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德国涉藏情况及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当代论文,原因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2)03-0048-14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德国人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有着近乎狂热的支持，这种热情几乎已经扩散到德国的各个阶层，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在欧洲，德国也成了关注西藏问题的主导国家。德国的涉藏活动逐渐引起国内的关注，许多学者开始较深入地研究德国的涉藏问题，这主要集中于德国的外交政策和媒体报道，但对于德国涉藏的相关因素及其根源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本文在梳理和分析当代德国涉藏情况的基础上，以多个视角探讨德国涉藏的原因。
一、当代德国涉藏情况分析
20世纪50年代，许多西方人开始从政治上关注西藏，德国人也不例外。这段时期西藏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以及《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二是1959年发生在西藏的叛乱；三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大量藏民流亡印度。在冷战背景下，西藏局势的发展引起了西方人的强烈关注，西方媒体将和平解放西藏描述成“共产主义对独立西藏的侵略和占领”。1961年，联邦德国政府开始为流亡藏人提供大量援助，主要是为流亡的儿童和年轻人提供和建设住所。①但是联邦德国真正关心西藏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绿党推动下西藏问题进入了德国的政治议程。1989年前后，在国际政治气候发生重大变化影响下，联邦德国支持达赖喇嘛的势力迅速发展，除了建立涉藏的民间组织外，政治人物也开始关注达赖喇嘛。联邦议会、各政党都提出了各自的西藏政策，其重点是西藏人权、宗教和认同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藏问题逐渐成为中德关系中的一个“问题”。
(一)德国主要政党的涉藏情况
在联邦德国的议会政党中，绿党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热衷西藏问题的一个政党，它推动西藏问题进入德国政治议程的主要方式是议会听证会、议会决议和出版相关宣传材料，其中绿党的联邦议会议员佩特拉·凯莉(Petra K.Kelly)起了重要作用。1984年开始，凯莉和她同为绿党联邦议会议员的男友格特·巴斯蒂安(Gert Bastian)在绿党议会党团内发起了一系列涉藏活动。两人利用议员身份不断向联邦政府提出质询，要求政府明确在西藏问题和对待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问题上的政策，同时要求在“中国破坏西藏人权”问题上采取行动，要求政府为流亡藏人提供资助和为流亡藏人学生提供奖学金。②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凯莉和巴斯蒂安出版了两本书：《西藏：一个被压迫的国家》和《西藏控诉：一个被占领国家的形势》。③1990年，达赖喇嘛亲临斯图加特，参加了凯莉《西藏：一个被压迫的国家》的推介会。此外，凯莉也撰写了众多文章，呼吁德国政治人物和民众关注西藏。这些书籍和文章充斥着固执、偏见和狂热的冷战语言，极具煽动性，对误导德国公众认识西藏问题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绿党如此看重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是由于80年代中期绿党作为德国政坛上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绿色”、“和平”和“宽容”的口号，这些口号与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提倡的理念极为相似。双方相互借重，绿党通过关注西藏问题，尤其是关注所谓西藏的人权和自由，赢得了民众的支持，而达赖喇嘛借助绿党，使西藏问题进入了德国的政治议程。
随着1992年凯莉和巴斯蒂安突然去世④，绿党失去了两位最热衷于西藏问题的活动家。90年代中期开始，绿党中关注西藏的代表人物是安吉·福尔默(Antje Vollmet)，她的一项主要活动是试图促成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对话，最终目标是使后者返回西藏。作为联邦议会副议长福尔默曾15次访华，两次到西藏参观，⑤目睹中国和西藏的真实情况后，她的立场发生了变化。福尔默对达赖喇嘛到处窜访，致使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的对话难以进行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过激活动多有批评，她也认为德国媒体对西藏问题和中国的报道并不客观。这些原因导致绿党对西藏的关注有所下降。
