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代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哲学作为现代哲学的理论形态，不仅在于它以“实践”作为其基础性范畴，而且更在于作为其基础性范畴的“实践”与传统哲学中的“实践”有着本质区别，这就是它的“人文”意蕴。只有从“人文”的高度上理解马克思的“实践”，从而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确认为“人文哲学”，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从传统哲学中提升出来，从而真正找准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定位。
一、人文：现代哲学的本体性范畴
哲学“本体”在哲学中，是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哲学“本体”在现实中，是人的生活的现实出发点。哲学对其本体的理论澄明，就是哲学“本体论”。就此而言，哲学本体论构成哲学的根基和主体部分。这对现代哲学也不例外。所以，在现代哲学有无本体论的问题上，本世纪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哲学持否定态度，是没有道理的。
哲学本体作为生活的现实出发点，是对人的生活之根的承诺。哲学通过其所承诺的“本体”，为人的生活提供最高支撑点——生活之根。人在生活中接纳了某种哲学，首先意味着认可了某种生活之根，有了某种精神依托，进入了某种生活境界。而对作为生活之根的本体的概念表达，就是哲学的本体性范畴。
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上，哲学本体性范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具象本体—抽象本体—人文本体。这三个阶段的本体性范畴都是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从生活视角出发所设定的生活之根。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的本体性范畴均属于具象本体。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恩培多克勒的“四根”作为具象自不必说，即使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存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也都是具象，“毕达哥拉斯的‘数’是与具体物质的数的关系分不开的”（注：参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6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巴门尼德的“存在”“有不少直观性，如他认为‘存在’是圆就是最明显不过的”（注：参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14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则“有大小、形状和重量”（注：参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26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具象本体作为古代哲学家所设定的生活之根，都是生活具象，这从具象本体并非科学意义上的“纯自然”这一点上可以得到证明。泰勒斯的“水”是包含灵魂的；阿那克西曼尼的“气”与“水”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更适于安置“灵魂”（在古人看来，灵魂就是灵气）；而赫拉克利特视“火”为万物本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认为灵魂不是“水汽”而是“火气”，是一种“热气”（注：参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44～10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古希腊后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的基础上，将“灵魂”（后来发展为“心灵”）概念进一步发展成“理念”，理念作为具体事物的“种”是一般而不是个别，因此，讨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成为后苏格拉底时期哲学的主要论题。近代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人的理性（精神）同其对象（物质）对立起来，形成两极对立的抽象本体的。近代哲学的“物质”本体或“精神”本体同古代哲学的具象本体的根本不同在于，物质和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合而为一”被哲学家在头脑中“纯化”为对立的两极，本体或为物质或为精神，或既是物质又是精神。因此，近代哲学的本体性范畴作为对现实生活的抽象，是抽象本体。
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本体，虽然都是哲学家从生活视角出发所设定的生活之根，但古代哲学家和近代哲学家却不是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们没有立足于生活而是立足于宇宙去确认哲学本体。对他们说来，哲学要观照宇宙全体，由此必须找到一个不证自明的“第一存在”，作为自己哲学得以立论的根基，它就是哲学本体。由于其对哲学承诺生活之根的不自觉，所以传统哲学没有走向真正的生活之根，而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留给现代哲学。自觉地立足于生活世界去寻求生活之根，否弃传统哲学的本体而指向真正的本体，这应该是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革命的实质。
当康德为哲学与科学划界，将本体界从科学的垄断下解脱出来归还于哲学时，哲学走向真正的生活之根，从而走向现代哲学本体的理论转折已经被昭示出来了。康德明确了属于哲学的“本体界”只适用于“实践理性”，虽然康德的“实践”还只是人的“道德活动”，但哲学本体却由此同人的“生活”直接联系起来了。在黑格尔带有“巨大历史感”的“绝对精神”之后，马克思以其特有的“实践”概念作为其哲学的本体性范畴，率先树起了现代哲学的理论旗帜。与马克思同时代对现代哲学起过开创性作用的还有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这三位“大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非理性的哲学本体反对传统哲学的理性本体，并通过人的非理性接近着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在胡赛尔通过语言问题倡导关注认识的“前逻辑”，并进而提出“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之后，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纷纷通过语言问题指向生活世界。
