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外逃：无法忽视的暗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暗流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由化进程带来了大量的外资流入，然而同时发生的是一部分资本又重新流出中国，形成了资本外逃。１９９７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由于资本外逃引起不必要的外债增加、国内税基的减少甚至会引起生产性资源的净流出，因此它已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秦池江分析认为，如此巨大金额的外汇“不知去向”，其中有一些正常的因素，如和泰国、印尼等国贷款用汇、部分出口贸易对象国延缓付汇等；此外，也有一些不正常因素，如逃、骗汇及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不正常的资本外流
何谓资本外逃？相对于资本的合法
流出而言，在资本流动中有一部分属于资本非法流出，即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明文禁止的资本流出活动。这种资本流动采取不合法或不公开的方式，通过非正常渠道或混入正常渠道进行。
理论界对于资本外逃的描述是：一国资本由于惊恐和疑虑而不正常的外流，它发生在“资产所有者与政府的目标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并由于面临“财产被征收、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等风险而加速。正常的资本外流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进口贸易付汇及为实现资产多样化而进行的海外证券投资。
由此可见，资本外逃与资本外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更强调出于惊恐和疑虑而将资本转移到本国政府的管辖之外，它不包括正常的资本外流。而资本外流则不仅包括正常的资本外流，还包括资本外逃。被媒体称为最前沿、最权威的政经杂志《南风窗》２０００年第９期以《３年流失外汇９８８亿美元》的题目报道说：“北京大学近期的一份长达１５６页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从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９年外汇流失估计达９８８亿美元。其中，１９９７年约为３７４亿美元，１９９８年为３８６亿美元，１９９９年为２３８亿美元。而官方估计数字是：１９９７年１６９．５亿美元，１９９８年１６５亿美元。１９９９年的数字则还未宣布。如果这份报告的估价是准确的，中国的资金外流可能比许多经济学家所预估的要多出一倍。”
另据伦敦《金融时报》报道，１９９８年海外在华直接投资加上中国贸易顺差为８９０亿美元，但中国的外汇储备仅增长了５１亿美元。１９９９年，海外在华直接投资加上贸易顺差为７６０亿美元，外汇储备只增长了９７．２亿美元。
这份报道使人联想到２０００年５月，掌握中国１５８０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最高官员李福祥在北京一家医院的７楼跳楼自杀事件，而他的前任朱小华因在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６年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期间的金融问题正接受调查。虽然这份报道并没有对此发表意见，但它认为国营企业确实存在许多问题，监管的漏洞也很多。并指出国营企业公司外逃资金时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是低报出口获益和超报出口支出。
中国最近进行的货币改革正在逐步允许人民币对更多的外汇汇率浮动，为最终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创造条件。该报道认为如果不解决管理的混乱和巨额外汇流失问题，很可能造成中国放宽外汇管制和人民币自由兑换计划受挫。
《半月谈内部版》曾报道，有一年的一个奇怪的统计数字让人们无法忘记：１９９８年，我国的外贸顺差４００多亿美元，但这一年中我国外汇储备只增加了５０亿美元，至少有３５０亿顺差没有在外汇储备增加值中表现出来。
《组织人事报》也曾报道说，１９９８年末某地某知名合资企业一著名品牌一改其原来的高价策略，大肆进行低价促销，甚至推出了服装论斤卖的举措，令业内人士大跌眼镜。据知情人士透露，该企业这一举动的背后有难以启齿的隐私：该合资企业征二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将到期，外方已先期将外汇通过各种合法渠道汇到境外，接下来准备进行恶意经营后，将该合资企业歇业，然后再重开一家合资企业，从而达到再次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目的。
像这样的做法，据说在一些合资企业已是公开的秘密。一些知晓内情的人士更透露，许多国内的中资企业为了享受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往往采取与自己在境外的中资企业进行合资的办法。而合资企业的出资额实际都由国内的中方垫付。资本外逃现象已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披露，经初步测算，去年我国资本外逃大约有４８０亿美元左右，这一数字比以往估计要高。樊纲等经济学家认为，要消除这种现象，除了加强资本监管，调整汇率制度，加强私有产权的保护等以外，重要的一点是改革投资体制和企业制度，对合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
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外逃
８０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屡屡发生金融动荡，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的大量外流。究其原因，有的是因脱离本国国情，过早地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在危机发生后引起大量资金外逃；也有一些国家的居民，因资金留在国内无安全感，通过正当或非正当的渠道把资金转移到国外。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都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开放资本市场等，因此，这段时期外资大量流入这些国家。外资的流入可以弥补国有储蓄的不足，可以补偿经常帐户的赤字，可以带来新的投资项目和管理技术，可以使本国的房地产兴旺，可以使国内的有价证券升值。总之，外资的