基民盟是新世纪以来德国最关注西藏的议会政党，其背景是，一方面基民盟看到绿党借助西藏问题获得了争取民众支持的成效；另一方面党内又出现了副主席罗兰·科赫(Roland Koch)等一些极为热衷西藏问题的活动家，2007年默克尔决定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科赫的鼓动也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主要执政党，2005年以来基民盟的涉藏活动也直接影响到德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和中德关系。基民盟的西藏政策理念不仅一定程度上在德国外交中得到体现，对欧盟的相关政策也产生了影响。现任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协调小组主席就是来自德国基民盟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2007年至2009年担任欧洲议会主席、多次邀请达赖喇嘛到欧洲议会演讲的汉斯-格特·波特林(Hans-Gert P
ttering)，同样来自德国基民盟，他对西藏的关注超过了任何一届欧洲议会主席，由于他的支持欧洲议会通过了多个涉藏决议。西藏问题成为欧洲议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与上述两人的作用密不可分。
从90年代开始自民党对西藏问题的兴趣也日益增加。除了亲自民党的诺曼基金会的活动引人注目外，自民党在联邦议会中的涉藏活动也越来越积极，例如2008年德国议会通过的关于涉藏议案就是由自民党议会党团提出的。⑥
(二)联邦议会
联邦议会及其决议是德国表达其西藏政策及态度的主要渠道和方式之一。1987年联邦议会第一次通过了涉藏议案，使西藏问题真正上升到对外政策的层面，由此引发了中德建交后一次严重的外交风波。迄今为止联邦议会已经通过了4个涉藏决议案(1987、1996、2002与2008年)。⑦德国支持达赖喇嘛的势力基本上都把游说议员作为工作重点，关心西藏问题的议员也越来越多。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在向议会提出的西藏质询案上签名的议员一般只有绿党的凯莉等寥寥几人，但是到20世纪初，签名质询的议员则已是动辄30多人，而且跨越党派。⑧
1991年，在联邦议会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成员克劳司·屈伯勒(Klaus Kübler)倡议下，建立了有关西藏的议会党团间组织——西藏对话小组(Der TibetGespr
chskreis)，它成为德国议会中主要涉藏力量。按屈伯勒设想，对话小组在讨论西藏问题时，应把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活动认定为殖民主义，西藏文化和西藏人的自决应日益成为德国人权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主题，并在公众意识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目标是增强议会的西藏问题意识，寻找与民间组织合作的方式和途径，使德国政策为西藏形势的改善做出更大贡献。⑨西藏对话小组的主要成员最初来自绿党，此后绿党成员减少，基民盟和自民党的成员大增。现主席是基民盟的霍格尔·海巴赫(Hoger Hebach)。
涉藏决议、听证会和邀请达赖喇嘛访德等一般都由西藏对话小组倡议和推动。该小组每年举行三到四次会议，每次有七到十名成员参加，成员会定期收到关于西藏最新形势的报告。小组与民间组织保持着密切合作，主要合作对象是支持西藏国际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和西藏动议德国协会(Tibet-Initiative Deutschlande.V.)。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格桑嘉措也与小组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组织的代表和格桑嘉措定期参加对话小组会议，为议员们提供最新的西藏信息。⑩
联邦议会表达西藏政策的主要方式是听证会和决议案。听证会之后，一般都会通过一份涉藏决议，核心是关注西藏的人权和自由问题。1989年3月，在凯莉等绿党议员推动下，举行了第一次“西藏和人权问题听证会”，众多知名的流亡藏人到场“作证”，包括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玛等。这种听证会形式很快被其他国家所仿效，印度、英国、丹麦、荷兰和日本的议会也都举行了类似的听证会。(11)1995年6月，联邦议会外事委员会组织听证会，达赖喇嘛亲自到场“作证”。作为这次听证会的“成果”，1996年通过了题为《改善西藏的人权形势》的决议，明确提出：“德国的政策是，在全球范围内支持权利和自决的实现，出于对西藏历史和权利形势的考虑，支持西藏的自治要求。”(12)
2002年后联邦议会涉藏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开始努力将西藏问题推进到欧盟层面。当年通过的题为《西藏的人权和发展》的决议呼吁：“为使西藏问题成为欧洲共同关注的问题，德国联邦议会向欧盟各成员国议会和欧洲议会呼吁，并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通过与中国的双边接触，使中国领导人尽快与达赖喇嘛对话。”(13)议员们也不断质询联邦政府，内容包括政府为在欧盟层面上解决西藏问题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对于促进欧洲议会建立关于西藏问题的欧洲协调机构持何种态度。德国议会希望借助欧盟的影响力和对外政策渠道来扩展和推进其西藏政策。
(三)联邦政府
