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奇迹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奇迹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东亚经济奇迹建立在三个特点之上，即东亚经济是工业革命以来速度最高的持续增长、非标准结构条件的成功增长、以及超越初始条件的区域经济发展。奇迹产生的原因在于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制度组织和经济政策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发展机制，从而克服了初始条件的不利因素。东亚经济发展经验最值得重视的是政府与市场作用被恰当地确定在各自的范围之内，保持了制度创新演变与增长的一致性，以及正确的政策取向和弹性。
关键词 东亚经济奇迹 发展过程 经济增长 发展机制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近30年来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推动着学术界不断努力去解释这些颇为成功的经济业绩，并试图从中概括出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最近出版的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一书无疑把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东亚模式并非为人们全盘接受。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对东亚经济的发展经验及其可分享性，即这些经验是否可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等问题存有很大的分歧。新近对东亚经济模式的挑战，直接针对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社会学家弗里克·戴约和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两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东亚型生产体制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强有力的置疑。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对东亚经济模式的进一步关注。因此，东亚经济奇迹的特点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认识东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经济发展是一个整体，没有相应的制度与增长机制的变革，就谈不上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各种增长因素相互作用和制约的过程，发展过程的差异决定各国增长实绩的差异。由此本文拟从一个较长期的比较角度，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特点作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探索一下东亚模式的可分享性问题。
一、东亚经济奇迹的特点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东亚八个高速增长的经济实体体现出其他成熟经济所共同具有的一些基础特征[①a]。然而，东亚奇迹的特点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例如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是否就是东亚奇迹的特点，对此人们有着许多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作为一种较大范围内的区域性经济增长及一种历史性的持续发展过程，东亚经济增长包含了以往世界经济增长轨迹中所没有的一些特点。东亚经济奇迹概念的确立应以这些特点为基础。
特点之一：工业革命以来最高的增长速度
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看，渐进性是其经济增长的基本特点。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并实现了相对的富裕。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并没有发生过突变，而只是持续不断的年复一年的增长，其增长率略高于人口增长率。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成就正是通过这种微增长而取得的[①b]，即使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先行行列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除澳大利亚以外，在大约50—100年的（以1962年为截止线）时间跨度中，每10年的人均年增长为15%以上[②b]。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微增长仍然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特色（见表1）。
表1 西方工业化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75—1984年）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3年，中国金融出版社，第14页。
东亚八个经济实体的增长速度与此不同。从6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几个新兴的工业国和地区与日本一起，创造了长期的、持续的高增长速度。到70年代以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作为第二代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加入了这一高速增长的行列。整个东亚1968—1973年间年人均GDP增长为5.3%；1973—1980年间为4.9%；1980—1989年间为6.2%。这一增长速度大大高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增长水平。除上述国家和地区外，中国从80年代起也实现了持续的高增长，1993年的GDP增长率达12%以上。[③b]考虑到东亚人口基数大，且自然增长率高的情况，这种增长实绩尤显突出。事实上，东亚创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表2 东亚八个经济实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65—1990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东亚奇迹》，财经出版社1995年版；台湾数据引自易钢等：《台湾与大陆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东亚八个经济实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长期而又持续的高增长具有重要的全球性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意义。相对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而言，八个经济实体均属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在一般情况下，两类国家之间会存在由于起点差距基数而导致的滞后效应，即后发展国家与前者相对的起步时间差异越大，增长率差异越小，则达到相同发展结果所需时间越大，二者之间的绝对差距会存在很长时间。东亚八个经济实体所具有的高速持续增长的特点，使其能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克服了迟发展经济的差距滞后效应。在高速持续增长的作用机制之下，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国家率先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新加坡、香港、台湾也于80年代末之前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万美元的大关，而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则排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前列。可以说，东亚八个经济实体是本世纪内成功地摆脱了迟发展效应的国家和地区[④b]。
