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内部调整还是外部冲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E32;F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09)11-0060-14
一、引言
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促发了世界经济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全球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产出水平绝对值下降的衰退境地。受外部市场冲击、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和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结构调整压力等多重因素的交叠作用，中国经济陡转直下，深幅调整，宏观经济运行在2008年一波三折。相应地，政府宏观调控基调在2008年也经历了从年初“双防”到年中“一保一控”、再到年底“保增长”的戏剧性高频转换。经济的过度波动再次激起了人们对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内外因素的关注与讨论。
过去30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步入了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最黄金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1978～2008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目前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三，已经成为了对全球经济走向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体。但是，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轨迹，可以发现伴随经济增长的是经济的过度波动，不是过热就是过冷，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困境就在于找不到一条较为稳定的增长路径（刘霞辉，2004）。尽管国内的学者早就意识到了宏观经济过度波动问题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识别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却少有深入研究。诸多观点主要可归结为如下几种：一是认为在“预算软约束”下，政府主导的投资波动（包括政府直接投资、国有企业投资等）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二是认为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中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国内资源供给紧张与通货膨胀，而随后的产能过剩问题又导致通货紧缩，提出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三是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前瞻性，总是比实际经济运行慢半拍，在经济拐点处反而加大了宏观经济波动，提出要政府改进宏观经济政策决策水平；四是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过高，外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国内经济造成打击，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前三种观点是基于国内经济调整与政策调整的角度分析宏观经济波动，我们把之称为内部调整；第四种观点是基于外部经济扰动的角度分析国内宏观经济波动，我们把之称为外部冲击。
本文从内外双重视角出发，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引起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因素进行有效识别与量化测度，以期澄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究竟主要源于内部调整还是外部冲击这一争论，为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进一步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提供必要的理论参考。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国内外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描述了测度宏观经济波动的方法；第四部分是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回顾
樊纲等(1993)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认为“计划者冲动”和“软约束竞争”这两个体制性因素是决定1990年以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雎国余和蓝一(2005)认为，中国转轨时期经济的波动性逐步减弱、稳定性增强的原因是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变化削弱了“转轨型经济波动”，使成熟的“市场经济型波动”逐步表现出来，宏观经济稳定有赖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张立群(2006)把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归因于经济短缺现象消失、市场机制完善和宏观调控水平提高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其实又可进一步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因素，即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与完善。李云娥(2008)利用VAR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波动是宏观经济波动的Granger原因，而第三产业的波动则不会对总量被动产生影响。刘树成(2004)在考察了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后提出，在市场经济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即一般所说的工业化中期，经济波动幅度最大，内在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具有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波动性。刘树成(2003)把1998～2002年中国经济波动的新轨迹归因于成功的宏观经济政策，认为之所以能够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的国际大背景下走出一条稳定较快增长的新轨迹，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增强了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贾俊雪和郭庆旺(2008)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着明显缺陷，未能有效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是这一阶段经济波动相对频繁和剧烈的一个重要原因；90年代中期以后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优化了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经济波动随之下降。陈建斌和郁方(2007)的实证研究支持宏观经济政策改进论，对1985～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执行绩效的估算结果表明，宏观经济调控执行绩效在1996年以后得到了很大改善，并在2000年以后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但利用泰勒规则对中国货币政策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果却不乐观，利率对通胀缺口的反应系数明显小于1，这表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调整是适应性的(accommodative)，中国货币政策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谢平和罗雄，2002；卞志村，2006）。
