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学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生态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3)03-0058-04
文艺生态学是近年来文艺界的热门话题，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存在着非常丰富的文艺生态思想。古代文论家在探索文学理论问题时，总喜欢以生命态度对待文学。他们一方面把文学创作看作作家的生命活动，认为创作是作家的“神之用”活动，即作家生命活动的高级形式；另一方面，他们还把文学作品看作类似人的生命体，从而出现了大量的以人喻文的拟人化文学批评，如刘勰《文心雕龙·附会》篇云：“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肤肌，宫商为声气。”李
《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弘词书》论文章云：“有体、有志、有气、有韵，夫是谓成全”等。中国古人把文学与人之生命相联系的观点导致了古代文论具有鲜明的生态学特点，这种特点在古代文论的语言表述方式、创作论、作品论、方法论以及各种理论命题、范畴等方面都有大量表现。从生态学角度展开对古代文论的研究，不但能更真切地透视古代文论的真正面目，促进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能通过对古代文论中的文艺生态思想的发掘，促进今天文艺生态理论的建设。下面即对古代文论的表述方式、创作论、作品论、方法论等方面所体现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试作探索。古代文论的生态学特征在术语概念的运用及语言表述方式方面显得特别突出。在古代文论中，许多术语概念都与人体形貌、精神生命、动物、植物、食物甚至建筑等相关。如骨、体、首、颈、颔、眼、眉、目、血肉、脉络、筋、肌理、髓等都是人体生理的术语；神、精神、气、魂、魄、主脑等则与人的精神生命相关；作品评论中的肥、瘦、健、病、壮、弱等亦与人的身体生理状态相关；与植物相关的术语有花、蕊、枝、叶、根、干、苗等；与动物相关的术语，有龙、虫、虎、凤、犬等；还有与食物相关的术语，如味、甜、酸、咸、大羹等；楼、台、厅、堂等术语则与居室建筑相关。这些与人的生命状态、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术语概念在古代文论中大量存在，而且使用频率很高，说明了古代文论家是以很强的生态意识来对待文学理论问题的。这些术语概念在古代文论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态世界，从这些术语概念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人的鲜活生命，能看到人所赖以生存的生机盎然的生态自然。古代文论虽然是枯燥抽象的学问，这些术语概念的使用却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鲜活生动的自然生态、生理生态的画卷，使人觉得亲近。这些术语的使用也向我们昭示，古代文论不仅仅只是探索文学理论问题，这种理论本身与人的生态问题也密切相关。古人使用这些术语来表述理论思想，当然有多方面原因，如“近取诸身”的传统取譬方式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古人那种重“生”的文化思想和深刻的生态观念。因为重“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不能不在文论中体现出来。
古代文论的语言表述方式也具有鲜明的生态学特点。中国古代文论家喜欢用诗化的语言和形象描述的方法来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而不象西方理论家那样常用纯理论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表述方式具有鲜明的形象化特征。古代文论家论述文学问题时，往往描绘一个充满生态活意的画面，并将深刻的思想理论寓于栩栩如生的生态画面之中。有的描绘大自然的生态画面，如钟嵘《诗品·序》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春秋四时的生态图景是诗情生成之“奥府”，也是孕育诗歌的基本土壤。《二十四诗品·纤秾》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诗景优美如画，所描绘的完全是一幅风日和煦、深山流水的美人踏春图。而“纤秾”风格之真谛亦深深蕴含于此仙境般的生态画面之中。有的描绘社会生活的生态画面，如钟嵘《诗品·序》云：“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里展示了不同的社会生活的生态画面，其间内蕴着诗歌创作、诗歌功能的深刻道理。还有的描绘人的生理生态画面，如宋代吴沆《环溪诗话》云：“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格，有精神。无肌肤则不全，无血脉则不通，无骨格则不健，无精神则不美。四者备，然后成诗。”此生理生态画面象征着优秀的诗歌应该如何合理地构成以及诗歌的不同因素在诗歌构成中所起的各自作用。此类例证很多。这些描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个五彩缤纷的生态世界，这种语言表达方式不但表述了深刻丰富的文学思想，而且也使古代文论具有了浓厚的生态学色彩。