特点之二：非标准结构模式下的成功增长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等人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历史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概括了各主要国家增长阶段、收入水平与结构之间的关系之后，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结构转变的一般特征，就成为比较不同国家发展经验的一个标准。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不同，以及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时间和所处国际环境方面的差异，导致后发展国家与先行的工业化国家的结构转换存在偏差。东亚八个经济实体的发展业绩一方面体现了增长与结构转换和升级的规律性关系；另一方面，在通过结构转换推动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与标准模式相当程度的偏差[①c]。
1.产业结构转换顺序不同。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是对应人的消费需求顺序自行转换的，是按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的产业发展顺序而相继平稳发展的，在几大产业内部也是按一定顺序依次发展各个产业部门。而后发展的东亚八个经济实体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以及第一产业快速下降和第二产业陡然上升的特点。
2.产业结构转换的重心不同。先行的工业国结构转换是产业演进和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具有产业间关系协调、基础稳定的特点，后发展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转换有很大的倾斜性，结构关系的重心偏向于产业升级。
3.产业结构转换的起点不同。西方工业化国家是在较高的人均产值基础上发生结构变动的，但后起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则是在较低的人均产值上实现结构转换。两类国家工业超过农业比重时的人均产值基础有很大差别。后起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则在较低的人均产值水平上达到了更高发展阶段上的国际平均结构。
4.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变动的关系不同。在先行工业化国家，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从农业向外产业转移基本是同步的，而后起东亚工业化国家产值变动一般先于就业结构转换。
5.产业结构变化率的阶段性不同。先行工业国产业结构比例变动比较平稳，没有明显的相对停滞和加速的不同阶段；而后发展的东亚各国则明显有两个阶段：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阶段，产业转换率相对慢；在之后，产业转换率明显提高。
显然，东亚经济的工业化或半工业化过程，正是在结构变动态势偏离所谓“典型化的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有其历史必然性。其一，当东亚国家或地区推行其工业化时，世界经济分工格局已经形成，世界市场也已分割完毕，要脱离这种相对劣势地位，东亚八个经济实体已不可能按先行国家所走过的结构演变历程来实现工业化。其二，所处的时代环境提供了一定的结构选择空间，此时工业现代化已在全球范围展开，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使得世界市场能发挥相互补充各国资源、资本和产品的功能。同时，一体化的趋势促进了先进科技成果的传播和利用，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能从中吸引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本国工业化服务。因此，开放程度较大的东亚经济具有较大的结构选择空间。其三，东亚经济工业化所处的时代，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已为各国奉为政治经济学的正统观念，工业化的紧迫性也促使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较多地使用行政力量，这不仅是因为市场有其缺陷，而且也因为工业化目标的如此巨大，即使市场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一目标还是无法实现[②c]。事实上，通过产业结构加速转换来促进工业化进程，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以后的发展目标之一。但是，除了东亚这八个经济实体外，能够实现既定目标的国家并不多，而东亚八个经济实体能在结构偏差的情况下顺利地推进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遵循了转换与增长之间规律性的同时，利用产业选择空间尽可能使其产业结构变动超前或加速，而且就总体而言，政府干预是依靠市场机制来达到目标的。概言之，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与结构快速转换相联系的，从而导致了与一般标准的偏差。在这方面，东亚奇迹回答了结构偏差并非不行的疑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只存在一种工业化模式的说法。
特点之三：超越初始条件的成功发展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格尔申克隆的说法，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既可能是有利于启动一国工业化的一些天然形成的现有因素，又可能是早期原始工业化延续而形成的成果。如资本的积累、资源和市场条件、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和有利于各种要素流动的社会制度等。当一个国家和地区进入经济现代化过程，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无疑对各国未来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在世界经济范围内，与东亚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无论是从天然形成还是历史积累而成的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看，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劣势地位。一般认为，东亚与拉美国家初始条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d]。
1.自然资源。拉美国家普遍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可从人均拥有的各种自然资源指标发现，也可从这些国家具有的较高的人均初级产品出口量来判断。亚洲各国无论处于哪一发展阶段，这一指标都显示出较小的数值。
2.人口压力。亚洲各国人口基数大，因而除马来西亚以外，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过剩指标都大于1。拉美国家土地资源充足，一般都没有劳动力过剩现象（劳动力剩余指标按平均每公顷可耕地的农业劳动力计算）。