鉴于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度越来越高，不少学者分析了外部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Zhang and Wang(2005)基于AS-AD框架研究了1985～2000年中国经济周期表现，得出的结论是，需求冲击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并且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外部需求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导致需求冲击的驱动因素。杜婷和庞东(2006)通过国际贸易乘数效应具体分析了国际贸易冲击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其结论表明国际贸易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出口波动1个百分点将引发GDP波动0.25个百分点，并且随着外贸依存度的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强。车维汉和贾利军(2008)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得出，源于国际贸易渠道的外部冲击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均可较大程度解释中国产出增长率的波动。与此同时，也有研究提出了相反的结论。秦宛顺等(2002)考察了中国经济周期与国际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发现中国与美国、日本的经济周期同步性很弱，据此，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主要来自内部，全球经济形势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大，宏观经济政策无需对外部冲击作出强烈反应。赵留彦(2008)运用SAVR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成因的实证研究也得出，尽管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越来越高，但宏观经济波动仍然主要是国内供给因素变化引起，国外冲击的影响有限。
三、宏观经济波动的测度
学界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界定则是以潜在产出水平为基准。所谓潜在产出水平是指，在现有的技术条件约束下，在各种资源正常限度地充分利用、且不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若实际产出水平高于潜在产出水平，则认为经济存在正向波动，在正向波动超过一定程度的情况下经济就处于过热状态；反之，若实际产出水平低于潜在产出水平，则认为经济存在负向波动，在负向波动超过一定程度的情况下经济就处于紧缩状态。研究分析宏观经济波动需要研究分析的就是经济变量时间序列中的纯波动特征，即消去了长期趋势成分后的残余部分，或者说产出缺口部分。在理论研究中估算产出缺口的方法众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函数方法，如线性趋势估计法、CD生产函数法等；另一类是对实际产出时间序列进行分解的方法，常规的有H-P滤波、B-P滤波方法等。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一直处于转轨阶段，经济体制转轨导致的制度变迁对生产力的影响巨大且难以评估和分离，因此，潜在产出概念在国内本身就是有争议的。从已有的文献看，国内学术研究中用来估算潜在产出缺口的方法较多，不同的估算方法得出的结果不一。趋势估计的前提条件是要求实际产出时间序列是趋势平稳过程，但大多数情况下产出时间序列只在某个时间段符合这一假设，我们对实际产出做的单位根检验也表明实际产出是个非平稳过程。同时，运用CD生产函数来测度潜在产出水平也面临很多问题，一是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生产函数在转轨时期是稳定的；二是受统计制度制约，进入生产函数的诸多变量找不到现成的权威统计数据，这些变量数据本身需要估算，数据估算的误差无疑会对最终的潜在产出水平估算结果产生累积与放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舍弃生产函数方法，使用常规的H-P滤波方法来估算中国的潜在产出水平。Hodrick and Prescott(1980)①最早把H-P滤波方法用来分析美国经济周期，自1990年代开始，这一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使用。H-P滤波方法的原理是把样本点的趋势值当作潜在产出水平，通过最小化实际产出水平和样本点的趋势值之间的偏差，来估算出潜在产出水平。假设
四、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
我们把经济内部调整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经济体制调整反映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经济体制的变化会影响所有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决策行为，构成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经济基础，我们用经济市场化程度来表示；产业结构调整反映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适应内外环境变化作出的动态调整，国民经济不同的产业比例结构具有明显的抗周期能力差异，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中观因素，我们用产业结构现代化程度来表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反映政府为烫平宏观经济波动所作出的政策反应，在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国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力仍然举足轻重，对经济政策所做的调整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宏观经济的上行下滑，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宏观因素，我们用宏观经济政策状况指数来表示。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一直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贸易开放度稳步提升，资本项目开放严格控制。同时，资本项目开放也是非均衡发展，资本流入容易流出难，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容易间接投资流入难。整体上看，外部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资本渠道影响相对较小。这一点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实际影响中可以得到反证。由于中国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这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震动相对世界其他新兴经济体都明显小很多，危机对国内经济的破坏作用集中在外需急剧萎缩上。基于此，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忽略资本跨境流动对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只考虑国际贸易因素。我们把外部冲击归结为国际贸易的两个主要方面，即国外需求和贸易条件。
（二）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为年度数据，样本期为1978～2008年。若无具体说明，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2008年数据为作者收集整理得到。宏观经济波动数据前面已计算得出，其余所需变量数据说明如下。
1.经济市场化程度(market)。经济市场化是个综合性指标，当前国内并没有一个权威性统计数据，本文用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替代，原始数据取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具体计算公式为：
