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的历史失语症与跨世纪的文化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失语症论文,澳门论文,跨世纪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澳门语言文化的历史状况提供一些尚未被本地学者吸收消化的脚注资料，期望藉此引起决策阶层对澳门历史失语症的警觉。
澳门的历史失语症是文化整合的负量现象。但倘把澳门跨世纪的文化整合只看作是一种区域性边缘文化的偶然现象，那真是小题大作了。澳门的文化整合却具有真正近代史意义和世界全景色彩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宏观视野（注：详见黄晓峰：《澳门的文化视野：世界与中国》（参加1991年7月北京大学东方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 这个课题在目前显得太迫切了。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各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且构成各民族文化的基础和精华。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考察，文化都离不开语言。萨丕尔也认为：“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自给自足的。”（注：引自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不仅语言对文化变异有很大影响，文化对语言形式亦产生很大影响。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显现为互为镜像折射的映照关系。因此，布龙菲尔德认为各族语言是取长补短的。（注：布龙菲尔德：《语言》。）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以被描述为一部各民族各社团交际接触以及各种文化碰撞交流的历史。社会语言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其特点是通过种族、语言、文化三个纲目来研究人的社会存在形态，“高度重视语言变异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注意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异”（注：申小龙：《中国古代思维之语言表象》（见《中国文化论》一书，百家出版社1991）。）。现代语言学理论值得研究澳门文化的学者借鉴。
看来，讨论澳门过渡时期的语言发展路向并非只是一个“官方语言”的确认问题，而是有必要把准备在澳门未来付诸施行的“语言政策”放进澳门文化的整个发展路向来加以考虑。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至今仍然相当缺乏对澳门进行跨文化的语言研究和跨语言的文化研究。仅就语言对文化变异的作用而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毋疑“将会促进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学、民俗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科的繁荣”（注：布龙菲尔德：《语言》。）。语言形成史与多语发展史表明，文化因素的作用远远超过任何政治因素。倘对澳门过渡期的语言政策单从政治因素方面考虑，恐怕会造成因小失大的历史性失误；因为跨世纪整合的澳门文化无疑是中华文化圈最具开放型因子的精采部分，它同时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份珍宝。
