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文化逻辑与中国的文化境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境遇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1-0013-08
全球化目前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一个关系到全人类发展和每个 民族生存的热门话题。然而，关于全球化的理解却存在着许多歧义，有人把全球化局限 于经济活动层面，有人则把全球化从经济层面进一步拓宽到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在对待 全球化的价值态度方面则存在着更多的差异和争论，有人积极欢呼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把它视作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潮流和将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的积极趋势，提 出了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社会、世界公民社会、世界公民政党、全球社会契约、 地球文化、世界文化、全球价值、全球意识、新世界主义等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好设 想；但也有人对全球化持恐惧和拒斥的态度，将全球化视作发达资本主义策划的新的全 球殖民主义化，有关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新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的变 种”、“全球化的陷阱”、“普遍臣民化”等批评声此起彼伏。然而，无论人们对全球 化持什么样的态度，正如里斯本小组的专家们断言的那样，“全球化不再是抽象概念， 而是一个铁的事实”[1]。对于中国而言，随着信息化进程和加入WTO，全面汇入全球化 进程已不是理论探讨的问题，而是必须现实地应对的实践问题。
在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中，最为复杂的问题是全球化的文化内涵问题，因为，它不仅是 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关于全球化的文化内涵的认定和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一个民 族对于整个全球化的基本态度和实践过程。因此，全球化对于各个民族除了带来经济和 政治上的利益纷争之外，所引起的最深刻的矛盾是现实的文化冲突和理论上的文化争论 。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深层次的文化概念，主要指历史地凝结成的、在特定文明时代特 定民族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的生存方式。这种意义上的文化不是政治经济的简单附属现 象或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的特殊领域，而是内化到人的生存领域和社会的各个活动领域中 的深层的机理性的内涵或层面。从基本活动领域来说，文化首先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或 “生活的样法”，它制约着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人应答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基本思路、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评价标准、心理结构等；其次，文化是不同主体 间交往的方式或模式，表现为交往观念、情感模式、道德规范、交往规则等；再次，文 化是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的内在机理，表现为社会规范、组织机制、民族精神等。文化 是一个非常深刻和宽泛的范畴，它在每个社会中，一方面体现为人的现实活动的文化模 式，另一方面在哲学等理论形态上表现为自觉的文化精神。显而易见，文化的冲突和转 变在各种社会变化中是最为深刻的。
一、全球化的文化逻辑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然而，全球化的内涵决不只限于经济层面，它必然以某 种方式渗透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必然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蕴。全球化的生产、贸易、金 融等经济体系的建立必须有所有参加者所共同认可并遵守的共同规则，由此导致经济运 行体制及相关法律体制、公共规则等体制的全球化。这其中包含大量的法律规范、经济 理念、运行规则、价值因素等等，实际上就是以体制或制度形式存在的文化。忽略了体 制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很难真正建立起来。例如，一些学者断言，“ 全球化话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文化的回归”、“文化全球化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 性的现象”、“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全球化所驱动的”，等等。[2]
应当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所开辟的世界市场和全 球范围的经济交往与经济一体化时，就预见到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他们明确指出：“过 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 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 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 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文学”的德文形 式是Literatur，其含义不是狭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 方面的文献，因此，实际上是指我们所说的文化。在信息化时代，人类文化呈现出前所 未有的、强烈的整合现象，某种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文化开始生成。现代信息技术所支撑 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生存方式则为这种文化整合与世界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包含着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将给各民 族的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命运?是否会出现人们所担心的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霸权主义?全 球化的文化景观是否会出现“西化”的文化霸权的一统天下?我们认为，情形并非如此 悲观，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必然是一个矛盾冲突的和开放的过程。