2.产业结构现代化程度(industry)。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传统农业社会以第一产业为主；进入工业社会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逐步提高，并日趋居于主导地位；而在后工业社会，第三产业则取代工业，成为占比最大的产业。基于此，用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现代化程度。
3.宏观经济政策状况指数(policy condition index,PCI)。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用来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政策，本文参考货币状况指数(Monetary Condition Index,MCI)相关文献的研究思路，构建了一个包含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状况指数，用以判断样本期各年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松紧。标准的货币状况指数是一个纳入了利率和汇率对货币环境影响的综合指数，权重反映了利率与汇率对货币政策的长期目标（产出或者通货膨胀）的相对影响。计算公式如下：
图1 中国政策状况指数与宏观经济波动比较
从图1可以看出，1990年之前，中国的宏观政策环境与宏观经济走势相容性较差：1980～1983年存在较大负的产出缺口，但政策状况指数稳中还略有上升，政策环境过紧；1984～1988年宏观经济过热，但宏观状况指数不断下降，政策环境过松；1989～1990经济急速下滑，但宏观状况指数上升，政策环境过紧。1990年之后，中国的宏观政策环境与宏观经济走势基本吻合，只是在2007～2008年经济偏热时期政策环境有些偏松。可见，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在1990年之前并没有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反而加大了宏观经济波动；而1990年之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则较为成功。
4.国外需求(export)。国外需求反映中国产品海外市场销售状况，1996年以后，随着国内产能过剩的出现，国外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稳步上升，外需状况的冷暖与中国宏观经济景气度高度相关。用商品出口增长率(Gexport)来表示：
五、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为了纳入经济变量之间的同期相互影响，本文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进行实证研究。
（二）单位根检验
SVAR模型要求时间序列数据是平稳的。运用常规的ADF检验和PP检验对经济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列于表1。结果显示，Gexport、GTOT和CapY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为平稳序列(I(0))；PCI、market和industry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但其一阶差分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均是I(1)过程。因此，我们将Gexport、GTOT、DPCI、Dmarket、Dindustry和GapY作为一个内生变量系统，建立S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三）模型估计
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受到滞后阶数选择的影响，因此，首先需要确定恰当的滞后阶数。考虑到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期限，同时受样本期长度限制，最大滞后阶数取2。用Eviews5.0可以计算出选取滞后长度的各种信息标准，结果表明滞后阶数取2是最为合理的。模型特征多项式根的倒数全部小于1，位于单位圆内，证明我们所选择的SVAR(2)模型结构是稳定的。。
从以上线性表达式可以看出，结构式冲击将通过简化式冲击传导作用到每一个经济变量，纳入了经济变量间同期相互影响正是SVAR模型区别于VAR模型的关键所在。
（四）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刻画内外各种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本文应用脉冲响应分析方法作进一步的分析。在SVAR模型中，一个变量的扰动项受到某种冲击发生变化后将会通过经济变量间的动态联系引起连锁反应。图2描绘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对国外需求、贸易条件、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现代化程度和产出波动的变化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动态累积响应。
图2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累积响应
通过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图形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1.正向的国外需求冲击在短期内会增加国内宏观经济波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却有降低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累积性影响。这表明，商品出口的稳定增长整体上有助于缓解国内经济运行波动。
2.正向的贸易条件冲击在短期内会降低国内宏观经济波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却会产生放大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累积性效果。贸易条件改善对国内经济运行最终会产生负面冲击与常规理论推断相悖，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垄断定价能力较弱，提高出口商品的国外市场价格将会导致国外市场份额的急剧下降，反而对国内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冲击。一个典型事例可以佐证上述解释：2005年中期以后，人民币汇率稳步上升无疑有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但客观上却对国内出口企业造成了巨大压力，对经济运行产生紧缩效应，这一政策对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在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极为明显。
3.负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冲击（宏观经济政策状况指数上升表示施加了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整体下有助于降低宏观经济波动，但是，影响程度不大。这表明，在样本期内，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整体上具有膨胀倾向，紧缩性政策有助于抑制经济膨胀。事实上，在样本期内，严格来说，只是在1997～2000年出现过一次真正的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形成的经济衰退，其他时期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都是防止或抑制经济过热。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关系的改变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常态转向刺激有效需求，宏观经济波动对政策冲击的响应也会发生逆向变化。
4.正向的经济市场化冲击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明显，但是在中长期内会增加国内宏观经济波动。这一实证结果与人们的预期相背离。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普遍较好。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源于样本期所处的特殊阶段。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转轨进程中，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瓦解，政府逐步放弃了对经济的强力管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还远不成熟，市场机制尚难以对微观经济主体施加有效约束，在经济运行所需约束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伴随微观经济主体投资决策行为自由度提高的是高投机性和强顺周期性，客观上会起到放大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后果。