3.人均收入和资本。“二战”结束时，拉美国家是物质资本和人均收入最高的发展中国家。早在1900年时，阿根廷就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到40年代末它仍是收入最高的发展中国家。拉美大部分国家的人均收入，当时都比现在称为新兴工业国的亚洲国家高，与此同时，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发展中国家。
4.人力资本资源。以中学注册率作为计量指标，拉美国家人力资本资源在“二战”结束时明显高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直到1985年，拉美较大国家这一指标依然优于东亚地区的大国[②d]。
相对优劣的初始条件对于经济持续增长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以后的发展过程表明，拥有这些初始条件的拉美国家并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经济奇迹，甚至还出现停滞现象。相反，东亚国家和地区则一直保持增长势头。事实上，经济文献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一词，最初是用来指那些拉美国家，而不是用来指东亚国家和地区。这种替换也表明，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才决定一国或区域的国际竞争地位，发展经济学家在东亚和拉美国家经济比较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判断对这种变化作了进一步的诠释：
判断一：在70年代后期和整个80年代中，亚洲经济迅速增长，而拉丁美洲则处于停滞状态。
判断二：在60年代曾被认为有可能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亚洲各国或地区取得了成功，而曾同样被认为有可能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拉美国家却未能取得成功[①e]。
东亚与拉美的横向经济比较也表明，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后来的增长努力和正确的路径与发展的初始条件同具重要性。东亚国家和地区能摆脱相对不利的初始条件的制约而获得持续增长，从国际经济竞赛中脱颖而出，无疑对研究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有重要意义。
以上分别从经济增长史、结构变动的特点和区域间增长的横向比较三个方面概括了东亚经济奇迹的特点。很显然，由于这些特点的性质，使得传统的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很难在自己的框架之内全面解释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这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奇迹”这个词不过是近年来发展理论对自己缺乏分析价值现状的承认[②e]。
二、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
在分析东亚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时，有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即把东亚经济的成功与这一地区传统的儒家文化特征紧密联系起来，甚至把东亚地区命名为儒家文化经济圈。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传统的文化因素固然在分析时要给予关注，但是，在作这种结论之前，必须弄清三个问题：（1）儒家文化作用于经济活动和增长过程的关系及机制，即如何作用于经济主体的行为及至政府的宏观政策；（2）这种文化特征的作用有多大？是作为一种增长的要素还是一种比较优势，也是一个需要确定的问题；（3）文化是直接作用于增长过程还是必须借助于制度方可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显然，至今为止，上述关系仍然是模糊的，儒家文化与东亚奇迹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探讨。
在宏观经济方面，人们常举出的儒家文化作用于增长实绩的例证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高储蓄率。有人指出，正是这种高储蓄倾向使得东亚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无须靠大量借助外资而实现高投资率。就一般而论，储蓄倾向确与一个民族的宗教、文化与习惯有一定关系，但是仅用文化背景来解释高储蓄率缺乏验证。广泛的收入——储蓄关系研究表明，收入增长经常先于储蓄的增长，而不是在此之后，这就是说，是增长促进储蓄而不是相反的驱动关系[③e]。在决定储蓄增长的诸多因素中，边际收入率才是决定储蓄倾向更为基本的因素。同时，持有儒家文化影响高储蓄倾向、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观点的人还忽视了储蓄与投资的关系问题。直接决定增长率的是投资，但是，储蓄并不一定必然转化为投资，储蓄转化为投资还必须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而这一系列因素的存在与决定也不是用文化特征可以作出解释的。
在微观经济方面，儒家文化作用于增长实绩的例证是人际关系和劳动者的秉性，这方面人们更多的是以日本情况为例。然而也正是日本的案例表明，一个国家儒家文化特征并非是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前提条件，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经济[④e]，林毅夫教授所引用的例子很有说服力。他指出，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并受到称赞，可是在80年前这种情景是难以想象的。早在1915年访问日本的一位澳大利亚专家曾写道：“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干活使我感到人心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和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改革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的。”仅仅经过一两代人之后，这种习性就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改变的关键在于制度确保个人的努力可以得到回报，从而人的行为趋向经济理性化。因此，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特征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制度和政策。
以上说明，经济实绩的差异与文化渊源并不直接相关。事实上，马克斯·韦伯及其后来学者的研究说明了各种文化都可能包含着经济增长和衰退的种子，都可以发现经济迅速增长和完全停滞的例子，这取决于经济环境究竟有利于每种文化中哪些特性的发展[①f]。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许多可以证明儒家伦理有利于或悖于经济增长机制的例证。因此，对于东亚经济这样一个基于多种体制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多国经济发展的复杂过程，宣称文化特征或某一类因素会起决定性作用的理由，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相冲突。此外，文化特征对东亚经济奇迹起重大作用假设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把东亚经济的发展经验与世界经济运行中所具有的共性规律与法则分割开来，东亚经济的起飞与成功成为儒家文化圈特有的现象，这使东亚经济实体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一个“排他俱乐部”。
