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运动和发展的辩证法，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根红线，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它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其中实践性、人民性、创造性尤为突出。
实践性
首先，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践观点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变革的关键。马克思将实践的观点引入哲学，将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实践对象以及实践的手段都是客观的，并且实践的广度、深度和发展过程都受着客观规律的支配。因此，实践取得成功的首要的、基本的条件就是尊重客观存在的事物，要依照事物本来面目去认识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概括为“实事求是”，即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身去探求事物内部的联系、本质和规律。中国共产党将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表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会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一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将党的思想路线全面而准确地概括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四句话既肯定了物质第一的观点，又强调了实践第一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有机统一。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处于核心地位。坚持实事求是，我们做一切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实践作为检验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为了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十分强调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关系。他说：“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出不仅仅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打破思想禁区的需要；而且是获得正确认识，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前提条件，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对象的能动的反映。每个正确思想观念的形成，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必须通过无数次地反复。无数次地反复的过程就是要不断冲破旧的认识，以求达到新的认识的过程。人们的思想观念一旦凝固、僵化就无法反映客观变化着的事物，人们就会被陈旧的观念和本本上的东西所束缚。特别是我们正处于改革时期，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速度很快，如何才能保持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主客观的关系，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由此可见，解放思想是认识规律性的内在要求。只有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我们才能以客观、科学的态度来分析、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其次，邓小平坚持真理和价值检验标准的一致性，将实践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
真理是标志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如何判断认识的正确与错误，这是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马克思将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他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以满足人本身的需要。客体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和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效益关系就是价值。如何评价价值呢？价值的评价应着眼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效用关系。实践正是联系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桥梁。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和价值共同的标准。在社会实践中，不仅人的认识和行为的真理性得到检验，而且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价值评价也得到确定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检验过程和价值的实际确定过程，往往是同一实践过程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正是把握了真理和价值检验的一致性，不仅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提出衡量改革措施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使真理标准和价值评价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邓小平认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而且，邓小平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补充到党的思想路线的新概括中，将实践检验标准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改革过程中往往出现路线、方针、政策都很好，但由于人们对改革结果的评价标准不同，而出现对改革举措褒贬不一的现象。“三个有利于”标准对改革结果的评价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价值取向，将实践检验标准具体化，为正确具体地把握实践标准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最后，邓小平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强调理论的实践功效。
认识过程是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辩证发展的过程。获取真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去实践，以求达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目的。邓小平倡导理论要为实践服务，强调认识过程中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突出了理论的实践功效，把实践的价值性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搞改革开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我们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正是基于这种务实的风格，邓小平考虑和处理问题，总是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国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邓小平哲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他紧扣当代社会实际问题，不仅理论上有巨大突破，而且在实践上更具有切实可操作性。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来源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服务于我们正在做的事业，时刻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效。
人民性
如何认识人在实践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认为，人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体，也是价值的主体。人民作为实践主体是指人民是实践活动的主要实行者；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是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作为价值主体是指人民是价值的享有者和评价者。邓小平的人民观就是认识主体、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相统一的人民观，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民性。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实践、社会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中创造了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在实践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我们党理论、方针、政策的源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十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视为正确方针政策的重要来源。邓小平在1985年与外宾谈话时说：“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成就时，他说：“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对农村改革，邓小平说，“农村搞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前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人民群众从事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实践的结果。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邓小平始终坚信人民是解放自己的伟大社会力量和历史的原动力。他指出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相信“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鉴于我党历史上忽视群众物质利益的教训，邓小平在坚持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历史主体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人民是价值主体，即人民既是价值的创造者也是自己所创造的价值的享用者，还是实践标准的评价者。邓小平将人民的利益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从哲学意义上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他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事业，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他说：“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他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落脚点，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尊重群众的利益，时刻将群众的利益摆在重要位置考虑。他首创以满足人民物质需要为准绳，给人民以实惠的价值取向，将人民视为价值评价的主体。他指出“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各国党和人民去判断。”邓小平还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利益出发，将“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衡量各项改革措施得失的标准之一，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生产力的落脚点。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他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创造性
“新阶段”、“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这是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评价。这四个“新”突出了邓小平理论既继承了前人，又突破了陈规，正确判断了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抓住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许多创见都是建立在他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创造性发展基础之上的。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决定和制约着哲学的主题。邓小平富有创见的哲学思想正是源于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邓小平准确把握了时代特征，对时代主题作了科学的判断。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敏锐地指出，要搞清楚“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的问题。首先，邓小平通过分析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指出，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很多，但主要的有两个，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经济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中，南北问题、经济问题、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新判断，准确地概括了当今的时代特征，是我们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大前提。其次，在对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判断的前提下，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遭受挫折，甚至改旗易帜的教训和我国建国以来的曲折道路，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新课题，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旗帜才不会倒。他还指出，根本问题在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在做前人从没有做过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因此，这个“结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许多富有创见的认识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新发展，处处闪耀着哲学的光辉。例如，他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新贡献；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新补充；立足于对我国国情作出的我国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划分阶段思想的丰富；通过“一国两制”和平解决香港问题是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新实践。邓小平的创造精神和理论勇气渗透于邓小平哲学思维和实践活动之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值得所有理论工作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