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视野下的广场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国论文,视野论文,广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表明，一定社会的文化结构是由其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决定，并且反作用于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当前，我国正处于复杂而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并由此带来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化。具体就精神文化而言，当下既是人们对于精神诉求日益凸显的时期，也是各种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期。在此背景之下，广场舞应运而生，并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流行开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当代中国文化现象，广场舞已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视角，观察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探讨它的流行原因和社会影响，发掘其文化价值意蕴，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众说纷纭：关于广场舞流行原因的各种界说 近年来，广场舞在我国的城镇广为流行，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中老年妇女的热捧。据调查，当前，在中国每天跳广场舞的人数达一亿之多①。作为一种参与者众多的娱乐和健身方式，广场舞何以如此受人欢迎？一些国内外学者试图从广场舞背后去寻找答案。 1.国内学者对广场舞流行原因的探讨。综观国内学者的解释，他们大多立足于广场舞产生的经济基础，并从不同方面展开探讨。其一，民族性格嬗变说。有学者在分析了传统中国人性格的形成背景后提出，“热烈奔放的街头一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性格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②。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探究占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汉族人民之特点后不难发现，汉族人民具有情感内敛、表达隐晦的性格特征。相较之下，如今的大妈们在跳广场舞的时候，大多兴高采烈，散发出前所未有的舞蹈热情；不论舞姿是否优美，都勇于在世人面前展现自己的舞姿。这表明，广场舞的流行是我们中华民族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展现，也是民族性格转变的表现。其二，女性天性解放说。有学者认为，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大妈现象反映出的是中年女性的自我发展诉求，是中年女性意识的觉醒”③。两鬓斑白、双手粗糙、任劳任怨，这是传统中国中老年女性的典型形象。但近些年，大妈们颠覆了这种传统形象：她们跳起了广场舞，从国内的大小广场跳到法国的卢浮宫、俄罗斯的红场，且精神昂扬、兴致盎然。有学者据此提出了中国女性的“解放新论”，并从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的角度解读了中国女性在性格上的积极变化——“尽管大妈们外表可能有些胖、动作不是那么优美，但有追求、有向往，并在这种追求和向往中寻求自我认同，这背后其实是自信。”④其三，精神需要说。该说认为，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凸显。跳广场舞既能健身又能愉悦身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其四，被迫选择说。上海市人大代表、国家一级演员陈甦萍在对广场舞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调查后宣布：“广场舞已经成为中国大妈新生活的有效载体。”⑤在深入了解广场舞大妈的生活状态后，她有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大妈造就了广场舞，而是社会的变迁让她们别无选择。”⑥因为这些跳广场舞的大妈要么是缺乏社会交流沟通的渠道，要么是没有子女在身边陪伴，要么就是平日工作太辛苦，只有通过跳广场舞才能放松一下。其五，舞蹈参与优势说。有专家在对广场舞的舞蹈元素、艺术风格等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广场舞兼具“各种舞蹈元素，另辟蹊径，使这个以健身为目的的体育舞蹈，成功实现大众化、平民化”⑦。 2.国外学者对广场舞流行原因的分析。相对于国内学者从经济、文化角度的研究路径，国外学者更加偏好于从政治、社会心理等角度的分析。以下三种观点颇具有代表性：其一，政治影响反映说。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认为，跳广场舞的老年人成长于“红卫兵”年代，这些人跳广场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政府的政治影响的结果。其二，政治引导说。有国外媒体认为，广场舞的繁荣是中国政府政治控制和政治引导的结果。这一观点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一篇文章中有所体现。文章认为，在中国的“公共空间，公园或商场附近会举办一些舞蹈、话剧表演甚至放电影，但一般都具有政治或商业目的。”⑧其中，广为流行的广场舞就是政府在抱有政治意图下进行有意识地引导的结果。其三，社会需要说。一位韩国观察者认为，广场舞的出现与中国近些年来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中国人生活的急剧变化息息相关。基于对跳广场舞的主要人员的构成分析，他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未富先老”的阶段。在收入水平不高的前提下，广场舞成为了人们最经济的休闲方式⑨。 二、文化转型：关于广场舞流行原因的社会透视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⑩。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基于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深刻理解，以其多元决定论的独特视角指出：“个人和社会结构都是类似的，都是接受外界影响的效应场。没有一个可以独立于这些过程的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创造了它们，还让它们交织在一起。”