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世“兵”的角色演变——从《社会通诠》译者序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世论文,开去论文,译者论文,试论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50(2003)04-25-4
一
近代以来，较早把“兵”从政治范畴导入社会范畴并加以论说者，乃军人出身的近代思想启蒙大师严复。1904年翻译出版英人甄克思所著《AHistory of Politics》一书时，严复将书名译为《社会通诠》，堪称匠心独具。严氏翻译奉“信”“达”“雅”为圭臬，深谙原著思想，倘若直译，恐怕就不会取这个书名。夏曾佑在序言中称：“其书胪殊俗之制，以证社会之原理”，（注：［英］甄克思著 严复译：《社会通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Ⅵ页。）足见严氏译著的良苦用心。严复在译者序中明辩中西社会之差异，强调从社会文化层面考察政治变迁，亦合甄氏本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在译介西学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四民”概念：
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方其为图腾也，其民渔猎，至于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间，其相嬗而转变者以游牧。最后由宗法以进于国家，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独至国家，而后兵、农、工、商四者之民备具，而其群相生相养之事乃极盛，而大和强立，蕃衍而不可以克灭。（注：《社会通诠》译者序。）
严复翻译多采意译，所谓国家社会兵、农、工、商四民之说，原著似未论及，只不过是严氏阐幽发微，以国人熟知的四民观来理解近代国家及其社会结构。这种蕴含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理念的见解，适宜国情，且有创意。虽然“兵”在不同国度和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所扮演的角色大相径庭，但其作为暴力统治机器的主体和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石，始终是无法隐匿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兵与民分，前者忝属“官府”，后者干系“社会”，兵民分治，各行其是，各得其所，看似意美法良，然而在一个以四民理念为主流的社会，这种格局却使兵处于主流文化之外，陷于边缘人的尴尬境地。
以严复的学问功底和职业经历，理当对士与兵在四民社会中的地位作用有深刻认识，按严氏“译者序”推论，如果说士为四民之首是维系传统宗法社会秩序的要件，兵为四民之首则是支撑近代国家社会秩序的基石。因此，把国家社会视为军国社会，并将二者相提并论，旨在把握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和内涵。严复识见精当与否姑且不论，但若以之观照晚清时期士与兵的角色错动，以及清末民初“军焰熏天”武人横行的社会情景，“新四民说”的微言大义着实发人深思。把“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的“四民”结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相比较，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寓意却相去甚远。它不仅仅是文人士子与武夫兵卒的角色置换，而且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和走向。严复把兵界定在“民”的范畴，理当不是随意之举，兵为核心的“新四民说”在急剧变革的晚清之际出现并引进社会关注，着实有其历史背景。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血火交织的历史，扮演战争主角的“兵”无疑是演绎文明轨迹一个上佳的缩影。透过血腥的画面和战场的硝烟，审视潜藏历史深处的动因，乃是细化历史研究的要求。文明的人类总是把最先进的技术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在军队这个背负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特殊社会群体中，往往集聚着一个民族的精英，形成社会变革的先导。军事技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变化，或者战争样式的稍许改动，有可能导致一系列难以逆料的连锁反应，甚至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产生影响。1857年9月，卡尔·马克思在致弗·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经就军事组织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提出了精辟的论断，并且认为“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希望恩格斯能“从这个观点去探讨这一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83-184页。）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马恩未能对此展开深入研究，但是他们睿智的思想，无疑为兵与社会文化的研究打开了思路。