毫无疑问，寻求一种能准确概括影响东亚经济的各种重要因素，并揭示出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式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应当看到这样一点，东亚经济尽管具有增长率高、结构变动偏差等方面的特征，但它与其他成功的经济一样，是一个长期的持续增长过程。在这样一个长期过程中，一些因素有可能导致增长的波动，但随着波动的结束而不再成为支配性的因素；而另外一些因素则沉淀下来决定着东亚经济的长期趋势。正是这些稳定的支配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东亚经济的发展过程。理解东亚经济奇迹，也必须从这些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着手。在这方面，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有关发展初始条件与发展成果之间的关系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思路。经济学家H·明特和D·拉尔在比较发展中国家经济差异时提出了以下的因果关系模型尤其值得重视[②f]。在这一模型中，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制度组织和经济政策构成解释变量，而发展成果则成为被解释变量，二者之间通过国民经济这一中介联系起来（见表3）。
表3 明特—拉尔经济发展过程模型
对照一下前面所论及的东亚经济特点，就会发现这一模型用来理解东亚经济是很有用的。首先，除日本之外，东亚均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而发展的初始条件构成了影响经济机制和发展成果的一些重要因素；其次，以60年代中期为起点，东亚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其原因必定存在于制度性的机制中，这种制度性机制已深植于经济结构之中，否则增长不可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第三，东亚经济能够顺利地促进结构转换来实现高增长，经济政策的选择十分关键，而这又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潮密切相关。因此，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是三大要素起主导作用，即发展的初始条件、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组织及经济政策，三大变量作用于国民经济，进而作用于发展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析模式在比较两类不同经济实体发展成果的差异时，是从三个解释变量的相异状态来做为判断发展差异的原因。例如，两个解释变量相似，另一个状态显著不同的变量就构成导致实际成果差异的主要因素。
但是，这一分析模式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其一，三大解释变量在现实中不是一种并列关系。一般而言，初始条件尽管对最终发展结果并不一定产生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但会对一国的制度和政策选择形成重大的制约。各国依据初始条件选择的制度和政策及效果，是造成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其二，国民经济作为中间过程，如何最终形成经济机制去作用于发展成果没有给人一个清晰的印象，然而这一中间过程所形成的特定经济机制对于发展成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克服这些缺陷，日本经济学家石川滋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个新的分析模式。该模式的重心放在经济发展总过程的增长机制上，并假定，初始条件对发展过程和成果具有中间性质的普遍意义。这样，即使各国初始条件相同，而由于增长机制中的各变量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发展过程与结果（石川滋的模式见表4）[①g]。
石川滋的模型对于东亚经济奇迹更具有解释能力。该模型中初始条件具有先行工业国所没有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特点。初始条件既包含生产力方面诸如资源禀赋等因素，又包括制度方面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这种初始条件的设定与当代发展中各国经济起飞前的内外环境十分吻合。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性，造成了工业化初期各国在经济形态和结构上也明显不同。但是，最终这些国家是否达到高收入水平，二元经济是否能过渡到一元的工业社会，则取决于在政策与战略作用之下的发展机制的形成和效率。在石川滋模型中，制度组织变化在发展机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西方工业化国家形成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运作的制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至今仍处于体制创新过程。后发展的新工业化国家为了顺应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适应高度竞争的国际经济环境，制度因素的变更和创新远比发达国家更为紧迫和重要。东亚一些国家在经济转型时期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方面的改革，从而为经济增长奠定了体制基础，就可证明石川滋把制度组织变化纳入发展机制之中是相当理性的分析方式[②g]。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历史，都有一个在相对劣势的初始条件下，通过生产力和制度组织相互促进与不断调整形成有效的发展机制的过程，各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及其可持续性，与此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石川滋模型最重要的优点就在于把制度组织变化机制，包括企业与市场组织、政治与行政组织、对外经济组织、经济体制的变化置于发展机制之中，并使之作用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变化机制，从而使模型能够为研究包括东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提供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
表4 发展总过程的分析模型
石川滋的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东亚经济外向型工业化与制度变化或创新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主要概括为是基于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战略的成功。一些学者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外向促进型和内源革新型两种，也加深了人们关于东亚外向型经济优越的印象。一般说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的支持。对各国经济的计量研究表明，出口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观点可以确立，而且，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大都发生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导向工业化阶段，这一事实，也从经验角度支持了这一判断。然而，如果从经济发展过程的角度出发，由此理解东亚经济的成功经验显然是不全面的。尽管出口导向型工业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决不是任何国家工业化的捷径。同时，这种观点也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各国处于世界经济的同一时机，为什么出口导向工业化偏偏在东亚获得成功？所需要的内部条件是什么？