(11)可见，任何一种社会现象背后，必然具有一系列复杂的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多重因素。广场舞也是如此。 1.广场舞的流行具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背景。“由于社会的许多非经济方面自身总是不断变化的，它们的变化影响和改变着经济。反过来，经济变化催生社会非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社会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同时是每一个其他部分变化的原因和结果。”(12)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广场舞背后也有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深刻原因。 197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连续的高增长。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飞跃，更给我国社会的进步以强有力的推动，并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如今，人们在生活的要求被满足后，萌发出更新、更高的追求，即在保证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更加关注自己生活的品质、关注自己的内心体验与精神世界。数据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换言之，用于丰富精神生活的消费在人们日常开支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大众的精神文化诉求日益增强。可以说，正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渐提升的历史背景之下，广场舞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才能得以流行。 2.广场舞的流行是人们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转型的独特产物。人类社会的历史既是生产的历史，又是交往的历史。一个社会中最初的也是最狭小的交往，莫过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不同社会或国家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群居在一起，习惯于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家庭组织形式。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长者晚年生活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儿孙满堂、承欢膝下。然而，近些年这种传统的中国家庭交往模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非农业生产的大幅提升，人们不再简单地被土地束缚，谋生手段日趋多样化。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的就业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多样。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年轻人在成年或者大学毕业后会到异地就业，或由于各种原因而选择与父母分开生活。由此，传统的中国式的家庭组织形式开始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呈现出“一家三口”的小家庭形式。与此同时，只有一两个中老年人居住的空巢老人式家庭日渐多了起来，大爷大妈们在退休之后的生活也顿显清闲。生活无忧而身体健康的他们需要走出家庭、走进社区、走向社会，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以填补和丰富自己略显单调的退休生活。对于这些中老年来说，广场舞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广场舞的流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体现。“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3)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自觉地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在广场舞上也有所体现。 从参与的广泛性看，广场舞所特有的集体行为传达出集体主义的传统。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集体的利益永远是大于个人利益的。正如梁启超所言：“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而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15)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集体主义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并由此催生出许多歌颂它的文艺作品。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单位集体的大环境，选择了个人创业打拼。同时，受思想观念多样化的影响，许多人在行为上表现出个人主义倾向。然而，即便承认人的利己性或个人主义有一定合理性的人，尤其是经历了时代变迁的中老年人，在当下也常感觉到集体归属感的缺失，会怀念集体主义环境下的价值取向和人际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广场舞之所以参与者众多，是人们找寻集体归属感的结果，是人们思想深处集体主义精神另类的延续。 从参与的条件性看，广场舞所具有的低成本参与特点体现了勤俭节约的传统。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经济水平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了，为什么不去进行其他的娱乐活动，而要选择广场舞？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或许能对此予以注解。如果一种日常的娱乐活动需要长期的额外的金钱支出作为支撑，那么这种娱乐方式会将许多参与者拒之门外。参与广场舞的便利性和低成本性，无疑是其参与人群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选择广场舞这种健康又低成本的公共娱乐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符合成本选择偏好理论，从文化传统的角度看体现了中国人勤俭节约的民族品格。 