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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热潮，这股热潮几乎将所有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有关的文学活动和文化现象纳入其不断扩大的研究领域。作为南北战争前期美国文坛举足轻重的短篇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毫无疑问也被卷入这股文化研究的大潮。过去那些认为坡与文化政治无关的看法已鲜有立足之地，人们开始将坡的作品放回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挖掘其内在的文化精神特性，捕捉其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关联，在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文化透视。经过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冲击后，美国爱伦·坡研究的跨学科性也日益彰显，传统学术阵地的森严壁垒被大胆突破，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开始走进学术研究的前沿，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艺术学、人类学、伦理学、犯罪学乃至医学等不同学科的参与形成一派众声喧哗的生动局面。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则进一步扩大了坡对世界各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推动了“坡产业”（Poe Industry）① 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总体来说，全球化与跨学科语境下的美国爱伦·坡研究视野更加辽阔，视角更加多样，手段更加灵活，与人们的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体现出强烈的历史反思性、学科包容性和时代同步性。
一、超越文本：艺术与历史对话
美国爱伦·坡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827年坡的第一本诗集问世，但真正意义上的爱伦·坡研究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到20世纪中后期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受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影响，美国爱伦·坡研究侧重于作家、作品的研究，特别是对文学文本的观照。人们致力于分析坡作品的语言技巧，挖掘作品的审美内涵，提炼文本的形式意义，探讨文本的特殊性和文学性。八十年代初，在解构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语言论转向”的旗帜下，坡的研究者们更是斩断文本与社会的联系，强调文本间关系比文本自身更重要，热衷于从文本的裂隙和踪迹中寻绎压抑语型和差异解释。这种高度制度化与学科化的批评论调，虽然表面上维持了文本的“内在完整性”，却严重忽视了这一完整性得以存在的外部语境，即文本的社会性，一度曾使爱伦·坡研究陷入了封闭与僵化的境地。新历史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出“历史—文化转型”的呼声，要求将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对文本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综合治理。他们将形式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这一历史性的转型使得新时期的坡研究跳出其文本所营造的真空，走进广阔的文化研究新天地。相应地，历史、政治、经济、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等变成坡研究的热门话题。
2000年，坡研究协会（the Poe Studies Association）前任主席杰拉尔德·肯尼迪在《美国文学学术年鉴》之“十九世纪早期文学”部分指出，“爱伦·坡产业仍保持繁荣态势，不过重心明显地转移到其作品的社会历史方面”。② 次年，他又在该章节的介绍部分再次强调，“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有必要在本章的标题后加上‘和文化’（and culture）这一短语”。③ 凯文·海斯在《剑桥文学指南之埃德加·爱伦·坡》一书中也指出，“随着结构主义批评手段让位于后结构主义，读者们开始重新认识到将坡置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中进行解读的重要性。相应地，批评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能联系其时代进行分析的作品上。”④ 的确，随着新历史主义者们将坡从形式主义的囚笼中解放出来，人们的目光已不再局限于对坡作品单纯的内部研究和美学分析，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放眼考察文本得以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这样一来，坡的作品、坡作品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坡作品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就成为从事坡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进而构成新的文学研究范型。