第一，文化的全球化不可能是所有民族文化的趋同化，而是一种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 机制，是各种文化通过平等交流而共同维护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一些基本文化 价值。很多学者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和世界文化的生成，并不意味着 一切民族的本土文化的彻底消亡和一种无地域差别和无民族差异的大一统的世界文化的 建立。实际上，在任何条件下，文化的世界化和文化的民族化、世界文化和本土文化、 共性的文化和个性的文化都是共生的，互为存在条件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不是单 一的、一元的文化的专制统治，而是多元文化的互动所形成的一种关切到人类生存和人 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
与前此的文化景观不同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中，民族的、地域的、本土的文化将扬弃 自身封闭的、保守的、僵化的、固执的状态，在向世界文化的开放与交流中，一方面促 使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形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氛围和文化机理；另一方面使自身 得到修正、丰富与完善。著名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杜威·佛克马指出：“在所有文化中 ，在所有文化成规系统中，我们至少可以假设一种一切文化都共有的成规。也许这一可 为所有文化都接受的成规便是，自己文化的基本宗旨是可以得到讨论、解释、辩护、重 新思考甚至批评和补充的。如果这样的辩论和批评全然不可行的话，那么同样在一个范 围狭窄的层面上，相关的文化仅仅包含受到机械地考察的一套规则。这种文化实际上是 僵死的。”[4]基于这样的分析，他断言，人类正在走向一种“新世界主义”。正是在 这种文化对话、交流、冲突、修正和自我修正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在人与自然、生态、 人类交往等许多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基本价值观念上达成共识。里斯本小组的专家们试图 提出基本的世界性契约，例如，以消除不平等为内涵的基本需求契约、以宽容和国际文 化对话为特征的文化契约、以全球调控为宗旨的民主契约、以共同生活和可持续发展为 目标的地球契约等。
第二，文化的全球化不可能是文化的“西方化”，不会是“西化”的文化霸权的一统 天下，而是多种文化通过冲突和对话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格局。不可否认，在迄今为止的 现代化进程中，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赛伊德的“东方主义”所描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 的不平等现象，即文化的中心—边缘、西方—东方、强势文化—弱势文化、文化生产国 —文化消费国等非均衡的二元文化结构现象。同时，在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先 发展”的优势，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方式给发展中国家 带来威胁和损害。但是，必须认识到，这种文化格局不可能通过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的文化的自我封闭和隔绝而真正打破，相反，文化全球化所包含的文化冲突和文化 对话的机制则可能为消解西方的文化霸权提供条件。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20世 纪的一些新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变化：各种文化批判理论和思潮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 危机的反思和批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探索及其民族觉醒和对发达 国家的文化反抗、全球性或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强 、信息化和网络化生存所导致的文化交流的非中心化或平等化趋势，等等。在这种背景 下的文化全球化不可能继续固守西方的文化中心或霸权地位，相反，会在文化相对主义 的氛围中为多元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争论提供机遇。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 果》中指出的那样，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的确存在着西方制度和文化向世界蔓延的问题 ，但是，全球化的进程在破坏各民族国家的特殊性的同时，也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 新形式”，它使传统意义上的“西化”成为不可能。
第三，文化的全球化不是现代性的彻底断裂，不是所谓“后现代性”对现代工业文明 的理性精神的彻底超越和取代，而是现代性或现代理性精神的自我完善，因此，它同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目标并不矛盾，相反，为信息化时代更为成熟的现代化提供了 机遇。近年来，在国际范围内，包括中国理论界，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文化批判思潮 强调，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是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根本性的否定 和超越。一方面是20世纪各种文化精神对于理性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及其所导致的实践上 的负面的、消极的后果的批判，另一方面是信息化时代给人类生存方式和人类社会的运 行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后现代主义者及观点接近者形成了上述见解。这种文化价 值判断影响到人们对于发展的文化定位，甚至导致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现代 化”或“反现代化”的心理倾向。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无论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平面化的文化精神，还是全球化时代的 文化整合所导致的文化景观，同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之间都没有形成一种 彻底的文化断裂。