4.广场舞的流行是我国国民精神状态日趋向上的一种映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6)广场舞的繁荣发展，亦是如此。广场舞参与者队伍的逐渐壮大、广场舞“据点”的遍地开花，都显示出人民群众对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渴望。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中国国民整体素质提升的表现，也是我国国民精神状态日趋向上的映射。首先，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展现了当下我国女性独立、自信的新风采。在封建社会“三从四德”“夫唱妇随”观念的支配下，封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女性只是家庭和丈夫、儿子的附属品，她们整日的生活就是围绕家庭琐事而展开，没有丝毫的独立性。“见不到阳光，学不到知识——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女性的命运。”(17)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中国女性的形象开始发生改变：她们解开了脚上的裹脚布，有人走进学校接受教育。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中国妇女还是会受“相夫教子”等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女性真正地得到解放，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女性的各项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注重个人的生活品质、注重个人价值的提升：她们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再仅仅来源于家庭的圆满，还需要来自于各种社会交往的实现；她们不仅关注家人的健康，也关注自己的健康；她们的生活不再是单一地围着家庭绕圈子，而是由家庭而邻里而社区而社会，范围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丰富；她们的交往对象不再局限在家庭成员上，而是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交际圈。大妈们作为主力军参与广场舞，这本身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其次，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体现了我国国民休闲娱乐方式正在发生改变。一段时期以来，窝在家中看电视、邀约朋友打麻将，曾是中国大众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这些娱乐方式不利于人的身体健康，若沉溺其中甚至会影响到人的精神风貌，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各种矛盾和问题。如今，这种情况正在逐渐地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锻炼身体作为休闲方式，而广场舞在众多锻炼方式中又备受青睐。应该承认，与其他休闲娱乐方式相比，跳广场舞更加有利于参与者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和谐。由此来看，跳广场舞是一种积极、健康的休闲娱乐方式。 再次，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体现了中国国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具有保守、谨慎等性格特征，不善于歌舞等直观情感表达。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新时期的中国人的性格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内敛、保守、胆小的色彩趋淡，乐观、开朗、积极的成分渐增。其中，直观的表现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在乎他人的眼光，不管自己的广场舞跳得怎么样，都热衷于在公共场所将这项娱乐活动进行到底。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显示着中华儿女自信、乐观的性格转变，是整个中华民族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时代表现。 三、价值冲突：关于广场舞引发的社会影响之争 就像多棱镜能折射出阳光不同的色彩一样，广场舞这面社会的“多棱镜”既折射出了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民生活不断提升的主色，也折射出了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文化、道德、伦理等问题的斑驳。从一定意义上说，由广场舞引发的社会影响之争，反映了人们对于生活的追求从生存要求到生活要求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困惑，实质上体现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冲突。 1.权利主体之争：是跳舞者为大，还是周遭人群为大？近几年来，人们对广场舞的态度开始分化。其中，很多相左的评价都是由广场舞的场地和噪音问题引发的，各种由广场舞场地引发纠纷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譬如，广场舞大妈为占据可用于跳舞的场地，与停在场地上的私家车车主发生的冲突；逛公园的人因为不满公园被侵占而放狗咬广场舞者；大妈们为了跳广场舞而封闭双向行车道路，终致交通受阻……于是有人提出，跳广场舞应该找合适的场地，如果选择在广场上、公园里进行，无疑会侵占其他人的休闲空间；也有人认为，跳广场舞不违法不乱纪，在免费的公共娱乐空间明显不足、公共设施建设不够的前提下，在公园、广场、停车带甚至马路上跳舞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同样的，跳舞人群和周遭居民之间在噪音问题上产生的矛盾也是备受关注，非理性地对待广场舞噪音的行为时有报道。例如，有广场舞所在广场周边的小区居民购置高音炮对着广场舞人群定向播放，向在小区广场跳广场舞的舞者泼粪，等等。要想妥善处理和解决广场舞的场地问题和噪音问题，就需要首先厘清这样一个问题：广场舞争端的当事人谁的权利更重要？然而，不论从谁的角度来看，似乎都各有各的道理。这就使得权利主体之争成为难解的死结。 2.社会道德之争：究竟是舞蹈者的道德缺失，还是矛盾相关者的道德缺失？有人说，跳广场舞的舞者是不讲文明、没有道德的人，他们只顾自己快乐，不顾别人的感受。例如，2015年7月，香港本土派抗议内地大妈在香港跳广场舞，理由就是行为“不文明”、噪音扰民。