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鉴戒话沧桑——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简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鉴戒论文,回忆录论文,成败论文,沧桑论文,简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6月，台湾正中书局向社会各界推出著名国民党大老陈立夫的回忆录《成败之鉴》。这部30万言的自传在岛内上下立即引起巨大反响，书市的销售热潮在两周之内已售出达15000册之多，人们都很想知道这位当年驰聘中国政坛25年的风云人物究竟如何看待过去的成败得失，又是如何为历史作证提供鲜为人知的图文资料。
（一）陈果夫、陈立夫昆仲在国民党内曾经权倾一时，威震四方，素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陈立夫垂垂老矣，几番风雨，几许沧桑，回首前尘，当有无尽的低迴和感慨。陈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往数十年的生活和工作，都不是依照原先个人的意向和计划去做的”，这是他一生的最大遗憾。先生学的是工矿，兴趣在科学和工程，在他出国读书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积弱的国家，学成返国怀有“科学救国”的志向，不意身在广州的蒋介石一再函电交驰，无法抗命的他遂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从此改变了自小所培养起来的兴趣和抱负。“我对于做官无兴趣，却又做了二十余年的官，有些人想做官而不得，而不知我一直求去而不得（辞职有五、六次之多）。”陈立夫有如是说，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说了似乎也永难令人相信和理解。
有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但在先生回忆录中没有这方面的诗意和咏叹，有的仅是“对过去数十年来的政治生涯，我是缺乏兴趣的”之独白，他始终念念不忘要成为一个工程师。陈追随蒋介石有25年之久，参与了很多机要，在蒋的事业登峰造极又急转直下，濒临失败境地之后，他的心情不乏沉重，“我在这时也感觉到了自己为国民革命大业所奉献的一生的精力和时间，也都恰如春水东流，消逝得无影无踪了，也许我该可以重拾早年的抱负，再努力于科学工业建设工作，但毕竟我已不再年轻，不再有当年的活力，而且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又是如此的复杂和微妙，无论从别人或自己的观点来看，都有太多的因素必须考虑”，早年抱负以全部落空而又复水难收成为先生一生中的第二个遗憾。
（二）陈立夫的早年弃工而就军；北伐中期，复由军而就党，抗日军兴，又由党而从政，凡所任就，均非素志，唯对战时出任教育行政最高首脑一职情有独钟，迄今仍感顾慰。
抗战八年，先生当了近七年的教育部长（1938年1月至1944年12月），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任期最长，也是最年轻，处境最艰难的一位部长”，虽然战时教育未必能达到理想，也总算对国家竭尽棉薄了。他以一个采矿工程师出任该职，前者是发掘地下物质资源的，后者则是发掘潜在人力资源的，两者工作有极大的可比性，且教育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誉，说明教育不过是另一种工程而已，所以先生认为他全力推展战时教育的七年是人生中最有意义和最愉快的一个时期。
关于这项任命，说起来还有一段历为外人所不察的内情。1927年清党之后，蒋介石要陈负责成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央统计调查局，即“中统”之前身——笔者注），他感到自己个性对此颇不适宜，也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因为他学的是采矿工程，只对物不对人。戴季陶闻之就力劝：“你是一位和善而有智慧的人，做调查工作的人，固然三教九流的人都需要，但是要去管这些人的人，需要一位慈祥而公正的人，才能管理住他们而不出乱子。你看寺庙中两边站的十八尊罗汉，个人都是浓眉怒目三头六臂的，但是中间坐的那位如来佛，却是何等的慈祥雍穆，唯其如此，才能管得住，做得好，所以蒋先生要你去做，就是这个道理，我看你还是从命罢！”陈听了才决定去做，“中统”就这样开始的。1938年1月，蒋要陈出任教育部长，他以往对蒋之任使从未有任何交换条件，这次则为例外，遂禀告蒋氏：“教育部长与调统工作，为一绝对不同性质之工作，不能由一人兼任之，如委员长以教育部长相畀，请准辞去调统之指导工作。”陈认为身为教育部长必须以德服人，而调统工作在一般人看来，总觉以力服人为可怕，故不宜兼任。由于固执已见，陈终于如愿以偿，他与“中统”从此脱离关系。戴季陶亦表示祝贺，说“你能够摆脱调统工作，这是你聪明的地方，我当时劝你接受蒋公之任命，喻之以如来佛之管十八尊罗汉，今竟能安全解脱，真是你的造化，恭喜恭喜”。
先生受命于危难之时，教育部为了保存国家元气和为将来建国预储人才，决定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内迁成为当务之急。随着战区逐渐扩大，许多学校如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都是一迁再迁，其中迁校次数最多的是广东文理学校，先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至连县，八迁罗定。内迁最远的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和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些都是抗战时期学校迁移史中的珍闻，许多师生流亡在途，颠沛不堪，其组织工作之艰巨，以及经费之馈乏，非笔墨所能形容，个中经历在回忆录中都有惊心动魄的披露。