顾准所译林恩·怀德《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革》一书认为，由于马镫在战争中的使用，使马上的白刃战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战斗方式。在中世纪的欧洲（以法兰克王国为代表），封建阶级以这种特殊方式作战，并且由此产生了骑士和骑士文明。骑士文明和骑士精神对法兰克，对西欧，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文化演进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千年之间，沧桑巨变，这个“出生于8世纪新军事技术的胎痣”（注：《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却始终挥之不去。一只马镫创造了一种文明，这似乎有些耸人听闻，但是它在西欧引起军事——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影响，毕竟是不争的事实。
相比之下，东方的中国却没有这种幸运，尽管马镫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装备骑兵，可是骑士制度和骑士文明并未在华夏大地开花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由于文化解读的差异导致了“兵”在中西社会两种境遇迥异的角色定位，进而构成中西两种文化的明显反差。如此看来，严氏着眼于兵制与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内在联系所提出的“新四民”观，主要还是基于历史反思与文化重建的结果，所以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讨论将有助于认识近代社会结构的变迁。
二
综观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兵”的角色定位与文化和社会结构关系密切。从马镫与骑士文明的联系中，提供了一条重要启示：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装备了马镫，而在于不同文明对马镫的解读与涵化。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秦兵马俑，以其威严庞大的军阵、整齐划一的着装，从一个侧面向世人展示了二千多年前中国的军事文明。然而，这些壮观的兵马俑方阵更多地是秦王专制权威和统一霸业的象征，并不反映兵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与军事文明的价值评估。如此庞大的骑兵军阵作为专制帝王的殉葬品，它所埋葬的也许不止是装备了马镫的骑兵，而是湮灭了昌炽一时的武士文明和武士精神。中国社会在商周和春秋战国时代不乏骑士古风与尚武之气，然而自秦汉以下日流文弱，遂至衍化为臣民秉性，洵为武士精神泯灭之明证。
比较中西社会历史文化差异，我们不难发现：“封建制度各种形式之间的差别来自对武士阶级的组织方式和经济支助方式的不同”。（注：《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页。）例如“西欧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它的土地关系，一切法制，以及它的文明，单单生产力是不足以解释它的，形成这种制度的直接根据是兵制；生产力因素，通过兵制而起作用。”（注：《顾准文集》，第306页。）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插入一个中介——兵制，通过兵制解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将兵制作为决定社会制度的“直接根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把兵制与文明直接联系起来，着眼于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探讨近代人文精神和社会结构的重建，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对“兵”的反思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近代以来，学术界关注“兵”者不乏其人，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真知灼见，对探讨兵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成因和演变，乃是十分有益的启迪。继严复的“新四民”说之后，关于兵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新论此起彼伏，影响较大者，当数著名维新志士梁启超。梁启超以他对中国积弱之源的深邃思考，提出再造兵魂、重铸国魂的历史性课题，（注：参见拙文：《晚清兵魂再造与近代军人意识的觉醒》，载《东方》1996年第6期。）并且主张近代社会结构应当有“兵”一席之地，他根据近代西方社会的角色架构得出结论：
“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注：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所谓“士农工商兵”的“五民”理论，多少有些中西合壁的意蕴。梁启超鼓吹兵魂为国魂之本，呼唤武士精神和武士文明的回归，建构有“兵”的社会文化，无异于申明中国社会“无兵”的文化特征。不过，身居士林的梁启超主张士为“五民”之首，他的“五民”理论既是对传统四民观的扬弃，也是对严复“新四民”译介的修正。按照严、梁二氏的理论，社会结构“有兵”还是“无兵”乃是划分传统与近代的重要标识之一，这种新的社会变迁理论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同频共振”，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晚清兵制改革与近代军人地位的崛起，军事近代化的先导意义和尚武思潮的盛行，以及新军在推翻封建帝制中的决定作用，似乎都在为“兵”的合理定位推波助澜，直至把“兵”推上社会主干的中心位置。从社会变迁的层面看，历来作为“政治人”的“兵”走出“政治上层领域”而与“民间社会”相结合，乃是还“兵”以“社会人”角色的客观要求，这种角色定位的变化势必引起传统社会的裂变和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调整。