网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个段子：“几十年前，年轻人在广场上跳交谊舞，不顾老人的感受。如今，老人在广场上跳广场舞，不顾年轻人的感受。仔细想想，其实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那些坏人变老了。”这看似是有意无意的调侃，实际上也反映出人们对广场舞者的道德质疑。同时，也有报道称，在高考期间，有广场舞者为了照顾考生而自觉地关掉扩音器，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似乎又没有那么不道德。也有人说，广场舞者自娱自乐，发生道德问题是他们在主观上的无意识行为。反观那些泼粪、放狗者，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的行为实在是有违道德公允甚至违背法律规范。有人由此断言：人们在广场舞冲突中表现出的道德失范，揭示了当今社会道德水平整体低下的现实，表现出社会道德秩序的混乱；这些冲突在性质上看并不是新问题，无非反映出应该如何妥善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群己之间的界限的问题，也即反映出新的社会伦理的缺位。 3.舞蹈形象之争：是一种美好、健康、向上的形象表达，还是一种低俗、丑态的形象表达？对于广场舞形象之争论关涉两个方面问题：就广场舞本身而言，它的形象如何；就广场舞者而言，他们在跳广场舞时的形象如何。对于前者有人认为，广场舞本身不属于任何一种舞蹈，甚至因为其动作简单重复而不可以被称作舞蹈；也有人表示，广场舞另辟蹊径，兼具各种舞蹈元素，是一种新兴的舞蹈形式。目前这个问题尚属于讨论阶段，没有引发太多的争论。而真正引起人们意见冲突的，是后一方面的问题。2014年5月，有网友在新浪微博上传了一段大妈在火车上跳广场舞的视频，并很快被各大网站转载，甚至引起报纸的评论报道。人们对这段视频发表了不同观点：有人认为，这是大妈们精神状态良好的表现，舞蹈为乏味的旅途增添了乐趣，并为之“点赞”；有人认为，这些大妈的广场舞表演难看之极，是“恶心的表演”，是“丑人多作怪”(18)。 4.发展管理之争：是应该纳入规范管理，还是应该任其自然？一些人认为，广场舞是一种群众自发性的娱乐活动，不应该纳入政府相关机构的规范管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广场舞作为一种受众如此之大的娱乐形式，应该将其纳入到规范管理，以期正确地引导人们的行为，为广场舞的发展“打好基础”。这种发展管理之争，反映了人们在价值观问题上抱持的个人或国家的理解倾向。纵观全国各地的广场舞不难发现，由于合适的音乐太少，广场舞的伴舞曲目明显偏少；由于广场舞的领舞或编舞人员缺乏相应的专业素质，广场舞动作普遍存在简单化的问题。如果任其自然而为，广场舞的发展难以为继。以此来看，关于广场舞要不要政府引导的问题，答案似乎是明确的。事实上，有关部门已经用行动对此作出了肯定回答。2015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推出广场舞12套舞曲的标准动作，希望能以此提高广场舞的普及水平。2015年9月，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城乡住房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强调要加强对广场舞活动的规范管理。 四、文化自觉：对广场舞引发的社会影响的一种反思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关于广场舞的社会影响之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如，社会文化转型背景下的主体困境、道德伦理的缺位、审美观念的冲突、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等。深刻反思这些问题，亟待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即坚持以文化的觉醒和觉悟来衡量它的影响，以对文化进步的向往和追求来促进它的发展。 1.“权利主体之争”表现出当前我国社会文化转型背景下的主体困境。黑格尔曾指出，现代社会的原则是主体性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主体性的发挥又往往会带来对主体性的压制，从而产生主体困境。对此，马克思也评述道：“……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存在……”(19)从这种角度看，广场舞引发的“主体权利之争”，实质上也反映了我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主体困境。 这种主体困境，首先表现为主体界定的不一致。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里，群己的界限能放能收、能伸能缩，并通过“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棱两可了。”(20)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相对模糊。在这种公私混沌的状态下，个人的利益诉求也随之被模糊甚至是在公共利益面前变得渺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社会里模糊的群己界限似乎日益明晰起来，私人领域的重要性也随之不断提升，主体权利意识逐渐增强。但是，当不同主体权利发生冲突时，由于缺少微观机制和社会心理基础，人们实际上陷入了一种主体困境。因收入、职业、年龄等造成的不同群体，在广场舞问题上产生的主体权利冲突，就是如此。 其次，这种主体困境表在为主体决策困境。一般情况下，当主体在作出决策时存在多重决策主体时，可能会面临决策上的困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对同一事物的态度决策者在视角、爱好、立场等上有所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拉开了人们的收入差距，由此带来人们对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偏好。有关研究表明，高收入者更愿意在文化、教育、健康和休闲娱乐上投入，低收入者则会优先将收入分配到日常生活和子女教育上。收入差距带来的选择偏好也会具体而直观地体现在人们对闲暇生活的安排上——高收入者更加注重闲暇生活的舒适性和私密性，收入相对较低的人则更倾向于通过公共设施、公共活动来打发闲暇时光。此外，由于作息时间不同，在职人群与退休人群、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时间安排上也有所不同。早餐前、晚餐后的一两个小时，是退休人群、中老年人跳广场舞的黄金时段，也是在职人群、年轻人上班上学前后的准备时段、休息时段。前者习惯于喧闹，后者需要安静，冲突难免时有发生。 2.“社会道德之争”暴露出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道德伦理的缺位问题。一般传统认为，“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21)也就是说，道德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调节社会关系的规范。