且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1]267，“我们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1]275“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1]279马克思说的从“经济事实”出发，还包括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但马克思的理论同国民经济学不同：“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1]266马克思则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并用它的语言，说明私有财产的本质及其规律：“工人降低为商品……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266
如何理解马克思从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出发呢？前面讲过，马克思最初信奉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哲学，从1842—1844年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仍然没有完全克服。在他所由脱胎出来的这两种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从“经济事实”出发的同时，又从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出发。马克思当时认为，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劳动是人的本质。人最初占有自己的本质，即人最初的劳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其实人最初的劳动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劳动产品简陋而稀少，甚至连温饱都难以解决，以至还存在人吃人的现象，那时人的劳动并不像马克思想象的那样美好，并不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个最初的人的本质，是马克思为了论证异化劳动理论设定的理想化的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274。“类生活”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用语，指的是体现了人的本质的生活。就是说，异化劳动使人丧失自己的本质，成为非人。共产主义运动消除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重新使人的劳动成为“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即使人重新占有人的本质。这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过程。用所谓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过程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有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的遗迹。
从“经济事实”这个出发点出发，是马克思明确地、反复地讲过的，因此是显性的、容易被人们所看到和了解的。而从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出发这个出发点，是马克思所由脱胎出来的旧哲学的遗迹，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讲这个出发点，也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出发点，更没有意识到两个出发点之间的矛盾，因而这个出发点是隐性的，是不容易被人们看到和了解的。我国学术理论界有些研究者由于只看到前一个出发点，而没有意识到后一个出发点，所以对《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过高的评价，认为它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著作，甚至有人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顶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发源地。另有一些研究者，由于对后一个出发点的消极作用估计得过于严重，而对前一个出发点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所以对《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过低的评价，过多地看到了马克思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哲学的遗迹，忽视了其中包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下面我们将以两个出发点及其矛盾为基础，首先指出《手稿》中提出和论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其次指出《手稿》中存在的马克思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哲学的遗迹，最后指出《手稿》以后的著作是如何克服旧哲学遗迹的。
二、《手稿》中论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手稿》从“经济事实”出发，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以及对异化劳动理论的阐述，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一)《手稿》论述了生产劳动是人类与人类社会形成和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类自身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我们知道，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伟大功绩，就在于猜测到了劳动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人的生活是和这种活动分不开的，只有通过这种活动，人才能充分发挥他所固有的普遍本性。人为了把自己确立为人，必须进行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本身就是这种活动的产物，因而人的自我创造活动就是人类历史的内容。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320但是，黑格尔所讲的劳动是一种精神活动，而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则是人们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
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有本质区别的：(1)动物的活动是本能的、无意识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273(2)有些动物，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也能为自己营造巢穴和住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1]273。(3)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不能能动地改造自然，而人则能根据自己的意识和目的能动地改造自然，使自然界适合自己的需要。……人在劳动中不仅创造了他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而且创造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本身。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309人在生产劳动中，不仅改变他身外的自然，而且也改变他自己本身的自然，“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1]326(4)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就是说，动物只生产直接满足它自己及其幼仔的肉体需要的物质产品，而人除去生产物质产品之外，还生产满足自己全面需要的精神产品，“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274。
(二)《手稿》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作用，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直观性。
把生产劳动看做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是马克思实践观的一大进步。马克思在1841年写的《博士论文》中，由于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把理论批判作为实践的基本内容，强调“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2]75。马克思在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和论文中，站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立场上，把政治革命作为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从而在政治形态上把实践和理论作了区别，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3]11。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把生产劳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指出正是在生产劳动这种自由的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中，发挥了人的能动作用，不仅改造了外部自然界，而且也改造了人本身，实现了人和自然的统一。这种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观，既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实践观的影响，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看做感性对象、而不同时把人看做感性活动的旧唯物主义的消极的、被动的、直观性的缺陷，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实践观的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实践界定为人的对象性活动。要说明人的实践活动是对象性活动，首先要说明什么是对象性存在物。对象性存在物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
(1)人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当做对象。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人有自我意识，人能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把自己当做主体，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做对象。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273正因为人能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做自己的意志的和自己的意识的对象，所以人才是对象性存在物；动物不能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做自己的对象，所以动物就不是对象性存在物。