晚清社会“武化”之风频吹，文化人从军行伍有如过江之鲫，当兵成为社会新时尚，“文化”中国的传统及四民社会架构面临严峻挑战。“士”在中国传统社会居于中心地位，士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角色转变，对整个社会和政制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考察“士”的蜕变，仿佛构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发展过程。商周时代”“的原始含义本为武士，作战乘车骑马，属低级军事贵族。士不仅是作战的主力，而且也是四民社会的中坚。后来步卒取代甲（骑）士成为战斗主力，武士兵制瓦解，士的分化在所难免。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蜕变，武士沉沦江湖流为“侠”，文士进踞庙堂而为“儒”，伴随儒术“独尊”地位的确立，文士亦取得四民之首的资格。（注：参见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载《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91页。）道分文武，士分儒侠，各有趋赴，惟独那些效命疆场的“兵”没有相应的归宿。轻装执锐的步兵虽然将高居战车之上的贵族甲士赶出战争舞台，但却未能因此取代贵族甲士在四民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受武士兵制破裂的影响，原先作为文化精英的武士阶层四分五裂，进而导致整个文化的裂变。起而代之的儒教士林文化把兵抛向社会边缘，曾经为这场社会剧变立下汗马功劳的“兵”因此沦为四民社会遗弃的角色。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评论古代中国武士与文士的蜕变时指出：这种“老瓶装新酒”式的变革“非常巧妙”一沿袭“士”的称呼而改变“士”的内涵，“使儒家学派的哲学家和以出身为基础的狭隘的旧军事贵族割断了联系”，贵族武士的消亡和文人官僚的崛起，堪称经历了一场“重要的社会政治革命”。（注：（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2页。）历史的天平无可挽回地倒向文人士子一边，尚柔反力鄙武的“阴性”文化主导世风，陶冶出懦弱苟且麻木冷漠的臣民性格。国人在让渡军事义务的同时，也丧失了参与国事的权利。依据文化对称守衡理论，社会文化张力在某一方面的凸现膨胀，必以其对称方面的萎缩凹陷为代价。传统文化中尚武尚力精神的萎缩与阳刚气质的凋谢，同泛滥成灾的阴柔文化形成强烈反差，这种“一边倒”的畸形文化走向，破坏了文化生态的平衡，终将遭到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报复。
三
鸦片战争以来，“兵战”迭遭惨败，清廷百万大军非但与英法列强不堪一战，就连与“蕞尔小邦”日本交手也是一败涂地。无情的现实促使国人进行深刻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弊端的渊薮何在？从器物层面的武器装备到制度层面的军事体制，再到文化心态层面的军人精神，问题的根源渐渐浮出水面：兵无灵魂，国无灵魂，实为典型的“无兵文化”之国！梁启超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坦言：中国有兵之形而无兵之神，有兵之人而无兵之魂，无魂之兵，犹如无兵。美其名曰“国之干城”的兵竟然没有灵魂，没有文化，甚至连起码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尊重也没有，这种扭曲的状况乃是传统文化偏至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战国策派”著名人士雷海宗仔细“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亦得出结论：传统文化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故称之为“无兵的文化”。（注：雷海宗、林同济：《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94页。）
中国传统社会缘何有兵而呈“无兵的文化”景观？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传统的“四民”理念和“四民”结构未能顺应兵制的变革，对武士蜕变后出现的兵缺乏恰当定位。权利义务型的武士兵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生存依附型的皇粮兵制，兵与四民分离，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兵为业”的社会群体，兵的来源不再是“士”，甚至也不再是农、工、商中的“良民”，当兵不是权利义务而是谋生手段，操兵业只为吃皇粮，“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兵之子恒为兵”，兵业具有世袭化的特征。此类“军人”非国民组成，缺乏军人意识，没有军人荣誉，与其说是兵不如说是民更为合适。当年康有为考察中西社会“兵”的构成与“兵”的社会属性差异而得出结论：西方国家“以民为兵”，中国则是“以兵为民”，（注：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第238页。）言简意赅地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中国传统社会所谓的“兵”事实上是“以兵为业的民”。兵之为民的社会存在虽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僵化凝固的“四民”理念却对之采取了排拒的立场，正如梁漱溟所说：“所谓无兵者，不是没有兵，是指在此社会中无其确当安排之谓。”（注：《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页。）这种无兵的社会格局与“阴盛阳衰”的主流文化相映成趣，折射出秦汉之际社会变迁的畸形走向。钱穆认为，中国自秦汉以下遂成“士农工商兵的新社会”，（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53页。）将兵与士农工商齐称并列，似有“拔高”之虞。不过，钱氏把兵纳入民的社会，倒是值得学者注意的问题。