历届联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大同小异，其西藏政策总体上相对稳定。2004年联邦政府对“关于联邦政府的西藏政策”的议会质询案作出的答复，代表了其一贯的西藏政策。关于联邦政府对于西藏追求自治的努力持何种态度的问题，联邦政府的答复是：“本着与国家共同体相一致的原则，联邦政府将西藏看作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也有理由要求获得传统的和历史的自治权利。联邦政府支持西藏人的自治要求，尤其是在文化和宗教领域，这是民族自决权的适当表达。西藏脱离中国的国家共同体的权利是不被承认的。”对议员们关于联邦政府如何表述与西藏的“官方代表”的关系的问题，联邦政府的答复是：“在达兰萨拉(印度)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是不被联邦政府承认的。同达赖喇嘛的接触也是基于将他作为一名宗教领袖的身份来进行的。”(14)简而言之，联邦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同时支持藏人的自治要求。
与中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德国历届政府既定的对华政策方针，也是其根本利益所在，在西藏问题上联邦政府也遵循这一基本原则。1990年，凯莉向联邦政府提出质询案，其中有：“联邦政府依据什么标准，决定总理或政府成员是否会见外国的公众人物，如达赖喇嘛等。”外交部的答复是：“关于接待外国人物，联邦政府依据的标准很多。显然，外交利益在其中有着重要的影响。”(15)可见，实际的外交利益是影响德国政府西藏政策和涉藏活动的重大因素。
1986年5月，基民盟秘书长海涅尔·盖勒尔(Heiner Geiler)在波恩会见达赖喇嘛，这是德国政治人物第一次公开会见达赖喇嘛。德国前总理科尔对西藏也很有兴趣，但从未会见过达赖喇嘛。1987年科尔到西藏参观，是西方第一个访问西藏的政府首脑。之后德国出资500万马克建设了当时的拉萨皮革场，并资助60万马克用于研究项目“克什米尔羊毛的生产与加工”。(16)1990年10月，德国总统魏茨泽克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达赖喇嘛，这是两德统一后德国总统在府邸会见的第一个“外国人物”。1995年，时任外交部长的克劳斯·金克尔(Klaus Kinkel)会见了达赖喇嘛，自民党议员们认为，这是“联邦政府成员第一次正式接见西藏的宗教领袖并与之会谈”。(17)
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是政府的“政策正确性”；而某些政治人物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自由”则是“个人的政治正确性”，这已成为德国政治活动中的一个潜规则。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德国几乎所有重要政治人物都以官方或私人方式会见过达赖喇嘛，这几乎成了惯例。2007年9月，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更是开创了在任总理会见达赖喇嘛的先例。
(四)各类民间组织
德国各类涉藏民间组织数量众多，五花八门。政治基金会是德国关注西藏问题的重要力量，扮演了主要角色。没有基金会的财力支持，涉藏活动无法开展。诺曼基金会和伯尔基金会最热心于西藏问题，在“支持西藏国际运动”中出尽风头。作为德国外交政策的前沿组织，诺曼基金会亲近自民党，伯尔基金会则与绿党关系密切，其资金主要都来自国家财政。它们支持“藏独”的途径包括：提供资金、收集和发布相关信息、为流亡藏人提供教育培训、组织各种研讨会和展览、资助学术研究等。
诺曼基金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介入西藏问题，1991年开始负责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所有“政治教育问题”提供咨询和培训。1996年诺曼基金会在波恩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世界范围内支持“藏独”的组织都派代表参加。诺曼基金会试图以此统一和协调世界范围内的藏独势力，该基金会甚至提议，通过总理府为各种藏独活动提供30万马克的资金，但未获批准。为此，中国政府于当年关闭了诺曼基金会在北京的办公室。至2007年这一大会已举办了5次。最让诺曼基金会得意的是，2008年由它牵头组织的“流亡藏人抵制北京奥运行动”。2007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五次“国际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制定了“西藏运动路线图”，其中一项就是“把08年奥运会作为攻击目标，并在华盛顿成立中心，统一协调和组织全球范围内的行动。”(18)
除了基金会，德国还有众多的其他涉藏组织，它们大部分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比较重要的有：西藏动议德国协会、支持西藏国际组织、西藏之家、自由西藏德国学生协会等。其中西藏动议德国协会的规模和影响最大，主要活动包括：支持在政治、种族和宗教上“受迫害”的西藏人；支持在西藏的藏人有自决权；支持他们为保持民族特性、文化、精神和宗教传统进行的非暴力斗争；收集和传播有关西藏的信息，使德国民众了解西藏的形势，增强与西藏的团结意识；与议会和公共媒体保持联系，在政治层面上支持西藏人民达到目标。该协会总部设在柏林，在各州和较大城市设分部，有6个专业小组负责具体事务，派专人负责与议会党团保持密切联系。(19)
这些涉藏组织与基金会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一般来说，这些组织负责活动的倡议和组织，有时也进行募捐，但资金主要由基金会承担。如1999年西藏动议德国协会在波恩组织了题为“西藏的未来：自由和自决之路”的大型研讨会，达赖喇嘛亲自到场。举办会议和出版论文集的费用则全部由伯尔基金会承担。(20)涉藏的民间组织也都与联邦议会和州议会保持着密切联系，游说议员，而那些忙于公务、对西藏几乎一无所知、但又“关心”西藏的政客，主要从民间组织获取西藏信息。