有学者提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进入世界市场的时机以及它们有能力与世界经济接轨并从中获益，应被看作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尤其从经验意义上说是这样的[①h]。显然，世界经济的扩展和市场的存在会创造一种出口刺激，但是，关键在于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否对机会和刺激作出反应。反应的能力和从中获益的能力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史中不乏丧失机会的例子。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工业化的三个特点是：（1）出口具有比较利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2）出口增长取决于市场需求；（3）出口的持续增长取决于企业家对市场变化的适应。与此相适应的条件是“充足的资本供给，大量勤奋守纪的劳工以及大批能随机应变、具有灵活性的富有机智的企业家。”[①i]当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上升到技术密集型的出口导向时，技术的创新和改革，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变得必不可少。只有具备了上述基本条件，才可能面对世界市场的变化，具有反应和从中获益的能力。这就需要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内部产生一系列制度要素：
——形成一种具有完全自主权的企业制度，并使企业组织形式多样化；
——发育和完善具有选择竞争和配置功能的市场体系；
——技术创新，关键在于在科学与工业之间形成密切联系；
——政府管理方式的革新，从而有利于创造一种促进和保障创新的环境。
这些在工业化国家行之有效的体制因素，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同样是基础和前提条件。国际经济较之国内经济，由于竞争的压力，要求资源能够更优化地配置，从而迫使制度组织方面也不断地更新变化。一种外向型经济的成功发展，只能是内外部因素的结合。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不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依然是很有限的，不可能有进出口的迅猛增长及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仅仅只把东亚经济发展视为追求外向型工业化成功的过程，而看不到这同时也是一个制度变革与调整的过程，则很难全面、准确地认识东亚经济奇迹的内涵。
三、东亚经济奇迹的经验
东亚成功经验的可借鉴性，依次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取决于在什么层次上对东亚经济奇迹进行概括。如上所述，要是把东亚奇迹视为儒家文化圈固有的经济现象，或者置文化特征于决定性的地位上，实际上就否定了其他国家从中分享经验与教训的可能性。其次，取决于初始条件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果东亚经济的成功主要归因于东亚独特的初始条件，那么东亚经济发展经验对初始条件不同于东亚的其他地区和国家就缺少一般性的意义。但如前所述，东亚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远在当时已被称为新工业化国家的拉美国家之下。再次，取决于相对应的国家和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越大，经验效仿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则相反。经济发展阶段有多种划分标准，从要素比例和动态比较利益角度，可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推进三大发展阶段。东亚经济尽管增长很快，但除日本以外，很难说已属于创新推动阶段。就此而言，总体上的东亚经济还没有超越发展中经济的范畴。
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种种争论，很多都与这些因素有关。当把东亚经济经验推延到儒家传统时，一切理论似乎难以找到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具有统计意义的确切依据；只把眼光集中于出口导向工业这一显著特征时，极易忽视一种外向型经济所要求的制度背景。过宽或过窄的概括，都会妨碍东亚经济经验的可分享性。保罗·克鲁格曼从增长会计角度出发，断定东亚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而不是象西方工业化国家那样依靠单位投入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必然出现由于收益递减而进入一个衰退阶段。他指出，东亚经济的增长源泉主要来自于资源的动员，而不是有效地使用资源。那么究竟东亚是否已出现收益递减迹象呢？克鲁格曼的一个判断是：当东亚经济的工资支付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时就出现大量的资本输出，这表明东亚经济出现收益递减[①j]。弗里德里克·戴约则从另一方面提出问题。他以泰国为案例，指出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分散加工方式利用廉价劳动力等手段来降低成本，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生产大规模集中来获取产业竞争优势；从而很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长期的增长趋势[②j]。保罗·克鲁格曼和弗里德里克·戴约的分析对于东亚经济具有警示意义。他们看到了东亚经济投入驱动的特点，但由此否定了东亚经济会进入新的阶段并保持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其观点也值得进一步探讨。按照波特的竞争发展阶段理论（the stages theory of comptitive development），经济发展可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推进几个阶段，阶段的演进是在一定条件和压力之下发生的。而二元经济理论也揭示了结构转型所需的历史条件。在东亚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三个原因可能延缓了东亚经济向创新阶段的转换：其一，伴随东亚经济高度开放而来的专业化分工深化、市场规模扩大与产业成长系列效应，使得经济的收益递增阶段向后延伸了；其二，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还没有完成，传统部分的资源（如剩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仍可以较低成本动员到现代部门，从而使经济的收益递增保持上升势头；其三，东亚各经济实体之间的发展阶段差异和比较利益的动态变化，对各国推进的开放政策，为区域内各国的要素流动创造了条件，导致了区域内资源配置改善。换言之，东亚经济结构中聚集的收益递增因素，延缓了投入驱动型经济向收益递减阶段的过渡。然而，这并不妨碍一种有活力的经济最终走向创新阶段。在富有弹性的制度框架和竞争压力下，随着资本原料等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减，以高技术为特征的创新发展阶段势必逐步替代旧阶段，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劳动生产率增长也将逐步取代资本和人力投入的增长率，成为最主要的增长源泉，事实上，东亚经济已显示出这种势头。日本、韩国、香港、泰国和中国台湾等五个经济实体的全要素增长对总产出的增长作用超过33%以上，已接近工业化国家；中国近年的增长也显示出这方面的特点[③j]。这表明，全要素增长率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总增长中的作用相对越来越重要。由此可见，对东亚经济增长前景抱悲观看法，并不完全反映现实和趋势。