作为美国新兴资本主义时期的一名作家、新闻工作者、杂志编辑和评论家，坡终其一生在商业经济的洪流中颠簸浮沉，在出版行业的竞争中奋力打拼，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取舍，在多重身份间游走穿梭。因此，研究坡及其创作与美国政治经济和出版文化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了新历史主义者们义不容辞的任务。特伦斯·惠伦（Terence Whalen）的《埃德加·爱伦·坡和大众：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文学中的政治经济》（Edgar Allan Poe and the Mass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iterature in Antebellum America,1999）便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 该书从南北战争前期美国社会的经济环境出发，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对美国新兴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揭示了坡这样一个穷酸文人在那个社会经济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的尴尬境遇。特伦斯·惠伦认为坡对周围世界的物质力量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他能敏锐地意识到新的出版环境将带来的后果，即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侵蚀与吞并。面对迫在眉睫的窘境，坡并非如前人所一贯认为的那样“脱离时空，超然物外”（out of space,out of time），相反，他对其经济上的困境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在第一时间投身到杂志业的滚滚洪流中去。特伦斯·惠伦的这部力作结合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对坡的职业生涯进行重新审视，对美国出版业的扭转性力量进行深刻解析，在美国爱伦·坡研究史上第一次全方位、文献式地阐述了坡作为一名“文学企业家”（literary entrepreneur）对待美国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复杂情绪，探讨了美国杰克逊时代个人创作与公共知识间的冲突，揭示了坡在文学和批评领域踊跃创新的社会意义。凯文·海斯的《坡和印刷文字》（Poe and the Printed Word,2000）则将焦点直接对准坡与美国图书、杂志和印刷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传记的形式，以坡在印刷文化影响下的成长之路为线索，向人们展示了坡对印刷文化的独到理解和巧妙利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效果。正如海斯在前言中所称，“半是传记，半是文学史，半是出版史，该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了坡的艺术和思想。”⑤ 梅瑞狄斯·麦吉尔（Meredith L.McGill）的《美国文学和再版文化，1834—1853》（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of Reprinting,1834—1853,2003）则从再版文化的角度阐述了坡和其他同时代作家与文学市场的关系，揭示了坡作为一名作家、编辑和批评家如何在再版文化的潮流中挣扎和生存的状况。
除了关注文本与历史的相互作用，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还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和权力话语的关系被提升到理论高度，人们试图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挑战和抗争，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90年代以来，美国爱伦·坡研究开始密切关注种族和性别等边缘话语，并且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理论当中汲取相应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一方面积极探索这些问题和现象产生的文化根源，另一方面大声呼吁抵制造成这些问题的文化压制形式。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杰拉尔德·肯尼迪与莉莲·韦斯伯格（Liliane Weissberg）主编的《诌议黑影：坡和种族》（Romancing the Shadow:Poe and Race,2001）和卡伦·基尔卡普（Karen L.Kilcup）主编的《平装正典：美国女性作家和男性传统》（Soft Canons:American Women Writers and Masculine Tradition,1999）。前者收录了九篇立场鲜明、鞭辟入里的种族研究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发掘坡与种族主义微妙而又深刻的关系；后者则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了美国19世纪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间的相互影响和文化渗透。
新时期的爱伦·坡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宏观性研究，致力于将作家和作品置于社会历史的大框架之中，用发展的眼光考察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在历史的时空中诠释文学和文本的创作，从而再现一个全方位的、历史的、多维的艺术空间。由杰拉尔德·肯尼迪主编的《埃德加·爱伦·坡历史指南》（A historical Guide to Edgar Allan Poe,2000）就是以全新的视角，分别从历史文化、社会心理、性别结构和社会环境等不同的侧面对坡和坡的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读。凯文·海斯主编的《剑桥文学指南之埃德加·爱伦·坡》则为人们全方位了解坡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视窗。全书收录的14篇论文涵盖了坡艺术创作的诸多特色，如坡对幽默手法的运用和把握，对哥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奴隶制度的批评和折射，对科学小说的创新和完善，对侦探小说的开创和探索，以及对女性主义的沉思和定位等，最后还分别探讨了坡对通俗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学的深远影响。新历史主义对于艺术和人生的关注也使学术界对坡坎坷多磨的生活经历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重新燃起兴趣。司各特·皮普尔斯（Scott Peeples）的《再访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Revisited,1998）从坡的生平和作品两方面入手， 通过追溯坡的成长经历和文学生涯向人们真实再现了坡的作品走向成熟的历程。约翰·沃尔什（John E.Walsh）的《午夜幽魂：埃德加·爱伦·坡死亡之谜》（Midnight Dreary:The Mysterious Death of Edgar Allan Poe,1998）则将目光转向对坡死因的历史主义剖析，通过追述坡死之前的情感波折和神秘行踪，向人们揭示了导致坡衣着古怪、烂醉街头的真正原因。
