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路论文,近代论文,格局论文,地理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西北，随着农业、牧业、手工业、矿业等各经济部类的历史性进步，需要并有力地促进了交换；遍及各地的各类商品市场，在西北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本文着重探讨近代西北地区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不仅是因为任何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育都必然有其深厚的经济及地理原因，而且因为这些原因在可以预见的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在国家经济建设重点西移的战略转换中，仍然是一个需要着重从各种层次上（包括历史范畴）去认识，并涉及千百万人实践的重大课题。
一、近代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
（一）兰州市场
兰州在宋金时期已存在榷场贸易，至明代更是西北各族的贸易中心所在地：青藏、河西、河套、河曲蒙、藏、回、汉各货均于此集散。清初至康熙时，兰州的商业市场出现相对繁荣。事实上，其政治、地理位置都不能不使之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至近代，兰州的西北中心市场地位则更为突出。
同光之际，有德国人福克受左宗棠之命来甘，曾逗留兰州。福克氏所著《西行琐录》描述当时兰州：“城周围十余里。西北靠近黄河，西城门口用船二十四只，上铺厚板以济车马往来，至冬季走于冰牌上。东南均陆地，田肥美。省内极为繁华，南方各货物悉可购办。本地独产水烟、羊皮、雪梨、苹果、大鲜葡萄、大西瓜，并种杂粮，故民颇丰富；并通西藏，其货买卖甚大，藏货均由兰州而下。”
甚至到光宣时，西北百战余生，城乡残破，兵连祸结，天灾频仍，经济困惫自不待言，但兰州仍不失为“本省商务之总汇”。其时之官方记载说兰州：“本处人经商者多业烟行，外省人除山西票商四家外，钱业、布庄、杂货、木行，陕人居多。京货，直隶、陕人各居其半。绸缎，河南人居多。茶业分东、西、南三柜，南柜为湖南帮，东、西柜为陕帮。当商三十余家，本处及山陕人相等，然资本甚微，过万金者绝少。市面贸易以银计算，惟官钱局发行银钱纸币，约计十余万。土产输出者水烟土药而外，别无他物。输入品为大布、茶叶、洋货、海菜、杂货，皆由此脱卸；分销各处者半，发运新疆者半，盖全省商务之总汇区焉。”（《陇右纪实录》卷八，第18页）
（二）宁夏市场
地居河套的宁夏府城是西北地区又一地方贸易的中心市场，该地于明清之际商业繁盛即不亚于兰州。至迟明嘉靖时府城已分坊，各坊市易并有定规。
乾嘉以至近代，宁夏地方市场的发达，实基于当时河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卫、灵州、平罗地近边，畜牧之利甚广，其物产最著者，夏朔之稻，灵之盐，宁安之枸杞，香山之羊皮，中卫近又以酒称，其它恒物亦多相类。”府城商品市场仍分类分地，如“四牌楼在大什字街，通衢四达，百货杂陈，商贾云集。米粮市在四牌楼西大街，羊市在城守营署前，炭市在羊肉街口南，猪市在南关，东柴市在古楼街，西柴市在镇武门东，骡马市在新街口北，碴子市在会府西，青果市在会府南，番货市在四牌楼南，旧木头市在箱柜市西，新木头市在道署南，故衣市在羊肉街口，麻市在什字东，箱柜市在管达街口西，麻生市在什字东”。（乾隆：《宁夏府志·建置·坊市》）
宁夏于府城之外，乾嘉之际发展起来的若干重要地方性市场至近代甚至发展成西北重要的中心市场。如灵州，州城有米粮市一处，“吴忠、中营二堡市集各一处，每逢三六九日交易；金积、胡家二堡市集各一处，每逢二五八日交易；秦坝、汉伯二堡市集各一处，每逢一四七日交易；惠安堡市集一处，大水坑市集一处，每逢三、六、九日交易”。（嘉庆《灵州志迹·市集》）此外，平罗、广武、宝丰、黄渠桥、头闸、石嘴子等城乡各地，亦都各有小型地方市场。到清末民初，除府城外，宁夏各地方市场近40处。其中吴忠市场贸易远过县城，石嘴子则由一个小型的地方市场发展为重要外贸市场。