哲学的本体是生活的本根，生活的本根是什么？在自觉寻求生活之根的前提下，现代哲学指向了真正的生活之根——人文。
“人文”作为现代哲学的本体性范畴，并非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人文”。在与“自然世界”相对的意义上，它是指“人文世界”。人所在所及的世界，是通过人而被文明化了的世界，这就是人文世界。正如自然意义上的“地球”作为“大地母亲”即属于人文世界一样，在人文世界中，一切自然都是“人化”自然。科学可以把人文世界分割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但作为人所在所及的世界——人文世界，在事实上却是一个“整体”，它在“事实上”是“不可分”的。作为整体（并且只有作为整体），它是活着的人类文明，即它在纵横向上永远敞开着，并具有利于类、完善类的永恒指向。
“人文”（人文世界）作为现代哲学所承诺的生活之根，为人提供了最佳的生活境界。生活作为现象，表现为具体的人在做具体的事。而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因其做事的根本出发点不同，人便表现出不同的生活境界。哲学为人设定生活之根，实质上就是为人的生活设定根本的出发点，从而亦即为人提供生活境界。设定怎样的生活之根，关系着人进入怎样的生活境界。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本体作为古代和近代哲学家不自觉设定的生活之根，或者是人文世界的某个方面（如近代哲学的抽象本体），或者是人文世界的某个部分（如古代哲学的具象本体），它们只是人文世界中的“某一”，而不是人文世界的“全体”。立足于这种“某一”，人在生活中势必因站不高而看不远，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现代哲学设定的“人文”本体将人文世界的全貌真实地展示给人——人文世界是在利于类、完善类的文明指向中，纵横向上永恒开放着的活的“整体”。以此作为个体生活的底蕴，便可以为人提供一种高远而开放的生活境界。立足于此，人在生活中才会有开放的眼界、开化的头脑、宽广的襟怀、阔达的心胸。
二、人文：比“实践”更为深沉的哲学范畴
当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将马克思哲学提升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的时候，这种“提升”足以表明他们对“实践”这一概念的青睐与重视。然而，“实践”是否代表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或者说，在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底蕴中是否还有较“实践”更为深沉的哲学意蕴？回答是肯定的。这一深层意蕴即“人文”。在进一步说明马克思“实践”范畴具有更为深沉的“人文”意蕴之前，我们有必要在此对“实践”与“人文”作以区别，以说明“人文”何以是较“实践”更为深沉的哲学范畴。
“实践”作为哲学范畴，在我国的大型工具书和较有代表性的哲学教科书中有着较为一致的解释：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全部活动”（注：《辞海》，101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实践是“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注：《现代汉语辞典》，1145页，商务印书馆，1996。）；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注：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7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注：肖明主编：《哲学》，246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上述对“实践”的诸种定义都在于说明，实践是人作为主动者对被动者世界有意识地施加的影响。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属于哲学范畴，固然无可厚非。但它却无法涵盖马克思哲学本体中的“人文”内涵，这一点同样无可厚非。
“人文”作为哲学范畴有着比“实践”更为深沉的内涵。作为“活着的人类文明”，人文（人文世界）同实践一样，也是一个动态性范畴，但它表达的却是“人”与“文”的开放性双向动态。“文”作为历史地积淀下来的人类文明成果，是久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凝结成的人类文明的精华。在人的历代生生不息的文明发展中，它作为“历史”，在“时代”的基点上，不断地通过活的“个人”而活起来、展示出来，并一代代地充实起来、发展下去。“人”作为社会生活中的“生命个体”，是通过历史上的文明成果——文，而由娘胎里“出生”的自然生命“生成”为现实的人的。在人与文的开放性双向动态中，人通过“文”而成为历史的开放性的人；文通过“人”而成为“活”的开放性系统。由此，“人”成为“文而化之”的人，“文”成为“人而化之”的文。在“人”与“文”的开放性双向动态中，始终贯穿着人类文明的一条主线，即在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创造历史价值，追求人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生活取向——真、善、美。这种生活取向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生活事件中、不同的人身上，表现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生活形式和生活内容；同时，真、善、美本身就是假、恶、丑的伴生物，是在克服假、恶、丑的生活“张力”中获得其现实性的。人类生活由此永远行进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
可见，“人文”包含着“实践”的内涵——人作为主体对客体（世界）有意识地施加影响的活动，但又不仅仅限于此。它在这种“活动”中注入了“活着的人类文明”的内涵，从而使之更为深沉，更为厚重。而这却是“实践”概念所无法表达的。
19世纪的马克思，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85页，人民出版社，1988。）这一名言，确认了“实践”作为生活之根在其哲学中的本体地位。然而，马克思的“实践”作为哲学本体，却是超出其字面含义的。它在实质上表达的是“人文”内涵。
