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阴阳说对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阴阳论文,说对论文,人类文明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5-0045-05
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的走向仍然扑朔迷离：资源的愈益匮乏，环境的日渐恶化等自不必说，笼罩在全球化氛围下的各国家与地区、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乃至于由此导致的恐怖袭击、局部的战争等，也令世人惶恐不安。21世纪人类文明应向什么方向发展，这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课题。
人类文明的存在形式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一方面，各国家和地区与民族之间在诸如习俗、价值、信仰等诸多层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人类又普遍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追求着“崇高”、“爱”与“完美”。而这些无一不具有宗教意义上的至上性。因此可以说，虽然诸文明形式之间有差异，但每一种存在形式本身都因其独特性而拥有存在的合理性。诚如《周易》所言：“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系辞》）。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同归”、“一致”的层面似乎还少人问津，而“殊途”、“百虑”的层面又常遭人误解，乃至有人因“殊途”、“百虑”的缘故而否定“同归”、“一致”的可能性。例如，某些大国政治利益体总喜欢抱着“自我中心”的心态，鼓吹某一种文明存在形式的至上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抹煞人类各种文明形式中普遍存在的“共性”，而一味在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上做文章，并试图操纵这种“差异性”，以攫取更大的好处。近些年来，颇具影响力的“文明冲突论”，就属于这样一种忽视“共性”，夸大“差异性”，并把“差异性”诠释为“不可调和性”的一种理论。
人类的前途真的这么暗淡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说明“差异”是否等于“冲突”。笔者认为，对于人类文明存在形式的“差异性”，不妨用更为中性的“多样性”一词来诠释。“多样性”本身就意味着差异，“多样”—“差异”之间也可以意味着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发展方向有两种可能：一是矛盾被化解；二是矛盾引发冲突。这样看来，文明形式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或许可以引起矛盾进而导致冲突，但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冲突；而且即使引起矛盾，也不意味着只有冲突一个路向。不但如此，文明形式的多样性，恰恰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发展的源头活水。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融合，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化解不同民族矛盾，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经验智慧，这些经验智慧内化为古圣先贤的思想，产生了诸如“协和万邦”、“协比其邻”、“万国咸宁”、“和而不同”等一系列光彩夺目的政治命题。而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大都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天下”一词亦具有全人类的指称意义。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思考问题时常总能超出一“邦”一“国”的利益而谋求“万邦”、“万国”之间的最大利益，而实现这种最大利益的方法或途径是“和而不同”，即谋求各邦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与共同发展。这在中华文明的元典《周易》中表现得极为突出，本文拟围绕《周易》的阴阳学说，讨论其对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启示。
一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其哲学意义主要表现为两种相对势力彼此之间互为消长、循环交替，以及互补相济的关系。整部《周易》都是透过对卦爻符号特征的诠释，以揭示阴阳变化之理的。所以，《庄子》一书中才有“《易》以道阴阳”的说法。
阴阳可谓是一对矛盾(contradiction)。但在《周易》看来，其恰恰又是和谐之所以成立、之所以不可或缺的两大基本元素，离开了“阴”的“孤阳”和离开了“阳”的“独阴”，当无和谐可言。就六十四卦中的睽卦和革卦而言，“睽”是背离的意思，“革”是革命的意思，这两卦均由八卦中的“兑”和“离”构成，且都属于阴卦，所以两卦的《彖传》均用“二女同居”这样一句话来象征两卦卦象的结构特点：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1]（《革·彖传》）！
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1]（《睽·彖传》）！