(2)人不仅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做对象，而且把周围环境当做对象，人的活动是有外部对象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3]533这就是说，人与动物的另一个显著区别，在于人有自我意识，能把自身与周围环境区别开来，把自身当做主体，把周围环境当做客体即对象，从而发生对象性关系；动物则没有自我意识，它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本能的、无意识的，它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不是对象性关系。人的活动之所以是对象性活动，就是因为人的活动之外有自己的对象，人把自身之外的物当做自己活动的对象。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同样，一个社会存在物，如果没有意识到自身之外有自己的存在物，它也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324－325
(3)人不仅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当做对象，不仅在人之外有对象，而且一个人可以作为另一个人的对象，人与人之间可以互为对象。孤立的个人既没有对象，也不是他人的对象，所以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实际上是非存在物，或者只是在思想中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存在物。马克思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因为，只要有对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独自存在着，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对象不同的他物、另一个现实。因此对这个第三对象来说，我是和它不同的另一个现实，也就是说，我是它的对象。”“只要我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以我作为对象。”[1]325马克思的这些话确实有些令人费解。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既讲了人与外部对象的关系，又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外部对象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为中介。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发生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中介。同样，没有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没有外部对象的存在，不是为了共同改造外部对象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与人之间就不能发生关系，或者说就没有必要发生关系，人与外部对象的关系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中介。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互为对象的关系。
(4)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唯心主义者片面夸大人的能动性的一面，而且是抽象地夸大人的能动性的一面；旧唯物主义则看不到人的能动性，片面夸大人的受动性的一面。这两种割裂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内在统一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马克思超越了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在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关系上的对立，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两者统一起来。他在《手稿》中有许多深刻而精辟的论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324“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他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326
说明了什么是对象性存在物，就为说明什么是对象性活动奠定了基础。所谓实践是人的对象性活动，是说实践是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感性的、现实的、物质性的活动。实践把人的目的、理想、知识、能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实在，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这个对象世界既是人的劳动的物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表现，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马克思在《手稿》中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1]267－268
马克思批判了旧哲学割裂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1]306这里所说的“哲学”，是指马克思不赞成的旧哲学，而他自己的哲学则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通过实践的方式解决理论的对立。
(三)《手稿》论述了生产关系思想，接近于提出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生产关系本质的论述，是分为两种情况进行的，一种是异化劳动下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即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另一种是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劳动下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即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本质。马克思在《手稿》中，把共产主义看做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运动和一个环节，它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1]311,347，这与后来把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讲的异化劳动下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即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本质的表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与人是对立的。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人与人是对立的，是互相欺骗和互相掠夺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它做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破产。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的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1]339马克思在作为《手稿》补充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摘要》)中说得更加明确，在私有制生产关系下，“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即不是社会的生产。也就是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作为人同另一个人的产品有消费关系。我们作为人并不是为了彼此为对方生产而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产品只看作是自己的、物化的私利，从而把另一个人的产品看作是另一个人的、不以他为转移的、异己的、物化的私利。”[4]34
(2)人的活动和享受是分离的。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人的活动和享受是分离的。劳动者(工人)、穷人创造了财富，却不能享受财富。有产者(资本家)、富人不劳动，却享受财富。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就越没有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及代表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教条是：工人要“自我克制，克制生活和克制人的一切需要”；工人要“少吃，少喝，少买书，少去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餐馆”，要“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1]342。总之，对资本家和富人来说，劳动者和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多越好，而享受的财富则越少越好。
(3)个人和社会是对立的。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个人和社会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具体表现为工人个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的类生活相异化，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1]273这里的“类生活”是费尔巴哈的术语，是指真正人的生活或社会的人的生活，个人生活和类生活的对立，也就是个人和社会的对立。
(4)人的本质是片面的。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人的本质是片面的、畸形的。在马克思看来，人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使人的本质得到全面的发展，需要有两个条件。从客体方面来看，需要使对象“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1]304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具有音乐感的人，才能享受音乐的美，“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对象能否成为一个人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1]305,304，即既取决于客体对象的性质，又取决于主体自身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下，劳动者既丧失了享受的对象，又丧失了享受对象的主体能力，因而他的本质必然是片面的、畸形的。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讲的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劳动下的生产关系，即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本质的表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和人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下，人既生产自己，也生产别人，既生产自己的需要，也生产别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但是，同样，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1]298－301
(2)人的活动和享受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下，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和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绝不仅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活动和直接共同的享受这种形式中……”[1]301