（三）西宁河湟市场
西宁府为西藏青海入甘之门户，是近代西北仅次于兰州的又一重要的地方性中心市场。该地宋夏时即为西北重要的茶、马及青盐贸易中心。明代西宁蒙藏贸易兴盛，至清初已发展成一重要的民族贸易市场。雍乾至近代，青海蒙藏贸易的集中点虽转至丹噶尔，但西宁仍然是羊毛、青盐、粮食、铜器、绸缎、布匹等民族商品的重要市场。道咸之际，西宁城内仅专为容留民族商客的店栈，就有蒙古“歇家”18家，藏“歇家”21家，土民“歇家”5家。清季，西宁“土产砂金、皮毛、马匹、 木料、狐狸、牛黄、麝香之类，多为洋行及山西商人收买，输入品为大布、茶叶、京洋杂货”。（《陇右纪实录·办理农工商矿总局》卷八）
（四）丹噶尔市场
丹噶尔即今之青海湟源。明末以商贾渐集而逐渐成市，清雍正五年筑城，后至清季一直是我国西北蒙藏地区最重要的地方性民族中心市场。光绪时撰著之《丹噶尔厅志》亦云：“嘉庆道光之际，以丹地商业特盛，青海、西藏，番货云集；内地各省，商客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两之多。”
所以我们应有理由认为，丹噶尔市场实际上是清雍正后二百余年间青藏地区畜牧业经济与内地经济产品交换的主要承担者。其贸易覆盖面嘉道以后向东北远达京津；向东南伸入长江中下游的汉、沪一带；向西北则至天山北路；关中、中原自不必论。所以它又是甘、青、藏与内地经济往来的中介市场。由于丹噶尔贸易的长期存在，青藏高原及甘南一带才得以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玉树海南市场
近代青海湖以南最重要的地方中心市场在玉树结古。其时海南藏区社会经济生活中畜牧猎狩为其主要部分，其生活必需品如粮食、茶叶、布、糖及其它手工业产品，就只有在市场取得。结古作为海南地方的中心市场至少在清前期已经形成，至近代其市场上交易之货物主要是大布、铁器、米、麦、挂面、粉条、枣、柿饼、瓷碗、药材、毛皮，大宗为茶，反映了畜牧经济的必然需求。（白眉初：《青海誌》）
结古之外，海南各地尚有多处固定的地方市场，一般都在寺院，而且多有固定时日，大致与各地宗教节庆有关，这种特点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形成，至少在清代中后期甚至更早即已形成固定习俗。
（六）河州市场
兰州以南，河州亦为一地方性中心市场。该地明清两代变化不大。《河州志》曾记为：“南关市客店八座，商贾居焉，戊子火，今修理盛前。大市即粮食市也，至辰而散（在城中北面）。中市即牲畜市也，至辰而散（在城中街门口）。”州治而外，“宁河镇市，州南六十里，居民五百余家，明弘治已卯立市，三日一聚。定羌镇市，州南百二十里，居民五百余家，明弘治己卯立市，三日一聚。”
至近代，河州则成为重要的外贸市场，其中羊毛贸易地位重要。自光绪初以来，在河州的外国洋行有新泰兴洋行、高林洋行、聚利洋行、仁记洋行、天长洋行、端记洋行、普伦洋行，其终端市场在英德等国。（秦宪周“帝国主义洋行在河州等地‘收购’羊毛”）
（七）拉卜楞市场
拉卜楞位于河州土门关南，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建寺，逐渐成为拉萨以外最重要的黄教中心。自清代中后期以至民国时，实为甘南最负盛名的地方民族贸易市场。其贸易辐射面包括甘、青、川之间的广大河曲地区。清后期，在拉卜楞市场上进入交换的商品，外地输入品主要有：茶、绸、烟、布类、彩缎、纸张、陶瓷、棉花、青盐、清油、酒、面粉、铜器等，输出品则为羊毛、狐皮、白羔皮、猞猁皮、獭皮、马、牛、羊、蘑菇、酥油、鹿茸、麝香、羊油、牛油等。（李式金《拉卜楞之商业》）拉卜楞的牲畜贸易多在“崔拉”集市进行。由于拉卜楞寺在河曲藏区具有崇高的宗教威望，所以寺院会期也同时是贸易期。每年会期多在正月、二月、七月、九月、十月；以二、七月为最大。每逢会期，数百里甚至千里外之藏胞移帐而来，聚集贸易。其贸易方式，至为粗放；多行以货易货的物物交换，换货之比照物多为酥油。又该地贸易，商店甚少也不重要；多行商及集货商承担贸易的主要任务。（李安宅：“拉卜楞概况”）