革卦的卦象特征是上兑为泽，下离为火。水能灭火，火能煎水，因而谓之“水火相息”[1](P258)，即水火相灭。睽卦的卦象特征是上离为火，下兑为泽，因而谓之“火动而上，泽动而下”，即火焰上升，泽水下渗。由于在八卦中，离为中女，兑为少女，所以由这两卦构成的革卦和睽卦都被形容为“二女同居”。《周易》认为，“二女同居”的结果，或为“其志不相得”，即二女的志向得不到统一；或为“其志不同行”，即二女的意志不能同步，并因此必将发生革命或出现背离，总之是由于不和谐，而导致存在合理性的丧失。
那么，为什么“二女同居”——没有差异、没有矛盾，反而使存在的合理性受到了破坏呢？在《周易》看来，只有阴，没有阳，便不能发生彼此之间的交通感应，不能发生交通感应，自然也就无和合、和谐可言了。这就好比一年四季的变化是由天地之气氤氲而成的一样，如果只有天之气，或只有地之气，而没有天地之气的相互交感，便无法成就春夏秋冬的变化流转。因此，中国古人特别重视阴阳之“和”，认为没有差异、矛盾，就没有和谐，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革卦讲革命，正是为了破除“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的困穷局面，以顺应“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宇宙规律。睽卦讲背离与对立，也正是为了克服“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的困厄，而实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即在矛盾的差异性中求互补、和谐与发展。
中国古人的这一认识启示人们，独立存在的个体，或性质单一的一类事物之间，是难以讨论和谐的问题的，和谐只有在矛盾的关系体中发生，矛盾、差异并不可怕，没有矛盾、差异（即没有交感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才真正可怕。按照《周易》的这种理解，也可以认为，人类文明存在形式的多样性，恰恰是人类文明存在合理性的根据。因此，人们应该正确面对文明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差异性及矛盾性，并努力在化解、克服和超越矛盾中谋求和谐共处，以求得更大的发展。相反，如果一味坚持自我中心主义或单边主义，必将违背宇宙的本质规律，也根本行不通。所以，谁如果唯我独尊，试图充当世界警察，谁就会因过于消耗合理存在的基础而走向穷途末路。
二
和谐固然只有在矛盾的关系体中发生，但也只有在矛盾的各个方面合理地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并使统一体的存在也具有合理性时，矛盾才有可能真正转化为和谐。《周易》六十四卦中的泰卦和否卦，都是由八卦中的“乾”和“坤”构成的，但象征的意义却截然相反：泰表示通泰，否表示闭塞。
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1]（《泰·彖传》）。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1]（《否·彖传》）。
“小往大来”中的“小”指泰卦中的坤，“大”指泰卦中的乾，泰卦之所以是“小往大来”，其原因在于“天地交”、“上下交”。“交”就是相交，交感。《周易》认为，乾为天，坤为地，天地之气能够交感，万物就能亨通；（君臣、君民）上下之志能够交感，万众就能一心。相反，如否卦，其之所以“大往小来”，其原因在于“天地不交”、“上下不交”。《周易》认为，天地之气不能交感，万物就不能亨通；上下之志不能交感，邦国就无法存在。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由八卦中的乾、坤构成，二卦的结果却是如此不同呢？应该说，主要原因在于两卦的结构不同：泰卦是“乾”下“坤”上，天气上升；地气下降，能够形成相交之势；否卦是“坤”上“乾”下，天地之气不能形成相交之势。所以，虽然构成二卦的单卦是一样的，但由于结构不同，其结果一个是和谐（泰），一个是不和谐（否）。这表明，不和谐并不意味着构成矛盾体的诸因子（如例子中的“乾”和“坤”）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和谐主要是针对着矛盾的关系存在（结构）说的。所以，《周易》特别强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居位要“中”、要“正”、要“当”，认为只有居位“中”，居位“正”，居位“当”，才有获得吉利的可能。强调中、正、当，实际上是强调存在（结构）的最佳形式，它是对合理性的一种追求。而这种合理性，其本质就是“和”。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晏婴说：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2]（昭公二十年）。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水、火、醯、醢、盐、梅、鱼等，可以看作是矛盾体的各个方面，它们以合理的方式被“烹”于一个统一体中，就成为“羹”。而这个“合理的方式”，是透过“宰夫”的“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来完成的。“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就是对“水、火、醯、醢、盐、梅、鱼”等在矛盾统一体“羹”中的最佳存在形式的一种追求。
中国古人的这种认识是很有价值的。它表明，当两种文明或多种文明之间因某些原因出现矛盾，甚至发生冲突时，人们不应该简单地怪罪某种文明有问题，而应该意识到可能是文明存在形式之间的关系有问题。换句话说，文明的冲突，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某一方缺乏存在的合理性。在现实中，人们常常把世界的不和谐归罪于矛盾体的某一个方面（如某一个群体），也常常以打压乃至消灭对方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很少有人（或政治团体）从自身寻找问题，其结果，矛盾不但不能得以合理解决，还往往使矛盾加剧。这种认识其实是比较片面的。正像泰卦和否卦的例子一样，存在体的不和谐，往往主要是因为结构不合理，关系不协调，而只要能够理顺各种关系，使矛盾体的各个方面都处于有秩序、安分位的合理状态，整个世界就会像一首优美的格律诗，既有规矩可循，又能各尽情怀。
