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进程中的印尼华人社会：现状、问题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尼论文,前景论文,进程论文,现状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哈托时期的民族同化政策及社会后果
考察印尼华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转型时期的发展状况之前，有必要回顾和分析苏哈托时期的民族同化政策及其后果。苏哈托用铁腕在印尼推行民族同化政策长达30年，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常发展，而且在华人心灵上留下了深重的历史烙印和创伤，成为今日印尼华人不得不背负的一份历史包袱，一个影响现在和未来族群发展的重要因素。
1965年，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攫取了权力，确立了“新秩序”。在华人问题上，苏哈托推行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试图迫使印尼华人同化于土著民族。印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措施，欲强行抹去一切典型的能够代表华人身份与文化的东西，诸如全面封禁华人文化的三大支柱，即华人团体、华人学校和华文媒体；禁止或限制华人的传统风俗，不允许华人公开庆祝传统的春节等；禁止华人使用传统的文字，除政府特许之外，印尼国内的所有出版物不得以中文刊行，同时严格管制中文出版物的进口；1966年12月颁布了要求华人更名的总统法令，“鼓励”所有华人将原来的中文姓名改为印尼姓名，以抹去华人身份的一个典型象征；1967年，进一步出台了《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严格规定了华人的行为准则。
苏哈托时期的民族同化政策以失败告终①，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抹掉”华人的目的，但是却导致了印尼华人社会发展的一种畸形局面：多数印尼华人不谙中文，尤其是在新秩序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华人文化日渐疏离；印尼华人一方面被剥夺了继承本族文化传统的权利，另一方面作为印尼公民，又被视为与原住民不同的“另类”，处于一种受歧视的尴尬地位。在歧视性的华人政策下，华人从事政治社会活动的空间受到限制，一般只能从事商业领域的工作，无缘进入重要的公共服务领域，别说军队、警察等部门，一度连在国立大学得到教职也很困难。在苏哈托时期的历届内阁中，都没有华人的位置，也没有华裔在军队中担任高级将领，甚至连华裔印尼学生获得进入国立大学学习的许可也常常面临困难②。印尼华人受歧视的状况，在世界华人社会中也是罕见的。一位印尼华人感叹道：“我们被强制性地同化，被强制性地取一个印尼名字——但是我仍然感到受到拒绝，感到我是一个不被欢迎的实体。我被当作一个外国人对待，虽然我的印尼语和爪哇语非常流利，我出生在这儿，甚至我的祖父母也出生在这儿。”③ 更突出的问题是，在歧视华人的政治氛围下，“反华人暴力”顺理成章地成了掌权者转移公众视线的一种政治工具，或者是原住民发泄对国家不满的手段，使得印尼华人常常成为政治社会危机中的替罪羊和牺牲品④。
转型时期新的政治社会环境
一个族群的特性和社会活动主要是由该族群内部的各种特定因素决定的，同时也受到该族群所生活的宏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印尼华人社会的发展是与印尼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一）1998年五月暴乱对华人的影响
1998年5月发生在印尼雅加达等地的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表明， 现有的制度安排无法保障华人的安全，华人对此感到震惊的程度比之物质财产的损失更甚⑤。这一事件促成了印尼华人社会在多方面的觉醒与反思，其巨大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主要表现在：
1.华人文化与华人身份意识的觉醒。在苏哈托民族同化政策的高压下，华人文化与华人身份是一个敏感问题，意味着二等公民和歧视性待遇，因此一些华人想方设法隐匿自己的华人身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华人。对于那些在新秩序时期受教育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对华人身份和传统文化也无多少兴趣。但是，经历了这次事件后，印尼华人反而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之根，认识到印尼华人社会是一个身份、文化与命运的共同体。
2.自立自救和抗争意识的觉醒。“经历了1998年的暴乱事件后，印尼华人强烈地感到他们必须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些什么。许多人开始相信，没有其他任何组织能够保证他们的安全，印尼华人必须自己保护自己。”⑥ 华人要改变命运，需要互帮互助，自立自强，还需要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这正是为什么在五月暴乱事件后，印尼出现了许多华人社团包括政党的原因之一。
3.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印尼公民党的创立者谭书龄（Tan Suie Ling）认为，政府对改善印尼华人的处境无所作为， 是因为华人群体在政府中没有代表。国会里虽然有华人，但他们并不代表印尼华人的利益，只代表所在政党的利益⑦。华人社团印尼华族总会也认为，为了与歧视斗争，华人需要获得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而要有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华人必须在政治上有代表性，拥有参与决策和谈判的能力，以对抗歧视性的立法⑧。