东亚奇迹的生命力在于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取决于某些突变或短暂因素的偶然性作用。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它是一个制度不断创新和变革过程，也是一个为适应市场法则和国际竞争的政策不断试错与调整的过程，同时也是有效利用一般的各种增长要素，扩展生产力的过程。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与累积，使得东亚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那么，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那些对所有的经济都适用的最一般增长要素和基本经济学法则外，究竟还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值得外部世界分享呢？也许以下三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政府的作用和作用范围。凯恩斯早就指出，政府要做的是那些当前没有做的事，而不是做那些个人能够做而且已经在做的事情。刘易斯进一步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④j]各种市场失效理论都肯定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关键在于政府应当做什么，以及政府行为边界的确定。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在于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被恰当地确定在各自范围之内，而不是在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二者之间进行选择[①k]。
第二，制度与增长的一致性。这是指制度变化与经济发展正向相关。刘易斯把这个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形成要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所形成的制度的演变也要有利于经济增长。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在资源配置方面以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给企业和个人以最大的经济自由；在分配制度方面让社会成员分享增长成果，保障个人财产；在教育体系方面形成有效的创造人力资本的机制。整个制度体系的核心在于：扩展专业化分工和贸易的范围，最大限度地使个人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有生机的增长机制。
第三，正确的政策取向与弹性。基本的经济政策是市场取向还是逆市场而行，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实绩。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增长过程中尽管有过反复，但总的政策取向是强化市场作用，强化竞争机制。稳定的宏观经济、有效安全的金融体系和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共同的政策倾向，从而为高速积累、有效分配资源和提高生产率奠定了基础。政策具有弹性同样重要。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政府干预总体上是灵活、谨慎和温和的，有效的政策要推行和坚持，反之则取消或变更。
东亚经济的崛起必然在全世界引起各种不同反响，世界经济格局也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仍必须着眼于长期的持续发展，不断地完善增长机制，使东亚经济的发展经验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
注释：
①a 这里仅指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省、韩国、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英文缩写为HPAEs。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我国也列入东亚经济奇迹的范围之内。
①b 罗森堡等：《西方致富之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页。
②b 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7—60页。
③b 以上数据引自世界银行：《东亚奇迹》，财经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④b Hal·Hill,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3,1994,p53.
①c 参阅金永镐：《论第四代工业化》，见《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②c 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①d 米格尔·马鲁蒂亚：《亚洲与拉丁美洲：需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见《发展的难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②d 海伦·休斯：《走向明晰和共识》，见《发展的难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①e 海伦·休斯：《走向明晰和共识》，见《发展的难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②e 克里斯特·冈纳森：《发展理论和第三世界工业化》，见《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③e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财经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④e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革的经济学理论》，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02页。
①f 海伦·休斯：《走向明晰和共识），见《发展的难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②f 石川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①g 石川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②g 见陈舜：《经济转型与制度选择》，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①h 萧新煌：《东亚发展模式：经验性探索》，见《现代化经验与历史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409页。
①i 爱德华·陈：《亚洲的贸易政策》，见《发展的难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①j 保罗·克鲁格曼：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外交事务》1994年11/12号，第75页。
②j [美]弗里德里克·戴约：《东亚型生产体制面临的挑战——以泰国为例的研究》，见《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1期，第48页。
③j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中国财经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④j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75页。
①k 劳伦斯·H·萨姆斯等，Recent Lessons of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Vol.8.No.2(July.1993),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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