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模式”到“实践”：中国有线电视在国家、资本和社会关系关系中的数字化转型_三网融合论文

从“模式”到“实践”：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中的中国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关系论文,有线电视论文,中国论文,资本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导言：十年，从“青岛模式”的淡出说起

      2003年是原国家广电总局设定的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元年[1]，根据其公布的“四步走”时间表，2015年将是预定的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完成之年。过去的11年中，中国的有线数字电视经历了从小规模实验到大规模整体转换的创新扩散过程。截至2014年4月底，全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总量已接近1.67亿，整个数字电视转换进入中后期[2]。在这个首先是由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中，涌现出包括“青岛模式”、“佛山模式”和“苏州模式”等有效完成区域内数字化转换目标的做法或实践，尤以被推广至全国的“青岛模式”(整体平移)为代表；但相关的分析和研究多从政策、市场和技术的视角出发，寓于这一三维一体的“专业”逻辑中，尚未从更广义的“数字革命”以及数字化转换的多重社会历史背景和多样化的参与主体等角度，勾连技术变革与“改革开放”所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力结构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

      就研究的数量和年度变化而言，对CNKI简单地搜索发现，中文期刊文章中有关“有线数字电视”的部分在2003-2007年间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之后缓慢下降，直至2010年比2009年减少200篇左右，随后小幅增长至今。有关“青岛模式”的部分在2004年(也就是原国家广电总局决定推广这一模式的年份)达到最高的55篇，接下来的近十年中缓慢下降至2011-2013年的年均个位数水平。总体而言，在中文期刊文章中，2007-2009年是有线数字电视研究最热的年份，而2004年是“青岛模式”被谈论最多的年份。总的趋势是，随着转换进程的逐渐完成，以及各类“替代性”媒介平台——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有关有线数字电视的研究正在慢慢走向边缘。排除大量的技术性论文，从社会视角解读有线数字电视转换进程的研究，可以说尚未成熟就已经凋落，亟需得到更多的学术注意。

      

      (全国数字电视用户增长情况[3] 单位：万户)

      

      (2003-2013年间CNKI有关“有线数字电视”和“青岛模式”的研究文章数量变化)

      一、中国的“数字革命”与“青岛模式”的诠释不足

      1、数字革命：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的社会历史背景

      纵观十余年的试点、推广和市场化拓展，有线数字电视不仅是一个技术革命或者产业替代，更是中国社会信息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支撑点，因此得到了国家政策、各级政府、传统广电、金融资本、国内外相关软硬件产业以及广大电视用户的极大关注和多元响应。因此，思考广电数字化就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社会的“数字革命”历史进程。

      对“改革开放”逻辑主导下的中国而言：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信息化和数字化一方面成为经济转型与对接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是重构中国本土劳动力结构，有效参与全球产业转移和生产力要素配置的必要手段；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信息化和数字化一方面重新定义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技术、资本和市场的话语替代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话语，重构了合法性——吊诡的是采用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嫁接式表述，另一方面也重新调整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资本和社会结构特征—更多地倾向于代表国内外资本、技术和知识精英，以及伴随着资本化为导向的城市化而崛起的中产阶级，却同时边缘化了传统产业工人和农民，以及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化而产生的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工人阶级的利益考量，并在“发展”的话语中将上述被“排斥”群体标签为“被启蒙”的对象[4]；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信息化和数字化不仅参与将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和基于“人情社会”的社会关系转换为个体主义的机械聚集，而且通过一系列的资本、政策和舆论运作，有效压制了各种社会反抗或“社会保护运动”[5]，使得“社会主义”的逻辑更多地屈从于“资本主义”和(模糊化、官僚化的)“国家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数字革命”连同作为其背景的国家信息化战略，一方面释放了中国在全球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力潜能，为世界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借助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机能，在财富的分配中创造了庞大的“先富者”群体，以及受到“涓滴效应”影响而在财富绝对增长中“获益”的“后富者”群体，以及两者在阶级、种族和地域空间的不平衡分布；更重要的在于，由于政治导向、全球市场制约、信息化和数字化意识形态运作、社会结构的重构而共同作用形成的带有“路径依赖”色彩的某种特有的“中国道路”。