在这个时候，对澳门历史失语症的追溯和描述并非没有现实价值。澳门社会的“失语症”可分三种症侯群：第一种表现为言语表达困难，含糊其辞（注：指Brocas aphasia（布洛卡失语症）。）；第二种则滔滔不绝，但言之无物（注：指Werniches aphasia（ 维尔尼克失语症）。）；第三种是永远听不懂别人说什么，只认识官话之类的书面语（注： 指 Word deafness（词变症）。）。 以上三种“失语症”往往不同程度地糅合为三位一体的综合症侯群现象。无论澳门的官方文牍、议员辩论或新闻传媒、民间舆论等形形色色的对话方式上随时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常表现，其中有一部分表现为语义转换的先天性困惑，一部分表现为遗传性的语言功能障碍，一部分表现为言不及义的表达机制扰乱。上述情况甚至严重到即使使用同一语种的不同社团之间亦存在明显差异，语言障碍和文化鸿沟几乎成为澳门文化的一种特产。由于澳门多种语言的习得行为方式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而形成种种差异；又由于生存空间的限制作用，一方面出现异质涵化现象，另一方面出现同质异化现象。这种逆向转化的变异现象不单出现在中西（汉语和葡语）两大语种上，作为两种母语各自的子系统之间也出现文化变异。恩伯尔的观点认为，基于“地理隔离”（geographical separation）标准， 应把那些不居住在一起但说同一种语言的民族描述为不同文化。因此探讨澳门历史失语症起码的两大课题，一个就是土生葡萄牙人的失语症现象，另一个是蛋（
）家一族的失语症现象。它们都是澳门文化整合的生动例证。
解决1999年澳门治权移交问题表面上似乎只是中葡双方政府之间的事情，实际上这是一个长期纠合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如果中葡双方考虑从文化融合的角度对待未来的澳门发展路向求得共识，澳门问题就有可能采取一种认同人类文化价值的对话方式，对双方更有益和更有建设性，亦可望由此逾越历史失语症造成的种种障碍。我们不妨先看葡国对待未来澳门的“文化政策”是怎么回事儿。“一厢情愿”并不合时宜，但“两厢情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葡萄牙官方“文化政策”的“宗旨”是在欧洲“友好国家”面前“体现葡国作用，体现它的语言、它的文化和它作为欧洲一个现代国家的特点”。并且认为“葡国在这地区的发展，包括我们的事业在澳门的永久存在，在很大程度有赖于澳门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等等（注：引自1987年6月9日葡萄牙共和国总统苏亚雷斯在里斯本贝宁宫举行的澳门总督文礼治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如果只是从里斯本制定的针对澳门的“文化政策”去判断澳门文化的发展路向，“澳门文化”可能只被看作葡萄牙文化在远东的一种存在方式。其实，在远离里斯本的澳门，同样是在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澳门行政当局针对澳门自身的“文化政策”就有颇为不同的表达方式。1987年主管澳门文化事务的澳门文化学会主席曾作出相当“澳门化”的表述：
澳门不是一个文化单一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尊重其文化自主权自然是要维护历史遗产，使受到中葡两国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复合文化得到发展。
由于几乎不存在有关澳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人文科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因此也不存在有关澳门人口的研究资料，包括澳门人口的现状，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以及各自的变迁。
澳门具有绝无仅有的研究条件，却直到如今不鼓励专家学者从事不同文明史的比较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研究。
澳门的“土生社会”是葡中共有的最丰富的文化遗产，然而，对它的研究微乎其微。
所以，我们面临三个重大的课题，对于它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澳门作为东西方接触和相互影响之地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从头摒弃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即把澳门看作葡国文化区，或者是长在中国文明身上的一块古怪的息肉。