大量流入带来的是到处莺歌燕舞的局面。应该说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一次机会，如果抓紧时间搞好国内金融体制的基本建设，规范金融业，加强监管，是可以使本国的金融业走上现代化的轨道，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但是这一切来得太快，这些国家来不及将全国金融法规和监管体系建立起来，危机就来临了。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陶湘分析指出，当前我国资本外逃主要目的是为了谋得集团甚至是个人的私利。比如，与一些外商勾结，以外商逃债、毁约等形式，应收的外汇不收回来而是分成后转移到个人账户上；通过高报进口低报出口从而将外汇差额转移至境外；以从事进口业务为名，伪造进口合同和海关文件从银行骗买外汇或以出国旅行为由从银行进行频繁的小额骗汇后将资金转移出境，等等。还有部分出口企业违反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规定截留外汇。有人推测，其中小部分可能流入了沿海一些城市的外汇黑市，甚至可能有相当部分被存入离岸银行账户而未汇进国内。前国家外汇管理局长吴晓灵曾表示，近一、二年非法套取外汇资金近百亿美元，而民间将人民币兑成外汇的也有几十亿美元。
目前，造成我国资本外逃的漏洞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到１９９４年底，我国在海外共建立了将近１０００家企业，对这些企业，只注意了其与境外其他企业的资本交易，而没有注意它们与国内母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使之可以采用开低价和高价发票、资产互换、现金和实际流动等手段来实行资本外逃；二是由于我国很多地区为了引进外资制订了优惠政策，为享受这些优惠，相当多的企业将国内资本先外逃，然后再流回国内冒充外资。
与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后致使外资抽逃相比，我国目前的资本外逃具有“中国特色”，即国内资本的出逃唱主角。
有专家分析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４方面：
一是受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近几年亚洲金融危机加剧，引起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强烈预期；央行自１９９６年来７度降息，接着又出台征收利息税、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等金融政策，从而降低了人民币资产（存款与债券）的收益率。
二是制度的不健全。我国对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仍不健全，个人所得税较高，有产者对其资金无安全感；政府部门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法人走私盛行，外贸企业与有关单位、个人违法乱纪现象严重；海关、银行与央行外汇管理上各自存在着薄弱环节，各涉外管理机构之间未能有效协调合作等。
三是国内高昂的交易资本。中国的金融市场起步很晚（国债始于１９９０年，股票始于１９８９年），国内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很高，且高于国际交易。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进程不断深化，居民掌握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在国内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居民有强烈的动机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四是经济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增长率逐节下滑的过程中，以往被高增长所掩盖的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产业结构不合理；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造成相对过剩；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普遍居民消费能力不强，内需不振；国有企业改革尚未有实质性进展，工人下岗，更增加了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原本较为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显得特别严峻，出口需求大幅度萎缩。本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欧美国家的繁荣诱使一批资本从中国转移至欧美国家。
资本外逃：“恶之花”结出“恶之果”
资金大量外逃这朵“恶之花”，将会结出怎样的“恶之果”？货币基金组织调查报告指出，１９９４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导火索在于墨西哥本土的资金外流，而不是最初所推测的是由外国投资者因墨西哥政局不稳而争相抛售比索所致。资料显示，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９４年这１８年间，墨西哥资本外逃占外债增加额的比重为６４．８％，居世界第２位。墨西哥金融危机导致的后果相当严重，所以我国绝对不能对日益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掉以轻心。
外逃资本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减少国内的资本形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将极大地削弱中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二是部分外逃的资本为了骗取税收的优惠，又以假外资的形式重新流回国内。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实际上，这一方面会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假三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三是资本外逃也给保持人民币汇率不变的努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为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币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币的需求。如果持续外逃造成汇率持续下降，必然会酿成金融危机。四是资本外逃也涉及到所有者权益问题。相当多的国有资产在外逃之后，其资产属性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由“国有”变成了“私有”。