4.对华人社会发展的自我反思。在五月暴乱事件后，华人也扪心自问：华人为什么会在印尼受到歧视？除了历史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外，是否也有华人自身的因素？印尼华人是否需要付出更积极的努力以融入印尼社会？许多人认为，为了消除原住民中的反华人情绪，华人应该比以往更积极地参与印尼当地社区的事务，积极承担作为印尼公民的责任，成为“更好的印尼人”，以得到原住民的理解和接受。
（二）印尼政府华人政策的调整
“移民在人们的观念中常常与定居地的土著居民形成鲜明的对照，移民的身份和文化常常是由民族国家设计的，或者至少是受民族国家强化的。”⑨ 印尼国家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华人政策，对印尼华人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继任的几届政府启动了民主化改革，印尼社会进入了新的转型时期，民主化、多元化、自由选举、多党竞争成为改革的主要内容。新的政治环境，加上对1998年五月暴乱事件的反思和对印尼华人处境的普遍同情，印尼政府的华人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在哈比比时期，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包括允许自由成立政党，举行1999年的自由选举，废除过去的一些专制性的法律，提供更多的政治和个人自由等。在这一大背景下，华人也相应地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1999年10月瓦希德当选总统，开始奉行较明显的“亲华人”政策，对华人传统文化的解禁，标志着印尼政府的华人政策出现重大变化。2000年，瓦希德总统表示，华人可以庆祝春节，可以恢复使用过去的中文名字，还允许华人商铺使用中文名。印尼政府废止了若干明显的歧视华人的法律，如1967年禁止华人公开庆祝传统节日的法令、1967年由苏哈托签署的禁止华人文化、语言和宗教活动的第十四号总统令等，同时还通过了一些新法令，如停止在华人身份证上印制特殊代码，允许华人恢复使用中文姓氏，准许出版华文报纸、书刊，准许成立华人社团、允许设立华文培训中心等，但仍不许兴办华人学校。梅加瓦蒂担任总统后，也很重视发挥印尼华人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她宣布从2003年开始，将华人的传统节日——春节正式定为印尼的国家节日。新时期印尼政府华人政策的积极变化，使得华人社会的发展呈现新局面。
转型时期华人社会的新发展
转型时期印尼华人社会全面焕发生机，特别是华人文化三大支柱开始复兴。在被封禁了30多年之后，各种华人团体重新出现，华文教育受到欢迎，华文媒体蓬勃发展。这里以华人团体为例，分析新时期印尼华人社会的发展状况与突出特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众多华人团体，大致可分为三类：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政党。
（一）非政府组织
华人团体中以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最多，其中又以关注华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组织和致力于反歧视问题的组织的发展最为突出。
关注华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组织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印华百家姓协会（Paguyuban Sosial Marga Tionghoa Indonesia,PSMTI）、印尼华族总会（Perhimpunan Indonesia Keturunan Tionghoa,INTI）、印尼学者交流论坛（Forum Komunikasi Sarjana Tionghoa Indonesia）、印尼华人文化保护基金会（Yayasan Lestari Kebudayaan Tionghoa Indonesia）、雅加达同学协会（Paguyuban Banlam Indonesia,and Badan Koordinasi Antar Alumni se-Jakarta）等。这些组织都强调自身非政治的社会组织特性，在关注社会文化问题的同时尽量避开政治性议题，大都不允许成员加入政党，组织的宗旨主要是增进印尼华人与原住民的团结，实现共同发展。
以印华百家姓协会为例。该团体成立于1998年9月28日， 领导人名叫泰迪·约瑟夫（Tedy Jusuf），是一位退役的华人准将。印华百家姓协会是在雅加达华人姓氏组织鲁玛阿布（Rumah Abu）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鲁玛阿布是印尼华人传统的放置逝去亲人骨灰的地方。雅加达有69处鲁玛阿布，分属69个不同的宗族姓氏⑩。该协会目前已经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印尼40多个地区建有分支机构。协会只接受印尼华人为正式会员，亲属或者相关人士可以成为荣誉会员(11)。会员以老年人居多，尤其关注对青年华人的身份和文化教育问题，出版了一系列面向青年人的小册子和宣传品，如《印尼华人文化一览》（Sekilas Budaya Tionghoa di Indonesia）等，涉及华人传统的婚礼、葬礼、服饰、宗教等内容(12)。