在古代文论的具体理论层面中，生态学思想也非常丰富。如创作论，古代文论家认为创作发生于主客体之间的审美感应，即发生于人与自然的生命交融中。生趣盎然的大自然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文学创作发生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人之生命与自然生命的融通而导致创作发生。所以，古人论述创作发生原理，总是描绘一个生机盎然的生态世界。如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献岁发春，悦愉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在这种对大自然四季生态画面的生动描写中，包含着自然景物引发作家产生不同的思想感情从而导致创作发生的深刻思想。中国古人论创作发生，虽然历来都是强调物我感应，但这种感应不象反映或认知那样，仅把对象看作纯客体存在，而是把感应对象当作鲜活灵动的有生命精神的对象，因为中国古人眼中的万物都是气韵生动的有情之物，即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所以，人与物能达到精神的融通。这种融通正如同刘勰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物以貌求，心以理应”[1](P251)、“情往似赠，兴来如答”[1](P421)的双向过程。在此过程中，主体与对象彼此交融，相互沟通，作家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对象之中，进入到物我同一的审美境界，对对象的内在精神、生命情感展开深深地感悟，从而产生审美感情。这是一个生命精神的活动过程，也是作家的精神生态与对象的精神生态融合的过程。从这一过程看，创作既离不开作家的精神生命生态，也离不开生意盎然的自然万物的生命生态。古人又认为，创作是作家的生命活动，这种活动一方面是作家的生命需要，对作家的生命生态有积极健康的影响，如陆机《文赋》说创作是“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钟嵘《诗品·序》说诗歌创作可“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创作为作家带来巨大的精神享受，有助于作家生命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创作对作家生命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损害作家的生理生命。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养气》中载：“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因为作家创作时要穷心尽力地去运思想象，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体能，因而对生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古代很多作家都是英年早夭，如贾谊、曹植、李贺等，都与长期地艰苦创作有关。所以，古人要求作家应“养气”、“保生”，反对因过分用思而影响生命的健康。如刘勰在《养气》中就指出：“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创作劳累过度而“伐性”、“驱龄”，这种对生命生态的破坏不是“会文之直理”。生态学以人之生命生存为核心问题，古代理论家也同样把作家的生命生存看作最重要的问题，表现出了与生态学完全一致的态度。
古代文论中的很多理论命题、范畴也都体现着深刻的生态学思想。“意境”是典型例证。“意境”这一古代诗学、美学的重要范畴，是作家的感情、意趣融入相应的景物对象而形成的情景交融、一体不分的审美境界。意境的形成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具备“意”与“境”二个因素，即人的情意精神和客体的景物境象，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二是这两个因素必须和谐统一、有机结合，若情与景乖、意与境离，或使两者勉强地组合，亦无法构成意境。意与境的和谐统一，实际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为“意”代表了人的主体精神世界，“境”代表了客体自然。所以，意境这一根基于心物感应而达到的人与自然的艺术统一体，实际上体现了人之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高度和谐统一。如果说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生态学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这种和谐统一也是意境生成的基本原则。
古代文学作品论也体现着浓厚的生态学特征。在中国古人看来，文学是人之生命的体现，具有生气灌注的特点，所以，他们往往把文学作品比作有生命之物。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清代王铎《文丹》云：“文章有神、有魂、有窍、有脉、有筋、有奏理、有骨、有髓。”这些都是把文学作品比作鲜活生动的人的生命体。也有把文学作品比作生机盎然的植物者，如白居易《与元九书》云：“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胡应麟《诗薮》云：“诗之筋骨，犹木之根干也；肌肉，犹枝叶也；色泽神韵，犹花蕊也。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而后诗之美善备，犹木根干苍然，枝叶蔚然，花蕊烂然，而后木之生意完。”这些论述表明，在中国古人看来，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生命形式。作品形式之所以应是一种生命形式，清代归庄有一段论述颇能说明问题，他在《玉山诗集·序》中说：“余尝论诗，气、格、声、华，四者缺一不可。譬之于人，气犹人之气，人所赖以生者也，一肢不贯，则成死肌，全体不贯，形神离矣；格如人五官四体，有定位，不可易，易位则非人矣；声如人之音吐及珩璜琚瑀之节；华如人之威仪及衣裳冠履之饰。近世作诗者日多，诗之为途益杂。声或鸟言鬼啸；华或雕题文身；按其格，视其气，有尪尪羸欲绝，有结
臃肿，不仁如行尸者。使人而如此，尚得谓之人乎哉！今读诸君之诗，大抵皆气达而格正，声华亦琅琅烨烨，盖魁然淐革充盈，容貌端整，杂珮锵鸣，衣冠甚伟之丈夫也。”作品精气充溢、肌肤丰满、体格朗健、声华琅琅、衣冠甚伟，显示出勃勃生机，犹如健康俊美之人，能够使读者实现类似对健康俊美生命体的观照，从而产生丰富的美感。而那种“声或鸟言鬼啸；华或雕题文身”，格“有颐隐于脐，肩高于顶，首下足上如倒悬者”，近似怪胎，看了令人作呕，这样的作品形式是毫无任何美感可言的。符号学美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曾对艺术作品的生命形式作过精彩论述，她说：“如果要想使得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一个艺术品）激发人们的美感，它就必须以情感的形式展示出来；也就是说，它必须使自己作为一个生命活动的投影或符号呈现出来，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在朗格看来，艺术品应该是一种“情感的形式”，即生命的形式，这种生命形式能够“激发人们的美感”。朗格所论与中国古人所论道理一致。中国古代大量的以人喻文的论述表明，在古人看来，文学作品形式正是“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作品形式只有具有生命特征，它才不是一个僵死的外壳或纯粹“载道”的载体，而是一个能给人以生命感的生命形式，能够引起人们对生命的观照，因而，这种形式具有高等级的审美价值。中国古人之所以重视作品形式的生命特征，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种将作品形式看作生命形式的观点，实质上体现了深刻的生态学思想：它表明文学作品与人之生命息息相关，不但作品内容体现着人的精神生态，而且作品形式也应该具备人的生理生态特点，作品形式只有象健康俊美的人体那样，体现出健美的生理生态，才能给人以无穷美感。