综上所述，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并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时期的爱伦·坡研究已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桎梏，告别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倾向，重新建构起艺术与历史相辅相成、文本与社会相互贯通的文化空间。
二、跨越学科：文学与文化合流
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9—）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⑥ 显然，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已不再专指那些写在书页里的、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被认为具有永恒价值的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还包括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现在仍在进行着的，并有着相当活力的当代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其最鲜明的特征便是指向当代和面向大众。文化概念的宽泛性与开放性决定了文化研究必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事实上，早在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初，霍加特（Richard Hoggart,1918—）就曾声言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他认为，“当代文化研究从严谨的文化阅读开始，与其它学科携手并进，引向更深入的文化分析。”⑦ 由此可见，打破学术分工的界限，寻求“分久必合”的学科综合，既是文化研究的内在要求，又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当今社会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方式的变化则为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使得当下的爱伦·坡研究具有了更为开阔的研究领地和更为灵活的研究主动权。综观近年来爱伦·坡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我们很难发现其拥有或试图拥有一个界线明确的知识领域或学科领域。这种反学科的立场和态度，使从事爱伦·坡研究的学者倾向于在被传统学科所忽视和压抑的边缘地带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前面所提到的社会历史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等实际上已经越出了传统的重视文学内在规律和美学价值的研究模式，而对社会与文化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注。随着文学批评越过学科界限，并进入广义的文化生产领域，批评的对象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切与坡有关的文化现象，包括一种潮流，一种趋势，一种我们身处其中的莫名氛围，甚至隐形的社会心理，以及我们身体周围的近距离现实，如某一商业广告、文化产品或社会现象都有可能成为研究坡的“文本”，传统的文学研究被打上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艺术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深刻烙印。
长期以来，坡与大众文化始终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生平和作品在当今社会的大众文化潮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各种经过改编的儿童读物使坡这位文学大师进入孩子的世界，生动形象的连环画读本赋予坡的作品以通俗阐释和时代精神，悬念迭生的影视作品更使得坡走进千家万户，还有各种受坡生平和作品启发创作的音乐、戏剧作品也深受青年一代欢迎。随着电子媒质引起的传播革命，传统的文学经典正在通过种种现代媒介进入寻常百姓生活之中，这使得人们无法再把所有的大众文化产品一概斥为“低级庸俗”，相反，文学经典的大众化正从某种程度上加深人们对经典文学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研究坡和他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否定或消解其作品的文学经典性，而是从文学和文化的互动中找到当代社会和人文需求的契合点，进而使文学和文化能够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当前美国学术界研究坡和大众文化的关系主要从坡对影视、音乐、戏剧、广播、连环画等领域的影响入手。几乎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许多电影制作人将目光投向坡其人其作，他们将坡传奇的生活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情节巧妙糅合，创作出一部部神秘恐怖、扣人心弦的精彩影片。今天，大约有十几个国家、上百部电影与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于这样一个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批评家们岂能熟视无睹？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那些根据坡生平或作品改编的电影，通过全方位研究和多角度对比，发掘其在艺术构思、情节设置和表现手法等方面与原作的异同，从而解开坡在当代影视界备受青睐的文化密码。坡在作品中对于种种影视手法的超前使用，如悬念的设置、氛围的营造、色彩的渲染、听觉的冲击等，以及他超凡的操纵观众的能力，也使他成为不少电影大师效仿的对象。丹尼斯·佩里（Dennis Perry）在《反常的顽童：坡与希区考克联系新探》、《联系阿尔弗雷德·希区考克与埃德加·爱伦·坡的学术文献索引》等文中就以详实的资料证实了坡对英国著名电影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考克⑧ 的重大文学影响。