(五)新闻媒体
德国媒体有关西藏和达赖喇嘛的报道数量之多，观点之偏颇，内容之失实，影响之恶劣尤其引人注目。媒体是德国公众获取西藏信息的主要渠道，因而对德国的涉藏活动有巨大的影响。长期以来，德国公众已经形成了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浓厚兴趣，因此相关的报道既是看点也是卖点，对中国“破坏人权”的批评和对达赖喇嘛的同情，也能显示媒体“客观理性、主持正义”的立场，因而德国媒体会竞相报道涉藏新闻。这些报道主要集中于一些热点事件，如“3·14”事件、流亡藏人抢夺奥运火炬和西藏僧人自焚等事件，其次是达赖喇嘛的各种活动。
德国媒体涉藏报道的数量虽多，但其表述方式、基本观点都大同小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媒体虽然不会明确宣称西藏不属于中国，但倾向于把历史上的西藏描绘成一个“独立王国”，在1950年之后被共产主义中国所“占领”，藏人在种族、文化、信仰和生活习惯方面与“中国人”完全不同。其次，西藏没有人权以及宗教自由，佛教和藏文化被排斥和压制，西藏民族认同被破坏，因而西藏必须拥有“真正的自治”。再次，达赖喇嘛是爱好和平、倡导宽容和非暴力理念的宗教领袖，没有政治企图。最后，西藏自然环境已经并正在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些表述方式和观点极大误导了德国公众，经过长期重复和不断强化，已变成了德国人的“常识”。相反，超出这些“常识”的一些理性客观的报道，反而会被认为不正常和不真实。因此，德国媒体误导了德国公众的西藏认知，对德国的涉藏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媒体的涉藏报道也并非完全是批评、指责和抹黑，也有积极客观的评论和自我反思。例如，2006年德国《明镜》周刊总编辑奥斯特(Stefan Aust)参观西藏后，该周刊发表了对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的采访报道《达赖喇嘛欺骗了他的祖国》，使德国人客观了解了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和对达赖喇嘛的态度。(21)这些客观报道让德国公众有机会了解到一个真实的西藏。2012年6月《南德意志报》和德国公立电视一台《全景》栏目对上世纪50年代达赖集团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全景》栏目播出了制作的相关节目，而《南德意志报》则发表了《神圣的表象》一文，指出和平主义的代表人物达赖喇嘛与中情局的关系比他承认的更密切，他对事件的了解也比他承认的多得多；如今，暴力的阴影落到了这位神王的头上。(22)《法兰克福汇报》和《明镜》周刊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这些报道披露了很多不为德国公众所知的历史细节，揭露了达赖喇嘛的真实面目，引起很大反响。
这些积极变化使德国媒体涉藏报道负面化甚至偏执化的总体状况有所改观。之所以有这些反思和立场的转变，一是由于面临中国和海外华人对德媒不实报道越来越强大的舆论压力；二是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的真实面目被学者和国际媒体不断揭露；三是部分西藏流亡份子暴力化的倾向和活动越来越明显，有着很强的职业操守的德国媒体人不可能对这些变化无动于衷。
二、德国涉藏的原因分析
德国人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关注，是文化心理、媒体误导和政党政治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交错影响的结果。德国人的文化心理尤其是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一些片面认知，是其关注西藏和形成西藏印象的重要影响因素。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德国人对西藏的兴趣由来已久，18-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如赫尔德、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等就已对西藏有很多研究和论述。(23)康德最推崇西藏，认为西藏可能是人类和文明的起源地。他在1760年的地理学讲座中提到：“西藏(Tybet)或吐蕃特(Tueb-eth)的发现非常重要。我们找到了打开人类古老历史的钥匙。这是一片最高的土地，因此也是大自然的第一个制作间、植物的孕育地和人类的摇篮……所有的一切都证明，这片土地是许多动物的故乡，也是人类最早的故乡。中国、波斯和印度最早的居民就是来自那里。我们必须到那里去寻找所有亚洲和欧洲原始语言的根源。”(24)同时代的德国科学家彼得·西蒙·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也推断，“喜马拉雅的峰顶没有被任何洪水淹没过，它的南坡很可能是人类及白人的最早故乡。”(25)这些论断被后来的神智学会进一步发展，成为刺激纳粹到西藏寻找雅利安人祖先的重要动因。(26)