反歧视类的华人社团更倾向于公开的政治活动，是印尼民主化运动的支持者。社团成员以青年华人居多，也包括原住民，一般不以种族为发展成员的基础。这类组织有印尼反歧视运动（Gerakan Perjuangan Anti-Diskriminasi Indonesia,GANDI）、祖国民族团结会（Solidaritas Nusa Bangsa,SNB）、青年印尼华人团结求公正（Solidaritas Pemudi-Pemuda Tionghoa Indonesia untuk Keadilan,SIMPATIK）等。印尼反歧视运动于1998年11月6日在瓦希德的家乡正式成立，领导人是一位华商，名叫尼科·克利斯纳岛（Nico Krisnanto）；祖国民族团结会由青年华人律师伊斯特·约瑟夫（Ester Jusuf）于1998年创立。这两个团体的宗旨都是为结束印尼的种族和民族歧视而奋斗，其相关活动也主要围绕这一议题进行，如祖国民族团结会的活动包括举办讲座，组织研讨会，发布有关歧视和人权问题的信息，游说政府改变歧视性法律，为遭受歧视的群体代言倡议，推动政府对1965年至1966年的大屠杀进行调查，等等(13)。主要由青年人组成的反歧视团体虽然不属于政党的范畴，但是与社会文化团体相比较，他们一般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立场，强调民主和人权，对争取印尼华人的政治社会权利更感兴趣。
（二）华人政党
华人成立政党是转型时期印尼华人社会出现的一大变化，突破了长期以来华人参政的禁忌，是华人参与政治方面令人关注的一个新发展。在1998年五月暴乱事件后，一些印尼华人感到建立政党对于华人参政是必要的。同年6月5日，以利乌斯·松伽里斯玛（Lieus Sungkharisma）为首的一些青年华人宣布成立印尼华人改革党（Partai Reformasi Tionghoa Indonesisa,PARTI），旨在促进种族和谐并保护印尼华人的利益，该党成为新时期在印尼成立的第一个华人政党。6月11日，华裔商人努尔丁·布淖茂（Nurdin Purnomo）宣布成立多元统一党（Partai Bhinneka Tunggal Ika,PBI）。该党后来曾在1999年苏哈托倒台后举行的首次自由选举中，赢得一个国会席位。1999年8月18日，华人刊物主编谭书龄（Tan Suie Ling）创立了印尼公民党（Partai Warga Bangsa Indonesia,PWBI）。此外，华人建立的政党还有约瑟夫·哈姆加（Jusuf Hamka）创立的印尼同化党（Partai Pembauran Indonesia）(14)、印尼民主佛教党（Partai Buddhis Demokrat Indonesia）等。
从上述华人政党成立的背景和动机看，这些政党的成立明显地受到了1998年五月暴乱事件和印尼政治转型的影响，印尼华人改革党的领导人利乌斯本人就是暴乱事件的受害者——他在格劳达戈（Glodak）经营的小生意在暴乱中被捣毁(15)。这些政党的宗旨主要是关注印尼华人问题，维护华人的利益，谋求改变华人群体长期以来被排斥于印尼政治之外的局面。
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华人政党目前在印尼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大的制约。从自身力量看，这些政党一般成员少、规模小、领导人资历浅，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有限；从社会环境看，华人政党仍然缺乏发展壮大所需要的社会氛围。历史上，印尼政府和社会舆论对以种族和宗教为基础的政党政治一直持反对的态度，这一情况并没有因为印尼的民主化转型而出现大的改变。事实上，华人政党成立以后，一直面临着社会舆论的压力，受到了很多质疑和批评，很难赢得足够的社会支持，甚至得不到华人选民的支持。由于在竞选中获得的选票太少，除了多元统一党参加了1999年的选举外，其他政党连参选的资格也未能获得。
（三）宗教组织
在印尼华人中，影响力最大的宗教类组织当数穆斯林组织和儒教组织，分别以印尼华裔穆斯林联合会（Persatuan Islam Tionghoa Indonesia,PITI）和印尼儒教最高董事会（Majelis Tinggi Agama Konghucu Indonesia,MATAKIN）为代表。此外，华人宗教组织还有印尼佛教领导人中央委员会（Dewan Pengurus Pusat Perwakilan Umat Buddha Indonesia,WALUBI），以及印尼道教领导人协会（Paguyuban Umat Tao Indonesia,PUTI）等。
印尼华裔穆斯林联合会成立于1961年，主要活动是在印尼华人中宣传伊斯兰教，成员定期聚会讨论，并介绍新的皈依者入教。该组织认为，伊斯兰教不对种族和民族加以区分，一旦华人成为穆斯林，更容易被社会接受，对印尼国家的团结有利。印尼儒教最高董事会成立于1955年5月16日，原名印尼孔教协会（Association of Khung Chiao Hui of Indonesia,PKCHI），后于1967年改为现名(16)。该组织在1979年以前每年都举行年度会议；197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内部活动有限；1998年以来，重新活跃起来。现任主席为加恩德拉·塞迪瓦恩（Chandra Setiawan）。印尼儒教最高董事会正积极致力于使儒教成为印尼国家所接受的一种宗教。
从以上对华人团体发展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印尼进入政治社会转型时期，华人社会在多个方面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新发展。“随着新秩序成为过去，作为一个更大范畴的印尼华人‘解放’斗争的一个部分，印尼华人在印尼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公开地讨论自我身份的问题。”(17) 华人文化传统出现了复兴，华人开始享有较广泛的政治社会参与空间，处境与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与提升。
印尼华人社会面临的问题与前景
（一）华人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
印尼华人社会的发展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棘手的问题和障碍，主要表现在：
