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产业圈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国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战略研究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近20年来，亚太尤其是东亚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倍受世人瞩目。而中国作为东亚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东亚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东亚地区的日趋繁荣，中国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中国应充分利用东亚产业结构又一次面临调整的有利时机，积极参与区域内的国际分工，调整和优化自身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关键词 东亚产业圈 产业结构 产业政策 雁行模式
东亚地区，主要包括日本、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四小龙”）、东盟和中国大陆，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在过去20年，东亚地区整体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8%，远远超过世界发展中国家的4.3%和工业发达国家3%的增长水平。世界银行1994年发表的《全球经济前景和发展中国家》中指出：“在下个10年中，世界GDP的年增长率为3.2%，发展中国家为4.8%，而东亚发展中经济则为7.6%”，东亚经济仍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21世纪是亚太世纪”的呼声日渐高涨的形势下，东亚作为亚太地区最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经济与产业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中国作为东亚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作用也不容忽视。中国如何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时有效地进行产业转换和结构调整，增强其自身的经济实力，在下个世纪中叶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一、东亚产业圈的运作特点和合作模式
东亚产业圈，是针对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的发展与结构变化而言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利用其经济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结合区域内分工的特点和优势，逐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使东亚成为“世界的工业生产基地”[①]。
从东亚产业圈的发展状况来分析，它的运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东亚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层次递进，速度加快
从历史上看，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30年前由日本率先起步，并通过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带动起来的。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日本借助于美欧的资金和技术，实行重化工业化，开始了高速增长。60年代至70年代初，发达国家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而把纺织、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四小”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及时地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迅速地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转变，大力引进技术，吸引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较短时间内把自己建设成“新工业经济体”（NIEs）。到70年代中后期，“四小”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而东盟和中国，自从80年代中期以后，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开始发展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在东亚各成员经济之间形成了日本——“四小”——东盟和中国明显的产业结构层次。进入90年代，东亚国家和地区又开始对产业结构进行新的调整，日本和“四小”产业结构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以技术、知识集约化和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产业部门；东盟和中国，在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在努力提高技术含量，以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经济现代化。而且，伴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和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将加速不同层次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转移和升级进程。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地区）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不断向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转移其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后进国家（地区）在赶超先进国家（地区）时，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其转变自身产业结构的能力，使本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从而获得“相对后进性利益”。这种利益机制，是促进东亚地区以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为起点多层次追赶的直接原因。今后10～15年，东亚独特的“产业阶梯”不会消失，产业和技术仍将在东亚地区内传递和转移。
2.东亚地区内部动态梯度分工体系逐步完善，合作加强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东亚地区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动态梯度分工体系，推动着不同层次国家和地区的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梯上，而且重要的产业结构亦呈阶梯型发展态势，形成发达、成熟的工业经济（日本）——第一代新兴工业化经济（“四小”）——第二代新兴工业化经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越南）这一经济体系。东亚经济的这种多层次性，是由梯度动态的国际分工构成的。日本作为该地区的唯一超级经济大国，既是地区的资金、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能源、原材料及消费品的大市场；“四小”已成为该地区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重要供应者，也是能源、原材料的重要消费者；东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日本、“四小”的配套设备、元器件、零部件的加工基地，以及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重要供应者；中国已建立包括部分高科技产业在内的工业生产体系，在技术上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并已在不同技术层次上与东亚各成员发展经贸关系及技术合作。这个梯度的产业分工格局，形成了日本——“四小”——东盟和中国的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动体系，对东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进入90年代，这种垂直的分工体系逐渐被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格局所替代，区内分工日趋多样化和高级化。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使它们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增强，竞争性弱化，这样有助于加强区域内的相互依赖性，为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3.生产要素自然禀赋的差异和经济的高度互补性成为构建东亚产业圈的重要基础