这种看法有可能为带殖民性的和反殖民的激进的政治服务，而且忽视和贬低了澳门在四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
联合声明所提出的澳门过渡时期的政治制度与葡国人到达澳门直至费雷拉·阿马拉尔（Ferreira do Amaral）政府之前的制度相仿：政治权力集中在中国当局手上，由他们颁布涉及澳门利益的规章制度，包括葡国人的利益在内。这个阶段在澳门历史上占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看，是最丰富的鼎盛时期。正是在这段历史时期，耶稣会在澳门创立了远东第一所大学，成为在中国宣传西方文化的中心和西方宣传中国文化的传播站，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重新恢复最古老、丰富和持久的传统，为澳门文化复兴创造客观条件。（注：彭慕治：《联合声明与澳门文化复兴》（见澳门《文化杂志》第 2期，1987）。）
事实是早在“西学东渐”之前的十七、八世纪通过澳门作为兴起的“东学西渐”之风使饱经三十年战争（1618—1648）浩劫的欧洲惊羡不已，并由此引起了持续一百多年的“中国热”浪潮，Chinoiserie （汉风）影响至大，中国的理学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所起的深刻影响直到现在还应给以充分的评估。其实“葡萄牙文化在东方的影响”背后有一个“东方文化对葡萄牙（或整个西方）的影响”同时存在，文化接触产生的影响向来是双向或多向的。事实上，所谓“葡萄牙在东方的影响”即使在澳门也并非一厢情愿的。有位葡萄牙学者认为葡萄牙人几百年来在澳门这块弹丸之地的惨淡经营早已匪夷所思：
我们这些后辈目前在澳门的表现与以往相比是一个180 度的转变（恕我作此比喻）。我们的先人在此艰难创业，迈出了巨人般的步子。
我们的先辈为澳门增添了一种语言，并从这里出发传播基督教义。
又通过语言和教义扩大了人际的交流和人们的视野。 （注：Beatriz Baxto da Silva：《澳门军人与文化》（见澳门《文化杂志》第5期）。）
撇下基督教义对东方的影响暂且不谈，就说四百年前来澳门蛰居的葡萄牙大诗人贾梅士（Camoes）和另一位被葡萄牙人引以为荣的涉足澳门的大诗人庇山耶（Camlo pessanha）曾经在澳门用来写出惊世之作的葡语，经过十六、七世纪之后的邅变，也逐渐与本地语言结合出现变异。贾梅士曾写诗惊叹澳门发生的各种变化。 诗人的感受是这样的：
且不说每日里这些变化，
还有个变化更令人惊讶：
变化的方式也在变化……（注：贾梅士：《葡国魂》。）
于是，“混在一起的时空与人在澳门产生出一种非欧洲非亚洲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模式，存在着一种特有的不抵制接受其它民族风俗习惯的葡萄牙人的生存方式，一种共存的能力，一种力图入乡随俗而又不干涉他人的方式， 和一种对世界各种生活方式中求和平的渴望”（
注：Celina Veiga de oliveira：《略谈澳门》（见澳门《文化杂志》第 3期）。），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作为海洋民族的葡萄牙人一旦在澳门这块中国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之后，竟然失去了冒险精粹。于是——
距离香港50公里，广州100公里，一小时到马尼拉， 澳门却显得很不相同，长达四百年，两种强大而又不同的文化——拉丁和华夏文化交往，有时甚至冲突，澳门却因此独一无二而标新立异于世，由葡萄国人所建，但由中国人居住并以其创造性调整，澳门是，而必然是一块有强烈对比的土地，两种文化之遭遇在历史每一个阶段留下印记并超越一切常规。（注：澳门《文化杂志》创刊号：《九十年代文化纲领》。）
澳门的确是在中国文化所有的“创造性调整”力量支配下使触及它的生活模式的一切东西都发生变异，这就使在澳门长久居住下来的葡萄牙人的“民族性”甚至语言表达方式都发生了变异。这样就出现了澳门的土生葡萄牙人问题（注：关于澳门土生葡人的来源问题请参考刘月莲一篇论文：《蔚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的融合体——澳门土生葡人的来源与现状》（1991年7月在北京大学东方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发表）。）。