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上来看，道德的作用不仅仅是一把调节的尺子，更是一种道德实践——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决不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它也能够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通过作用于生产者来达到制约着整个生产力发展。因此，伦理的结构、道德的表现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 当前，全球化、市场化、高新技术不仅给人们带来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更是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同时也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植根于小农经济的传统伦理体系、被世代中国人作为精神依托的传统道德观念，遭受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大潮的严重冲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提倡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遭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主义、逐利原则的严重冲击；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下的社会文化领域，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遭受各种西方思潮涌入的严重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这种复杂性和艰巨性导致我们在既有的道德体系遭受严重冲击之时，未能及时地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令人信服的道德体系。(22)这种状况，使得人们在处理各类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缺乏一套道德共识作为达成和解的基础，一系列社会问题就随之暴露出来。具体就广场舞而言，“泼粪”、“放狗”、“枪击”等事件的发生，都与缺乏相应的道德共识和行为规范有关系。“放狗”者、“泼粪”者与广场舞者，本来是长期生活在一起的邻里，他们理应是守望相助、一团和气的。可是，在以和睦为导向的邻里关系被弱化以后，原有的道德规范就不再具有公共范围的约束作用。与此同时，不同群体从各自不同的需要出发去理解、建构道德标准，也导致在处理不同意见的时候，由于缺少共同的道德准则，而引发相应的矛盾和冲突。 3.“舞蹈形象之争”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审美观念的冲突。“美看来应当是最明明白白的人类现象之一……美就是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它是明显可知而不会弄错的。”(23)然而，大相径庭的评价结果表明，对广场舞形象美丑的评判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明白。放眼当前，这种审美差异与审美标准不一、审美旨趣多样等因素不无关系。首先，审美主体在年龄、教育层次、生活经历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对广场舞的评价差异。在现代中国社会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出生于不同时间阶段的人群，经历了不同的成长环境，具有不同的社会生活体验，并由此导致他们在审美上的差异。同时，受其各自生活经历、教育程度的影响，人们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也会产生审美上的差异。 其次，当前差异化、分众化的审美标准导致人们对广场舞美丑的不同判断。在当前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东西文化的深入交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全球化和互联网也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感受美和接触到不同形式的美。(24)马克思曾经说过：“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25)在人们陶醉于各种形式的美的同时，对美的标准也日渐多样化起来，一些新的甚至是畸形的审美取向也随之出现。正如大多数人以美为美一样，有些人开始以丑为美、以恶为美、以畸为美。当那些按照丑的、恶的、畸形的尺度来构建出的生活中的事物反复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充斥着人们的视线、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神经。这样，时间一长，难免不会在社会上形成畸形的审美取向——曾经一时被因作风大胆、敢搏出位而被热炒的某些“网红”，就是这种畸形审美标准的产物。这种畸形的审美取向一时影响了整个社会对于美的判读，并造成审美淆乱。 再次，不同的生活态度也会带来人们对广场舞的不同认知。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26)有的人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进取的、阳光的，那么他们对四处热舞的广场舞者大多抱持积极的、支持的态度。有的人生活态度是内敛的、克制的，那么他们对于广场舞舞者的态度要么保持中立，要么对广场舞者四处热舞的“招摇”颇有微词。有的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对于广场舞者的态度大概会是激烈贬谪或者嗤之以鼻。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出于功利主义的态度，以吸引眼球为目的而发表针对广场舞者的偏激言论。例如，2015年6月，某些人在香港别有用心地打着“捍卫公义，捍卫本土”的旗帜，以“有伤风化”为名驱逐内地广场舞者，行港独分裂之实。(27) 4.“发展管理之争”映射出城市文化建设水平与城市发展速度之间的失衡。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具体到每个城市而言，就是要创新城市发展之路，以绿色的发展理念治理城市，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要通过区域的协调发展、城乡的协调发展，让城市有更开放的态度容纳其居民、有包容的文化让每个居民都共享城市的发展成果。