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软实力看中国国家价值观的历史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实力论文,现实论文,国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4)01-0006-08 一、文化软实力与国家价值观相联系 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到2012年的十八大，“提高”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法一再为党的政治报告所认可。这意味着文化软实力建设已经进入中国国家战略构想。 何谓国家文化软实力?“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首先提出的。1990年，他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软实力》一文，将国家综合国力划分为两种实力，即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四大实力元素构成硬实力，此外还存在着软实力。2004年3月，约瑟夫·奈在《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中定义了软实力概念：“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如果我国的政策在他人看来是合理的，我们的软实力就自然增强。”[1](p.2)这里，软实力的功能在于吸引，而来源在于国家内部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由此可见，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由国家价值观来支撑的。 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状况如何?他者的评价值得参考。2011年，墨西哥戴维·皮林说：“中美两国在软实力方面的差别在于，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不会寻求中国保护它们来抵御美国；反观中国，尽管它采取了全方位的‘微笑外交’，其邻国却都盼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这一概念还可以继续扩展。在过去10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发动了多次战争，但其软实力却让很多人——当然不是所有人——相信美国这样做都是出于体面的理由，认为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和善的’强国。反观中国，尽管从未发动战争，却总是惹人怀疑。”[2]他认为，由于美国的和善性——“善良”的价值立场，使得美国能够获得多数国家的认同，从而具有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这篇文章对中美两国软实力的对比，自然难以为中国所接受。事实上，2013年夏天，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而曝光的“棱镜门”事件，无情暴露了美国的“善良”充满了虚伪。但是，将国家价值观与软实力联系起来的思路，却是有道理的。这样的评价提示人们：必须通过反思中国国家价值观来寻求软实力的增强途径。 二、对中国国家价值观的历史描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价值观的历史形态可以大体概括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前 大体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中苏论战时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取向。总体上说，这一时期中国强调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对抗之中，因而坚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取向。 从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史说，她是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被先进分子接受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在今天，相当多的人会同意这样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但是，即使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人的解放也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这一途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是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来结束《共产党宣言》的。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过程中，共产党人都坚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取向，这凸显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对抗。 20世纪中期开始，发生了中苏论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即使在这个时候，对中国而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取向还是存在的。1964年4月，赫鲁晓夫70岁生日，当时中苏之间的斗争已经非常白热化了。但就在此时，毛泽东决定致电祝贺，而且在修改时增加了一个意思，即分歧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1965年2月，毛泽东与苏联的柯西金在北京会谈，措词尖锐之余，毛泽东又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可能团结起来。客观情况会逼迫我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但不饶我们，也不会饶你们的。只要帝国主义动刀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3](pp.753、920) 第二时期：中苏完全分裂至毛泽东逝世：为第三世界争取公平正义。 1969年，中国与苏联爆发了珍宝岛之战，这意味着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分道扬镳了。这对中国来说，国家价值观的表述必须发生改变。尽管中国可以自认为依然引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但中国不能完全无视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实际上，苏联依然在这个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开始将视野转向了第三世界，转向了民族主义运动。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时提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4](pp.441、442)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说明了中国的立场，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5] (二)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至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此后，中国共产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线。随着这一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的国家价值观发生了由外向内的巨大转变，就是说，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关心着眼于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国对外交往尽量回避意识形态争论，以发展经济作为共同话题。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对美国来访者提出，美国有四种需要澄清的观点：“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6](p.378)邓小平实际上是告诉美国人，中国过去的确存在与“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对抗的想法与做法，但现在没有了。 