“文化侵略者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先生起先对帝国列强的这些阳谋还不甚了了，接任部务后才恍然大悟。当时许多大学受外国教育影响甚巨，形同外国租界丝毫也不为过，不但学制模仿国外，所学课程内容更是五花八门，究竟不知为研究中国之西洋学生而设，抑或为研究西洋之中国学生而设，其中有关中国历史的课程最为缺乏，国文则是最不注重的一门课了。有鉴于此，先生遂主持部务痛下决心，包括聘请专家重新厘订大学课程标准，把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历史致入必修科，使中国的大学象一座中国的大学，排除一切障碍，收回了文化租界。同时在教育内容和课程配置方面，创办了研究水利、种籽的及预防病虫害的专科学校，对出口的大宗产品如丝绸、茶叶、瓷器、桐油、猪鬃等也有了专门研究，以适应农业大国的国情。目睹今日台湾教育界之现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虽然于五十多年前收回了文化租界，可是迄今五十多年来，各大学的课程仍有不适合中国的需要者，居然连中国通史也有人主张取消了。岂不又渐渐退回到租界的景象吗？”陈立夫言之可慨！
在回忆录中，陈立夫以最多的篇幅对战时教育作了清晰而又详尽的记述，例如大学联考制度，全国各级师范教育培训制度等等，这些在战时为临时及久远着想而创立的制度和办法，现在仍在台湾沿袭和施行，其中先生认为最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为贫困学生所创设的贷金制度。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说：“军费浩大，已难于应付，那里来那么多钱办教育？”于是陈向政府建议贷金制度。所谓“贷金”是政府借钱给学生，将来有收回的可能，实际上是救济费用的另一种说法，事后谁也没办法去追查偿还的，这个制度较易为财政当局所通过。如果没有这个制度，万千逃难学子都无法读完高中及大学，中国文化一定脱节。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作，属于最有收获的长期投资，杨振宁、李政道两位得诺贝尔奖后都告诉先生，他们是靠贷金读完大学的，他听了深感欣慰。当有人告诉他，数位去各国参加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的大陆学者咸言：“抗战期间，得以公费就读国立大学，实为先生之恩泽”。先生认为自己在台湾，而大陆上的学者还怀念他，说明贷金制度所发生的久远影响。如今，陈立夫已满头银霜，但仍表示一秉以往，但求耕耘，不问收获，“将以有生之年，为文化事业，贾其余勇，再尽一部分的责任。”
（三）关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以及密使苏俄与苏方交涉始末是回忆录中最吸引人的内容。陈立夫说：“早在抗战以前，他（指蒋介石——笔者注）就要我做两件工作：第一，要我和中共交涉，万一中日战争爆发，中共应及时发表宣言，共同抗日。第二，要我和苏俄交涉，一旦中日战争掀起，中苏两国要站在同一战线。”两项工作在当时都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无从获悉。
书中谈及与中共交涉的内容，先生首次引人注目地公开披露周恩来1935年9月1日致陈果夫、陈立夫昆仲的原信全文，附有影印件，其信经香港黄华表与曾养甫二人转来。当时参加谈判的国民党代表是陈立夫和张冲，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以及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平，谈判内容包括下列四点原则：
一、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反政府之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军事委员会的统辖，担任抗日战争之任务；
四、取消苏维埃组织，改为行政区，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这四点原则，中共方面是同意的，后来周、潘二人由国民党方面作安全保证，招待至南京居住，由陈出面直接谈判，也使他们更为放心。经多次磋商，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就想回延安复命，陈命张冲陪周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学良轻举妄动，不料西安事变还是发生了。
事变发生当晚，陈立即派人赶赴上海约潘汉平来宁，次日即有潘至第三国际一电，大意如下：“张杨之叛复劫持蒋委员长，全国军民均不齿其所为，蒋如有不幸，中国失去抗日领袖，日军可极容易占领中国，此将于苏联为最不利，国民政府采严正之态度，以应此变。”再次日又去一电如下“昨电谅达，周恩来同志如尚在西安，拟请立即去电令毛泽东及周恩来两同志影响张杨，协助蒋委员长出险，此则于中苏两国均有利也。”两电由潘汉平用密码发出，使用的是南京与莫斯科的直通电台。次日接第三国际复电，大意如下：“潘汉平同导：两电均悉，所见甚是，已电令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遵照执行。”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有七七事变后国共联合抗日宣言的公布，形成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局面。