在欧洲长期流传着一个传说，称亚特兰蒂斯人是雅利安人的最早祖先，亚特兰蒂斯城毁灭后，部分人逃到了中亚，在那里建立了“香巴拉文明”。由于地理上的封闭，西藏很可能保存着雅利安人祖先的秘密。(27)纳粹时期，这种传闻经过党卫军德意志祖先遗产和理论学会的渲染，影响更为广泛。纳粹人类学家布鲁诺·贝格尔(Bruno Beger)，经过对西藏的实地人种学考察和研究后宣称，在西藏贵族中发现了雅利安人种的因素。(28)历史的传闻和纳粹的西藏人种学研究，使德国人很早就倾向于认为，虽相隔万里，但西藏人是与日耳曼人有某种联系的民族。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随着冷战的接踵而至和面临核战争的威胁，很多欧洲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感到厌倦和憎恶，尤其是“西欧的年青人都在渴望寻找新的选择。变化的政治现实激起了他们对其他文化(尤其是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的兴趣。”(29)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在这种形势下流行起来。正如沈卫荣教授所言，“随着西方，特别是美国‘新时代运动’蓬勃发展，藏传佛教成为可供西方人作另类选择的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外来神坛，几十年间，在西方水涨船高，势不可挡。而西藏随之被神话化为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成为世界上所有追求精神解脱者向往的最后一块净土。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达赖喇嘛成了可供西方人作另类选择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精神领袖，他所代表的藏传佛教成了西方精神超市中的抢手货。”(30)这一情景也适用于二战后的德国。
2008年达赖喇嘛获得德国传媒奖，颁奖的德国媒体控股公司董事长克格尔说，根据民意测验，德国人认为达赖喇嘛象征着这样一种理念：同情、宽容、非暴力、和平和世界团结。在2010年哈里斯互动调查机构的民意调查中，达赖喇嘛是仅次于奥巴马的最受欧美民众欢迎的“世界领袖”，在“严肃认真”、“诚实”、“贴近人民”、“让人放心”四个方面都得票最高。(31)德国官方也把他作为“不涉及政治的宗教人物”。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认为，中国从政治导向看问题，把达赖喇嘛作为分裂国家的政治人物；德国则以价值和哲学为视角，将达赖喇嘛看成倡导和平的宗教领袖，在德国没有人有意损害中国主权，不同的文化导致了不同的认知和误解。(32)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德国人的西藏及达赖喇嘛热作出过深刻的分析：“我们完全被这位想通过祈祷和微笑改变世界的老人所征服，在他面前放弃了批评性的思考。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历史，在达赖喇嘛统治西藏的时候，西藏仍是农奴制。这一制度在50年代中期才被废除……如果我们在西藏问题上只看到达赖喇嘛的微笑，那么这就说明我们看重的是西藏问题给我们带来的象征意义，而不是西藏本身。”(33)还是德国人更了解自己，施密特的这番话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当代德国人同情达赖喇嘛，关注西藏问题，是由于他们看重这两者的象征意义，而不是西藏本身。著名的德国喇嘛高文达(Lama Anagarika Govinda)也曾对此作过准确的概括：“为什么西藏的命运在世界上能引起如此深切的关注?只有一个原因：西藏已经成为当代人类一切渴望的代表符号，或者是由于这种渴望已经消失，或者还未实现，或者正在消失。”(34)德国人对西藏文化寄予的厚望是想把人类从权力、政治和物质主义中解放出来。在德国人看来，达赖喇嘛集他们所崇尚的价值和理念于一身，是引领后现代西方世界的精神领袖，对他的同情和支持就是对那些普世价值的尊崇和贯彻。
此外，西藏在很多德国人心目中还有一幅香格里拉的文化形象，这是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问题不具有的特征。西藏代表着和平、智慧、仁慈和生态和谐，是最后的人间净土——香格里拉，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因此，对西藏的关注无形之中也成了一个“感情问题”，一些德国人把对“西藏事业”的支持看成是为保存和重现香格里拉神话而进行的斗争，那个让他们魂牵梦绕的香格里拉是不容破坏的。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形象和西藏的香格里拉形象产生于德国人接触和了解西藏的历史过程，是一种社会心理和集体认知的历史遗传。在新的条件下，有关西藏的香格里拉想象为德国人的“支持西藏运动”提供了强大的道德和情感力量。
达赖集团在德国的一系列宣传和活动也不惜“自我东方化”，有意识地利用香格里拉神话获取同情和支持。由于西藏问题已被推上了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舞台，达赖喇嘛必须通过不断地迎合观众们的口味，才能获得持久的掌声和支持。因此宣扬人权、宗教自由、环境保护、少数群体认同、非暴力、非物质主义等议题，都能获取德国人强烈的价值和感情认同。
在各种采访、演讲、谈话、序言和著作中，达赖喇嘛不断告诉西方人，西藏曾经是一个欢乐祥和的幸福天堂。他在其自传《我的国家和人民》中说：“我确信西藏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封建制度当然给压迫提供了可乘之机，但总体上藏人并不是受压迫的人民。”(35)他于2008年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权利，权利在现代得到了普遍尊重，这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36)他竟然把人权和自由也说成是旧西藏的遗产。在为凯莉的书所做的序言中，他甚至吹嘘：“西藏在历史上是重要的中立的缓冲国，对地区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西藏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促进亚洲和平，也会推进世界和平。”(37)而事实上，所谓的“西藏缓冲国”，是早期英国殖民者为将西藏变为拱卫印度的屏障而炮制的概念。达赖喇嘛为了标榜和平形象，不惜把西藏这段遭受侵略的经历描述为“中立的缓冲国”的“光荣”历史。德国人把达赖喇嘛看做真诚、仁慈和非暴力的代表，因此对他描绘的旧西藏的美好景象和达赖集团不断控诉的“中国毁坏了曾经的天堂”等自然深信不疑。