坡的作品走向普通大众的另一个重要载体便是连环画读物。近半个世纪以来，根据坡作品改编的连环画不计其数，出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化杂志和通俗读物上。这些绘图读物不仅使坡的作品更具吸引力，而且为读者理解它们提供了一种更为直观的形式。伯顿·波林（Burton R.Pollin）在他的《坡作品的形象：一份关于插图的综述性目录》（Images of Poe's Works: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Illustrations,1989）一书中搜集整理了30多个国家700多位艺术家超过1600份与坡有关的插图作品，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部卓有价值的工具书式文献。托马斯·英奇（Thomas Inge）在《坡和连环画》一文中则如数家珍般地回顾了坡的作品在美国被改编成连环画的历史，并将其与坡的原作进行对比和点评。英奇认为这些连环画尽管不能很好的保留原作的语言和叙事风格，也无法传达原作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独特效果，却以其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生动传神的图画使得坡在普通读者中广为流传。⑨
坡对诗歌音乐性的重视和对作品整体性效果的把握也使得他的作品成为许多古典和现代音乐的灵感源泉。尽管生于美国，也影响了不少美国音乐家，但总体来说，坡的音乐遗风在大西洋彼岸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从克劳德·德彪西⑩ 到保罗·鲁德斯(11)，许多欧洲作曲家都曾受到坡的小说、诗歌和文学理念的启发。杰克·沙利文（Jack Sullivan）在他的《新世界交响乐：美国文化如何改变欧洲音乐》（New World Symphonies:How American Culture Changed European Music,1999）的第三章《恐怖的新世界：坡的遗风》中便重点阐述了坡对拉威尔(12) 和德彪西这两位伟大的法国作曲家的影响。沙利文认为，坡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以其文本为欧洲音乐提供文学背景，甚至体现在以他的文学理念作为某些音乐作品的结构支撑。除了古典音乐，坡对欧美流行音乐的影响也很深刻。无论是风靡于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批头士乐队”（the Beatles）还是当今美国街头的摇滚组合， 或多或少都曾从坡的作品中获得过灵感。2001年，根据坡的多部作品改编的摇滚歌剧“POEtry”(13) 在美国上演并获得巨大成功。近年来，关于坡的音乐和戏剧作品仍在不断涌现，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自2000年创刊以来，《埃德加·爱伦·坡评论》（The Edgar Alan Poe Review）几乎每期都会载文评述与坡有关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活动。
坡在当代大众文化中的影响还在与日俱增，这或许得益于坡在创作中对流行元素的熟练把握和巧妙运用，抑或源自坡自身作为一名“苦难的天才”或“疯狂的艺术家”对大众的吸引。无论是何种原因，总之，今天的爱伦·坡研究已经走出了传统形式主义的象牙塔，步入社会生活的十字街头。除了上面提到的对坡和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之间联系的研究，还有许多学者从人类学、伦理学、犯罪学乃至医学等其它学科领域对坡进行研究，有些学者甚至将坡的作品与美国国家机构、政府职能和隐私政策等进行对比，从中发现美国社会政治制度流变的轨迹及其深层的文化根源。W·C·哈里斯（W.C.Harris）在他的《埃德加·爱伦·坡的〈我发现了〉(14) 和美国宪法的诗学》一文中便大胆宣称坡对于宇宙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沉思实际上反映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美国宪法结构的思考。
三、穿越时空：作家与时代并进
在这个全球性经济与文化飞速发展、多元文化互动、互通、互补的时代，美国爱伦·坡研究具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种广阔既包括采用理论的多学科性、批评方法的多方面性，也包括批评空间的多种可能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心，人们对于文学跨国主义的研究热情也水涨船高。2001年，贾尔斯·冈恩（Giles Gunn）在《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PMLA）中一个关于全球化与文学研究的专题论坛的介绍部分，将坡对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影响提到了极其显著的位置，作为他论证自中世纪以来逾越政治和国家疆界的漫长的“文化迁移史”（the history of cultural migration）的重要例证之一。冈恩对历史和文化的论证使人们意识到关于全球化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全球化究竟何时开始？全球化应该如何表述？如果真的如冈恩所言，全球化并非一个后现代甚至现代的现象，而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早在两千年前就已开始，只不过最近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或者如果就像人文学者所提出的，文化交流对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和经济、政治交流同等重要，那么，坡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值得人们去深入探索。
