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赎买的历史必然性与深远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深远论文,和平论文,意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用和平赎买的办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办法好不好？这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走得对不对？我们可以自豪地、理直气壮地回答：和平赎买这条路，走得对，走得好！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出的结论完全正确：“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胡乔木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八十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并指出：“改革开放事业是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1](P295、311)
可是，一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喋喋不休地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事，予以全盘否定，说它是“一个失败”，“一个非常大的倒退”，“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有人还说从和平改造政策本身来看，名曰赎买，实质是剥夺，是没收。这些攻击和诬蔑，我们必须予以反驳与澄清。
历史是最无情的东西，它可以把一切谎言打得粉碎。只要不抱敌意、不存偏见，都可以看到历史已经作出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和平赎买的办法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年领导这一场社会大变革的毛泽东对其必然性作过透辟的论述。1953年7月29日，在这场社会大变革开始进行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2](P285) 1953年12月，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又进行了论述。他写道：“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2](P316)
第二个问题：怎样运用和平赎买的办法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算过一笔账，进行了十分具体的阐述。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分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2](P499～500)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运用和平赎买的办法能够取得成功？或者说，为什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认同赎买政策、接受和平改造？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列宁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也都因得不到俄国资本家的合作而失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东方大国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毛泽东与列宁处在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苏联的情况很不一样；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环境，也与苏联大不相同。
——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全国工商业界”的名义，作为十六个“团体代表”单位之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民主建国会作为十四个“党派代表”单位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3]：其代表人物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担任领导职务[4]。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对民族工商业者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拥护。在反奸清算中，正确区分了敌伪资本与民族资本；在土改运动中“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经营，不受侵犯”；随后，又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工商业；提出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用出租制、加工制、订货制、代卖制等具体形式，引导民族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经过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对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来说，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轻车熟路。
——建国初期经营发生困难的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大都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后来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另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使许多民族工商业者同原有的海外市场相隔绝，把他们的许多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把他们在海外的一部分资金冻结，这就促使他们依靠人民政府，愿意也只能走和平改造的社会主义道路。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都比较有利，他们的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息（通称“红利”）。
——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同政府发生过冲突甚至严重冲突，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加上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等运动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不接受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领导，采取对抗的态度，是没有出路的。
——1952年，党中央按毛泽东的建议，逐步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5](P301)
在总路线指引下，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除了这一条路之外，别无选择。
——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即民族工商业者）年息五厘（即百分之五）的股息（通称“定息”），作为“赎买”的代价。[6] 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政策比苏联实行的没收的政策，有利得多。再者，对私方人员，还进行恰当的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业务上，英雄有用武之地；政治上，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所以，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家愿意接受“赎买”政策。那种讲“赎买”实质是“剥夺”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总之，形势的发展，国际的环境，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育，促使民族工商业者体认到，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按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和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错，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赎买”政策，拥护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正视现实，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进行了分析，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据此，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的论断：“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明确提出可以实行“新经济政策”，还阐述了若干重要的政策、方针：上海的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7](P170) 虽然我们后来没有朝着这个趋向发展，但他的这些思想给人以有益的启示，而若干年后改革开放的实践，恰恰印证了这些思想的价值。
第四个问题：用和平赎买办法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进步，还是倒退？
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第一，这场社会大变革没有造成破坏和动乱，生产资料几乎没有损失；第二，民族工商业者从剥削者逐步转变为劳动者，他们获得定息的同时又领取工资，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下降。他们各得其所，不断进步，没有对抗的情绪和行动；第三，公私合营企业生产率增长，经济效益提高。1956年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增加约百分之三十二，高出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十多个百分点。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商品零售额增加百分之十五。
再从整个国家来看。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这几年（1953—1956），正是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这几年经济建设的成就，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显而易见、无法抹杀的。正如《历史决议》所说：“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事实胜于雄辩。在事实面前，说用和平赎买完成对私改造是“一个失败”，“一个非常大的倒退”，“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说和平改造政策“名曰赎买，实质是剥夺，是没收”，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诬蔑和攻击。
对于这一件事，邓小平讲过多次。他说：“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8](P235) 又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8](P302) 邓小平还指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8](P186) 他同时也指出：“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点。”[8](P302) 邓小平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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