德国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也与他们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联系在一起。“回顾充满痛苦的历史和当时德国没有人制止侵犯人权的做法，德国政府对保护人权特别敏感。”(38)由于自己“痛苦的历史”和“对保护人权特别敏感”，所以德国人对在西藏发生的“大规模破坏人权”的行为异常关注，投身于“西藏自由运动”责无旁贷。因此，德国政府将西藏人权问题作为一个持久的议题纳入到了中德人权对话和中欧人权对话的框架中，而联邦议会所通过的一系列涉藏决议的标题与核心也都是关注西藏的人权问题。
德国是一个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虽有很多外来移民，但除了德意志民族外只有为数极少的原住性少数民族。在欧洲其他国家存在的民族或地区分离问题，在德国并不存在。因此，德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更侧重于单一文化民族的理念。藏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与汉民族存在很大的差异，巨大的高原形成了天然的地理边界。这种民族、文化与地理要素的结合，无形中完全切合德国人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如同德意志民族更多地体现为共同的文化、语言和种族特征一样，具有独特民族和文化特征的西藏，也被很多德国人看做一个“天然的民族国家”。这是很多人支持“藏独”的重要原因。
在上述历史及文化心理背景下德国的涉藏通过政治因素发酵，它首先受到政党竞争和选举政治的重大影响。当代德国政坛的政党竞争和选举政治异常激烈，各派政治力量不会轻易放过任何能获取选民支持的议题，西藏问题成为一个可以用来自我标榜的选题，即使是极右的德国国家民主党(NPD)也不例外，该党的多个地方组织公开表示支持达赖喇嘛主张的“自由”、“独立”，借此宣扬该党的极右主张。(39)如前所述，在德国人心目中，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代表着人权、宽容、非暴力、宗教自由等，这又是最受当代德国社会尊崇的一些价值观，更是备受关注的政治议题，这必然使西藏成为极受青睐的话题。德国政治人物会见达赖喇嘛既是他本人的一种荣誉，也能借助达赖喇嘛的光环提升人气，在西藏问题上保持沉默或无所作为，反而会受到公众和媒体的质疑和批评，会见达赖喇嘛成为德国政界的潜规则也就顺理成章。因此，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关注不单纯涉及德国的对华政策，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德国国内政治的一个问题。
德国人对西藏的关注也与媒体的片面报道密不可分。德国媒体大多热衷于传播有关西藏的负面信息，热衷于报道达赖喇嘛及其流亡集团的种种活动，真实的西藏反而被遮蔽于德国公众的视野之外，对西藏的历史，特别是对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历史更是讳莫如深。达赖喇嘛也深悉德国媒体对他本人及西藏问题的兴趣，因此巧妙地加以利用，通过德国媒体强大的传播能力，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获取德国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媒体刺激了公众的西藏兴趣，误导了公众的西藏认知，而部分民众则希望看到更多的涉藏报道，期待听到更多“痛快淋漓”的对中国“破坏西藏人权”的批评之声和更多的德国人支持“自由西藏”活动的报道。鉴于媒体对追踪热点问题的特殊敏感性，在选举政治背景下，一些政治人物为取悦民众和媒体而对西藏问题大加关注。这样，公众、媒体和政治人物之间在涉藏问题上形成了一种互动，媒体在其中更是推波助澜。
三、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德国已形成了一个由普通民众、政治人物、媒体、民间组织、政党、议会等组成的庞大涉藏体系，而且正在向欧盟层面延伸。这些行为体涉藏的动机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之间又相互影响甚至彼此重叠和交织，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涉藏政治文化，使当代德国在西方国家的涉藏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极端。德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和态度是影响其他行为体的关键因素，直接关系到中德关系的稳定，因此处理好德国涉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应对政府和政治人物的涉藏活动。此外，还应深入研究德国政治人物、普通民众和媒体的涉藏动机、社会文化背景、价值诉求，特别是分析德国人文化心理的特点，通过中德双方的交流消除在西藏问题上的某些认知误区。
注释：
①Sozialhilfe für Tibet-Flüchtlinge.Unterbringung von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1961-1965,BArch,B 189/3750.