      面对这一逐渐走向未知乃至矛盾重重的未来的“中国道路”，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宏观的历史视野加以反思和考察。吕新雨在一篇访谈中提到，“经济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为什么‘市场化’能够如此激进地被推进？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被信仰的一个过程。”[6]因此破除意识形态羁绊，进行思想解放是第一要务。赵月枝在分析中国的“数字革命”时，延续了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在20世纪70年代对中国发展道路所提出的历史诘问，我们需要从科技的政治属性和信息传播的社会性两个方面加以分析[7]。她认为，“中国的‘数字革命’由根深蒂固的专家治国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理性所激发，主要由军事和工业的需求以及国内官方利益群体、国际资本、城市中产阶级消费喜好等复杂的利益关系所驱动。因此，与下层民众面临的日益深化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不公正具有内在的关联。”[8]

      在这个意义上，“数字革命”是整体性的“大转型”，而不仅仅指向技术、媒介和市场，而来自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批判传播研究，亦需要在坚持民主和公正的价值前提下，充分考察这一转型的历史复杂性。

      2、诠释不足：作为政策、市场与技术话语的“青岛模式”

      早在2000年，青岛广电局就开始进行数字电视试验，2003年国家广电总局全面启动有线电视模转数的整体转换工作，青岛被列为全国有线数字电视的第一批试点城市。2003年10月21日，青岛有线数字电视在全国率先启动“整体转换”，并于2004年基本完成城区模转数。青岛所创立的“整体平移”模式亦成为国家广电总局在全国推广转换经验的重要支点。2010年1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青岛市再次入选首批试点地区(城市)，并创造了“同纤共缆”的技术成果和在网络双向化改造上的初步成效。可以说，从技术革新、政策推广和政绩表现三个层面，青岛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基于这一领先优势，历史文献中的“青岛模式”一般会指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其核心做法“整体平移”是一个操作性和复制性较强的技术手段，兼具成本优势和可行性；第二，这一模式解决了转换初期的高投入和市场(至少是收视费)长期的回报问题；第三，这一模式由于其高效率，得到前国家领导人和国家广电总局的高度认可，得以在全国推广。换句话说，“青岛模式”是一个技术、市场和政策联姻的象征词。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模式化定义高度简化了整个转换过程：一方面，没有从宏观的政治经济转型思考有线数字电视与中国社会“数字革命”的关系，从而缺乏历史和社会，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维度，比如如何关联作为公共服务的传统电视在这一转换过程中的功能和角色延续性，比如数字化转换如何参与了中国社会的阶级重构，是“数字排斥”(digital exclusion)还是“数字包容”(digital inclusion)；另一方面，即便是在对青岛本地的数字化转换解释过程中，该模式话语也并未提供一个除了高效完成转换任务和上述三种事后推论之外的令人信服的在地化解释。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简化的定义实际上内在地为上述三种权力主导这一转换过程提供了合法性，从而对其他参与主体及其话语带有极强的排斥性。这一“霸权”的权力和话语结构至今仍在中国的数字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上述模式化的定义不同，英国学者迈克尔·斯达克斯(Michael Starks)在梳理和对比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数字电视转换进程后，对中国下了一个颇有内部张力和解释空间的判断—“中国走了自己的路”(China goes its own way)[9]。在他看来，中国电视的数字化转换，更多地是来自技术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情节、国内消费电子制造业的发展以及政府对信息和传播过程的管控需求三个因素的驱动；并因为地面无线传输频谱的不充分商业化和对本土传输标准的追求，以及对卫星电视的严格管控，而选择了更具操作性的有线电视网络作为转换基点[10]。与这一“由外而内”的视野不同，本文将从中央和地方、国家与市场和数字化的社会层面三个内生因素出发，对有线电视的数字化转换过程进行深度考察，尤其是结合微观的在地化转换实践与宏观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矛盾，以及所在特殊政治经济空间的权力关系。

      二、作为社会“实践”的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

      批判传播学派如传播政治经济学把关注“实践”(praxis)和参与“实践”作为学术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实践”不仅指一般意义上与理论矛盾统一的哲学意义上的另一面，更倾向于“行为的一般形式”[11]，其中包括各种权力主体的多样化的传播行为。本文基于权力的“双向和多维”[12]特征和“社会关系基于冲突的模式”[13]，把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的实践主体扩展为所有参与这一社会实践的主体——组织或者个人，从而对更具历史和社会维度的“青岛实践”而不是狭义的“青岛模式”进行了创新解释。

      1、试点推广政策与区域经济特征：政府与市场空间中的“青岛实践”