此外，古代文论的生态学特点还表现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创作富于生命特征的作品离不开富于生命特征的方法，这种方法古人谓之“活法”。古代理论家论创作方法，有“死法”说与“活法”说。“死法”是指作家创作时可以死守一成不变的方法。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诗之死法》云：“讲死法者，某处宜开，某处宜合，如长篇，则中间必另起一峰，结尾飞帛法，一笔矐开。又或叙事一段，则入议论，论必归入忠孝节义，凡此皆死法也。”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是“死法”说的典型代表，曾主张“尺尺寸寸”地摹仿古人，要求作家创作应该象小学生临帖一样，一笔不差地摹拟古人。“死法”与创作规律相悖，故阮葵生作了尖锐批判：“死法之立，皆因旨趣卑下，识量浅狭，如制陶前，依模范而后能成。如演杂剧，啼笑行止，皆成铁板，哀莫大于心死矣。”[2](P262)持“死法”创作，是因作者“旨趣卑下，识量浅狭”，这种作家无法创作出生命永恒、精神感人的作品。他们创作就象“制陶”一样，“依模范而后能成”，只能写出“心死”之作，作品死气弥漫，无丝毫生命活力，只能为人所抛弃。所谓“活法”，是一种流动灵活而富于变化的方法。吕本中《夏均父集序》云：“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不背于规矩也。”“活法”是“变化不测”的，体现了创作方法的灵活圆通的特点，它的本质是要求作家创作一方面要“不背于规矩”，即要合乎创作规律；另一方面又必须“出于规矩之外”，即必须有创造性。“活法”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表现方法，它体现了浓郁的生命意识，具有突出的生态学色彩。强调“活法”，也就是强调文学创作以内容为重，“活法”要求作家创作应根据具体内容而赋予作品一定的形式，“法”应按照内容表现的需要而变化。沈德潜《说诗晬语》云：“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也。”可见，“活法”是“以意从法”之法，即服从内容表现需要的艺术方法。它强调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所以合乎创作规律。翁方纲《诗法论》云：“诗中有我在也，法中有我以运之也。”若忽视“我”的存在，忽视内容的表现，而一味强调形式，则会陷于死法。“活法”重内容，重“我”的表现，也就是重人之生命精神，重作品的生态活意，所以它体现着浓重的生命意识，具有强烈的生态学色彩。生命活泼的作品，离不开圆活灵动的“活法”，“活法”给作品带来活泼蓬勃的生命，使作品成为一个生气四溢、鲜活灵动的生态世界。因为“活法”是根据作家的生命精神表达需要而因情适变地状物达意的艺术表现之法，它以创造富于生命感的作品为基本使命，它本身也充满蓬勃的生机活力和旺盛的创造力量，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创造出充满活泼生命的作品。所以，这种方法具有浓厚的生态学特色。
此外，在古代文论的作家论、风格论、文学发展论甚至欣赏、批评论等方面，也都有丰富的文艺生态思想。如古人论作家，不但强调作家应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品格精神，而且强调作家应具备健壮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作家不但要苦心竭力地投身创作，而且要注意身体健康的保养，一句话，也就是作家要在精神生态和生理生态两方面都要保持良好的状态。再如古人论风格，特别强调风格与作家人品之关系，“文如其人”、“诗品出于人品”等都是古人确信不疑的命题。人品是人的精神生态的标志，“文如其人”等命题表明，文学风格是与作家的精神生态相一致，作家应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生态境界。对于文学发展，古人认为文学发展不但有自身相通相变的一面，而且与每一时代人们的生存生态特别是政治生态密切相关。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3](P63)；“歌谣文理，与世推移”[1](P395)等，说的都是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变化。对于文学欣赏与批评，古代文论家特别强调对作品之情、意、神等内在因素的欣赏、批评与把握，因为这些因素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生态，不但能直接打动人的心灵，而且对人具有更大的价值。
古代文论中大量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说明中国古人总是把文学问题与人的生态问题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二者确实密切相关，因为文学就是人学，文学不可能不反映人的生存生态问题，文论也不可能不与生态学相关。另外，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性质、古代文化的重“生”特点、古代养生学等，对古代文艺生态思想的生成也都起了重大作用。古人所论述的文艺生态问题，有很高的理论价值，现在仍有重要的实用性。在文艺生态学刚刚起步的今天，如何挖掘、吸收、利用丰富多彩的古代文艺生态思想，以推动现代文艺生态学理论的发展，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收稿日期：2003-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