(3)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301马克思谆谆告诫人们，在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应当重新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302。马克思这些话，用费尔巴哈的术语和表达方式，论述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统一。
(4)人的本质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下，“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是对人的现实的占有……”[1]303马克思又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充实”[1]339。马克思的这些话，同样是用费尔巴哈的术语和表达方式，说明了在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本质的全面性。
如果说我们上面所列举的关于异化劳动下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和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劳动的生产关系下的本质的表现要点，是笔者概括归纳的，这些要点还是散见于马克思的《手稿》中的话，那么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自己则对这两种生产关系的本质表现作了概括和归纳。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称为“谋生劳动”，把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劳动称为“自由的生命表现”的活动。马克思把“谋生劳动”的生产关系的本质的表现概括和归纳为以下几点：(1)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3)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同他是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穷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强制，而且对他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如同对社会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4)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4]28－29。马克思把作为“自由的生命表现”的劳动的生产关系的本质的表现概括和归纳为以下几点：(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和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和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4]37。从马克思的概括和归纳可以看出，《穆勒摘要》中所用的虽然仍然是费尔巴哈的术语和表达方式，但其思想却比《手稿》中的思想前进了一步。
马克思虽然分别讲的是异化劳动下的生产关系的特殊本质的表现和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劳动下的生产关系的特殊本质的表现，但因为一般就存在于特殊之中，在这两种不同的劳动下的生产关系的特殊本质的表现中，就包含着生产关系的一般本质。生产关系的一般本质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从上面我们所引述的马克思的大量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在《手稿》中确实是通过对两种不同的劳动下的生产关系的特殊本质的表现的论述，揭示了生产关系的一般本质。
(四)《手稿》把存在决定意识的一般唯物主义观点用于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接近于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人的感觉、意识与人们的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关系。首先，人的感觉器官不仅仅是自然的肉体的器官，而且是人们的现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即社会的器官。例如，在共产主义社会“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人的眼睛与野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与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1]304其次，人的意识是人们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在思维中的复现。马克思指出：“作为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1]302再次，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就必然有不同的感觉：“对于一个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1]305－306根据以上几点，马克思作出结论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305。马克思在这里虽然尚未明确提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对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但是他在这里所说的“感觉”、“类意识”等已带有社会意识的含义，他所说的“现实的社会生活”、“自己的现实存在”、“类存在”等已带有人们的社会存在的含义，他对两者的关系的论述，已接近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不仅认为生产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明确提出，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决定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他说：“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398马克思在这里虽然尚未明确提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范畴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但是，他所讲的“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生产和消费”等概念，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经济基础的含义，而他所讲的宗教、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就是他后来所讲的上层建筑的内容。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思想，接近于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五)《手稿》论述了社会革命是私有制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阶级对立，指出了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阶级力量。
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坚持从世界自身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批判了宗教创世说。他指出，自然界和人是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是一个荒谬得使人“无法回答的观点”。马克思在驳斥宗教创世说以后作出结论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1]310这里对宗教创世说的驳斥虽然还是用思辨方法做出的，而且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但是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由人类劳动创造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在历史本身之中，在历史之外不存在任何造物主，这种既唯物又辩证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分析了私有财产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他认为，私有财产不是真正的人的劳动创造的，而是异化劳动的产物。他说：“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277私有财产是在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中发展的，“私有财产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283。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产生、发展和灭亡，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一个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阶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1]311马克思当时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下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是任何人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私有财产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有它自己的客观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指出：“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298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就已经看到，自然科学对于推动工业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的巨大作用。他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1]307马克思认为，彻底消灭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共产主义不会自动地实现，它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
空想社会主义者仅仅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揭露和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描述，而找不到铲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力量。马克思则通过对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的分析，指出了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他说：“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上述对立已发展到矛盾关系的、因而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1]294而无产阶级就是解决这一矛盾、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阶级力量。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的消除、人类解放的实现。