②Menschenrechtliche und Vlkerrechtliche Situation in Tibet.Kleine Anfrage der Abgeordneten Frau Kelly，Rusche und der Fraktion der Grünen，Bundestagsdrucksache 10/5666，16.06.1986；Tibet.Kleine Anfrage der Abgeordneten Frau Kelly und der Fraktion der Grünen，Bundestagsdrucksache 11/707，14.08.1987；Tibet.Kleine Anfrage der Abgeordneten Frau Kelly und der Fraktion der Grünen，Bundestagsdrucksache 11/1210，19.11.1987；Nebel und Tibet als Friedenszone.Kleine Anfrage der Abgeordneten Frau Kelly und der Fraktion der Grünen，Bundestagsdrucksaehe 11/4006，16.02.1989；Entwicklungshilfe-Projekte in Tibet.Kleine Anfrage der Abgeordneten Frau Kelly und der Fraktion der Grünen，Bundestagsdrucksache 11/5073，14.08.1989；Behandlung des Dalai Lama bei seinem Aufenthal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urch die Bundesregierung.Kleine Anfrage der Abgeordneten Frau Kelly und der Fraktion der Grünen，Bundestagsdrucksache 11/6167，22.12.1989.以上文件皆来自德国联邦议会网站，http：//www.bundestag.de，访问日期：2010-05-04.
③Petra K.Kelly/Gert Bastian,Tibet—ein vergewaltigtes Land:Berichte vom Dach der Welt,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1988; Petra K.Kelly,Tibet klagt an:zur Lage in einem besetzten Land,Wuppertal:Hammer,1990.
④1992年10月，凯莉和巴斯蒂安被发现死于波恩的家中，根据调查，巴斯蒂安用手枪打死了熟睡中的凯莉，随后自杀，但是事件的原因一直不清楚。
⑤《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西班牙、德国、英国三国情况的书面报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4-02/12/content_327944.htm，访问日期：2012-07-29.
⑥Menschenrechtslage in Tibet verbessern，Berlin，09.04.2008，Drucksache 16/8778，09.04.2008， http//www.bundestag.de，访问日期：2012-07-29.
⑦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in Tibet,Bonn 15.10.1987,Bundestagsdrucksache 11/953,14.10.1987; Die Menschenrechtssituation in Tibet verbessern,Bonn 23.04.1996,Bundestagsdrucksache 13/4445,23.04.1996; Menschenrechte und Entwicklung in Tibet,Berlin 16.04.2002,Bundestagsdrucksache14/8782,16.04.2002.
⑧例如2004年一份题为“关于联邦政府的西藏政策”的质询案，Zur Tibet-Politik der Bundesregierung， Kleine Anfrage der Abgeordneten Harald Leibrecht，Dr.Werner Hoyer，Daniel Bahr(Münster)，Rainer Brüderle，Ernst Burgbacher，Helga Daub，Jrg van Essen，Ulrike Flach，Rainer Funke，Hans-Michael Goldmann，Ulrich Heinrich，Dr.Werner Hoyer，Michael Kauch，Gudrun Kopp，Jürgen Koppelin，Sibylle Laurischk，SabineLeutheusser-Schnarrenberger，Markus Lning，Dirk Niebel，Günther FriedrichNolting， Hans-Joachim Otto(Frankfurt)，Cornelia Pieper，Gisela Piltz，Dr.Max Stadler，Dr.Rainer Stinner，CarlLudwig Thiele，Jürgen Türk，Dr.Claudia Winterstein，Dr.Volker Wissing，Dr.Wolfgang Gerhardt und der Fraktion der FDP，Bundestagsdrucksache 15/3534，30.06.2004，http://www.bundestag.de，访问日期：2010-05-04.
⑨Klaus Kübler,“Vorwort”,in Bruno Zoratto(Hrsg.),Pldoyer für Tibet:Mahnung an Politiker und Intellekuelle,Bblingen:Tykve,1992,S.14.
⑩Tibet Gesprchskreis im Deutschen Bundestag,http://www.tibet-gespraechskreis,de,访问日期：2010-05-04.
(11)Petra K.Kelly/Gert Bastian,“Offener Brief für ein freies Tibet an die deutschen Politiker und Politikerinnen”,in Bruno Zoratto (Hrsg.),Pldoyer für Tibet:Mahnung an Politiker und Intellektuelle,Bblingen:Tykve,1992,S.17.
(12)Die Menschenrechtssituation in Tibet Verbessern,Bonn 23.04.1996,Resolution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Bundestagsdrucksache 13/4445,23.04.1996,http://www.bundestag.de,访问日期：2010-05-04.
(13)Menschenrechte und Entwicklung in Tibet,Berlin 16.04.2002,Bundestagsdrucksache 14/8782,16.04.2002.
(14)Antwort der Bundesregierung,auf die Kleine Anfrage der Abgeordneten Harald Leibrecht,Dr.Werner Hoyer,Daniel Bahr (Münster),weiterer Abgeordneter und der Fraktion der FDP—Drucksache 15/3534—Zur Tibet-Politik der Bundesregierung Drucksache 15/3630,27.07.2004,http://www.bundestag.de,访问日期：2010-05-04.