东亚虽是太平洋西岸、亚洲东部的一条南北新月型地带，各国和地区地理位置毗邻，但生产要素、自然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有很大的差别。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强国，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已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阶段，资金充裕，技术先进，但它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四小”有较充裕的资金，技术进步很快，但缺乏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东盟和印支国家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缺乏资金和技术；中国人力资源十分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资源品种比较齐全，且有某些高技术，但应用技术比较落后，且资金不足。东亚各国和地区生产要素的不同优势使其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国际分工格局，经济互补就成为该地区内经济合作的最突出特点，即把日本、“四小”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与东盟、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相结合，使它们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做到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多样性的存在，决定各国和地区应以优势互补、互利互惠为原则，进行各种区域性、次区域性以及形式多样的产业与技术合作，这样，既能降低对区域外发达国家的依赖，又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随着各国和地区经济关系的日益扩大和加深，以及垂直分工朝着与水平分工并存的方向发展，将会加速这些生产要素的转移、吸收和消化，使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并最终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的均衡发展。
东亚各国和地区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性和经济的极强的互补性，是东亚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物质基础，为该地区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欧共体建立统一大市场和北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推动下，日本担心陷入孤立，提出要“回归亚洲”。日本学者根据亚洲产业结构处于不同层次的特点，首先提出了所谓的“雁行模式”。这种论点认为，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象大雁飞行一样，日本在前，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紧随其后，东盟各国和中国列在队尾。也就是说，东亚的快速增长，是日本带动的结果。这一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东亚地区的产业传递过程和经济的梯度结构，但是90年代以来，随着日元升值和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已基本结束，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的作用在减退，再用“雁行模式”来说明东亚的发展，已经不合适了。当然，东亚产业分工体系目前仍基本未变，只是由过去明显的垂直型分工为主的格局，开始逐渐被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格局所取代，并向多重交叉的混合型国际分工发展，出现“多元化”色彩。
由于日本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依赖，特别是在市场、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供应等方面的依赖日益加强，而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与市场潜力，加之初步形成的基础技术——中间技术——某些尖端技术产业体系，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双头列车”模式[②]，意即东亚经济运行犹如行进中的火车，日本这个火车头在前面拉动，而中国这个火车头在后面推进，中国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驾齐驱的独立的产业、技术与经济板块，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另一火车头。
姑且不说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面向亚太地区提出的所谓“扇形模式”，但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前景及对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笔者更倾向于有的学者提出的“飞鹏战略”[③]，即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为鸟头（上海将成为东亚国际金融、贸易、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以通向内地的长江、黄河及欧亚大陆桥的铁路干线延伸区域为主要躯体，东北亚、东南亚的次区域合作为双翼，酷似一只展翅飞向太平洋的大鹏。由于工业生产水平不同，中国具有和区域内不同层次相互补充和竞争的潜力，在东亚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东亚经济将由过去的接替型或称“链条式”的发展结构转变成多样化、多层次次区域和小区域经济合作方式，做到优势互补、最佳结合，实现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二、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战略
近10多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东亚地区的日趋繁荣，中国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在经济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中国约有80%的对外贸易是同这一地区进行的，外国投资也主要来自这一地区，与该地区的经贸合作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外部动力。东亚地区的崛起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极好的契机，中国应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向21世纪，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特点，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区域内的国际分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加强和增进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取得更大的“后进性利益”，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时期，工业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产业结构处于激烈变动的特殊阶段。从过去10多年改革开放的情况来看，东亚产业圈国家或地区向中国的产业转移（或者说辐射）是中国产业升级换代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当今世界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大趋势下，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抓住有利时机，加速产业升级
从历史来看，日本、“四小”和东盟正是由于利用战后世界经济几次较大的结构性调整的契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纵观当前东亚形势，东亚产业圈内又正处于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时期，日本、“四小”优化产业结构，转移一部分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的产业结构恰好与之相衔接。机不可失，中国应及时把握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借鉴“四小”、东盟调整产业结构的成功经验，适应东亚地区产业发展的趋势，参与各个层次的产业分工协作，加速产业的转移与升级。
中国与东亚各国和地区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产业结构以及科学技术上有很大的互补性。如中国地域辽阔，具有丰富又便于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充足和廉价的劳动力，数量可观的科技人员，某些可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高新技术。在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资源贫乏、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等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时，中国可以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扬长避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可以利用日本、“四小”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和深化的机会，大力引进资金和技术，提高投资的技术含量和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取得后发优势，加速工业化进程。