如果我们把澳门土生葡人和葡萄牙本土的葡萄牙人看成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似乎比把两者混为一谈更有说服力。澳门土生葡人乐于使用FILHOSDA TERRA（大地之子）或OS MACAENSES（澳门人）的称谓,他们在澳门的确也是“自成一族”。早在1897年，平托·达法兰西在他的一篇文章《澳门及其居民》之中提到：
澳门土生葡人最能够引起欧洲学者兴趣的无疑是他们的语言。那是一种由16世纪的葡文和中、英文短语混合而成的方言。与我们接触较多者，所讲的葡文尚可接受，尽管发音中带有新拉丁文在热带特有的缓慢轻柔的变调。然而他们之间，特别是女性之间使用的语言，因其怪异奇特和约定俗成，使我们欧洲人无论如何难以明白。
马尔克斯·佩雷斯写于1920年的论文也指出了其余的澳门土生葡人的语言与真正的葡文相差很远，指出此种“方言”具有三种形式：1.低下层使用的语言；2.一种与纯正葡语更为接近的语言；3.中国人讲的土语。
Polom é用三个条件判断土语化过程是一种语言内部转变的决定因素：1.语言发展过程中有明显的中断间隔的证明；2.存在着典型的土语化特征（由简化到再造过程）；3.证明存在着适当的社会经济或政治文化条件，在外来者（非母语使用者）掌握官方语言的过程中，促成文化融合。我们考察澳门土生葡人语言变异现象时，上述三个决定是很重要的。依贝荷·汤马斯正是如此看待澳门土生葡语的生存与消亡的。
上一个世纪保存下来的用澳门土语写成的文章，因其本身呈现的许多不同，也明显地体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非土语化进程。更有意思的是，从一些文章中还可以看到，土语使用者当时已意识到了其语言结构之低层次和向规范语言改进的压力。
毋庸置疑，地方语言的包围和因社会、经济繁荣而出现的文化融合几乎将这些土语完全同化。另一方面，将土语视为这些社团的文化宗教本体的良好传播工具而抗拒其被吞没，随之变成了一种为争取土语生存而进行的长期抗战。（注：Isabel Tomas：《一种土语的生存与死亡》。）
我们从现在仍在澳门工作对澳门文化研究具有公认权威性的传教士潘日明神父的著作中也可以了解到澳门土生葡语的历史面目：
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葡国人家中的佣人和他们的妻子都讲一种澳门方言。有关此方言所遗留下来的记载很少，散失在各地，并从未收集成一本论文集。马尔克斯·佩雷拉、费朗西斯科·雷戈和格拉谢特·巴塔娅合编的《大西洋国》杂志中收集了此“混血文学”的一些有趣的片断。格拉谢特·巴达娅是位语言学家，她研究了七百个澳门古方言词汇的词根并出版成书。随着葡文学校的发展，虽然在书写及会话方面还会存在一些只有经过高等教育才能改正的语言、语法和句法的错误，但我们可以说当地的方言将会逐渐消失。
在马六甲，我们可以列举出三千个源自葡语并沿用至今的简单词汇，实际上用这些词汇可以表达一切意思。我们日夜梦想着在远东和东南亚重建葡语在其黄金时代的“通用语”的地位。
在澳门，葡国的存在持续了较长的时间。澳门的方言中还包括了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的一些词汇。当时的方言应该比我们今天所见的遗迹丰富得多。难道若泽·多斯·桑托斯不是用先辈甜美的“方言”尽情地以散文或诗歌的形式表达他想表达的一切吗？（注：潘日明（Benjamin Videina Pires）：《中葡两国的相互影响》（澳门《文化杂志》第6期），收入他的著作《殊途同归—— 澳门的文化交融》。）
葡语在澳门历史上的变异，毋疑是受到异质语言的影响，我们不能不考虑汉语方言对它的渗透作用。第一批到达澳门的葡萄牙冒险家就本能地激起了学习汉语方言的欲望。据说MACAU 亦由一句澳门的粗话被误会音译而来（注：MACAU一说为“妈阁”的闽南话音译； 另一说为广东方言一句粗话音译而来。）。即使到了今天，由于澳门回归中国的日期逼近，澳门不少土生葡人并不满足于自己能操流利的广州方言而努力去学习普通话，其热情并不低于本地大多数只讲方言也想学讲“国语”的华人。早在1555 年， 葡萄国探险“王子”文第士·平托（FernaoMendes Pinto）随贝尔斯·努内斯（Berchion Nunes）到达澳门。平托于该年11月2日写的一封信可以看作是出现MACAU的第一份葡文历史文献，它也是反映葡国人对汉语发生极大兴趣的最早文献。该信内容如下：
愿基督的慈爱和恩宠与你和所有的亲爱的弟兄们同在，阿门。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如愿详述我们的旅行见闻以及与殿下分手后所做的一些工作。今天，我从居住的浪白岛来到相距不远的澳门，遇见了贝尔萧神父，他从广州回来，辗转廿五天，花了一千两银子赎回了贵族马戴乌斯·德·贝力杜及另一名被囚禁的人，并游览了城市，观赏风土人情，也试探了将果以斯的兄弟鲁依斯留在广州学习语言的可能性……（注：引自澳门《文化杂志》第5期中J.M.BRAGA的文章：《第一次中葡和约》。）