1981年8月21日，邓小平在同联合国秘书长的谈话中，一方面延续了三个世界的说法，另一方面表示：“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6](pp.416、417) 这里，邓小平透露了两个很重要的战略意图：其一，出于“真实的政治考虑”，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其二，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必须“维护世界和平”。 1987年3月，邓小平会见喀麦隆总统时提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7](p.213)这里，政治稳定是前提，经济发展是目的。 可以说，在此期间内，中国的政治家把国内奉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延伸为对外的国家价值观的表述：中国是一个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处理对外关系的国家。① (三)第三阶段：科学发展观提出时期：以人为本 2003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科学发展观。自当时以来，这一发展观的内涵不断深化，但是，“核心是‘以人为本’”却是一直坚持的。 为什么要提出科学发展观呢?从事实与逻辑来说，当时存在一个错误的理念，即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不顾生态条件与社会问题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把发展理解为单纯的GDP增长。 在GDP崇拜的政绩观指引下，政府职能被归结为单纯抓经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经济增长为本，把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变成为资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牺牲社会公平这个社会主义理想的初衷。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普通民众遭遇“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境况；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腐败严重，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大面积丧失，社会失去精神支撑；在乱投资、乱开发的过程中，自然环境恶化、污染严重，人民的健康受到威胁。 提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很容易，但是如何行之有效地去解决却不容易。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去做某些错误的事时，究竟是出于疏漏还是人的动机本来就在于此，即有意为之呢?前者涉及方法论，后者涉及价值观。看起来，如果不对中国社会在相当长时期流行的价值观进行反思，问题的症结就难以找到。 什么是中国社会在相当长时期流行的价值观呢?有学者从正面说，“邓小平以不自觉的方式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的价值观，这种变化的意义将随着历史的延续而愈加显现。对物质生活质量(包括金钱、物用和享乐)的追求第一次成为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而精神境界的达致则不再成为与物质文明分离的追求，这两点正是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造成的最为翻天覆地的变化”。[8](p.287)不得不说，这确实描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价值观。 这种正面解读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它显露出中国人正在走极端——对物的追求严重超过了对精神的追求，仿佛这个世界只以金钱的形式而存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全在此。既然如此，人们行事的一切动机也只需要从物欲出发了。只要物质丰富了，环境的破坏、人际关系的紧张、人的精神世界的空洞化都不必计较。这正是种种乱象大面积存在背后的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正是从价值观角度介入，试图从源头上纠正乱象。作为对GDP崇拜的克服，“以人为本”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事实上，此后，中国领导人开始在对外活动中宣示这一价值观。 2008年9月3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布鲁斯·艾伯茨的专访，回答了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将科学发展观分为四方面内容，“第一是以人为本，就是要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要使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自由的环境下得到全面发展、和谐发展”。② 2009年2月1日，温家宝在伦敦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的专访时说：“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我一直认为，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③ 2011年1月20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宴会讲话中指出：“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没有变，实现国家发展目标需要继续进行艰苦努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同时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④ 三、对三个阶段各自问题的思考 关于第一阶段的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中国没有经济硬实力，也就不可能存在软实力，从而难以获得一种良性的国际评价。 历史事实如此简单。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件国际大事是：就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阻挠联合国正确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阻挠中国代表权的所谓“重要问题”案，接着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须知，在一些人的眼中，1971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属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国家社会生活混乱，经济上也十分落后，似乎“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软实力”。但是，如果这个事实不是文化软实力的事实，又是什么呢? 后来，毛泽东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不要看不起小国”。[9](p.1643)这就是说，即使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时期，只要中国有着明晰的国家价值观，而这一价值观具有正义性，符合道义优先的文明社会原则，中国就会有相对的文化软实力，至少在第三世界国家获得良好的国家形象。 当然，当时的问题在于，中国对这一国家价值观的坚守，实质上是内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路的延伸。即使由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所决定，阶级斗争自有其合理性，或者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其弊端也是明显存在的：其一，用邓小平的话说，至少是忽视了经济发展，导致国家经济实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去无私地支援世界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的平衡。其二，人为地造成社会人际关系的紧张，伤害了相当数量的无辜者。这一价值观在国际上的延伸，就是在国际关系上搞简单划线，影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促进。 关于第二阶段的问题。 总体上说，在这一阶段，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向世界开放，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缓和国内紧张的社会关系，由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过渡，对中国来说都是正确的选择。 