综上所述，《手稿》论述了生产劳动是人类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和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和基本内容，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直观性；论述了生产关系思想，接近于提出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把存在和意识的一般唯物主义观点用于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接近于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论述了社会革命是私有制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阶级力量。这些思想观点，尽管当时还有很多地方表述得不够明确，甚至含糊不清，但是，这些基本观点的提出，却已经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粗具规模，为进一步制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提供了一个雏形。所以说，《手稿》在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手稿》中存在的旧哲学的遗迹
那么，能否说《手稿》是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成的著作呢？不能。因为《手稿》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的著作，尚未完全克服它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哲学、主要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遗迹。《手稿》虽然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表述的，而且在这些新观点中还夹杂着一些旧观点。在《手稿》中，既存在着新内容与旧术语、旧形式的矛盾，又存在着新观点与旧观点的矛盾。因此，其中的新思想、新内容尚有许多表述得不确切和模糊不清之处，这一点从我们上面的叙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为了完成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必须克服这些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不断充实那些新思想、新内容，并使其得到越来越确切的表述。
在《手稿》中存在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遗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以承认有一个理想化的、不变的、共同的“人的本质”为前提的，并把这种“人的本质”作为衡量社会制度进步与否的标准。异化劳动理论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矛盾，实际上是“人的本质”与不符合“人的本质”的、使“人的本质”畸形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不仅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遗迹，而且也未完全克服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人的理性作为衡量社会制度进步与否的尺度的历史唯心主义色彩。这就妨碍了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表现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关系，去说明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客观规律。在《手稿》中，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用经济学的论据论证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用“人的本质”与不符合“人的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论证的。
(二)《手稿》中关于“人性异化”、“人性复归”和“人类解放”的思想，尚未完全摆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影响。马克思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实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278这里虽然对“工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作了区分，但是总的说来，当时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把“工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毕其功于一役的，尚未提出无产阶级首先争得自己的解放、然后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还有一段距离。我们知道，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写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晚于马克思的《手稿》。恩格斯在1892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论述这部著作存在的历史局限性时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我这本书只是体现了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3]370－371恩格斯的这一大段论述对评价马克思的《手稿》也是完全适用的。在包括马克思的《手稿》在内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成熟的马克思著作中，虽然都有人类解放的思想，但是早期著作中的人类解放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影响，还不是无产阶级首先“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而是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一起解放。因此，这种人类解放的思想，客观上容易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阶级矛盾，抹杀阶级斗争。而在成熟的马克思著作中的人类解放思想，则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上的，是无产阶级首先“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首先得到解放，然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使全人类都得到解放。全人类都得到解放以后，无产阶级也就得到了最后的彻底的解放。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类解放思想和成熟的马克思著作中的人类解放思想相混淆。
(三)《手稿》虽然提出了人的本质具有社会性的思想，接近于提出生产关系概念，但是，由于马克思在当时还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还没有明确制定生产关系概念，还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因而还没有对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做出纯经济的历史的分析，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联系，还没有发现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当时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虽然与费尔巴哈有了重大的区别，但是他尚未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区别。他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费尔巴哈所讲的人的本质只是把人们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而是误认为费尔巴哈所讲的人也是社会的现实的人。马克思在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说：在《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这两部著作中，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5]13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手稿》写于1844年4—8月，他在8月11日的信中仍然认为费尔巴哈所讲的人是现实的社会的人，这就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当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费尔巴哈的区别。不仅如此，在稍后一些他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一书中，仍然没有明确意识到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费尔巴哈的不同。在这本书中，他们把下列一些思想当做费尔巴哈的“天才发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我们知道，费尔巴哈所讲的人并不是现实的社会的人，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抽象的生物学上的自然人。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把这种人理解为现实的、社会的、活生生的人，正说明他们自己在当时对“社会的人”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抽象的生物学上的自然人的色彩和痕迹。马克思之所以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的区别，是因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除去与费尔巴哈有重大的不同的一面，仍然有某些相同之处。按照马克思后来的理解，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如此，在历史上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就具有不同的本质；在同一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也具有不同的本质。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共同的，而是有差别的；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在阶级社会不是超阶级的，而是具有阶级性的。这样理解人的本质，就根本无所谓人的本质的异化，也无所谓人的本质的丧失和复归。反过来说，只要还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就必然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把人的本质看成具有先天不变的抽象共同性的特点。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写完《手稿》后不久，就毅然放弃了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思想。这一点下面我们还要讲到。