      首先，我们关注政府内部的利益输送和意识形态互助关系。从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到三网融合，再到其他行业国家政策的推行，“试点推广”成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创新扩散”行为。它以“试点”地区的成功实践为基础，一方面合法化政策自身，另一方面又培养出具有推广意义的蓝本或模式。这一过程主要契合了中国政府体系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积极互动乃至报偿关系(以官员的政绩表现和升迁机会的正比例关系为代表)，当然也与更广层面的发展路径和意识形态合法性保持紧密关联。

      在这个意义上，“青岛实践”的成功首先包含了中央与地方的“报偿式”[14]合作关系，尽管因果的先后顺序类似“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一样无从考证，但我们从中央常委和广电总局先后视察并在青岛召开现场会，向全国推广被称为“根本途径”[15]的“青岛模式”，转换初期所获得的国家开发银行的低息贷款，青岛在数字电视转换之后再次获得“三网融合”首批试点城市资格，以及青岛往中央(尤其是广电管理和产业的中央层面)“输送”的干部等方面，能够清晰地发现这一合作关系的清晰轨迹。其次，在更广义的层面，“青岛实践”的地方性成功为中央和广电总局推广有线数字电视建立了合法性，而且回击了由于成本压力和收益预期而选择观望态度的其他省市的质疑，更为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路径的稳固提供了实践支撑，使得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线电视数字化发展之路这一目标更具整体推广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正是在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逻辑下，中央决策的合法性得以确立。这无疑也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

      当然，“青岛实践”在完成中央转换任务方面的成功绝非一纸命令的贯彻和政府体系内部的合作那样简单，而是基于青岛特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特征。

      一方面，青岛是副省级城市，青岛市委书记往往兼任山东省委常委；另外，青岛是计划单列市，被赋予了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从而使得其相关经济和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两方面使得青岛市在山东省17个地级市中拥有一定的独立决策权，尤其是在2010年之前的数字电视转换和发展阶段。然而，“全省一张网”的政策发布以后，青岛广电的有线网络等核心资产于2012年底被纳入山东省广电网络集团，成为一个分公司，从而失去了财政和人事的决策权。在《关于政协第247号提案的回复意见》中，青岛分公司便提出，“三网融合”试点工作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具体表现在，“事关行业政策领域的准入及合作，决策权在中央和部委；战略规划的制定，决策权在所属省公司；作为地方分公司，一般只有建议和执行的权利。”[16]由于每年网络收入的5亿元要上交省网，与“三网融合”相关的进一步设备升级和产品创新因此就增加了青岛分公司的经济负担，因此，在建设高清电视频道的过程中，青岛广播电视台再一次向青岛市政府申请财政支持。[17]除此之外，相关政策和服务的落实还需要电信方面的批复。

      另一方面，就数字电视转换而言，青岛独有的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特征有效缓解了转换前期的成本和长期清偿压力，也决定了这一模式在“被推广”至其他地区时会有不同程度的调整。根据学者钟朋荣的分析，中国的区域经济中比较典型的有两种模式，分别是“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在青岛，较多的经济活动被少数大企业纵向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即用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代替了企业之间的市场协调……在温州，除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由众多的中小企业分散进行。大家分工很细……因而温州经济是用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代替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18]

      这一靠大企业支撑的区域经济特征也延伸至数字电视转换和“三网融合”的进程中。在“整体转换”阶段，青岛本地电子企业就从机顶盒生产和供给方面提供强力支持。在“三网融合”的应用系统建设方面，青岛网络分公司“与青岛海信、青岛朗讯等本地企业合作，建设了开放式的高清交互业务平台，合作开发了高清交互机顶盒，建设了IMS、互动游戏、电子支付等业务系统。”[19]

      因此，独有的“试点”城市政策优势、自给自足的区域经济和产业互补优势，共同成为“青岛实践”取得阶段性成功的重要政治经济因素。

      2、“整体平移”：国家威权抑或包容式发展

      青岛市广电局《关于推进青岛数字电视的调研报告》提出，广电数字化是：技术发展的要求、国家信息化的要求、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国家政策的要求和青岛迎办2008奥帆赛的要求。因此，要推进有线电视的数字化，青岛提出了一个带有整体性的措施体系，即：党委政府推动是根本；精心组织是前提；科学运作是关键；体制创新是动力；技术创新是支撑和稳步推进是保障[20]。尽管这一表述看起来“高大全”，有些言之无物，但细究起来，我们就会发现，类似“考虑到群众的价格接受水平和多样化社会服务的提供潜力，从而最大程度上减少来自社会的阻力”[21]等成为每一个措施表述的重要支撑点，这也在价格听证等实际举措中得到印证。