随后，澳门传教士主动承担起两种异质语言进行交流的历史任务。我们如果把澳门土生葡人的“变异”现象看作是部分“汉化”的过程也不无根据，但这跟传教士一直想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宣传基督教义是存在着“双向交往”的“语言需要”有直接关系的。澳门在十九世纪之前一直是天主教和欧洲影响进入中国的唯一大门。
一七一一年，葡国耶稣会会员用中文书写并出版了四十二部著作，其中包括伊纳西奥·达·科斯塔翻译的孔子的文章。
在耶稣会撤走之前，会员把许多西方书籍译成了古汉语，其中有佩德罗·达·冯塞卡的哲学丛书《哥印伯人》和曼努尔·阿尔瓦雷斯神父著的拉丁语语法。阿尔瓦罗·塞门多神父出版了中葡及葡中两本字典。十九世纪末，圣若泽修道院院长卡尔瓦尤曾把字典寄给最基本的地理协会，今天，我们在那里还可见到这部作品。但与其它作品一样，原木刻版本已经失传了。这是不是因为这些书的主人——耶稣会会员们相继去世和他们的图书馆日趋荒废之故？（注：潘日明（ Benjamin VideinaPires）：《中葡两国的相互影响》（澳门《文化杂志》第6期），收入他的著作《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
这说明了“葡—中”与“中—葡”两种语言在澳门产生双向的相互渗透。潘日明在他的著作里指出一些葡语词汇渗透进汉语的例子，例如：在上海地区有三十个词，在广东自然有更多，因为一直到今天仍与那里的人民还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词例：“面包、方包”（Pao）、 “蕃茄”（Tomate）、“所有、一切”（Tudo）、“朋友”（Amigo）、 “再见”（ Adeus）， 葡语中同样也引入了汉语的词与句子： “斤”（cate）、“谷”（Nele）、“滴”（Pinga）和“茶”（Chá）。 同时还有一些中国特有的食品的名称和诸如“是不是”、“今天放假”等句子（葡语中的“Ter”和“Haver”译成汉语都是“有”的意思；“é”和“Sim”都是“是”；“Como se chama”和“Como se diz ”都是“你叫什么”），等等。（注：潘日明（Benjamin Videina Pires）：《中葡两国的相互影响》（澳门《文化杂志》第6期）， 收入他的著作《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
潘日明神父的《殊途同归》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通过澳门历史演绎与文化交结反映出来的有关古老而新鲜的葡中关系的主题、情状和知识，这正如作者在该书前言所说的，这部著作阐明了四个世纪各种文化共存和不可置疑的文化相互渗透。谁能主观妄断地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文化上的混合、同化、异化还是排斥？任何类型的人类学对自己都尚无定论，更谈不上能给他们之间划出界限了。”由此可见，文化互相渗透，这种在人们的躯体或者发现中文化并存的现象会持久下去，因为人们曾以开放的精神境界和睦相处。应该说这种文化并存的形式要比其它的形式好得多。从无限的时空观来看，葡中这方面的历史给这种文化并存的形式提供了活生生的总结。现在我们在澳门有两种古老而丰富的文化——葡萄牙文化和中国文化——相互交织在一起。（注：这一段文字原为澳门文化杂志对《殊途同归》的书评， 由总编官龙耀（ Luis
SaCunha ）执笔（见《文化杂志》第9期）。）
葡萄牙人约在中国宋朝的时候才建国，但很快地靠新航道的发现到达东方，元未明初就登上了中国海岸的土地；而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固然一时使“国威远播”，却没有想到去占领分割别人的一寸土地，以便种下中国政权的碑石。这也许就是蔚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异质的明显差别。然而，表面上的逆来顺受却隐藏着精神扩张的强韧力量。在澳门定居下来的葡萄牙人终于在四百年汉风华语的熏陶之下一步步接受了汉化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从澳门土生葡人之中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物去看汉风华语的“涵化”作用，就可能倾向于“澳门土生葡人具有认同中华文化之倾向”的结论，而不会斤斤计较1999年之后澳门“权力分配”的得失问题。进一步说我们如果能充分认识“澳门文化”即将成为中华文化一个独特的子系统，未来的澳门能够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特区”的意义就要比搞成一个远远差劲的“经济特区”要宝贵得多。