具体说来，传统农业文明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的基本文化 要素是经验、常识、习惯、天然性情感、宗法血缘关系等自在的文化要素，而现代工业 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基本文化要素是理性、信息、科学、规则、契约、平等、创 造性、主体性等自觉的文化要素，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与此不同，所谓后现代 主义文化精神或全球化的新文化精神的内在要素同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 基本文化要素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本质上是一致的，无论是作为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 方式、作为不同主体间交往的方式或模式，还是作为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的内在机理， 信息时代或所谓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基本文化要素和文化特质都从根本上属于理性的、 契约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范畴，所不同的是后现代文化精神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精神开 始扬弃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某种极端性或专断性，从而赋予理性文化精 神以更合理和更完善的形态。哈贝马斯明确断言：“尽管西方社会的结构和基本条件发 生了种种变化，但它的文化潜力却保持不动，凝结于自我意识、自我实现和自我决定这 些思想中的价值取向甚至更加清晰。我们的社会如果想为21世纪全球性的问题找到解决 办法，就要依靠这个思想渊源。”[5]因此，他认为“对继续进展的现代性必须加以继 续引导”[6]。吉登斯也断言，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是处 于“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的时期，因此，他强 调“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7]。甚至后现代主义著名代表人物利奥塔也表 示，“重写现代性”这一表述“比通常人们进行这类思考时所用的如‘后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更可取”[8]。
因此，与其说全球化时代或后现代的文化精神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 的否定和超越，不如说是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和自我完善。我们发现，从20世纪初胡塞尔 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文化批判思潮，经法兰克福学派等西 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直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尽管相互之间存在着 诸多分歧，但是，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推动了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自我批判、自我 修正、自我完善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文化精神发展的主要之点，一是通过把价值、 审美等文化因素引入理性范畴，承认理性的有限性并限定理性的作用和活动范围而消解 理性的独断性，反对理性对人的异化和统治，不再把理性当作万能的、至上的、至善的 、绝对的力量；二是引进关注人的生存，承认人的有限性和不完善性的积极的批判意识 ，扬弃以绝对的自我和个体主体性为核心的乐观的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确立以人的开 放性为核心的新历史观。而全球化时代和信息时代人类的普遍的、平等的、平民化的、 非神圣化的、非专断性的交往为这种新的理性文化精神奠定了基础。这种判断对于发展 中国家正确应对全球化是至关重要的。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境遇
从全球化的文化逻辑来看，全球性的文化交汇与文化整合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是 一种挑战，也是一种重要的发展机遇。现代市场经济的建构和信息化的实现是一个深刻 的历史进程，它既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经济运行机制，也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支撑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国力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只有利用全球化的机遇，主动 地、积极地投入到全球性的文化对话和文化整合中，才可能一方面汲取世界先进文明成 果，另一方面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增加我们的文化影响力，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精神，推 进我们的现代化和信息化进程。但是，必须看到，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文化无论在实践模 式上还是在理论精神上都面临着某种冲突和分裂，这成为我们应对全球化课题的重要阻 碍因素。因此，我们需要从时下中国文化的冲突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新文化精神的定 位两个方面来展开关于中国的文化境遇的分析。
1.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和裂变
市场经济的建构引起了社会全方位的深刻变化，包括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人际 交往方式、社会运行机理等各方面的文化变化。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这种 文化转型表现为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冲突。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有着特殊的历史定 位：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 兴未艾、朝气蓬勃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而是在西 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受到批判和责难而向 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这一特殊的历史定位在中国社会的转型 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使中国社会在短时期内无法形成一种支撑现代化进程的 相对统一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