三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对合理性的追求是人类精神的本质再现。几千年来，人类也正是在不断战胜邪恶、避免灾难的艰苦努力中谋求着合理的存在方式。因此，和谐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实现的，这个过程最大的特点是《周易》所谓的“与时偕行”。“与时偕行”亦即“因时而变”。“变”，是为了变其“穷”，实现“通”，并进而达到“久”。“穷”是穷途末路，即不和谐；“变”是突破不和谐；“通”是和谐；“久”则是因和谐而持久。在这里，“变”是十分关键的，所以孔子赞美《周易》特别突出一个“变”字，认为“《易》之为书也……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1]（《系辞》）。
“唯变所适”，并非没有条件，“变”的条件是“时”，《周易》称之为“变通趣时”。有了“时”的因素，也就意味着和谐的相对性，以及和谐构建的阶段性和长期性。例如，《周易》第六十三卦是既济，这一卦是六十四卦中阴阳搭配最合理的一卦，《周易》用它来表示“已经完成”。但《周易》并没有把这样一个象征高度和谐的卦作为《周易》的最后一卦，而是在既济卦之后，又安排了一个未济卦，以预示事物的发展、和谐的建构永远不会停止，“完成”只是相对的，到达新的终点同时也就是新的起点。
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1]（《既济·彖传》）。
既济卦，下离上坎，初九与六四，六二与九五，九三与上六，阴阳的搭配十分合理，但《彖传》却说“其道穷也”。为什么一个阴阳搭配最合理的卦，却是“其道穷”呢？从《彖传》可知，“其道穷”的原因是“终止则乱”。也就是说，如果停止下来则必然大乱。关于这一点，《系辞传》下面的一段话可以说是最好的注脚：
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1]（《系辞》）。
对于这段话，已故著名易学家金景芳有一个很好的注释，他说，“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是指当乾坤两卦排列在六十四卦之首时，《易》，即六十四卦的变化发展已经存在里边了。而“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则是针对着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两卦既济与未济说的。既济“刚柔正而位当”，指乾坤的变化发展达到了平衡，而一旦达到平衡，也“就等于乾坤毁了”，也就是说，矛盾既已解决，相关的变化发展也就告一段落。而变化发展的停止是很可怕的，所以，《周易》认为，既济之后还必须有一个未济，用《序卦传》的话说就是“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3](P4-5)。未济的卦象与既济正好相反，《周易》以此象征事物的发展变化永无止期。
中国古人的这一认识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它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其一，绝对的平衡、和谐就意味着发展的停止。因此，“完成”只是相对的，达至终点同时也就是新的起点。其二，和谐是在适应社会发展的“时变”中不断实现的，没有一劳永逸的和谐。就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周易》的这一思想表明，无论遇到任何问题，人类都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因时而变，变通趋时，与时偕行。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人类不断自我调适，不断顺应社会历史和自然变化的过程。
四
《易传》讲“变”，首重阴阳相交，如说：“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1]（《屯·彖传》），在《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序中，屯卦紧随乾、坤之后，排在第三位。这里的“刚柔”既指乾坤，亦指阴阳。就筮法说，“交”是乾、坤之外的其他杂卦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如《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意思是说，阴与阳（乾坤）互求，阳求阴得三男，阴求阳得三女。这里虽然是讨论八卦的生成，实则道出了六十四卦形成和存在的基本原理。而就宇宙的普遍法则说，“交”也可以看作是万事万物生成和存在的基本前提。
阴阳相交，必然相感。《咸·彖传》：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咸卦下艮上兑，按照《说卦传》的意思，兑为少女，艮为少男，所以谓之“男下女”。咸卦的“男下女”与《泰》卦天地相交的道理一样，在相交的基础上，“二气感应以相与”。“相与”即相互亲近，也就是阴阳二气交互亲感，交互作用。相交相感，就会有变化；有变化，就有“生”：
刚柔始交而难生[1]（《屯·彖传》）。
天地
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系辞》）。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万物之始生也[1]（《序卦传》）。
在这些材料中，“生”与“变”乃一体之两面，“刚柔始交”而成屯，屯卦是阴阳刚柔摩荡的结果。所以，“刚柔始交而难生”的“生”字，既有变义，又有生义，可以说变就是生，生就是变。“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则更加明显地表明了阴阳、刚柔交感化生的普遍道理。