1.歧视华人的制度性根源并未消除，一些不公正的法律规章仍然存在。
导致印尼华人长期受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法律和制度上的不平等。“歧视的深刻根源之一是印尼宪法本身。”(18) 印尼宪法第二十六条，把印尼居民区分为原住民和“其他种族”。印尼华人被归类在“其他种族”之列。“宪法中的这种区分落实在具体的法令和法规上，涉及从教育、经济到国家管理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 特别是在苏哈托时期，大力推行同化政策，制定了许多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和规章制度。
印尼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以来，部分歧视华人的法规遭到废止，但苏哈托时期制定的许多歧视性法律制度仍然在执行(20)。例如关于公民权的两个法律，即1946年第3号法令和1958年第62号法令，后者规定子女的国籍随父母的国籍而定， 实际操作中一般随父亲，还有，印尼出生的华人必须出具一些对原住民来说不需要出具的文件(21)；1967年第240号总统令，规定华人公民必须采用印尼名字；1967年第37 号总统令，限制印尼华人的经济和受教育机会；1968年建设部文件第360条和第455条第二款的规定，限制华人修建庙宇；等等。
2.原住民对华人的不信任感和隔阂根深蒂固，族群关系的改善将是一个长期的进程。
查理·考培尔曾写道：印尼华人被认为是游离于印尼社会之外的族群，他们遵循祖先故土的文化；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印尼人，即使认为是，也仅仅是机会主义的动因使然。还有，他们只对金钱及其在印尼经济中占据的主导地位感兴趣，用匪夷所思的生意之道剥削“真正”的印尼人(22)。考培尔的描述，精炼地概括了在部分原住民头脑中的负面的华人形象，涉及身份认同、政治忠诚和经济地位三个方面，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华人是不同于原住民的“外来的”或者“其他的”种族，对印尼国家缺乏认同，通过剥削原住民占有财富。这种思维在一部分原住民的头脑中，几乎定型为一种反华人的模式，在当前的印尼社会中仍然有一定的市场。
原住民与华人在文化、宗教和心理上的隔阂，有着复杂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成因，很多研究已论及这一点。华人在移民印尼的数百年里，在宗教、文化方面与原住民群体既相互融合又彼此碰撞；荷兰殖民者在统治印尼时期，推行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在原住民与华人之间造成了区隔和分化的心理鸿沟；苏哈托政权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对华人实行经济上利用、政治上歧视的策略，在印尼社会塑造了一个扭曲和负面的华人形象，而且政治精英和政客在权力争斗和社会危机的关键时刻，往往蓄意操弄种族议题，挑起种族间的敌意和仇视，甚至暴力冲突，进一步加深了印尼原住民中一些人的反华人情绪。随着印尼的政治社会转型，民主与多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愈来愈多的原住民对于华人文化采取了更宽容的态度，但是，也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华人及其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反华人的思维根深蒂固。
3.心理创伤和不安全感影响华人在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抉择与社会参与。
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一部分华人寻求更多的政治和社会参与，明确、公开地发出了反对歧视、争取平等的公民权的声音，通过成立社团、组建政党、兴办华文媒体等各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总体上来看，许多华人仍然选择远离政治，内心深处既有苏哈托时期高压统治留下的心理创伤，又有对当前仍然不彻底的改革现实的诸多疑虑，对政治有着一种深深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在1998年以后出现的华人非政府组织中数量最多、成员最广的是社会文化类组织，原因就在于此。还有一些人宁愿继续过去在苏哈托时期的老一套做法，通过建立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获得保护。
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无论印尼华人在1998年五月以后的身份觉醒是多么强烈，认为同化政策使他们受害，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作为一个群体站出来，要求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同时也要求作为公民的权利。”(23) 只有印尼华人确信足够安全，他们才会自信地、完全地参与到政治社会进程中。
4.华人自身也需要多方面的积极努力，更好地融入印尼社会。
“华人问题”的产生，华人与原住民之间关系的紧张，主要不是华人本身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是说问题的解决完全是印尼政府和原住民的事。华人自身也需要反思，需要在改善族群关系方面秉持更积极的态度，加强与原住民沟通，增进理解，实现和谐共处。