(1)精英层面的文化精神的冲突与分裂。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它使原本应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 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的嬗变和演进，由于中国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 中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挤压着中华民族。结果，不但普通民 众面对文化的冲突无所适从，即使知识精英也由于对不同文化精神的利弊的不同理解而 相互分裂。在这种情形中，当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从文化启蒙立场出发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的经验主义内涵，致力于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精神作为中国现代化 的主导性文化精神时，另一些人则开始放弃文化启蒙立场，新儒学所代表的以“天人合 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开始从前现代和后现代的视 角批判与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
(2)大众层面的文化价值的离散与平面化。今天中国大众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宽容度，多元的需求、多元的生存样法、多元的价值观念不再被限 制与禁止，而是被默许、宽容，甚至鼓励。在这种背景下，现代社会的理性的、创造性 的文化价值观念开始为一些现代主体所认可。但它们并没有在大众中构成一种具有崇高 价值和巨大感召力的主导性价值取向。相反，传统经验式的文化模式和现代的金钱观同 时出现于大多数中国民众身上，后现代的文化心态也通过大众文化、通俗文艺、文化快 餐等，作为日常生活的添加剂而悄悄地超前地进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之中。在今日中国民 众的生活世界中，可以看到各种时代的价值观念在冲突、碰撞、游荡。
(3)传统文化模式的复活与反弹。在分析上述两个层面的文化冲突时，还应当特别指出 的是，以经验和人情为主要内涵的传统文化模式恰恰在中国社会步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 代之时似乎更强有力地渗透到时下的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活动之中，伴随着20世纪 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传统文化模式在各个活动领域和各个活动层面复活与 反弹。对此我们可以例举两个方面的突出表现：其一，以经验对抗理性。有着几千年农 业文明传统的中国民众往往习惯于消极的、被动的、无主体的文化模式。使得中国民众 常常容易不思改进、知足常乐、小富即安，而对各种革新有一种恐惧的、拒斥的心理和 经验式的文化模式，习惯于凭借着经验、传统、常识、习惯而自在自发地生存与活动。 这种前现代的经验式的文化模式至今还强有力地影响着许多民众，渗透到我们的行政管 理、经济决策、文化创造等各个层面的社会活动中。其二，以人情对抗法治和契约。几 千年传统农业文明中调节人际关系的天然情感和宗法观念血缘关系，作为传统文化的遗 产至今还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交往行动，影响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健康发 展。从幼儿入托、儿童择校、学生高考、工作调转等个人生活，到企业经营、行政管理 、法律诉讼、职务提拔、职称评定、干部录用等社会活动，无处不留下人情的影响和痕 迹。
此外，必须看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的背反、两难和矛盾冲突的社会文化心 态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文化的冲突。在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以“天人合一”为核心 精神的中国传统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和具有理性主义传统的西方文化精神，主 要表现为世界上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它们在共时态的分化中分别支撑着东西方两大文 明形态。但是，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化转换出以个体本位、个体自由和技术理性等为基 本内涵的现代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并逐步成为不发达民族现代化的追求目标。由此，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开始从原来两大世界性文化模式的共时态的分化转变为 两个文明时代，即传统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性文化模式。东西方文化模式之 间差别的历史意蕴在现代化进程中由共时态差别向历时态间距的转变，这一事实对于中 国社会的文化心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国人一直保持着中国 文化优越论的文化心态。即使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落伍已经招致几乎无还手之力 的打击和灭顶之灾时，我们的封建统治者和文人还继续沉浸在“文明大国”、“礼仪之 邦”的迷梦之中。当时中国自称为“天朝”大国，“天子”自誉为“天下共主”，而西 方发达工业国家及其他国家依旧被划分为“藩属国朝贡国”和“化外蛮夷之邦”。而当 鸦片战争、甲午战败等一系列历史事变使人们不情愿地看到了中国同西方在物质文明、 在文化精神方面的巨大差距和落后时，中华民族素有的文化优越心态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和挫败，社会文化心态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从狂妄自大向悲观自卑滑落。尤其当西方现 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以一种野蛮的方式，通过鸦片、战争、歧视等途径和方式强加 于中国，中国民众的文化挫败感是同屈辱感交织在一起的。这也是人们常常不能用冷静 的理性分析西方文化的优劣，而简单地拒斥它和仇视它的重要原因之一。
“被迫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文化心态的巨大逆转导致了社会文化心态的剧烈冲突， 形成了历史理性尺度和民族情感尺度相互冲突、很难兼而得之的“背反”的文化心态。 它使中国民众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坚持历史理性的发展尺度，承认现代理性主义文化 模式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并主动地用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会在某种程度为社会的 发展提供一种推动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情感和自尊将受到巨大的挫折；而 如果坚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情感的尺度，继续保持民族文化的优越感，继续固守中国传 统文化的本体地位，拒斥西方理性主义精神文化，则我们可能在在同发达国家的竞争中 更加落伍，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应当说，社会文化心态的这种难以走出的“背反”情 结在近现代的确十分痛苦地折磨着中国民众，至今还在某种意义上影响我们在全球化背 景中的文化抉择。