当前，我国的城市治理水平的提升速度与城市发展速度之间、城市文化品味的提升与城市发展规模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不匹配。一方面，高水平的现代城市，要求各种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城市居民的数量不断攀升，城市人口密度日渐增加，并因此挤占城市休闲娱乐空间，由此弱化了城市的文化功能。例如，许多广场舞的舞蹈场地紧挨着居民生活区，甚至就在居民住宅楼底下。由于参与人数多、场地开阔、环境嘈杂等原因，广场舞必须使用大功率的喇叭播放舞曲，从而侵扰了周遭人群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高水平的现代城市，要求城市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协调发展。城市硬件的快速发展，如各类楼宇的建起、城市交通的便利、生活硬件配套的完善，需要城市居民相应的文化、道德素质的提升以及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的提升与之匹配。然而，在现实中，人们的素质提升速度远远不及城市发展的速度。一些人对待广场舞噪音问题上的过激言行、偏激态度，就是典型表现。 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要求城市管理者能摸准城市发展的脉络，提升城市治理的水平。当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城市的建设表现出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集度较高、居民呈现老龄化趋势、新楼宇建设与公共空间建设不协调等一系列新特点。落实中央提出的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念，要求城市管理者既要有城市发展的眼光，也要有城市治理的智慧；既要有科学的素养和专业的知识，也要有人文关怀的精神。换言之，在城市的发展规划过程中，既要注重物质设施的建设，也要注重用城市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更要注重用城市文化建设来提升市民的素质、提升城市的文化品味。 五、结语：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推动广场舞的积极健康发展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28)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内容，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既需要阳春白雪，也需要下里巴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和价值导向。”(29)对此，习近平引用列宁的话强调，“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30)对待广场舞这一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大众文化形式，必须坚持满足人民需求与引领提高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即坚持以文化自觉来审视它的优点与不足，以文化自信来对待它的流行与影响，并以此推动其积极健康发展，从而在这一问题上体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有机统一。 1.坦然面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31)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人们共同创造，更是为了使人们共享创造的果实。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催生了人们对于文艺生活的需要。一段时期以来，作为大众文化活动的广场舞广为流行，成为一种为世人关注的“中国现象”。广场舞因为公共场地之争、噪音扰民等问题，引起了不同的社会评价和热烈的社会讨论。是非曲直姑且不论，这至少表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文艺生活。因此，在对广场舞的源起和流行问题上，各种界说其实都从不同地侧面揭示了这样一个逻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创造性、能动性都得到了极大解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我们需要文化自觉，既要辩证、历史地分析广场舞产生的原因，更要客观、公正地看待广场舞引发的矛盾。包容、欣赏、引导、提高，是我们坦然面对广场舞这一独特“中国现象”的理性选择。 2.增强文化认同是提升广场舞社会形象的有效途径。对于广场舞这一特殊而又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现象，我们既不能一味地大肆褒奖，也不能随意贬低。就国外的各种误读而言，对广场舞形象的妖魔化，或多或少是源于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不认同的心态。就国内而言，人们对于广场舞形象的各种贬抑，或多或少是一种信心缺乏的表现，与对中国人创造的文化缺乏自信有关。有人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32)近代以来，唯西方文化为先、唯外来文化为先的文化选择观，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延续了百余年，导致许多人失去了应有的文化归属感，也导致了他们缺乏对中国自生自发文化的认同意识。这也就是在中国的广场舞现身于世界各地时，为什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丢人”，而不是为此感到自豪。因此，只有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增强人们对于中国自生自发文化的认同感，才能使广场舞走出妖魔化、污名化的阴影，进而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3.凝聚价值共识是缓解广场舞引发矛盾的思想基础。针对利益冲突和群体隔膜，国外有学者强调“道德共识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重要性”，并认为“当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分享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时，这种道德共识就存在”(33)。从社会整合理论角度来看，当代社会由于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激烈冲突，亟待发挥精神因素、价值共识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作用，亟待通过国家精神的社会化将价值共识等文化因素内化成为个体的自觉，从而发挥消除隔阂、弥合分歧的社会整合功能。