先生受命密使苏俄与上述活动是同时进行的，时间始于1935年圣诞节前夕，同行者仍为张冲，两人均用化名护照。此行先乘坐德国邮船，由上海启航至马赛，途径香港、曼谷和新加坡、锡兰、埃及、意大利，中间要经过八个检查站，保密甚为不易。船到马赛，是夜又悄然乘火车去柏林，何时进入苏联，蒋来电要他们在柏林等候行止，视情况演变决定，以后又辗转法国、瑞士、意大利，复去匈牙利、捷克等地待命。为释外间疑窦，陈事先已准备亲笔信十余件，谎称自己在杭州养病，每隔数天，由其夫人从杭州邮寄南京亲友。但在日本方面，还是放出试探性空气，说他被派赴苏俄，苏俄对此消息极为害怕，担心轴心国家因此而早日联手制俄。于是蒋不得不改变计划，由陈直接和苏俄大使鲍可莫洛夫在南京交涉，并在抗战不久的1937年8月21日发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由当时的外长王宠惠出面代表中方签字。
（四）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在台湾最有资格发表成败之鉴的莫过于年届九旬的陈立夫，今沉寂太久的先生终于开口讲话，为往事如织的历史作证。
国民党失去大陆，原因是多方面的，陈立夫认为近因则肇始于抗战胜利之后。从军事方面说，由于胜利来得太快，国民党的军队都在西南、西北一带，没能有效和及时地控制津浦和平汉两条铁路线，致使部队必须经上海，由海道运往天津、北平，白白浪费很多时间以及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调度机会。其次，他们在处理所有在敌后打游击的部队在方针上犯了很大的错误，特别当时在北方、在东方打游击的部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人，没有收容过来引起这些部队的怨恨，于是纷纷投共，使共产党平白增加好多万人。
在财政方面最大的错误是制造民冤，使有钱人变成穷人，使无钱人变成赤贫，共产党还没有到来，国民党已经把老百姓变成了无产阶级，弄得人民痛恨政府。当时在沦陷区，日本人用一元日本军用券兑换一元法币，老百姓感到似乎并不吃亏。后来汪精卫发行伪币，他用一元伪币兑换二元日本军用券，等于将法币贬值一半。抗战胜利，老百姓自然欢迎法币，但财政当局宋子文竟规定两佰元伪币兑换一元法币，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量法币把伪币回笼，这一规定可把老百姓坑惨了，也就是说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由战前的一万法币变成了战后的二十五元法币。所以日本一投降，大后方的人刚回上海，发现一切东西都便宜极了，因为他们一元法币等二百元伪币在使用，大家都拼命抢购东西，整个市场都搞乱了。陈认为宋子文这个人度量小，见识少，个性太骄横，一个看中文都吃力、书信都用英文写的人怎能对国情有很深的了解？蒋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其实许多事是常识，和专家不专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至于外交方面，陈认为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宜直接商诸苏联，反易解决，若由吴国出任居间，苏在面子上过不去，徒增阻碍。且美方对共党问题见解不深，马歇尔将军又是个英雄人物，出任调解，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如何下场？认为任何人来，都比马歇尔这个人选为佳。后来由于马歇尔使华，军事遂受外交之牵制而贻误时机，其害太大。
这些事实检讨起来能怪谁呢？在回忆录中，陈立夫认为“在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每一步棋都走错了”，“每桩大事都是总裁或最高国防委员会最后决定的。现在回忆这些痛苦的经过，太难说了，谁该负责呢？”先生的结论言简意赅，而明白人都知道言尽而意未尽。
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的1950年8月，陈立夫就引咎离台赴美，开始自食其力的养鸡生涯，从此脱离了多事之秋的政治圈。先生在谈及自己为什么选择养鸡行业时说：“因为我想想替政府已工作这么多年，伺候了蒋公和党内党外不少人，而竟不受谅解，此后将不再伺候任何人！那么去照料鸡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走下政坛的陈立夫，他的一生有志未伸，除了追随蒋介石外，究竟成就了什么？先生的答案在回忆录中作如是说：
“我的采矿的精神和方法，开采了中国文化的矿藏；
“我二十八年（系指民国——笔者注）八月建议了以孔子诞辰为全国教师节，使孔子与教育界复归于联系；
“我把以往士人所必读的四书，加以有系统之整理，名之曰《四书道贯》；
“我把孔子之教，归纳成为‘公以显道，诚以律已，仁以待人，中以处事，行以成物，’五句，而使易以了解；”
“我阐明了中国人所讲的‘人道’是秉乎‘天道’，源于易经，至善至美，故能成为‘道统’，传承数千年而不断；”
“我归纳中国文化为‘重人兼重德’的王道文化”，“中国文化，重家族，尚伦理，崇互助，乃为人类所崇尚的文化，而能使人类共享和平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