华人需要更多的社会参与，用行动向原住民证明，尽管华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但是同时也是印尼多民族大家庭中负责任的成员。新成立的许多华人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些原住民对华人有偏见，认为“华人是一种经济动物”，只关心金钱，不关心社会，于是华人社团号召和鼓励华人选择经济部门以外的行业就职，积极参与当地的社区事务，与印尼原住民交往，并以切实行动帮助和关心他们，做“更好的印尼人”。例如，在印尼百家姓协会组织的活动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教育华人，要帮助和救济穷人。印尼华人妇女交流论坛（Forum Komunikasi Wanita Tionghoa Indonesia）也强调，华人与原住民的交往，不仅仅是捐献财物，而且重要的是一起参与活动，例如，一些原住民愿意提供“拉恩达”的服务(24)，以保障华人社区的安全，但是他们希望得到一些香烟、饮料和小食品等作为报酬，而华人在过去却总是倾向于给钱而不愿意提供他们所要求的东西(25)。
此外，增进华人内部的团结也十分重要。印尼华人社会过去常被人称为“异质的族群”，指在华族群体内部存在着宗教、政治、地域等各种分歧和矛盾，甚至严重的分裂和对立，既有损华人的社会形象，削弱华人族群的力量，也很容易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者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
（二）华人社会的发展前瞻
印尼华人问题是由各种复杂的原因而造成的，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但是，应该看到，印尼的政治社会转型确实提供了一个民主、多元和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华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表达开启了大门，为消除歧视、实现社会公正、改善族群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短期来看，印尼华人社会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首先，在可预见的将来，印尼华人在经济上的实力仍然是强大的，在恢复经济的宏观环境下，任何排斥或牺牲华人的政策，对于印尼政府来说都是明显不现实的。事实上，转型以来的几届政府都相当重视华人在印尼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次，虽然印尼华人在政治领域的作为仍然有限，但是可以借助非政府组织在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再次，随着民主的巩固和扎根，多元观念必将被愈来愈多的人接受，华人作为印尼公民的权利会愈来愈得到合理合法的保护。
长期来看，印尼华人与原住民关系的改善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纵观历史上东南亚地区国家华人与当地原住民的关系，存在着三种模式。一种是区隔模式，即不同的种族在文化、宗教、组织体系等方面各不相同，相互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野和隔阂。这种模式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尼、新加坡等都存在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殖民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的。第二种是同化模式，即华人逐渐同化于当地民族，如在泰国发生的情况。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绝大部分泰国华人采用了泰名，跨族通婚率很高，华人与当地民族在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几无区别，华人在政府和社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种模式是整合模式，华人在多民族国家中被接纳为一个平等的成员，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典型。在新加坡，华人与印度人、马来人平等相待，共同构成新加坡国家的组成部分。马来西亚实行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政治，华人有自己的政党，华人可以自由选择语言、文化、媒体、教育方式等。虽然考虑到种种复杂的因素，马来西亚政府对原住民人口有一定的倾斜和照顾政策，但是各民族之间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平等和融洽的关系。
印尼华人社会未来的发展会倾向于何种模式呢？第一种模式，理应排除。第二种模式也不大可能。从历史上看，华人移民在印尼的发展趋势中，同化只是涓涓细流，而整合是较长时期内的主导趋势。现今，华人与原住民在文化、宗教等特性方面区别明显，苏哈托威权主义政权时期历时三十多年的高压同化政策没有办到的事，在现行的民主政权下更难办到。因此，华人最终彻底同化于印尼原住民的可能性很小。第三种趋势可能是未来印尼华人社会发展的方向。随着印尼转型的深入，多元观念将逐渐被愈来愈多的人接受，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将会逐步废除，这将为更大的社会、政治整合扫平道路，华人既整合在印尼国家内，又保持自己民族的特性，从而成为印尼多元民族国家内的一个平等成员。
注释：
① Charles A.Coppel,“Chinese Indonesians in Crisis:1960s and 1990s”,in Michael R.Godley and Grayson J.Lloyd,eds.,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Indonesians,Crawford House,Sydney,2001,pp.20—40.