众所周知，“实践”这一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这一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出现，在其后的近代哲学中，“实践”概念不仅被频繁使用，而且其内涵也逐渐得以充实。古希腊的柏拉图将“实践”理解为国家公民的道德行为，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将“实践”规定为道德行为和政治活动。在近代的英法哲学中，“实践”完全从属于认识论，并主要指科学实验活动。17—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进一步赋予实践范畴以新的含义。康德的实践范畴虽然仍然局限于道德行为，但他认为，实践高于科学理论；费希特提出理论法则依赖于实践法则；谢林把实践规定为有目的的创造活动；黑格尔则进一步将实践与劳动联系起来，并提出劳动（实践）的三个环节：目的、手段、目的的实现；费尔巴哈为了反对黑格尔而一再强调实践是感性活动。（注：参见李武林等主编《欧洲哲学范畴简史》，787～80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由此可见，“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之前，尤其在近代哲学中，已经完全具备了前述我国大型工具书和有代表性的哲学教科书中所界定的内涵。如果把“这样”的“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性范畴，则马克思的哲学实质上仍然局限于传统哲学。因为“这样”的“实践”本质上并未脱离近代哲学本体的抽象性。而这显然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贬抑。我国的大型工具书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这个意义上界定“实践”，并非它们的过失。它只能进一步说明，“实践”这一概念无法深透表达马克思哲学本体的全部内涵。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是沿用了传统哲学的这一概念，其所表述的却是现代哲学本体的内涵——人文。
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在对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的研究中，不断有所深入。其中，张一兵先生提出的“实践构序”当属这一研究中的前沿成果。张先生认为，实践是一种“构序的历史活动”，“即一种带有特定结构、历史地负载和编制物质，并具有意识调控系统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注：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37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实践构序”将人的主体行为同人的社会历史环境结合起来，意在反对对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抽象理解，这应该说是对马克思“实践”范畴在更深层次上的领悟。但问题在于，张先生在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实践”的深层内涵时，不得不在“实践”的后面加上“构序”两个字，惟一的解释只能是：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深层内涵无法通过本意上的“实践”概念表达出来。这再一次证明，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必须借助于一个新的概念——“人文”。
三、人文：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本质意蕴
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必须将之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学说结合起来。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主体。那么，人是什么？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85页，人民出版社，1988。）何谓“社会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一段表述也就是他对“社会关系”的简要表述：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人们的政治和意识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矛盾关系，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运动过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8～9页。）这就是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历史横断面上动态社会关系的基本构式。这一构式从主体方面说，亦即张一兵先生所称谓的“实践构序”。人作为“实践构序”的主体才在本质上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也只有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才成为实践的主体。社会关系由此通过人与实践融为一体，从而成为实践概念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这样的实践事实上已经超出传统哲学的实践内涵，而具有了“人文”意蕴。
马克思实践范畴的人文意蕴表现在两个方面：
1.实践的人文机制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是“人为的”，即它是人的行为机制。社会关系以人的物质生产关系为基础。现实的生产关系是同生产力融为一体的动态系统，“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说来，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75页。）只有处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人的生产能力（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结合的力度）才是现实的；而只有在同生产力的结合中，生产关系才能作为现实的动态系统而存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作为动态系统，就是人的生产实践机制。人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作为生产实践机制的保障，以生产关系为基础，成为“竖立其上”（马克思语）的上层建筑，由此构成历史横断面上的现实社会关系系统，这也就是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实践机制的现实图景。