(34)从一定意义上讲，广场舞引发各种矛盾，深层次根源就在于不同群体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因此，凝聚价值共识是缓解有关矛盾的思想基础。就此而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能够构建文明、和谐的舞场环境，平等地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友善地对待他人，广场舞引发的矛盾就会大大减少，广场舞的文化品位也会因此得到提高。 4.加强公共文化建设是促进广场舞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建设是一门大学问，一定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提高城市建设水平。”(35)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针对在我国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不时出现的只关注“机体”成长忽略“灵魂”洗练的现象，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具有典型中国气质和广泛群众基础的广场舞，应该作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形式，而被纳入到我国文化建设的统筹规划之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36)可见，加强公共文化场地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是促进广场舞持续发展、提升档次的条件保证。 注释： ①陶然：《外媒：广场舞成中国大妈们最爱 超一亿人参与》，《参考消息》，2015年3月24日。 ②刘志琴：《民族性格嬗变的征候》，《北京日报》2014年9月10日。 ③李小佳：《广场舞还是灵魂舞？——关于“大妈”的社会学对话》，《解放日报》2014年7月17日。 ④李小佳：《广场舞还是灵魂舞？——关于“大妈”的社会学对话》。 ⑤杨海：《广场舞跳不出困局？》，《中国青年报》，2015年6月3日。 ⑥杨海：《广场舞跳不出困局？》。 ⑦熊慕零：《广场舞为什么这么火？》，《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1月28日。 ⑧[德]马克·斯蒙思：《广场舞威胁中国中产阶层“清静权”》，青木译，环球网，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4-09/5123355.html. ⑨《外媒：中国需要广场舞可升级为旅游风景》，海外网，http://world.haiwainet.cn/n/2015/0407/c345805-28607949.html.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页。 (11)[美]理查德·沃尔夫，斯蒂芬·雷斯尼克：《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孙来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1页。 (12)[美]理查德·沃尔夫，斯蒂芬·雷斯尼克：《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第180页。 (1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1页。 (14)《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15)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5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 (17)[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李上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01页。 (18)张丛博，闫静：《大妈火车上飙广场舞场面很欢乐》，《大河报》2014年5月14日。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 (20)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21)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6页。 (22)孙来斌：《用核心价值观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光明日报》2014年4月30日。 (2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234页。 (24)樊浩：《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7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 (26)《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6页。 (27)凌德：《香港本土派抗议“内地广场舞”大妈街头遭驱逐》[EB/OL].长三角新闻，http://www/cncsj/net/a/2015/7/8/content_682147.html. (2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6页。 (29)王永贵、郭晓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理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 (3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31)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4月29日。 (32)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33)[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34)孙来斌、谢成宇：《中国梦的文化意蕴》，《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6期。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5页。 (3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页。标签：广场舞论文; 大妈广场舞论文; 中国大妈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中国舞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