事实证明，近年来人们对于坡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的研究确实呈上升趋势。2002年，《坡研究》（Poe Studies）的副主编贾纳·阿杰辛格在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MLA）学术研讨年会之“爱伦·坡研究方向回顾与展望”专题讨论会中指出，“（坡）研究的焦点正从以作者为中心疾速转向对作者的文本和文学实践与最新形成的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交互研究上来”。(15) 的确，从近几年埃德加·爱伦·坡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美国文学协会的爱伦·坡研究专题来看，坡对各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以及坡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状况正被纳入爱伦·坡研究的重要议程。雷切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在她的《英语文学与俄国美学文艺复兴》（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 Russian Aesthetic Renaissance,1998）一书中便论述了坡对世纪之交的俄国诗人的深远影响。 而洛伊丝·瓦因斯（Lois Vines）主编的《坡在国外：影响、声望、亲和力》（Poe abroad:Influence,Reputation,Affinities,1999）除了探讨坡对西欧各国文学和作家的重大影响外，还将目光投向南美、东欧和亚洲的诸多国家，并重点评述了坡对十五位世界顶级作家的重大影响。此外，各类学术期刊上关于坡在国外的影响、接受和研究状况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2000年的《坡研究》甚至开辟“国际透视”（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专栏论述坡对以色列、俄罗斯、保加利亚和比利时等国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美国爱伦·坡研究已经逐步打破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发展为一种跨越东西方文化传统的跨学科的批评话语。
全球化时代的爱伦·坡研究不仅辐射面宽，探讨的问题也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从个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到整个大众文化艺术市场的运作，从解构主义的先锋性语言到当代大众传播媒介和消费文化，从关注女性身体和性别特征的性别研究到关注种族问题和少数族裔文化的种族研究，几乎所有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都被囊括进来。原先戒备森严的等级制度被打破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人为界线被消除了，殖民主义宗主国和后殖民地的文学和理论批评都被纳入同一文化语境之下来探讨分析。
文化全球化的演进也推动了比较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新时期的比较研究具有了更为开放的视野和国际化的维度，各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关系都被纳入比较的范畴。从近年来的研究趋势来看，对文化的探讨已成为比较研究的主要侧重点，人们试图通过对坡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文学现象进行对比来揭示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人文精神的内在联系。相应地，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跨越东西方文化体系的比较研究在爱伦·坡研究领域迅速崛起。人们开始将坡与不同时代、不同文学背景的作家、作品置于同一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上，对其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研究，挖掘他们之间所存在过的精神交往或实际联系，在历史的流动中探索创作发生的源泉和影响，从空间的延伸中寻找文化碰撞的交点和裂痕。同时，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还使得很多学者试图越过文学的边界，从坡的文学创作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中发现新的突破口。
在经济高度发达、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美国爱伦·坡研究不仅具有视野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包容性，还具有研究载体的多元性。除了传统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今天的爱伦·坡研究还被赋予了数字化、信息化的意义。网络的发达使得信息的传递更加迅速，学术的交流更加便利。世界各地关于坡的网站多不胜数，形成了全球化的爱伦·坡研究网络。各种与坡相关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也构成了“坡产业”的一道独特风景。坡研究协会前任主席杰拉尔德·肯尼迪说道，“无论人们对坡的文学成就持何异议，不可否认的是，还没有哪一位南北战争前的作家像坡这样在当今社会受到欢迎和认可。”(16)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坡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学天才，而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理念，深深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之中。面对如此穿越时空、影响深远的文化魅力，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当代文化成就了坡，还是坡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杰拉尔德·肯尼迪给我们的答案是二者皆有之。不过，他认为坡文化在当今社会经久不衰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坡对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历史和文化精神的把握。也就是说，坡作品中所反映的暴力、疯狂、变态、疏离、错位和犹疑等主题恰恰映射了现代美国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实质。