古代中国从兵农相混、文武不分走向兵农强制分工、文武分途，逐渐形成了四民与兵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文献通考·兵四》中的一段分析十分透彻：以兵为业者多“出于招募，于是兵与民始为二矣。民与兵为二，于是兵之多寡，不关于国之盛衰，国之存亡不关于民之叛服。募兵之数日多，养兵之数日浩，而败亡之型反基于此”。兵民阻隔，交相为病，其结果则是“民不知兵，官不知兵，即兵亦不自知其为兵。”（注：夏燮：《中西记事》，第96页。）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兵居然连自己的社会角色都不甚了了，实在是传统四民社会的一大悲哀。雷海宗说“中国兵制的破裂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52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士经过“老瓶装新酒”式的蜕变，不仅改变了兵的定位，而且掏空了兵的灵魂，造成“神“一”形”两伤的“无兵文化”。透过兵制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弊端，大可使人茅塞顿开：了解了中国的兵，也就了解了中国的文化。近代以来，众多硕学之士纷纷把探索的目光投向备遭文化冷落的“兵”，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追溯历史变迁的轨迹不难看出，严复的“新四民”观决非一般意义上的西书译介，而是针对近代文化重建和社会结构调适得出的真知灼见。事实诚如严译《社会通诠》所言：“学者欲求近世国家社会之原，舍兵事之演进，则乌从而求之？”（注：《社会通诠》，第65页。）审视近代兵事演进与文化转型和社会变迁，有助于全面认识兵的角色凸现。近世意义的“兵”乃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国民化身，其与臣民社会向国民社会的历史性转折相得益彰，并对政治文化层面的重新整合产生重大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首先面临的强大挑战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兵战的冲击和战败的屈辱，导致社会重心的倾斜，整军经武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这种以军事压力为特征的“现代性挑战”，构成后发展国家军人角色凸现的必要条件。随着兵制改革和军事近代化的发展，军事主义和军事权威逐渐膨胀，传统四民社会和“无兵文化”的基础开始坍塌，遂至削弱到无法为四民社会和八股士人提供有效支撑的程度。当社会转进入“现代化领导阶层的巩固”阶段，士的领导角色难以为继，旧的权威基础土崩瓦解，新的权威基础十分脆弱，兵乘机取而代之。军事权威的“强制替代”对于填补权威真空则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就为兵走上社会政治大舞台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在“经济与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浓厚的军事化色彩对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和兵的角色定位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外，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代”，军队不仅是政治权威的集中代表和社会稳定的中坚，而且也是社会近代化的先导和陶冶国民精神、唤起国民意识的“大学校”。近代化的常备军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195页。）。在进行兵制改革和引进近代化装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引进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军队越是现代化，其与传统文化的反差也就越大。在后发展国家，先进的军队与落后的社会构成一种奇特的结合，以军事近代化带动社会近代化，以近代化的“兵”作为社会进步的表率，这对于“散沙一盘”的社会来说，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严复的“新四民”观开启了认知近代社会结构调整和文化重建的新思路，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印证了严氏的深刻论见。“兵”的角色凸现，促使传统文化观念和民众心理定势发生重大转变，从而为“兵”与四民社会秩序的整合扫清了道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由于军人社会角色的变化，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改观，“在原有的儒生——农民——手艺人——商人范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注：（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6页。）《清代通史》作者萧一山通过分析军事近代化与军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状况后亦得出结论：“士农工商斯为四民，乃吾国数千年以来职业分类，自清季编练新军，而行伍之官兵，始与士农工商齐称焉。”（注：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第16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