      正是在上述通盘考虑，充分顾及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青岛广电局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整体平移”转换模式[22]。可以说，作为一项地方策略和成功后被认定的国家政策，“整体平移”凝结的是政府、资本、产业和市民的多元力量。在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的进程中，“整体平移”作为一项从上到下的强制性政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角色，然而这一强制性转换绝非如来自产业界的单一的国家“威权”逻辑可以解释。

      从“整体平移”诞生和实施的过程来看，这一转换方式显然不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和软硬件升级，而是涉及到收视费用的调整、增值服务的创收、转换政治任务的完成、市民观看习惯的延续、集团利益的平衡和对贫困家庭收视权利的维护等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因此，这不仅是技术，也是具有全局性的整体转换。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整体平移”，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社会结果：一个是从规模经济的角度为之后的增值服务开发“圈地”(enclosure)，这也是国家威权与广电解决增长困境的有效结合。在传统电视“基本业务日趋饱和，发展后劲不足，利润增长点不多”的条件下，通过积累更具分析性、监测性和塑造性的数字电视用户数据，实现“规模驱动”产业化和收入多元化发展[23]。另一个是充分顾及广电的公共服务属性(数字化包容而不是排斥)，通过较低的转化成本(甚至是来自财政对贫困家庭用户的直接补贴)让数字技术在全转换区域内得到均等化普及。比如青岛的“整体转换”对低收入群体延续之前的收费政策，“对低保家庭维持原收视费每月12元不变(普通用户实现数字转换后，每月交维护费22元，与转换前相比上调10元，作者注)，对帮扶户按每月17元收取，对孤寡老人用户的收视费减半收取，确保低收入家庭能够享受到有线数字电视的服务”[24]，从而通过减轻用户尤其是低收入家庭负担，实现转换的整体性与普遍性。因此，至少短期来看，“整体平移”所带来的结果是数字电视的均等化服务。

      数字化转换的整体性也体现在其他政府部门所发挥的保护性角色上。比如在“整体转换”实施前由青岛市物价局主持的物价听证。再如，在发展“高清电视”的过程中，青岛市政协曾经针对这一新的技术设备引进群众家庭的成本进行了认真考量，提出老百姓的花费较大，不同消费群体有不同消费需求，以及政府不宜强制广大消费者去被动接受等意见。市政协认为，“使广大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满足不同数字电视用户的需求”是发展高清电视的主要社会指标[25]。

      作为一项阶段性的国家政策和转换实践，“整体平移”仍在不同地区、不平衡地进行着(如农村地区的整体转换[26])，但近来所发生的主导权力的转移值得高度关注，即在转换基本完成、数字电视基本服务实现的基础上，如何发掘数字电视的附加值和盈利空间成为包括各级数字电视网络在内的市场和资本关注的核心议题，尤其是在电信步步紧逼的新移动互联时代。均等化服务的诉求与差异化积累的动机交叉存在于中国有线数字电视的“后转换”时代。

      3、谁的数字化：不确定的“青岛实践”与中国数字化的未来

      有线数字电视转换的“青岛实践”，在实现用户的低成本平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数字化转换前期，为了树立转换的合法性和获得足够的“自上而下”的支持，对于广电的“社会属性”的强调，还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但是，随着“与以往公益色彩的模拟有线电视相比，有线数字电视将更具产业特征”[27]这类话语逐渐掌控相关讨论，数字电视的社会性则逐渐褪去，露出“资本化”的狰狞面孔。

      首先，尽管数字电视的盈利模式对长期收益来说十分重要，但对政策压力下完成“整体转换”的“青岛实践”来说，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清偿转换前期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每年不断累积的营运成本，以至于部分地区广电局或数字网络公司求助于政府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进行间接资助。以青岛为例，在原定固定成本投入清偿期结束之前，2010年又不得不再次转向“三网融合”的国家政策新航线，一方面通过开发新的传输技术和购置高清设备追赶技术发展的新潮流，另一方面被整合进山东省有线网络集团，财权、人权和事权上移。面对这一新的收入和权力分配格局，是否能够在“全省一张网”中沿着历史上具有独立特征的“青岛实践”走下去，仍将是一个未知数。