2.中国的新文化精神的定位
从上述分析可见，全球化进程并没有否定中国过去百余年现代化进程所追求的文化转 型的目标，即确立现代理性主义文化模式，以取代中国传统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 模式。相反，它有可能使我们的理性启蒙的目标和内涵更加合理化，能够更加自觉地吸 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吸收全球化的积极的文化价值内涵。
应当承认，无论各种文化理论和价值观念怎样争论和冲突，根据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 社会的发展趋势，我们还是可以断言，中国社会所需要建立的新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 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确立理性的、科学的文化模式。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 济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经济或知识经济，它要求现代主体在经营、管理、生产、服务等各 种社会活动和社会运行中都能依据科学思维，实现以准确的信息、精确的计算与预测为 基础的理性决策，以获取最大的效率和利润。(2)确立具有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文化模 式。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主体经济，与无主体的自然经济不同，它 要求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巨大投入，它要求人们不断超越已有的观念和成果，不断变 革与更新。(3)确立法治型的、契约型的文化模式。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本质上 是一种体现社会契约精神的法制经济，它要求社会的一切活动和人的一切交往行动都遵 循理性的法则，纳入法制的轨道，在社会运行和人际交往中建立适合现代市场经济之理 性原则的平等的、民主的、契约的、法制的交往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依 旧应当以现代性为基本要素，以科学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要内涵，它突出表现为理性的 、科学的文化模式；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法治型的、契约型的文化模式。无 论当代人类经历着什么样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嬗变，上述文化要素依旧是当代人类最重要 的文化要素，不仅对于正在走出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对于已完成现代化 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同传统自然经济相比，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本质上 表现为理性经济、主体经济和契约经济，即使在以多元和差异为本质特征的后现代文化 模式中，理性、主体性、契约性等文化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既 不应把这些文化要素当作彼此分离的文化碎片，也不应把它们建构成以技术理性主义、 极端个体主义和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为硬核的现代主义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哲学所要建立 的是保持科学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必要的张力，同时吸纳后现代的多元与差异性的文化 要素的、有限度的和发展了的现代主义或理性主义文化精神，从而在尽可能的限度上弱 化工业文明的弊端。
总之，我们不应当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挑战而逃避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而 应当依据全球化的文化逻辑，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文化对话与文化争论的机制，以及信息 化时代所提供的各种先进的文化要素，超越转型期的各种文化冲突和文化困惑，在全球 化的范围内形成有影响力的中国新文化精神。我们不仅要在基本的文化精神上进行梳理 ，形成一种以现代化和信息化为轴心的文化精神，而且要推动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 模式在人的活动中、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中现实地生成。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 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历程，我们开始在许多方面看到现代社会运行机制中理性、契约等 文化要素的端倪和萌芽。随着全球一体化、信息化的进一步推进和中国加入WTO，理性 的和契约的社会运行机理肯定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成为理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 模式生成的基础。同时，至关重要的是，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利益、文化观念和 价值的多元化，以及现代行为方式的创造性和竞争性，普通民众开始通过实际的功利活 动，在经济层面上逐渐萌生出自觉的主体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参与意识。实际上，理 论研究工作的任务不是简单地把某种现成的文化精神外在地灌输给生活世界之中的人们 ，以作为外在地指导人们行动的理论教条，而是以生活世界的内在变化为基础，引导人 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教化，促使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公民文化)的交汇与整合，从而使理 性的、契约的、创造性的文化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生成，以作为现代中国公民的基 本生存模式，并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各个活动层面的内在的运行机理。
收稿日期：200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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