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复古思潮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思潮论文,封建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没落与反动，中国思想文化界也掀起了一股以尊孔读经为主要内容的复古思潮。在这股思潮中，不仅顽固的封建文人摇旗呐喊，不遗余力，而且就连曾经叱咤风云的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甘落后，竭力宣扬封建的孔孟之道。这股思潮在当时由于受到政治的庇护曾一度席卷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给当时的历史学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代表封建史学观点方法的著作大量被编纂、出版，几成泛滥之势；二、部分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史学家，开始走向落后，甚至成了这股复古思潮的马前卒。封建复古思潮在历史学上的这两方面的反映，严重窒息了近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配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一批清朝遗老和顽固坚持封建立场的文人，大量编纂和刊行反映封建史学观点的史书，传播封建的正统史观和伦理道德。王先谦(1842-1917)、叶德辉(1864-1927)就是两位主要代表人物。王先谦在维新变法时期，曾编纂过《日本源流考》等书，极力反对维新变法，为封建专制制度辩护。晚年又编撰了《反汉书集解》恣意发挥封建的宗法思想和正统的陈腐观点。叶德辉是王先谦的学生，曾以“前朝未死人”自诩，表现出顽固不化的封建立场。1915年他编成《经学通诂》一书，宣扬尊孔读经，主张“以史证经”，“以子证经”，以“《说文解字》证经”等，把包括史学在内的一切学问重新纳入到经学的轨道上来，使史学继续成为儒家经学的注脚。这一时期编纂、出版的《清史稿》，就是一部体现封建史学观点和方法的代表作品。该书由清廷“遗老”赵尔巽主编，柯劭忞、缪荃荪、吴廷燮等100余人参加编写。他们绝大多数为清朝遗老和封建史家，大都不忘前朝旧恩，希望“用修史以报故君”[1]，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收集与编排史料。他们认为“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令之臣，固属前代稀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2]，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极尽吹捧之能事。在这种指导思想和修史原则的导引下，首先，他们不惜用曲笔大肆为清王朝歌功颂德，“惓惓于故君之情，时流露于字里行间”[3]，表现出封建主义的历史观。比如它称颂清王朝的建立是“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4]，它的一切行政礼法等都是亘古未有的。它还称太祖努尔哈赤是“天锡挚勇，神武绝伦”，皇太极“用兵如神，所向有功”，康熙“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有”，甚至还称道光是“恭俭宽仁”之主，同治“至勤至仁至明”，光绪“恩义兼尽，度超唐汉远矣”。在他们的笔下，清王朝的历代皇帝几乎都可以与儒家美化了的圣人尧、舜、汤、武相媲美了。然而，与此相反他们对明末农民起义却蔑称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把辛亥革命叫做“倡乱”，对于清朝文字狱的残酷，以及帝国主义的银行、路、矿、电政等方面的经济侵略，都略而不书，蓄意为清朝的腐朽统治曲意回护和隐讳。其次，《清史稿》在编纂方法上也极不严谨。书中内容与目录、序列互相抵牾者有之，断限也参差不一，重复、疏漏又甚多。《清史稿》和其他一些封建史学著作一样，都适应了当时中国政治、思想上的那股封建主义复古逆流，体现了受到一度猛烈冲击的封建旧史学的回潮，但它作为一部继踵“二十四史”的所谓正史，其成就远远逊于前代诸史，这又恰恰说明了中国封建正统史学的没落已成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了。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封建史学的代表作还有柯绍忞的《新元史》，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徐世昌的《清儒学案》，张尔田的《史微》，孙德谦的《太史公书义法》等等。他们修史的目的都在于“崇儒重道，遐迩同风”[5]，为封建的政治文化专制统治服务，使人们继续生活在君君、臣臣、夫夫、子子的封建“礼义”牢笼之中。就史法而言，他们仍然沿用“周、汉治经之家法”[6]，把史书写成帝王之家谱，文臣武将之传记，根本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历史地位；就史事评论而言，也依然沿用旧史中“史臣曰”之类的迂腐不堪的辞句。
封建复古思潮在史学领域里的另一重要反映是某些曾经严厉抨击封建旧史学和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思想家、史学家开始落后于时代，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这股复古逆流的代言人。康有为、章太炎等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政治上逐渐落伍，开始坠入保皇派的泥潭之中。他奔走呼号，竭力鼓动尊孔读经，企图实现其君主立宪的政治梦想。他以“当代孔子”自居，自编《不忍》杂志，把孔子打扮成参天地、通鬼神的“教主”。宣扬“孔子之道，本于天，……凡普天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7]，叫嚷若无孔教，“幽无天鬼之畏，明天礼纪之防，则暴乱恣睢，何所不至”。[8]他还与陈焕章、劳乃宣等人一唱一和，大肆鼓吹尊孔读经的思想主张，并于1913年在山东曲阜成立了孔教会。在他们的煽动下，一时间孔社、孔教会、尊孔文社、宗圣会等尊孔团体纷纷登场，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在康有为等保皇党人的倡导下喧嚣一时。更有甚者，康有为还把孔子及儒家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学说相比附，以为“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受圣经之训，承宋学之俗，以仁让为贵，以孝悌为尚，以忠敬为美”，“则谓中国胜于欧美人可也”。[9]这样在康有为的笔下，欧美资产阶级的精神文明，早已包容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孔学之中了。