      但显而易见的是，尽管面临着现实的复杂性，走“增量改革”的道路却是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之后，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青岛广电寻求增长点所不得不走的一条必由之路——存量收入缩减、不具有持续性的政府投入和不断下滑的广告收入是三个主要的压力——这也符合广电进一步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基本逻辑。正如学者黄升民和周滢所定义的“产业化”及对其基本目标的阐述：在考察了中国广电产业化的历史后，他们认为产业化(即非广告收入)是对处于下滑或增长减缓的广告收入和政府管控补贴日渐收紧的重要补充，但问题在于广电的产业化尚未发展成熟，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已经扮演了替代者的角色[28]。内忧外患之中，如何在保证渠道安全播出、内容“可控可管”和基本公共服务[29]的前提下，开发有线数字网络的商品化乃至资本化潜能(比如基于有线数字电视庞大用户数据的定制内容服务或者数据商品服务)，则是未来包括广电系统和相关产业界在内的共同利益诉求。正如早在2004年的一篇分析所预测的那样，“可以说整体转换只是手段，而在迅速实现数字化之后，开拓付费电视市场，发展多元经营才是我们数字化大业的真正目的。”[30]

      

      (中国有线数字电视增值业务ARPU值贡献程度[34]单位：元/月/户)

      然而，如何在传统广电均等化、免费看电视天经地义的社会主义“道德经济”[31]上拓展广电的商品化空间，发展以资本积累和增值为目的的信息和数字市场经济，仍然困扰着整个广电的决策和实践。黄升民将这一产业定义为“媒·信产业”[32]，以突出国家管控、市场拓展和公共服务的相互依存逻辑。但更细致的分析也许需要从以下问题入手，那就是如果要开展增值服务“首先要搞清楚‘增谁的值’”。[33]显而易见的是，ARPU值(Average Revenue Per User，即每用户平均收入)更高的那些用户才是市场化、产业化逻辑下广电利益集团关注的核心服务对象。从下图可知，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可开发”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如果我们将“青岛实践”定义为国家主导的、技术民族主义为精神内核、数字化普遍服务为现实逻辑的历史进程，那么未来的“青岛实践”以及整个中国广电将仍然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维立体逻辑中徘徊前进。“三网融合”过程中广电对于集成播控权的获取，近来对于“美剧”的封杀和对互联网传播内容监管的加强，都不仅是一个广电集团利益扩张的单一逻辑，而是渗透着国家规管意识形态和明晰市场化边界，充分保障国内产业资本和广播电视均等化服务等多重因素。

      如果说“青岛实践”的整体性成功代表了中国的数字化道路上存在着不断分化的中国社会的多元利益平衡(至少是区域性的)，以及国家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对于广电普遍服务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性，那么如何维护这一民主化的数字化道路，而不是在追逐利润的短期诉求中迷失了未来方向，那么一个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可持续发展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持的数字化道路就是可期的。恰如赵月枝在分析中国的“数字革命”未来时所阐释的，“一条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要求我们做出这样的决策，将发展的优先考虑定位在不同社会力量的民主参与上。也就是说，在市场威权主义下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不会导向‘社会主义民主’”。[35]

      三、小结：视角转移的重要性

      从“模式”到“实践”的视角转移既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也是价值层面的。如何把数字化转换去技术化、去资本化和去精英化，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纳入最大多数的实践主体，发挥中国传统广电公共服务在平衡传播资源分配过程中的积极功能[36]，才是思考中国“数字革命”的核心逻辑。

      本文认为，“青岛实践”的成功一方面是中央与地方“报偿式”合作关系的结果，这一关系主要基于“试点推广”的策略和青岛区域经济的自给自足特征；另一方面得益于“整体平移”模式在广电普遍服务传统与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路径博弈中所容纳的国家政策、市场长期利益与数字化社会服务关系之间的平衡，从而通过用户端较低的转换成本使得数字化没有成为一个“排斥”(exclusion)的社会过程。然而，持续投资的成本清偿和其他参与资本力量的增长欲求，使得“青岛实践”为代表的广电系统在“三网融合”之后沿着产业化的道路渐行渐远。因此，国家如何在政策发展中容纳更多的民主参与将是决定未来中国数字电视发展道路的关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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