(15)Antwort der Bundesregierung,auf die kleine Anfrage der Abgeordeneten Frau Kelly und der Fraktion der Grünen—Drucksache 11/6167—Behandlung des Dalai Lama bei seinem Aufenthal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urch die Bundesregierung,Drucksache 11/6392,08.02.1990,http://www.bundestag.de,访问日期：2010-05-04.
(16)Antwort der Bundesregierung,auf die kleine Anfrage der Abgeordeneten Frau Kelly und der Fraktion die Grünen—Drucksache 11/5073—Entwicklungshilfe-Projekte in Tibet,Drucksache 11/5101,25.08.1989,http://www.bundestag.de,访问日期：2010-05-04.
(17)Menschenrechtslage in Tibet verbessern,Berlin,09.04.2008,Drucksache 16/8778,09.04.2008.
(18)“Die Fackellauf-Kampagne”,08.04.2008,http://www.german-foreign-policy.com/de/fulltext/57200,访问日期：2010-05-04.
(19)以上关于西藏动议德国协会的情况来自其官方网站：http://www.Tibet Initiative Deutschland.de，访问日期：2012-05-15.
(20)参见会议的论文集Klemens Ludweig(Hrsg.),Perspektiven für Tibet:auf dem Weg zu einer Zukunft in Freiheit und Selbstbestimmung,München:Diamant-Verl.,2000.
(21)“Dalai Lama Deceived His Motherland”，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spiegel/0，1518，431922，00.html，访问日期：2012-09-21.
(22)该篇文章已由《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译载，参见《德国〈南德意志报〉》发表长文揭露达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神圣的表象》，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6月27日，第03版。
(23)法国学者Urs App详细研究了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西藏认知，参见Urs App，“The Tibet of the Philosophers：Kant，Hegel，and Schopenhauer”，in Monica Esposito(ed.)，Images of Tibe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Paris：
cole Fran
aise d'Extr
me-Orient，Vol.1，2008，pp.5-60.
(24)Immanuel Kant,Physische Geographie,Bd.2,Mainz und Hamburg:Gottfried Vollmer,1802,S.158-160.
(25)Peter Simon Pallas,
ber die Beschaffenheit der Gebirge und die Vernderungen der Weltkugel,Leipzig:Geest und Portig,1986,S.32.
(26)关于德国纳粹的西藏考察及其西藏人种学研究，参见Reinhard Greve，“Tibetforschung im SS-Ahnenerbe”，in Thomas Hauschild(Hrsg.)， Lebenslust und Fremdenfurcht： Ethnologie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95，S.168-199.
(27)Reinhard Greve,“Tibetforschung im SS-Ahnenerbe”,S.169-170.
(28)Das Rassenbild des Tibeters in seiner Stellung zum mogoliden und europiden Rassenkreis-Rede Begers.Zur Erffnung des S.H.Instituts,Jan.1943,BArch,R.135/165.
(29)Ken Winkler,A Thousand Journeys:The Biography of Lama Anagarika Govinda,Longmead:Element Books,1990,p.137.
(30)沈卫荣：《寻找香格里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31)Barack Obama and The Dalai Lama Sit on Top of World Leaders Barometer，http://www.harrisinteractive.com，访问日期：2010-05-06.
(32)李凌飞、黄雨果：《德国与中德关系发展前景：中国德国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编：《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07年第11期，第2页。
(33)何振华：《国际包装下的西藏问题》，载《人民日报》，2009年03月25日，第4版。
(34)Lama Anagarika Govinda,The Way of the White Clouds:A Buddist Pilglim in Tibet,London:Hutchinson,1966,p.xi.
(35)Dalai Lama,Mein Leben und mein Volk:die Tragdie Tibets,München:Knaur,1962,S.86.
(36)Dalai Lama,“China mischt sich auch in Deutschlands Angelegenheiten ein”,Süddeutsche Zeitung,21.09.2007.
(37)Dalai Lama,“Vorwort des Dalai Lama”,in Petra Kelly (Hrsg.),Tibet—ein vergewaltigtes Land:Berichte vom Dach der Welt,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1988,S.15.
(38)[德]李德仁(德国驻华公使)：《在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13届年会上的演讲(2010年4月24日)》，德国驻华使领馆网站，http://www.beijing.diplo.de，访问日期：2010-05-06.
(39)“Der Dalai Lama und die Nazis：Teil I，Indiana Jones ＆ das Geheimnis des A im Kreis”，19.05.2008，http://de.indymedia.org/2008/05/217706.shtml，访问日期：2012-08-10；Jens Pühse，“Ja zur Freiheit der Vlker—Ja zum Dalai Lama”，21.01.2011，http://www.npd-naheland.de/index.php/menue/50/thema/69/id/1443/anzeigemonat/01/akat/1/anzeigejahr/2011/infotext/Ja_zur_Freiheit_der_Voelker-Ja_ zum_Dalai_Lama/Aktuelles.html，访问日期：2012-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