章太炎是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为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在这股尊孔复古逆流的冲击下，他的思想观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曾发表了《驳建立孔教义》、《反对以孔教为国教示国学会诸生》等文章，反对康有为等人成立孔教会，立孔子为教主，指责他们的行为是“规摹仲舒而为”的荒谬行为，是“杜智慧之门，乱清宁之纪”的坏事，表示了他对尊孔复古思潮的抗争。但是，这与他前期的反孔言辞相比，已微不足道了，况且此时章太炎反对康有为等视孔子为教主，立孔教为国教，也仅是立足于古文经学的观点反对今文经学家过分地抬高孔子和孔学而已。可以这么说，在尊孔上二者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庄证孔，孔庄合一”，重新恢复孔子“内圣外王”的地位。也正基于此，1914年章太炎把本世纪初充满反孔思想的政治、学术论著《訄书》，删削更名成为尊孔的学术著作《检讨》，删去了反清斗争性较强的《客帝匡谬》、《族制》、《不加赋难》等篇，增加了《小过》、《大过》等褒扬清朝督抚大臣的篇章。删削后的《检讨》“国故”增加了，革命性削弱了，尊孔的观念成了他晚年思想演变的主流。他深情地说“圣人之道，笼罩万有”，“洋洋美德乎，诚非孟荀所违闻”，由抬荀抑孔，而为尊孔抑荀，思想观念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稍后，他甚至公开忏悔以前“激而反孔”的行为，最终也步康有为的后尘，“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10]，开了历史的倒车。
对这次封建旧史学的回光返照的认识，如果仅仅把它看成统治者政治上倒退的产物，显然不能给我们较为全面的解答。我们认为，社会政治的因素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排除此一时期史家心理中某些传统观念潜移默化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考察产生于本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这一奇特现象，我们有必要把它放入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传统文化迈向近代化的系统中去考察。通过这种对比我们或许能对这一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我们知道绵延中国二千余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到近代出现了严重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在传统文化的内部出现了足以动摇儒学传统的异端，也不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新的阶级在文化上发动了革命，而是导源于异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文化的危机是和民族的危机相伴而生的。这说明近代中国人是被动地迈入近代历史流程的，他们在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充分而系统地反思检讨的情况下，匆忙地参加了创建近代新文化的工作。比如，严复一生翻译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近代西方名著，但他自己却从未做过任何总结本土文化的工作。所以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几乎完全是被动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又是不情愿的。基于此，他们既便接受了外来文化的某些成分，也带有极强的选择性和使用性。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归根到底仍然没有脱离“忠君即爱国”的儒家传统观念的羁绊。稍后，以王韬、冯桂芬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主义思想家，虽然对西学的认识上升到了制度的层面，着意于对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介绍，但是他们主张“中体西用”，沿用了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上的体用观不说，其目的就在于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来维护所谓千年不易的孔孟周公之道。“器变道不变”是他们思想的主要特色，就连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对西学的吸收也是借助了孔子，“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11]传统文化在他们创造近代新文化的历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前所述，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的确给了近代史学前进的基础，为他们准备了建设新文化所需要的民族文化土壤，但是在良莠难分的传统文化系统中，近代史家和思想家基于民族危机的冲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是相当肤浅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时难免会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所以在近代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立足点还是出于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的需要，还是借助于传统文化和儒家经典来阐述他们“经世致用”的主张，无论是改革和变法都要求古圣先贤的庇护，传统文化固有的历史惰性力自然地潜伏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去了。一旦时代的发展非他们思想所能包容的时候，这种惰性力便死灰复燃，促使他们到旧文化的阵营中寻求解答。
在中国近代以来，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外国列强横肆于中国的现实依然故我，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使康有为、章太炎等一批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开始向旧的传统回归了。历史和现实呼唤着新的历史力量的出现。
收稿日期：2001-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