除拉卜楞市场外，河曲藏区尚有临潭旧城及卓尼亦为地方民族市场。创设于晚清的旧城回民贸易集团“西道堂”，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民族宗教经济团体。教民入堂则一切财产交公，其生活亦由堂内负责。清末民初“西道堂”资本发展到200万元，拥有数量巨大的牲畜、山林、 土地。主要从事河曲藏区草地的集货贸易，以物易物，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贸易活动的范围，西北在太子寺、河州、贵德、保安、兰州、宁夏、张家口，向西在拉力关、浪木寺、阿哇，西南在松潘、成都、甘孜、打箭炉一带。
（八）蒙汉市场
河套蒙汉市场形成古老，元明之际的“马市”、“民市”、“月市”、“小市”、“私市”，实已开其先河，近代河套蒙汉贸易市场，应是元明传统蒙汉贸易的继续。
魏源曾指出，河套蒙汉市场的发育与盐业贸易关系甚重：“初河套有花马盐池，鄂尔多斯部据之，套西有吉兰池，阿拉善卫据之，其法皆于两池置官收税，听蒙古、汉人转运不问，暗符刘宴之法。而套内之盐不如套西咸洁，故甘肃民食花马小池盐者十之三，食阿拉善池盐者十之六”，“骆驼牛骡，运负络绎”。（魏源：《绥服厄鲁特蒙古记》）
清代河套地区的民族市场正式确立，当在康熙间。到乾隆之世略有变易。“各蒙古与内地民人贸易，有花马池、横城、石嘴子三市口，俱十日交易一次。硝磺、钢铁、军器、白米、白面、豌豆，奉文禁止出口售卖。”（乾隆《宁夏府志》卷二）
贺兰山西麓，俗称山后，清时为阿拉善蒙古地。山口约40余处，其主要者为赤木等山口，向为蒙汉贸易通道。清代以来曾规定给阿拉善蒙古腰牌30面，各准10人以下，随时可进赤木、黄峡、宿嵬三口与宁夏城内民人交易，以羊只、毛毡、皮张、大盐易换布匹、米粮。汉民出口非奉官遣不得私越，蒙古入口甚至喇嘛朝庙进香者悉由部郎衙门给印票，各交守验放，始得入内。
在河套蒙汉贸易中， 石嘴子市场占有突出地位。 石嘴子在平罗东70里，又称石嘴山，右临黄河。清时专设主簿管理蒙汉贸易。近代亦成为重要的羊毛外贸市场。
石嘴子之外，清近代磴口在汉蒙贸易中亦地位重要。磴口亦称定口，为阿拉善蒙古地，设有蒙古衙门。该地南临黄河，街市沿河，汉商主要从事蒙古贸易，交易以米、面、油、酒、砖茶、布为大宗，冬春以骆驼载货至牧地，秋季收回毛皮。由包头往河西及青海的驼队多由此渡河，河上有皮筏，船只往来于宁夏府城与包头之间；吉兰泰池盐也须从此装船外运，故清中后期直至近代，该地都是河套地区最负盛名的蒙汉贸易市场，时有“南碧口，北磴口”之称。
套西地区贸易，清中前期虽有很多限禁，但定远营到近代亦逐渐成为一蒙汉交易市场。定远营为阿拉善蒙古亲王王府所在地，定远营南门外商号颇多，为汉商向亲王租赁，牧地蒙民多驼来畜产品易换粮食及手工业制品。其内地商人中晋商占多数，最大者为“祥泰隆”。祥泰隆来定远营经商甚早，甚至有“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的口碑。清末民初，仅祥泰隆每年输出毛皮即值百余万元。输入布、糖、茶、杂货亦年值数十万元。定远营距宁夏府城约200里左右，来往商货主要靠驼运。
（九）肃州市场
肃州，明代即为重要的边贸市场。明初有史料称“肃州城为西方商贾荟萃之地”。（利玛窦：《阿本笃访问契丹记》）至清代中前期则是最重要的准噶尔贸易市场。近代，尽管天山南北早入版图，民族市场的重心外移，但肃州仍为西北最重要的地方性民族市场之一；不过贸易的市场景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罢了。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即在肃州、敦煌一带开始活动的西方传教士Mildred Cable女士， 后来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地理杂志》上撰文描述她所见过的肃州市场。她说：“肃州是中国西北最重要的市场，离长城口门的嘉峪关仅十五里。