“生”，实际上也就是《周易》所谓的“变”而“通”，由于“生生”，所以才可以变而通，通而久，此即“生生之谓易”。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时偕行、因时而变，蕴涵了生机无限的意思。而和谐的本质，也恰恰在于使矛盾体中的无限生机得到保持和释放。可以说，“生生”最能体现矛盾的和谐统一体所具有的本质功能。可见，和谐的本质就是“生生”，它表明，和谐不仅能使矛盾各方面在统一体中得到最佳的存在方式，同时还能使矛盾统一体获得保持和释放生命力的最佳结构形式。
《周易》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启示我们，构建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生存环境，就是要让每一种文明存在形式都焕发出其应有的生机，使每一种文明存在形式中所蕴涵的无限生机都充分释放出来。因此，世界的和谐即意味着人类最佳存在方式的实现，意味着人类的生机无限，意味着人类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五
和谐的本质是“生生”，而宇宙的本质则是和谐，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家讲和谐并不单单局限于人类社会，还特别重视宇宙的大和谐。宇宙的大和谐，就是天、地、人的和谐，也就是自然、社会、人类三者之间的和谐。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说卦传》）。
天道、地道、人道，被称为“三才”之道。其中，天道的特点是阴阳，地道的特点是刚柔，人道的特点是仁义。这表明，天、地、人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因为都遵从于“道”，所以在“道”的层面上，三者又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成互补性，这是宇宙大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周易》把这种宇宙大和谐的构建称之为“天地设位，圣人成能”。“设位”，是自然的本质；“成能”，是人类的本质。“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就是顺应自然界的法则，参与自然界的变化过程，亦即“顺乎天而应乎人”。
不难看出，《周易》讲宇宙的大和谐，首先强调的是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念。以此为前提，《周易》一方面重视人要“崇效天，卑法地”，努力在“天道”与“人道”之间寻求内在同一性，通过认识和效法天道，从中汲取教益，引伸出人事所遵循的原则；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分别人道与天道的不同，强调人在自然面前应积极主动，参赞天地的大化流行；同时又特别重视从中正和谐的立场调适天人关系，追求宇宙的和谐。这样就能真正达到“乐天知命故不忧”的天人合一境界。达到了这种境界，便可以实现天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乾·文言传》）。
“先天”，即先于天时的变化而行事；“后天”，即在天时变化之后行事。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道，其德行就能与天地、日月、鬼神的变化相一致，也就能预测天时，顺时而动，从而达到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就是《周易》所谓的“保合太和”。
中国古人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非常重大，当今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危机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人与自然之间，以及各种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往往是由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而造成的。例如，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的每次对外战争几乎都主要是基于其能源战略的考虑，虽然打着推行民主的冠冕堂皇的旗号。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崛起，资源的紧张将不言而喻，争夺资源又将成为世界各个政治利益集团绞尽脑汁的大问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人类如果不能发忧患之心，防患于未然，其结果将是无法预测的。而《周易》的阴阳说，既重视天人和合，又重视协和万邦，对于人类思考当前所面临的诸多危机很有启发意义，其历久弥新的伟大智慧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永续文明的理论基础之一。
总之，《周易》的阴阳说强调，阴阳的矛盾是和谐得以建立的前提，阴阳的和谐是对合理性的一种追求，阴阳和谐的实现是一个与时偕行的过程，阴阳和谐的本质在于使矛盾体中的无限生机得到保持和释放，从而天人和，万邦和，最终达到宇宙的大和谐。这些思想对于今天反思与前瞻人类文明的走向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它表明，文明的冲突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某一方缺乏存在的合理性；而单边主义会因为过于消耗合理存在的基础而走向穷途末路。所以，人类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因时而变，变通趋时，不断调适自我，以顺应社会历史和自然的变化，谋求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和谐相处，使人类各种文明存在形式中所蕴涵的无限生机合理地释放出来，并最终实现整个人类社会和宇宙的大和谐。
［收稿日期］2009-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