毋庸置疑，全球化问题的升温和文化研究的勃兴构成了新时期全球学术界一个最令人瞩目的景观。在这一规模宏大而又气势磅礴的文化语境的观照下，美国爱伦·坡研究必然要走向更宽广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领域。人们开始在历史和文化的变动中寻找坡作品所隐藏的历史话语，挖掘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权力话语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文化解读。这种强烈的政治关怀和参与热情正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品格、政治学兴趣和批判性取向等特征。而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品质则令人们冲破学术和学科的羁绊，打破地域和国家的界限，将坡直接融入社会生活和大众文化的潮流，实现文学研究与文化生活的完美结合。同时，文化研究的开放性特点也使得当下关于坡的影响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刻、比较研究更具张力和深度。总之，在当今全球化与跨学科研究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爱伦·坡研究并没有迷失方向和自我，而是呈现出艺术与历史遥相辉映、文学与文化相互交融、作家与时代携手并进的多元格局。
注释：
① “坡产业”是指西方世界围绕着坡其人其作形成的庞大的文化产业，既包括坡的作品、传记、研究文献、研究著作等文字产品，还包括各种学术会议、文化活动、网络资源以及其它与坡有关的文化产品和商业行为，如影视、声像制品的出版与销售，旅游、餐饮甚至环保等行业的开发和宣传等。
②③ J.Gerald Kennedy,“Early-19th-Century Literature,”in American Literary Scholarship:An Annual,Vol.2000,No.1,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233,p.251.
④ Kevin J.Hayes,“Introduction,”in Kevin J.Hayes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gar Allan Po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3.
⑤ Kevin J.Hayes,Poe and the Printed Wor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
⑥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⑦ 理查·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和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见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4页。
⑧ 阿尔弗雷德·希区考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英国电影导演，以善于用幽默手法制造悬念著称，曾导演过影片《三十九级台阶》、《失踪的女人》等，在好莱坞导演的《蝴蝶梦》（1940）获奥斯卡最佳影片金像奖。
⑨ M.Thomas Inge,“Poe and the Comics Connection,”in The Edgar Allan Poe Review,Vol.Ⅱ,No.1 (Spring 2001),p.16.
⑩ 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1862—1918），法国作曲家、印象派音乐奠基人之一，主要作品有管弦乐曲《牧神午后前奏曲》、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钢琴曲《意象集》等。
(11) 保罗·鲁德斯（Poul Ruders,1949—），丹麦当代青年作曲家，以创意著称。
(12) 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s,1875—1937），法国作曲家，追求形式与风格的完美，作品有钢琴曲《夜之幽灵》、管弦乐曲《西班牙狂想曲》和芭蕾舞剧《达菲尼与克罗埃》等。
(13) “POEtry”系由纽约摇滚歌手卢·里德（Lou Reed）和资深导演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结合坡的11部作品创作的一部音乐舞台剧，2000 年在德国汉堡首演，2001年12月赴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the 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在美国首场演出。两年后，卢·里德又将其改编并录制成唱片，以坡的代表作《乌鸦》（The Raven）为其命名。
(14) 《我发现了》（Eureka）是坡后期创作的一首阐述他宇宙观的散文诗，于1848年6月由威利和普特南合作商行（Wiley and Putnam）出版。
(15) Jana Argersinger,“From the Editor's Easy Chair:A Partial View of Prospects in Poe Studies,”in The Edgar Allan Poe Review,Vol.Ⅳ,No.1(Spring 2003),p.48.
(16) J.Gerald Kennedy,“Poe in Our Time,”in J.Gerald Kennedy ed.,A Historical Guide to Edgar Allen Po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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