5.正向的产业结构现代化冲击无论是在短期内还是中长期内都会降低国内宏观经济波动。这表明，第三产业相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来说，的确具有更小的周期波动性特征，随着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上升，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会得到提高。
6.在长期，国外需求、贸易条件和宏观经济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累积影响趋向于零；同时，经济市场化和产业结构现代化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持续的动态累积影响。这表明，前三者是短期性因素，只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周期性影响；后二者则是结构性因素，会从根本上改变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具有长期持续性影响。
（五）方差分解
为了测度各种内外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对影响程度，本文对脉冲响应函数进行方差分解。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式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以方差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式冲击的重要性。表3列示了宏观经济波动方差分解结果。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国外需求冲击和贸易条件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能力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而增大，到稳定状态时对宏观经济波动变化的贡献度分别达到18.55%和23.73%；宏观经济政策冲击对即期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但从滞后第二期开始迅速衰减，揭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应急属性，对经济运行产生的持续影响很小；经济市场化和产业结构现代化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变化的贡献度较小并且相对稳定。我们将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因素按照内外视角简单分为外部冲击、内部调整和其他因素三类，则三者对宏观经济波动变化的贡献度分别为42.28%、9.49%和48.22%。由此可知，外部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度相当高，是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而国内经济市场化演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并不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
（六）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受到我们根据一般经济理论设定的约束条件和Cholesky分解强加给经济变量的次序的影响，因此，不能排除上述实证分析结果的特殊性，需要进行模型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的具体办法是：首先，我们对约束条件作出适当修正，但不调整SVAR模型中的经济变量顺序，依次进行模型估计、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其次，我们维持原有的约束条件，仅调整SVAR模型中的经济变量顺序，再依次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再次，我们对约束条件作出适当修正的同时，调整SVAR模型中的经济变量顺序，依次进行模型估计、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经过多次模型调整和实证分析后，我们发现，实证结果并没有大的变化（限于篇幅，具体检验过程省略）。这表明，本文所使用SVAR模型具有稳健性，得出的实证结果是比较稳定可靠的。
六、结论
本文基于内外双重视角实证分析了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因素，结果表明，外部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度相当高，是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而国内经济市场化演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并不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即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主要来自外部冲击而非内部调整。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非常明显，要在今后十年或二十年继续维持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当前迫切需要提高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相对独立性，以此增强抵抗外部冲击的免疫力。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修正长期以来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降低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国内有效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增长，实现投资、消费、出口均衡拉动的良性经济增长模式。
同时，本文的实证结果也表明，正向的产业结构现代化冲击对于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具有持续性正面影响，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来说，的确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抗周期波动性。因此，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但能够提高国民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从而有助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而且还是提高经济抗冲击能力，从而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有效措施。
收稿日期：2009-08-10
注释：
①Hodrick,R.and Prescott,E.,1980,"Post-war U.S.business cycle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②使用H-P滤波方法的估算结果依赖于参数λ的经验取值，该参数需要事先设定。这里存在一个权衡问题，要在趋势成分对原序列的跟踪程度与光滑程度之间作一个选择。λ值越小，跟踪程度越好，但光滑程度越差。当λ趋于无穷大时，估计的趋势成分呈线性函数。本文样本数据是年度数据，依据一般经验，取λ为100。
③货币状况指数并非本文研究重点，同时受篇幅所限，本文不给出详细公式推导以及后面的计算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同时，也可参阅以下论文的研究思路：卜永祥、周晴，《中国货币状况指数及其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运用》[J]，《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第33～38页。
④有必要指出的是，政策状况指数用于测度政策环境松紧关键不在于指数值的绝对大小，而在于相邻年份指数的相对变化。若当年指数值比上年大，则表示政策在紧缩；反之则反是。
标签：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指数论文; 外部经济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