它的东部是土尔其斯坦干果商、西藏皮货商和蒙古驼毛商的交易场所。”“肃州东部是我第一个要介绍的中亚繁荣市场。街市上骈列着土尔其斯坦的商人，陈列着华丽的地毯和土尔其斯坦的布匹。并有高积如山引人馋涎欲滴的瓜果。穿着高装靴子的少年们，戴着吐鲁番或喀什噶尔土风的头饰，赶着驴驮从人丛中经过。”直到清末民初，肃州仍不失西北民族市场的重要地位。事实上，自光绪七年（1881年）肃州开为商埠以后，该地贸易在准噶尔互市长期停止之后又迅速繁盛起来。沿东南而来者主要是陕西大布与纸张；沿西路而来者主要是葡萄干、杏干、棉花及各种俄货等；沿北路来者主要是火柴、布匹、器皿等京津杂货；敦煌棉花亦在此地集中；青海的皮毛、牲畜则越南山而来。城内外各种商店多达数百家。
（十）乌鲁木齐古城市场
乌鲁木齐古城市场形成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在该地筑垒之后，曾经相当繁荣。至同光之役，乌鲁木齐商业衰落，“城中疮痍满目，无百金之贾，千贯之肆。”后经恢复，“商帮”大兴，直至清末，乌鲁木齐都不失其为北疆重要的中心市场。
同光之后，为恢复北疆经济，巡抚刘锦棠“首治邮驿亭障以开商路”，古城（今奇台）曾一度成为北疆地方最重要的中心市场和货物集散地，其作用超出乌鲁木齐，这主要是由于其地理位置决定的。由于乌鲁木齐不居冲要，而古城“绾谷其口，处四塞之地，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化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自古城分运西北方向往科布多，为通前后营路，外蒙古人每岁一至，秋籴麦谷，并输毛裘皮革易缯帛以归；又循天山而北为北路，取道绥来以达伊犁、塔城；循天山而南为南路，取道吐鲁番以达疏勒、和田。故古城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货悉自北转输，廛市之盛为边塞第一”。（《新疆志稿·商务》卷二）
（十一）伊犁塔尔巴哈台市场
伊犁九城，其最著者为惠远，乾隆二十九年建城，为西陲最重要的军事、政治中心，随之亦成为边境的地方中心市场。咸同以后，伊犁由边境地方中心市场变成重要的外贸市场。塔尔巴哈台，清代亦是北疆伊犁以北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及贸易中心市场。清乾嘉之际，作为地方性市场，主要承担以绸缎与哈萨克之间的牛羊驼马贸易。咸同后为重要的外贸市场。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肃州准噶尔贸易市场已不复存在。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北疆亦出现另一个持续达百年之久的民族贸易市场，即哈萨克贸易市场。乾隆二十二年，左部哈萨克阿布赍归附，以后，右部、西部哈萨克相继归附。清廷最初为其在乌鲁木齐设“互市”，后又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开哈萨克“互市”，其中伊犁“互市”在哈萨克贸易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哈萨克经济主要为畜牧业，时人记载说：“其地无城郭屋宇之定居，不艺五谷，毡帐为家，游牧为业”，“以驼马牛羊为馔，马湩为酒，器用皆以木为之”，“最喜中国之瓷器、茶叶、杂色梭布及片金、倭缎之属，得之宝贵”。（椿园：《外藩列传》）其在市场上提供的货物主要有马、牛、羊三种。伊犁“互市”，至近代一直兴盛不衰，实有其不容忽视的地缘及民族经济基础。
（十二）哈密市场
哈密，清代为新疆东部地区重要的羊毛市场。该地明时设卫，清历朝用兵西陲，哈密都是重要的后勤基地，钱粮总汇。乾嘉之际，“西关外商贾云集，百货俱备，居然一大都会”。近代同光之役以后，哈密成为甘新之间最重要的货物中转市场。其市场幅射面，西北至古城、乌鲁木齐，西至吐鲁番，北至巴里坤，东南至酒泉、敦煌。左宗棠军出关，设大营于哈密，对该地市场繁荣有重要促进作用。新疆收复之后，从嘉峪关经哈密西运之洋杂贷物，曾岁达百万两；经此东运兰州等地的新疆土货如棉花、葡萄干，岁值约50万两。商店货栈，多至六七百家。（椿园《新疆纪略》）