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此时的国家价值观也是把国内奉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延伸为对外关系的表述，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在运行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GDP崇拜或经济增长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形成了对社会价值观或者精神文明的解构。其二，更重要的是，人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经济发展，这对国家利益而言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是，这只是对一个社会生存的前提的基本表述而已，列宁曾经重申过马克思的一个观点，“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0](p.10)所谓“自然历史过程”，通俗地说，即社会存在首先要发展经济，这等于是说人要吃饭穿衣那样简单，它是正确的判断，但它不是价值观的表述，价值观必然是对精神行为的说明。一个人不会因为主张人要吃饭穿衣而获得价值评价，他必须是在回答如何对待他人与社会时获得价值评价。因此，这一阶段中国国家价值观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价值观表述的阙如，或者说，把非价值观的概念当成了价值观概念。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没有人会批评你发展经济的主张，但是也没有人会认同你的价值观，相反，你会不断遭到来自于价值观诉求的批评。事实上，海外媒体就对中国有如此批评： “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发展，包括诸如经济那样的硬性指标和像文化那样的软性指标。而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只是片面的GDP增长。就是说，在这个发展或者增长过程中，缺失了以文化为基础的软性力量的发展。因为没有文化上的崛起，中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对内政和外交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对外部来说，文化崛起的缺失更是构成了‘中国威胁论’的一种根据。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这样的问题尤其显得敏感。中国周边有众多小国，他们不知道身边这个愈来愈巨大的国家要做些什么?——处理国际关系不仅仅是外交政策的事情，也需要有个文化上的交代。”[11] “中国的官方政策坚称，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但是，这个国家缺乏道德意识形态，而且在许多人眼里，那是一个潜在的大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某些方面比许多国家都聪明：与所有人做生意，拿出的是投资机遇和市场开放的胡萝卜，而非大棒。这种聪明的做法对一个新兴经济体来说很有效，但对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来说，光聪明是不够的。单单有购买力也是不够的。但是中国明白这一点以及世界期望它所扮演的角色吗?虽然美国的外交政策已令许多国家心生厌烦，但它毕竟是建立在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理想基础之上的。对于拭目以待中国将如何崛起的国际社会来说，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必须得到填补。”[12] 2012年3月13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也说：一些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掠夺性”的发展。如墨西哥是中国的“老朋友”，却是最后一个为中国加入WTO签字的国家。前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曾对李小林说：“是我们‘抬轿子’把你们‘抬’进联合国的。现在不能光讲钱，也要讲情义。”[13] 关于第三阶段的问题。 如果说，第二阶段的主要错误在于为经济发展而忽视了价值观，那么，第三阶段的最大贡献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正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使中国的国家价值观真正与世界文明的发展接轨。 什么是国家间的文化认同焦点?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看，尽管存在着道义性要求的真实性与虚假性的区别，但在话语形式上，道义性要求总是这一焦点之所在，墨西哥媒体认为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和善的”强国便是一例。那么，道义性要求的基本内涵又是什么呢?唯物史观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延伸到整个社会化的人类。由此发生的人道主义要求，在最低层次即生存的层次上对人予以善待和尊重，保护人的生命权；而在最高的层次即发展的层次上实现人的价值，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此意义上，任何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都无法回避与人的关系这一问题。怎样对待人，这是评价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准。 根据这一标准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历史，如果一个国家政权直接或者间接对本国人民实行经济掠夺与政治压迫，对其他国家与地区实行霸权扩张，甚至侵占他国的土地，杀害他国的人民，这样的国家政权就会丧失人心，其国家文化软实力必然是负面的，国家形象一定是恶劣的。 可以提及的一个现象是，20世纪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既是战争的发动国也是战败国，其战争罪责在战后受到国际法庭的追究。当时，那些作为被告的纳粹分子仍然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他们说发动战争的动机只是保护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免受来自俄国的“共产主义威胁”。对这种诡辩，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纽伦堡审判首席公诉人罗伯特·杰克逊驳斥道：“他们的信念及学说，仅仅与动机、目的、学知、意图一样，与我们的审判无关。”正义的审判所看到的事实是，“没有哪半个世纪曾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如此的残酷与非人道，如此大规模地将人们放逐到奴役的状态，如此灭绝少数人种。任何酷吏的恐怖统治相比于纳粹的罪行，也显得黯然失色。”[14](pp.237、236)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全球至今都承认这一道义指控，德国法西斯的反人类、反人道主义的罪行永远也不能被原谅。 此外，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剧变也在人的问题——软实力问题上留下了教训。担任过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亚·尼·雅科夫列夫承认斯大林时期的确存在“伟大成就的神话”——“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内行的工业国，而斯大林死后不久卫星便上了天”。但是，应该“考虑这一切是靠什么手段取得的?是呀，做了许多事情，但是，靠的是几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靠的是消灭农民，靠的是奴隶集中营，靠的是河流、森林和土地的毁灭”。[15](p.322)雅科夫列夫算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其反共立场显而易见，但斯大林时期在人的问题上的缺失也是事实，这降低了苏维埃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可见，在存在着利益对立的民族国家时代，意识形态的分歧自然会影响到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认同，但是，当某个国家的权力在奉行反人道主义、反人类的政策时，其道义缺陷分明存在，这时候，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也无法美化这样一个国家的形象。同理，当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一定意味着这个国家政权能够看上去是在善待自己的人民，对外国则奉行和平政策，提供条件使不同国家人民保持友好交往，这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总体上是良好的。 