② 在新秩序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 苏哈托曾经任命了一位华人鲍勃·哈桑（Bob Hasan）为其内阁成员。但是哈桑是苏哈托的一位密友，在华人和原住民中都不受欢迎，可以算是一个例外。See A.Schwarz,A Nation in Waiting:Indonesia in the 1990s,Westview Press,1999.
③ “Chinese Indonesians Continue to Suffer from Discrimination”,The Jakarta Post,February 18,2002.
④ A.Heryanto,“Rape,Race and Reporting”,in Arief Budiman,Damien Kingsbury and Barbara Hatley,eds.,Reformasi:Crisis and Change in Indonesia,Monash Asia Institute,Clayton,Vic.1999,pp.99—334; J.T.Sidel,“Riots,Church Burnings,Conspiracies: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Indonesian Crowd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in I.Wessel and Georgia Wimho
fer,eds.,Violence in Indonesia,Abera,Hamburg,2001,pp.47—63.
⑤ Jemma Purdey,“Political Change Reopening the Asimilasi vs.Integrasi Debate:Ethnic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Asian Ethnicity,Vol.4,No.3,October 2003,p.430.
⑥ Susan Giblin,“Civil Society Groups Overcoming Stereotypes? Chinese Indonesian Civil Society Groups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Asian Ethnicity,Vol.4,No.3,October 2003.
⑦ Susan Giblin,“Civil Society Groups Overcoming Stereotypes? Chinese Indonesian Civil Society Groups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⑧ A'an Suryana,“Ethnic Chinese Urged to Enter Political Arena”,The Jakarta Post,April 29,2002.
⑨ Amy Freedman,“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icy and Institutions on Chinese Overseas Acculturation:The Case of Malaysia”,Modern Asian Studies,Vol.35,Issue 2,2001,p.414.
⑩ PSMTI,Anggaran Dasar,Anggaran Rumah Tangga,Program Kerja 2000—2003（印尼百家姓协会章程与活动计划），Pengurus Pusat PSMTI,Jakarta,2000.
(11) PSMTI,Daftar Marga Tionghoa di Jakarta（雅加达华人姓氏汇编），Pengurus Pusat PSMTI,Jakarta,2000.
(12) Tedy Jusuf,Sekilas Budaya Tionghoa di Indonesia （印尼华人文化一览），Pengurus Pusat PSMTI,Jakarta,2000.
(13) SNB,Dua Tahun Solidaritas Nusa Bangsa:Menentang Rasialisme（祖国民族团结会的两年：直面种族主义），Solidaritas Nusa Bangsa,Jakarta,2000.
(14) 该党提倡印尼华人完全同化于印尼主流社会，这一主张有拾苏哈托的民族同化政策牙慧之嫌，在苏哈托倒台后的印尼华人社会明显不受欢迎，该党存在的时间很短，后来成为一个社会组织。
(15) See Susan Giblin,“Civil Society Groups Overcoming Stereotypes? Chinese Indonesian Civil Society Groups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16) See C.Setiawan,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Religion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MATAKIN,Jakarta,1999.
(17) F.V.Aguilar Jr.,“Citizenship,Inheritance and the Indigenizing of‘Orang Chinese’ in Indonesia”,Positions,Vol.9,No.3,2001,p.512.
(18) Amy Freedman,“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thnic Chinese Identity in Indonesia”,Asian Ethnicity,Vol.4,No.3,October 2003,p.446.
(19) Fabiola Desy Unidjaja,“Government Declares ‘Imlek’as National Holiday”,The Jakarta Post,February 18,2002.
(20) Tim Johnston,“Chinese Diaspora:Indonesia”,BBC,Jakarta,July 28,2001.
(21) Kurniawan Hari,“Activists Propose Revised Law on Citizenship”,The Jakarta Post,February 15,2002.
(22) See C.A.Coppel,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23) Jemma Purdey,“Political Change Reopening the Asimilasi vs.Integrasi Debate:Ethnic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p.435.
(24) “Ronda”在印尼语中的意思是晚间在四邻巡视防止犯罪。
(25) J.Thung,Identities in Flux:Young Chinese in Jakarta,La Trobe University,Victoria,Australia,1999,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