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地区论文,文化与论文,路径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文化是人类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广义的文化内涵包括科技。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提出是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分离发展、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背道而驰多年之后的一个寻求弥合的努力。当然，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提出，有其意识形态、发展战略的特定语境。文化产业本就是在科技的催生下产生、发展的。近几年，该问题的凸显，主要基于中国文化产业十年的基础发展期已过，正在进入文化产业提升和转型的下一个十年。文化与科技融合已成为此次转型的关键。文化产业的内在品质、外在形态、整体水平的提高需要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文化民族性、地域性的特点，与科技寻求应用性和普遍性的诉求应该得到结合，为人类展示最富想象力、创造力和美学体验的文化产品。 西部地区从国家行政区划的层面上，是指西部十二个省区。从地理层面上，大多处在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多山地、高原和沙漠。经济文化层面上，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区位条件、人力资本、产业基础相比较东部都存在一定的劣势。本文所探讨的文化与科技融合中的文化是指一种生活方式所积淀的文化传统，以及这种文化传统当下性的符号化展示带来的审美、怀旧、体验性的文化意义。而科技主要指一种可凭借的扩展文化传播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方法和手段，这里的科技包括物质方面的，如机器、硬件、3D技术、电子媒介，也包括产业组织形式、制度设计、经营管理模式等一系列人类为发展自身、适应环境所做的技术努力和更新。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层面上主要指通过提炼、组合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农业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建筑、服饰、医药、运用现代科技的方式展现出来，创造出具有民族审美、个性的文化产品。 本文试图从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分析目前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和问题，在对突破路径依赖问题的追索中，探讨文化与科技在何种层面和领域融合。 一、西部地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西部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使得该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沿着历史的、资源的、制度的惯性形成某种程度的路径依赖。“历史上不知何种缘故选择的某种发展路径或发展模式，在较长历史过程中，经济活动适应这种发展的路径或模式，紧紧地‘黏上’了这种发展的路径或模式。”要改变这种路径或模式需支付很大的成本，或需要较强的外生冲击。 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主要依靠具有相对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资源，像云南、四川、陕西等地，都形成了自己的模式经验，在全国作出了典范示范。但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一直是低端发展，拼资源而不是拼效率，陷入了“比较优势”的陷阱，形成路径依赖。通常，在事物发展初期，路径依赖会减少成本、降低风险，但到事物发展处上行阶段时，路径依赖常常会显出其滞后性，带来改变和转型的困难。西部地区的路径依赖主要体现两方面。一是资源依赖，二是制度依赖。 就资源依赖而言，不同于东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高新技术的高度融合所催生的移动互联网、动漫游戏、数字出版、新媒体等新兴业态，西部地区在文化产业发展不充分，产业门类尚不齐全，资金、技术、金融资本、人力资本都不成熟的条件下，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依靠当地自然秀丽风光、民族文化、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发展民族演艺、会展节庆、民族民间手工艺品的路子。云南、陕西、四川各省对旅游的开发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不得不承认，西部地区文化产业这些年的发展，走的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以低水平重复开发、粗放式经营管理的老路，对文化资源本身造成了极大地破坏，丧失了文化产品的魅力以致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对旅游品牌的可持续性和延伸性造成了一定的阻力。可以说，西部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瓶颈期，面临升级的内在要求。而文化产业的升级离不开科技的带动和创新。 第二点是制度依赖。