这里顺便举一个澳门土生澳人学者作为说明他们已经深度渗透进汉文化圈的例子。著名的高美士不仅是澳门“文化人类学”的先驱，同时是一位素有学养的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由于“在澳门出生和生活，高美士对澳门的实际了如指掌，由于他精通中文，因此能够进入一些‘葡国佬’所难以渗透的领域，深入了解社会之内幕”（注：见《文化杂志》第一期的马若龙撰文：《高美士与摺纸》。）。
澳门所有的“汉风”或称“中华文化”对即使并非在澳门土生土长的葡萄牙人来说，只要他在这个“梦幻岛”定居下来，很快就会受到“深度”的潜移默化。1970年才从葡萄牙移居澳门的施利华，澳门华洋杂处、东西合璧的“万花筒般的生活，令他如坠烟雾”。在这之前，他已经“受了二十四年的葡式薰萄”。他终于在澳门这个奇异的狭岛工作和生活了十六年之后写道：
我开始爱上澳门，希望更多地了解它的人民和历史，这是东西方一张复杂的网。澳门是一本绝无仅有的世界外交术“大全”，作者是普通人，用行动而不是文字写成，澳门无愧为葡语世界自然价值补充的杰作。
热内拉（Armando martin Janeira）强调，如果东西方之间多文化往来，而不是政治权术，东方的平心静气可以给动荡不安的西方带来平衡，也有助于世界和平。
在这一点上，我谈自己，我认为每个人的切身经验是接近真理最可靠的途径。
多年以来，我逐渐在“葡国的我”和“澳门的我”之间建立对话，几经反省，裨益非浅：有所摒弃，有所保留，有所充实，产生新的自我。而今，我愈加重视我们的所作所为，历史将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而社会风波和个人生活只是过眼烟云而已。我学会忍耐，嘴角挂着微笔，控制急躁，保持心平气和，尽管有时会忘记学会的东西而拉丁本性大发。
我逐渐认识到有些民族的习性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的一些行为和反应甚至使你吃惊和不解。中国人永远变幻无穷，生活在他们身边令人销魂。
行文至此，我们应该回到理论的抽象认识上头，来肯定文化行为倾向于整合的论证。我们是这样去分析澳门的：我们一开始就把澳门的历史失语症与跨世纪的文化整合看作是互为消长的同一问题的两面。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相互之间没有内在关系的、历史上独立的诸特质之间的融合（merge）与交结（inextsieable）， 为那种在不构成这样一些识别标记的范围中未出现类似情况的行为提供了表现机会，其必然结果是：无论是行为的哪一方面，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从肯定到否定的一系列标准。”（注：Beatriz Basto da silva。此段资料转引自他的文章《省略号》（见《文化杂志》第1期）。 [美]南尼迪克特：《文化的整合》。）他还进一步提到“良性文化整合”的作用，这一观点是值得研究澳门文化与人种（或民族）融合现象的学者注意的。他说：“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为其它社会形态所共同具有的独特的意图。在顺从这些意图而行动的时候，每一个民族都越来越加深了其经验。与这些推动的紧迫性相应，各类相异的行为也取一种越来越和谐一致的外形。由于良性文化整合的作用，最不良分类的行为，也经常由于最靠不住的变形而成为其特殊目的的特征。这些行为所取的形式，我们只有靠首先理解那个社会的情感上的和理智上的主要动机才能得以理解。”（注：[美]南尼迪克特：《文化的整合》。）
正好我们看到了一份由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现为里斯本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的贾渊教授和里斯本新大学社会学博士陆凌梭教授合作的以大量访问资料为基础的报告（注：贾渊、陆凌梭：《根源问题：澳门的族群关系以及女性地位》。），它对本世纪中、后期澳门土生葡人的处境有很客观的描述，是迄今研究澳门土生葡人现状最具说服力的论著，恰好补充了《大地之子》一书的欠缺部分。