社会关系作为实践机制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三个维度：1.世代积累着的历史机制。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是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纵向历史过程中的，它既是过去历代社会关系积累的结晶，同时又朝向着未来，孕育着新时代的社会关系。“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37页，人民出版社，1988。 ）2.当下创建着的时代机制。 每一时代的社会关系都在前一时代的基础上，作为当下的社会关系，创建着自己时代的特定内容，由此实践机制才具有时代特色。“每一时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页。）3.各具特色、 相互交织着的具体机制。“对于各个个人说来，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6页。 ）“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个人只能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0页。）每一个人都有自我的“自主活动”， 因而每一个人都在进入时代社会关系的同时，以自我为核心建构具体的社会关系。这些具体的社会关系作为具体实践机制相互交织、各具特色。
在历史性、时代性、具体性的社会关系中，历史上的人类文明积入时代机制，并通过“有生命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在时代的基点上活起来，现实社会关系由此成为“人”与“文”开放性的双向动态机制，此即实践的人文机制。
2.实践的人文取向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还体现着“为人”的取向，即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的人的活动取向。“自由”作为真、善、美的一体化，（注：参见拙文《人·实践·美新论》，载《理论探讨》，1990（1）。）是为历代思想家所讴歌的永恒话题，但只有在马克思这里， 才同现实的社会关系融合起来，从而成为通过社会关系而实现着的现实的自由。自由（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实践取向是指人的活动的自由，人的活动自由只有在人争取到活动自由的权力时，才会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则是人的活动自由的权力保障。因此实现自由便意味着进入某种社会关系，而进入某种社会关系便意味着被必然性所制约，从而意味着不自由。正是在自由与非自由的矛盾运动中，马克思揭示了自由的本质。
自由作为实践取向在社会关系中展开为三个维度：1.世代扬弃着的历史取向。以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只能在一定限度内满足人的自由需求，“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7页。）人的自由需求发源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某种社会关系只能依据某种物质生活条件而满足人的某种自由需求，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人们会产生新的自由需求，由此要求改变旧有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历史更替既反映着人的自由取向的历史性，同时也是人的历史性自由取向的实现过程。2.当下创生着的时代取向。人的活动具有双重尺度——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尺度既通过人的尺度不断发展着，又在新的基础上创生着新的人的尺度——发展中的时代取向。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最终为共产主义的实践取向所取代之必然性的。3.各具特色、相互交错着的具体取向。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具有个性的，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关系为有个性的个人创造了最为理想的生存环境，“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7页。）有个性的个人总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自由取向。千差万别的具体取向通过相互交织着的具体社会关系相互交错着，并在自己时代的背景下，通过具体社会关系得以实现。
在历史性、时代性、具体性的社会关系中，现时代的自由作为历史上类自由的积累，通过个人自由而成为现实的自由。自由与非自由的矛盾运动在个人自由与类自由的辩证统一中获得了现实性。这表明，自由作为实践的绝对取向，只能在现实社会关系中获得相对的实现形式：真、善、美伴随着假、恶、丑，并且其自身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诗意的实践取向同时是非诗意的。而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人的自由。立体的社会关系作为“文”，通过进入人而指向人，此即实践的人文取向。
社会关系既是“人为”的（人的行为机制），又是“为人”的（人的行为取向），并且在三个维度（历史性、时代性、具体性）上展开为开放性的动态构序。正是这样的“社会关系”内在于“实践”，而使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具有了现代内涵——人文内涵。一方面，它作为开放性的“人化自然”，是文；另一方面，它作为内化于人的开放性动态，是人。文历史性地进入人，从而使人“文”化；人在现实中占有文并使文活起来，从而使文“人”化。实践通过社会关系指向人文，这才是马克思“实践”范畴的真实和深层要义之所在。由此，马克思的“实践”本体在实质上成为“人文”本体，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实质上成为“人文哲学”。
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定位于“人文哲学”，这绝不是简单的文字换位，它直接涉及到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定位问题。如前所述，“人文”是现代哲学的本体性范畴。因此，现代哲学的理论形态是人文哲学。“人文”作为活着的人类文明，表达了人与文的双向开放性动态。如果说作为现代哲学的马克思哲学，是通过作为文化载体的“社会关系”，表达了人与文的双向开放性动态，那么，作为现代哲学的20世纪西方哲学，其最高成果当被认定为，通过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表达了人与文的双向开放性动态：语言（文）历史性地进入人，从而使人“文”化，人在现实中使语言（文）活起来，从而使文“人”化。20世纪西方哲学经由与马克思不同的理论道路——语言学转向，在另一理论视角上走进人文本体。这种不约而同不能不说已经昭示出人文哲学作为现代哲学的理论形态，有其历史必然性。因此，只有从人文哲学的高度上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才能真正找准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定位；才有可能使当代中国哲学真正与当代西方哲学接轨；也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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