（十三）南疆市场
叶尔羌，物产丰富，“甲于回地”，并且是重要的玉产地。城中回汉人民，“比栉而居，几无隙地；中国商贾，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运，货贩其地，而外藩之人如安集延……郭酣、克什米尔等处皆来贸易。八栅尔街长十里，每当会期，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可枚举”。（椿园：《新疆纪略》）至近代内外贸易依然繁盛。
和阗，不仅是南疆重要的金玉产地，清时田地肥沃，农产品极丰富，而且乾隆时蚕丝生产亦有重大发展，“原蚕山茧极盛，所织绸绢、茧布极缜密，光实可贵。”但清前期市场狭小，至近代，其纺织品遍销天山南北市场，并有出口。（《新疆志稿》卷二）
喀什噶尔，在咸丰十年《中俄北京条约》开放南疆之前，喀什噶尔是南疆最西边陲的地方中心市场，同时还承担着与邻近“外藩”的交易任务。道光时，喀什噶尔四街共有“大字号铺二十家，小字号铺六十九家，小杂货铺二十家，烧房十一家，各项艺匠铺七十六家，大车店六座，字号店十家，小店三十五家。”城外所属各乡庄等处尚有不少从事贸易的商民，计约465名。另外，喀什噶尔旧回城，包括乡庄、东门外、 南门外，还有从事贸易之民人146名， “以上新旧二城并各乡庄贸易民人一千九百六十八名，年年续次来喀者约计数千余人。”（《喀什噶尔》卷一）
阿克苏，清近代以来，由于本地农业、畜牧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和承平时国内统一市场的兴盛，阿克苏地方市场也很快繁荣起来。新疆建省后，阿克苏为府城，筑新城后，城内多汉商，北关多维吾尔商人，北关巴栅尔（巴扎）最为繁华。
二、近代西北商路
（一）大北路
清代平津商帮赴漠北及北疆贸易，则多出居庸关，经宣化、张家口，从归绥向北，经土谢图汗部赛音乌苏分途；向北可去库仑、恰克图，向西北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再南行即可到北疆重镇古城。这条出居庸、张北、归绥至古城的商路，在清代即是著名的大草地路，亦称“驼路”、“大北路”。纪昀戍新疆时说：“大贾皆自归化城来，土人谓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赂蒙古人所开；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第40页）
直到道光时，有人记古城与大北路的贸易繁荣仍说：古城“地方极大、极热闹，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到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内商贾聚集，与蒙古人交易利极厚。口内茶商从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八城，获利尤重”。（方士淦：《东归日记》）
实际上，到本世纪20年代初，大北路一直是新疆与全国性市场联系的第一通道。其原因在于走大北路用驼运，运价低，时间短，道路较平坦，多有驼草可觅，70天左右即可从归化至古城，沿途无关卡，所以该路一直延续两世纪之久。本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失去了外蒙古这块广袤的土地，新京贸易只好改走小草地路，即经阿拉善达新疆。此道迂远，需百余日方可到达，且山路崎岖，水草短缺，骆驼往往暴死于途；沿途多匪，运价昂贵，无容赘述。
（二）东路
清代新疆市场与内地市场联系的第二通道，即沿古老的丝路旧道，从哈密、嘉峪关入河西走廊经兰州分赴内地各处。此路在清代称东路，一般从西安经兰州、酒泉、玉门至哈密， 多用四马大车运货， 每车载2000斤，运费昂贵，沿途多关卡，行程需5个月左右，商人不堪其苦。 所以清代新疆与内地市场往来货物，十分之六七经大草地路，十分之三四经东路。但无论怎样，哈密是新疆经东路与内地市场相连的最重要商埠。清季该地羊毛贸易集中，经此由关里运往古城、迪化（乌鲁木齐）的有洋广杂货；由吐鲁番来之棉花、葡萄，又由此运往兰州、包头、京津一带，城内汉商至百余家，多秦陇商人经营。