2.确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角度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也日益加强，全球经济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一国或地区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把自身的经济活动与整个国际经济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加速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众所周知，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多推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开拓国外市场，来带动各自经济的发展，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但是，对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出口导向并非必定是唯一的战略选择。因为中国经济起飞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完全不同于“四小龙”，不宜亦步亦趋地重复他们走过的发展道路，而应当正确认识自己的国情，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同时，中国是一个有着多层次产业结构、多梯度技术水平的大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分布不均衡，这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单一发展战略，而只能根据各地区的实际，采取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并最好保持目前的非均衡态势，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在多层次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上进行经济合作，譬如高科技领域合作、资金密集型合作、劳动密集型合作、对等合作和互补性合作均可实施。随着对外发展战略由沿海、沿边、沿江向内陆推进，中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对外开放格局，但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仍不是很高，现阶段可以采取把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有机结合起来的双重发展战略，有重点、有目标地发展某些产业和产品的出口，将进出口贸易规划纳入产业政策体系，使之服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这一目标。
3.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
日本和“四小”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实施了正确的产业政策。如日本、韩国在经济开发初期，都推行重化工业化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此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案，并提供各种优惠条件鼓励其发展，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如韩国从60年代末起颁布了一系列法案，选择了钢铁、石化、有色金属、机械、造船、电子六大产业为战略产业，并提供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的保护和优惠，结果从1981年起重化工业产值超过轻工业，1984年重化工业出口又超过轻工业，从80年代中期起，重化工业成为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力量。中国目前正处在与日本、韩国经济起飞前大体相同的阶段，但产业体系庞大，产业水平参差不齐，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仍存在加工工业过度发展，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地区工业结构趋同化、规模小型化等问题。因此，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尤为重要。
（1）培育主导产业。主导产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驱动轮，而且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推进器。产业结构调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主导产业的选择是否恰当。日本、韩国在其经济成长阶段，都因能正确地选择带动经济增长、前景广阔的主导产业，而迅速地实现经济赶超。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农业虽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但仅靠农业是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而长期重点发展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又会受到效益方面的制约，所以这些产业都不可能成为中国主导产业的目标选择。对中国来说，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现状看，目前仍属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任务仍十分艰巨，现阶段可选择机械制造业、石油工业、汽车工业、电子信息产业、住宅建筑业作为主导产业，以带动其他从属产业的发展，促进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使产业结构向高层次化、高加工化、高附加值化方向发展。但是对于汽车、电子等处于成长阶段的幼稚产业和新兴产业，仍需政府提供一定的扶持和保护，可是又要注意过度的保护反而可能导致这些产业低效率运行，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应根据形势及时调整政府的产业保护政策。
（2）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科技革命正在迅速向新领域拓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通讯技术、生物工程、海洋工程、宇航工程等迅速崛起，不仅优化了传统的产业，而且形成了新的高科技产业。在东亚地区，日本在技术、管理和信息等方面已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四小”则处于中间技术水平层次，而中国是一个生产技术水平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从原始的农业耕作方式到尖端的航天工业，技术层次差异很大，但总体看，高技术和高技术含量的部门和产品少。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及由此引起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东亚经济开始向集约化、效益化和高科技方向发展，这对中国加速实现工业化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应利用日本、“四小”一些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和对华直接投资增加的机会，有意识、有计划的引进来自日、韩等技术层次较高或转让技术条件较优惠的投资，带动日、韩提高对华投资的技术档次和资金规模，相应地增加高新技术在主要工业部门中的应用，以实现工业产业结构的高层次化和多元化。同时，应大力发展具有广阔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如新型材料、信息电子产品、微电脑、精密仪器、办公自动化设备、光纤通讯设备等。
（3）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目前，以金融、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服务业已取代传统的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1994年，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接近65%，2000年可达70%，2010年可达75%。正在向工业化进军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的同时，服务业所占比重也会有相应的提高。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加快，但仍然是个薄弱环节。199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7%，这不仅会影响经济高效运行，而且也会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可以打破一、二、三产业的一般顺序，抓住机遇，利用自身条件，实现超常发展。特别是地处东北亚和东南亚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可以发挥资金、技术、人才和地缘优势，加强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发展具有先导性和社会性的科技教育、信息咨询、商贸、金融、保险、旅游、居民服务等行业，使沿海地区充分显示其发展第三产业的特殊条件和优势。
（4）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虽然，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呈下降趋势是产业结构演进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农业本身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但是，从过去东亚产业圈特别是日本在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方面的成功经验来看，工业化成功的前提条件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农业的发展是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基础，它既是政治稳定的基石，又是经济起飞所不可缺少的支柱。中国拥有12亿人口，80%是农民。民以食为天，无论从经济利益还是政治稳定来考虑，粮食都必须立足于自给，农业的地位和作用更加不容忽视。随着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发达工业国家中农业的比重虽然下降了，但因其农业全面实现了现代化，目前正向生物化、自动化方向发展，农业已成为高度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仍很落后，生产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现代化程度不高，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较大，农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依旧属于落后的农业国。今后，应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提高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发展的重点应当是进一步加强集约化，加快农业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搞活农业服务化体系，扩大规模经营，走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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