阻断资本外逃的暗流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专家建议，最近几年要继续执行限制非法资本流出的政策，密切关注外汇市场供求情况，利用中央银行外汇买卖操作的手段，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由于国际市场存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央行应密切关注外汇市场供求形势。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ＷＴＯ）达成协议，协议要点之一是，中国入世２年后，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５年后可从事零售人民币业务。有专家认为，中国加入ＷＴＯ后，金融市场的大开放只是迟早的事。面对比自己实力强的外资银行甚至跨国银行，中资银行能否“与狼共舞”，构造出中资外资银行齐头并进的“双赢”格局呢？从长远来看，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增加了外部资金进入中国的渠道，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对我国金融业素质和各方面水平的提高有推动作用，能促进我国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因此，中国金融业为应战而做好了准备。
我国自１９９３年以来，对资本的管理
不断加强，在全力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金融业有力地顶住了国际金融市场瞬息万变的严重压力。从日元的大幅贬值、香港股市遭受冲击、俄罗斯金融市场动荡及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化，加深了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心理预期，使有些人萌发贪财作案的想法，骗汇、逃汇、套汇等活动一度十分猖獗，严重影响着我国金融的安全运行。为此，央行及时对外汇资金流动管理采取开源、节流、堵漏三管其下的原则，完善了有关外汇管理法规、加大对骗汇、逃汇、套汇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不法逃、套汇者出重拳，捍卫了金融安全，维护了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到１９９９年末，人民币资产成为世界上风险最小的币种资产之一。国家外汇储备达１５４６．７５亿美元，比１９９８年末增加９７．１６亿美元。
纵观世界经济史，从本世纪３０年代金融崩溃引起的经济大萧条、８０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１９９２年的欧洲货币机制危机、１９９４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今天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不难发现，这都是过度金融投机的“幽灵”在作祟。这一次次金融危机昭示世人，金融安全问题日益凸现，维护世界金融安全已是当务之急。
根据基金组织的统计，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９年期间，平均每年净私人资本的流动总额为１５０亿美元，而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６年期间平均每年为１５１１亿美元，１９９６年
就有２５９３亿美元。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和机构不能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有效监测资本流动的状况，在爆发危机后，国际社会的有限资金面对庞大的私人资本造成的债务问题又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研究当前国际金融体系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手段、新措施，进而研究和消除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是亟待解决的金融课题。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全国人大发布实施《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在刑法中增加了对骗汇行为的刑事处罚条款。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监察部、外经贸部等部门相继发布了有关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行政处分规定，从而形成了对骗购外汇行为综合治理的局面。
为有效打击骗购外汇行为，有关部门还积极改进监管手段，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以保证监管效果。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海关、银行、外汇局之间的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正式启用，遏制了货到付款项下的骗汇活动，同时缩短了核查时间，便利了企业经营。
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２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行长例会上指出，中国对人民币经常项目管理，经常项目下实行可兑换，引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这意味着不能用外币兑换人民币，外国投资者也不能用人民币买卖人民币股票，因此，中国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中国在对短期资本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某些问题，如人民币利率高时，出现用
美元兑人民币的情况，人民币利率低时，又反过来将人民币兑成美元。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９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国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涉及到４０多个项目，我们在２０多个方面已经放开，没有开放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直接向外举债和把人民币兑换成外汇进行对外投资；二是外币投向中国本币证券市场。这是因为中国目前有些企业的自我约束能力不够，金融监管能力也有限，我们这样做，也正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亚洲金融危机再一次表明：健康、良好的银行体系是维护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石。１９９７年以来接连发生金融危机和全球股市动荡等一系列事件，使人们对防范金融风险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