清代中后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对货物流通中的税收进一步加强，嘉峪关逐渐成为东路贸易控制的主要关卡。嘉庆十九年（1814年），关外吐鲁番种棉日广并大量贩运进关，清廷即令试于“商贩经处所，如嘉峪关等处，酌量收税。”（《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一》卷二九）咸丰时该项税收成为定例。
（三）甘京水路
清时甘宁青与京津及北方各地的商货往来主要靠黄河筏运承载，其出口处在宁夏府。由西宁、兰州运出皮毛等多经木筏及牛皮筏运至宁夏集中，然后顺流运至包头，起旱用车，驮运至张家口，再分销京津各地。京洋杂货入甘者，亦多经张家口运至宁夏，然后经兰州分销甘、凉、安、肃一带。
至于黄河筏运，由来已久，除木筏外，要为皮筏，亦称“浑脱”。由兰州至包头，通长2000余里，每年3月至10月可航， 每筏往返一次需3个月之久。航程中尤以兰州至宁夏段水势汹险，距兰州30里之大峡， 有“煮人锅”、“大照壁”等处，乱流险滩，筏工时时以性命相搏，稍一不慎即货损人亡。
（四）青藏路
西宁府及丹噶尔厅为甘藏交通必由之地，亦为甘肃与青海黄河南北及玉树藏货交往的重要通道。清代京洋杂货入藏除川路外，唯以此地为大宗。藏地土产，如砂金、皮毛、马匹、药材、木料等均由此运往兰州后，或东行入陕，或北行赴京。
实际早在乾隆时，西宁与玉树间的贸易已是相当有利可图的事业，为青海官府衙门视为主要利源。至近代道咸之际，玉树货物多在丹噶尔落地，其牛皮、羔皮、野牲皮毛、褐、蕨麻、茜草等类，至丹销售，道光时售银六七万两。同治以后，印藏及川康商路大开，海南与西宁地区间的贸易日益衰落，其贸易额仍有二三万两，“仍由丹地采办绸缎、布匹、桃、枣、糖果、丝线、佛金、玩器、钢铁各货……运货皆资驼马，车亦罕有用者。”（光绪《丹噶尔厅志》卷五）
（五）甘川路
陇南与四川接壤，清代由甘入川的贸易通道主要在秦州所属之徽县及阶州，阶州为“由甘入川必由之路……山路崎岖，川货入甘者由该州所属之碧口入口，至秦州转运省城，分销各处，唯该州所属之文县及巩昌属之岷州，山高地寒，广产药材，由碧口输出者约一万余担”。
（六）甘陕路
其主要通道为泾州、秦州。泾州毗邻陕之邠县，泾水东南流注，达于关中；秦州沿渭水东下宝鸡，自古即为入陕商道。近代甘肃商品由泾州入陕者为“砂金、水烟、马匹、药材、羊毛、皮货、土药，输入者为副茶、大布、绸缎、纸张、海菜等”。（《陇右纪实录》卷八）近代甘宁青新与长江流域商业联系的孔道亦为泾州。沪宁商品入甘，需经汉口。沿汉水经仙桃镇、沙洋至襄阳、小江口，经紫荆关入陕，至龙驹寨起旱，然后过兰田至西安西北行，经邠州，过长武入甘，经泾州、平凉到兰州，与今之京广、陇海线路大相异趣。自然，近代陕货入甘，亦多有自宝鸡、三岔厅经秦州者。
不容讳言的是，近代西北与全国市场联系的困难，除自身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外，交通不便是当时最重要的特征。大北路的运输已如前述不论。当时，商客若由汉口去兰州，仅由汉口至西安一段即需两月之久；西安至兰州，用驿站号马，不分昼夜兼程西进，亦需12日之久。左宗棠督甘时，德人福克由西安起程赴兰州，历时亦近半月；而德人米海厘由兰东返，“每日只走四五里，不能到站，时宿窑洞。自兰州至西安，行五十日方到。”其行路难之状由此可以想见。至于由汉口到襄阳一途，合计1240里，沿途河滩全是沙泥，上水甚难，若风势不利，更多周折；下水虽易，而沙滩之涨落无定，船愈大行愈不易。由襄河到光化，冬季水深仅2尺许，再往西北，“水更浅而流更急，四周石山矗立， 宽处亦有沙滩，窄处只四五丈阔，两旁悉是高山，沙底尽集石块。”（福克：《西行琐录》）商旅视为畏途是很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