自从四十年代起，澳门人口爆炸性增长，引起生存空间的变化，使不少长期受葡中文化熏陶的土生葡人举家离开澳门，这种变化加剧了“土生社会”的瓦解和“混合文化”的式微。值得注意的是澳门土生的“新族群”动态，战后出生的一代跟中国“文革”后出生的一代在文化的价值观和自觉意识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区别两代的标准在于同一族群内退让一代（GERACAO CESSAENTE）和操权一代（GERACAO CONTROLANTE）之间的政治权利。”两代之间的主要分别来自各自环境的差异。目前正在退让的那一代长成的时候，澳门正处于社会经济瘫痪时期。而在八十年代澳门经济大跃进期间，通过对政府中层的控制，操权一代保存了他们的族群垄断地位，“手段只是利用他们沟通族群的能力，即他们能说广东话并且能写和阅读葡语的特长”。
至于在九十年代才冒头的操权一代，问题截然不同。1987年4月 13日的联合声明为澳门葡人政府定下了限期。虽然葡国语言和法律在未来数十年依然会保留官方地位，但这个问题对土生葡人来说关系重大，他们不可能相信一个善变政府的含糊承诺。他们估计在1999年将会丧失在过去三十年来替他们抵御着新冒华人阶级的族群垄断地位。到时，他们将要和华人公开竞争，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的一度优势，即是说与统治者在文化上的联系，将会落到华人中等阶级手上。
因此，对于正在冒头那一代，形势大有改变。目前精英份子（不论是华人还是土生）的对策就是让子女在英语系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如果可以的话，举家在该处落地生根。从子女在外国念书的父母口中我们得知，在当地（主要是英国、加拿大、美国）认同中国文化比认同葡国文化有利，华人圈子比葡人圈子提供更有效的社会经济整合（INTEGRAC
O）。
对于没有机会出外求学的年轻人来说，接受葡语教育有一弊病，那就是要成为中文文盲。这些在广东话香港电视支配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年青人觉得葡语已没有吸引力，故而抗拒父母和教师（退让一代和操权一代均有）试图把葡语文化传给他们的努力。受访葡语教师一致认为土生学生没法学好葡文，因为他们的日用语是广东话。最近，许多土生和华人结合的父母把子女送去中英文学校读书。
八十年代在澳门受教育的土生葡人领会到与华人有联结才是他们将来的保证。于是，他们把敌意从华人身上转移到葡人身上。1988年葡文中学学生的骚乱正是这种转变的见证。一个当时在场的证人告诉我们，那些土生学生的主要声明是：“我们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葡国人。我们是另外一族。”（下略）（注：贾渊、陆凌梭：《根源问题：澳门的族群关系以及女性地位》。）
我们想，引文至此，凡是具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会严肃思考未来澳门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乃至“语言政策”应该导致何种模式才能保存澳门的独特性或者取消它的独特性。当澳门土生葡人一族出现向华人文化认同的趋势的时候，正是达到跨世纪文化整合的突破性高潮点的时刻，历史性地将成为澳门这个一百年不变的基尔特式袖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华人权力集团一方，到底宜采取民主开放的政策，还是闭关自守的政策，恐怕不仅与澳门土生葡人的命运休戚相关，从宏观的方面看，也跟整个中华文化的兴衰休戚相关。
本文对澳门历史失语症的另一个综合症候群（华人群落的失语症现象）不作论述，其中包括非中原文化的语言继承特色问题和本地原型文化（如“蛋（）家”土语）的失落问题，它们可以跟官方语言的贫乏化一并讨论。但这方面并非笔者力所能及，希望对澳门有兴趣的社会语言学家作深入研究。
格式塔完形理论认为，整体决定着它的部分，不仅决定着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规定着它们各自真正的本质。所谓“澳门文化”也超出它各个部分的总和，而在其复杂性的每一个层面上，甚至在最简单的层次上，都趋向于整合。因此，我们判断：澳门的历史失语症与跨世纪文化整合不单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是一个理论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