(四)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虽然不像黑格尔那样，讲的是绝对观念的自我异化，也不像费尔巴哈那样，讲的是宗教上的自我异化，而是基于对“经济事实”的分析，讲的是人的劳动的异化，但由于马克思当时还只是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比较缺乏，因而还没有完全做到用“经济事实”本身说明各种经济范畴。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从异化劳动出发，逻辑地推演出一系列经济范畴。正像他自己所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1]278－279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当时并没有科学地说明各个经济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对私有财产概念及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的说明就是一例。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又认为私有财产“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当然，马克思认为相互作用的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归根结底是异化劳动产生私有财产，“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雾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雾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1]277可见，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循环论证的色彩，因为他在当时还没有找到既决定异化劳动、又决定私有财产的更深刻的根源。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这种论证，他在《手稿》中还试图进一步说明两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异化劳动的起源问题。他说：“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1]279遗憾的是，我们在《手稿》中并没有看到马克思是如何解决异化劳动的起源问题的。后来他在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那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一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分工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产生的共同根源。就是说，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同时产生的，在起源上没有先后之分，在地位上也没有轻重之别。
四、《手稿》以后对旧哲学遗迹的克服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手稿》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马克思、恩格斯制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打下了初步基础；另一方面又尚未完全克服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术语、旧观点的遗迹。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在由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存在这样的矛盾，是很自然的，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相反，如果不存在这种矛盾，而是一瞬间就完全抛弃了它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哲学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的遗迹，倒是不可思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手稿》中所提出和论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的遗迹，这两者各占什么地位？在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中各起什么作用？在以后的发展中各自朝着什么方向演变？
我认为，在《手稿》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主要的、向上的、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的东西，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的遗迹是次要的、向下的、逐步归于克服的东西。在以后的进一步转变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的遗迹起了消极的妨碍作用。在以后的发展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并且越来越采取与内容相符合的术语和形式加以确切的表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的遗迹逐步被抛弃。在成熟的马克思著作中，虽然常常还使用异化之类的概念，但是已经不再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并且对费尔巴哈和嚣张一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抽象的人性论、人的本质、人类之爱等观点展开了批判。这是马克思思想观点的一个重大变化。如果看不到这个变化，就不能正确认识《手稿》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于有些人故意掩盖和否定这个变化，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了。下面我们具体考察一下这个演变过程。
1845年春天，即马克思写完《手稿》半年以后，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中，马克思不仅自觉地意识到他的观点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而且旗帜鲜明地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展开了批判。他指出：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马克思提出了自己对人的本质的新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01。这种对于人的本质的新概括，与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彻底划清了界限。
紧接着，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系统地清算了费尔巴哈哲学对他们的影响。两位作者在回忆他们哲学的形成过程时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中，所使用的“人的本质”、“类”等等概念，是“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为了不给德国理论家们留下“可乘之机”，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这些哲学术语。两位作者还指出，使用抽象的“人”、“类”、“人的本质”等术语，容易导致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他们说：“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人’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3]582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讲得十分清楚，用抽象的“人”代替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实际的人，用这种抽象的“人”的“自我异化过程”代替整个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就是“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亦即导致了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所以，笔者认为如果按照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逻辑顺序构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说明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就必然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导致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底至1848年1月合写、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讲的“人的本质的外化”斥之为“哲学胡说”，把他们所讲的“实现人的本质”斥之为“无谓思辨”，并且斥责他们“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5]58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至此马克思已经完全放弃了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思想。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成和公开问世的著作中，马克思已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彻底决裂。自此以后，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思想，不仅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勾销了，而且成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批判的对象。这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进步，那些主张按照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说明历史发展过程的人，恰恰是把马克思《手稿》中的次要的东西当成了主要的东西，把向下的东西当成了向上的东西，把起妨碍作用的东西当成了起推动作用的东西，把消极的东西当成了积极的东西，把后来被马克思早已抛弃了的东西当做精华的东西重新捡了回来。这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而是在马克思已经前进的基础上把它拉向后退。
最后，我想谈一谈写这篇长文的直接诱因，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江汉论坛》2012年第2期发表了王东教授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合写的一篇文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发点新探》。这篇文章只承认《手稿》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不承认《手稿》的另一个出发点是“理想的人”或“抽象的人”，并且认为《手稿》中讲的人是“现实的、从事劳动实践活动的人”。如何理解《手稿》的出发点，是关系如何评价《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本文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如何认识《手稿》的出发点上，提出并论证了与王东教授有所不同的观点。
收稿日期：201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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