由于市场发展不充分，金融资本和民间资本力量薄弱，西部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像东部地区有其自我发展的内生机制。在市场驱动下完善了产业门类，并形成了文化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政府在其中主要起了环境营造和平台搭建的功能。西部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依托政府，政府在推动文化产业项目运作、文化资源和遗产保护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比如曲江新区的“曲江模式”就是在西安市副市长段先念的带领下，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创造的。还有云南的文化产业博览会、南亚博览会等大型文化产业活动，都是政府主导，并不完全是市场和经济利益的驱动。这是由西部目前发展现状决定的，但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和高新技术的产物，政府主要在公共服务、平台搭建上起作用。未来的发展必将要求政府控制的消减，为释放企业、民间、学术团体的创意创造能力提供空间。
二、西部地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路径选择 文化产品的生产包括了产品的创意、产生、流通、发送和最终接受。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也体现在创意、生产、流通和接受的各个环节。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就西部来说，文化创意更是以文化资源和文化元素为依托，在科技手段下实现文化创意形式、文化表达形式的多样化，文化传播渠道的拓展，文化展示、文化接受的多样化、新奇化。技术在时间、空间上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体验和消费的方式。 西方学者把文化资源划分为“在地资源”、“在场资源”、“在线资源”。所谓在地资源是指人文遗产、自然遗产等无法进行异地流动的文化资源，“在场资源”指演出、会展等对场地依赖性很强的文化资源，“在线资源”是指可以通过现代传媒进行异地传播的文化内容资源和产业形态。 考虑到以上提到的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西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路径选择有以下几点： 1.以在地化展示为内容，以旅游业为依托，在各环节融入科技，再现和重构文化空间。 西部地区文化资源的在地性和在场性非常明显。因此就地展示成为一种必要。比如一些节庆、仪式、民族民间手工艺品只有“在地化”的展示才能使消费者获得最好情感体验、真实体验，以及对异文化想象的体验。脱离了这个场域和文化空间，文化产品就和生活状态相剥离。就民族民间手工艺品来说，云南大理鹤庆县新华村的银饰手工艺品，有着“小锤敲过一千年”的美誉。虽然工艺技术的改进和营销渠道的信息化、网络化已使白族银饰销往全国各地，但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只有听着手艺人在店门口咣当咣当的敲击声，才能把他们带入特定的文化情境中，亲切而自然。而深圳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云南民族村通过异地模拟的开发模式，虽然也获得了一些成功，但不能满足游客对文化的真正体验，变成表演和展示。 旅游与科技的融合主要体现在旅游方式、旅游服务、旅游产品方面。科技在其中显现的作用是旅游类型的多元化、旅游服务的数字化、旅游产品的电子化。 云南的农业文化融合了独特的气候地理景观和丰富的少数民族原生文化，近年来农业旅游开始热闹起来。除了“农家乐”、酒庄农场等形式，像云南哈尼梯田通过创意，丰富了原来观光式的旅游类型，并完成了旅游服务的数字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已于2013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的数字化保护项目已展开。该项目借助互联网平台在都市中寻求高端客户群认养梯田，形成到红河体验哈尼梯田的认养梯田的固定客户群。客户可以在网络上育苗、施肥、耕田，也可在现实中收获真实的劳动成果。这一创意体验无疑满足了都市人走进田园，诗意的栖居在土地上的想象。他们可以在工作繁忙之余，远离都市来哈尼梯田找自己的田地做一次真正的农人。哈尼梯田的数字化创意把旅游的在地化和网络的虚拟化完美结合，也对民族文化做了生动呈现。农业栽培技术的创新，新品种培育与创意的结合，生态农业、低碳农业都会在新一轮农业旅游中，创造新的注意力经济。
随着各类互联网各类平台的搭建，旅游者足不出户就能通过网络设计好旅游的全部路线，酒店预定、景点门票、出行工具。约好驴友等，大大提高了旅游质量。对于一些有一定发展基础的旅游地，已朝着旅游产品的电子化方向发展了。如在丽江开设丽江4D电影院，引进美国最先进的电影放映设备，开发4D风光片《奇幻丽江》，满足了游客在丽江更多元、新奇的体验。 科技创新促进了地域与产业在空间形态和产业业态上融合，实现了文化空间在原有基础上的利用和再造，成为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