在中国，自从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以人为本”的道义诉求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主题。2008年5月汶川发生地震，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中国政府全力抗震救灾，在人的生命面前，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任何成本，迅速而透明地展示了以人的生命为重的中国国家形象。对此，海外学者客观公正地认为：“在这次救灾过程中，从政府到普通百姓，‘以人为本’成为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当中国人把‘人’字放大到足够大时，西方大多数人就开始理解中国，接受中国。”[16] 四、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自觉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7]这一提法首次凸显了与约瑟夫·奈的说法(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内核)之重大差异。对于一个延续了数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家来说，构建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这在逻辑上就没有办法去否定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存在了，因而在文化软实力问题上表现出了新的自觉意识，标志着中国国家价值观进入新阶段。 就在4年前，2009年10月至2010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访问了在北京的中央国家文化机关的官员、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文化学者，对世界各主要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打分评测。调查对象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文化部、外交部、新闻出版总署的相关官员；二是高校文化学者，包括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劳动关系学院等高校的人文社科学者；三是研究机构，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83人份。对世界12个主要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打分提问为：“对于文化来说，如果100分是满分，60分及格，那么您对下面几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打分是多少?”调查结果显示，在对文化软实力的打分中，美国的平均得分最高，为88.95分，明显领先其他国家。其他国家排序：法国为78.44分，英国为76.43分，德国为74.27分，日本为74.14分，韩国为67.84分，中国为65.66分(排第9位，与排在第10位的澳大利亚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印度为60.07分。[18]无疑，这一测评数据表明了约瑟夫·奈的观点对中国社会精英的影响。 为什么在所谓全球化背景之下，不是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又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呢?习近平说了另一段话：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7]这实际上回答了“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是“中国特色”的根本支撑，或者说是中国的成功之缘由，而不是一种过渡、暂时性的安排(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一判断非常盛行)。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模式问题，他认为，本土文化为体、西方文化为用的模式，“在非西方的精英中，这种选择一直是最流行的”。在中国，“全盘西化在20世纪末已不如它在19世纪末那么可行。领导人于是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19](pp.66、106)亨廷顿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承认了中国传统国家价值观对中国发展的有效性推动。 为什么这一中国意识可以进入新阶段呢?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中国的现状，2013年，中国GDP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全球竞争力更是名列第29位；人均GDP也超过了当代世界中等收入国家3400美元的平均线。可以预测，在保持年均7.2％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将大体相当于21世纪初美国的规模。人均GDP接近12000美元，达到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的新著《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中坦率地说：“许多人担心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已经相对降低。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制造国，结束了长达一百一十年美国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经济历史学家、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罗伯特·艾伦说，这一里程碑标志着‘经济历史上一个五百年周期的结束’。在当前这一个十年后期，当中国的总经济实力超过美国时，那将标志着自1890年以来，世界上另一个经济体在规模上首次超过美国。”[20](p.124) 中国的进步当然伴随着许多问题，但是，在历史上，面对新型文明的崛起，纯粹主义、理想主义都是书生之见。文艺复兴不断为世人称道，但是，在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意大利，社会治安的混乱，道德的崩溃却也是触目惊心的；在西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崛起时，哪个国家不是问题多多呢?美国当然也不例外，美国内部之混乱，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给以充分揭示；美国对世界的亏欠，前总统卡特在《美国道德危机》中毫不留情予以揭露。无论如何，崛起的中国再次面临国家价值观构建的问题，习近平“8·19讲话”标志了中国国家价值观的否定之否定新形态，验证其合理性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注释： ①2012年4月16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阎学通给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讲课，他自问自答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拜金主义’。”在他看来，“拜金主义”思想已经遍布全中国，在世界上是没有吸引力的，“外交政策不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因为“拜金主义”横行，中国人对于美国的理解就会有偏差，想当然地以为“钱一定是美国的行为动力”。有一次，一个美国人问阎学通，“中国人总觉得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石油，你们有没有看过伊拉克2011年出口石油的统计报表，伊拉克对美国出口才百分之十几?”(《南方周末》，2012年4月26日第9版) ②参见《温家宝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艾伯茨专访》，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18/content_10212661.htm。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表述是：“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微妙的差别不无意义。感觉到“第一是以人为本”更适合于表达新的国家价值观。 ③参见《温家宝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8737644.html。 ④参见《胡锦涛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宴会上的讲话》，http：//www.gov.cn/ldhd/2011-01/21/content_1789535.htm。标签：软实力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