2.深挖民族文化元素，运用技术手段创造具有民族内涵和时代表现力的文化产品。 由于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和零散化，资本、资金、人才的有限，西部地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一定是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有选择性、有层次的融合，而不是全方位的、不顾实际状况的融合。因此针对的特色文化资源、文化遗产为内容的开发，对某个项目、某一产品的精耕细作显得更为重要。 比如，西安和兰州主要走以历史文化资源为内容，以现代科技为生产、传播手段的开发道路。分别形成了两个国家级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西安在“曲江模式”的基础上和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合作，把“大文化产业”的概念贯穿开发始末，以大为美，展示大唐气象。在文化与科技融合上，产生了大雁塔的音乐喷泉、大唐芙蓉园的水幕电影、大明宫的体验考古中心等多个地标景点。兰州依托丝绸之路和敦煌文化建立“华夏文明传承和创新发展示范区”，通过高新技术对敦煌文物进行数字化保护开发。目前，数字敦煌和兰州金城关博物馆群已取得阶段性数字研发成果。“数字敦煌为石窟保护利用插上翅膀”、“兰州金城关：博物馆激活景区”，分别对敦煌的数字化保护工程和五大博物馆群中应用的多媒体幻影成像、3D《大梦敦煌》、5D甘肃“炫彩之旅”、智能化文物故事解读等做了介绍。敦煌的数字化工程，不仅缓解了客流人群对敦煌景区造成的压力，对洞窟壁画氧化造成的破坏，还以一种趣味、直观、视觉冲击的效果全方位的展示了敦煌壁画的每一个细节。 云南和贵州主要走民族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开发道路。云南和贵州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资源均排在全国前列，主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保护工程，数字博物馆、数字电影等技术使当地的旅游资源和服务充分信息化。如2011年，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题材首部数字电影——《梅葛》问世。这项在2008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长篇史诗，千百年来，全凭口耳相传。目前也面临后继乏人的现象。3D数字电影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梅葛，增强了对梅葛的兴趣，而且让这项珍贵的文化技艺定格。贵州近些年提出“数字贵州”的口号，“贵州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及文化旅游产业化示范”项目，就是以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建立贵州文化旅游资源数据库及数字化旅游推介系统以及贵州文化旅游移动云服务平台。
3.实现技术跨越，引进东部地区科研技术，共同开发。 西部地区在科技研发水平、人才资源、资本技术上无法与东部地区相比，这一由历史和地域限制形成的特殊性决定了西部地区要完成文化与科技的融合，需借助东部地区的高新技术研发力量，或者直接接受东部地区的技术转移以降低开发成本。目前，这样的尝试在西部地区已经比较多了。哈尼梯田的数字化保护项目，就是与深圳派爱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合作。浙江大学CAD & CG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承接了“云南斑铜工艺品数字化辅助设计系统”。 经济全球化使得分工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而不局限于一时一地。换句话说，只要有开放的心态和头脑，全球的资源可为我所用，全球的智慧也可为我所用。西部地区首先要跨出和东部地区充分合作、交流的一步。在共同开发中，完成自我提升。 4.以社会化小生产为基础的小微型企业组织形式。 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的全面流通、渠道的多样化，使得小众化、分众化的消费需求成为市场需求的一支主要力量。正如克里斯·安德森在《长尾理论》中所描述的，“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就可以和那些数量不多的热卖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西部文化产业的组织创新正要迎接这一互联网时代的新趋势，笔者称之为“小而美”的小微型企业组织形式。在西部地区，它以社会化小生产为基础，在原有家庭作坊式的、家族企业、“公司+农户+协会”、专业集群化的组织类型上，引入小微型企业创新能力强、主体性强的优势，实现手艺人和产品购买者的对话、产品传统审美要素与现代时尚创意的融合、原始管理方式和新兴管理方式的契合，以及产品源头和市场需求的无缝对接。 不同于大规模复制、批量化生产的工业组织形式，以社会化小生产为基础的小微型企业组织形式能够满足分众化、小众化对异质性产品的多样需求，并因其灵活性对市场迅速作出反应，回避以往大组织缺乏灵活性、中枢控制严密、对市场反应能力慢的弊端，会成为不可忽视的创意力量和经济力量。 中国近代一直以来在文化界、学术界都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套用到文化与科技中，是文化为体，科技为用。放在西部这一特定地域限制内，就是在把握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以科技为手段，去包装、提升民族文化，使得传统、民族、民间的魅力，以一种更大范围的参与度、更广泛的接受度在大众传媒时代放出光彩。如果总是年复一年让外来游客看民俗、看历史、游民族村，不仅是强化他们对西部地区的落后印象，而且对西部的发展也会造成当地民众惯性的心理滞后。 只有以民族品格、民族精神为支撑，以民族文化为内涵，以最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以世界化的眼光为指导，才能打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提升民族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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