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廷良[1]2001年在《转轨时期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理念与对策》文中认为公务员制度是一种现代化的人事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目前，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各种机制开始运行。但是，由于我国处在转型的时期，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管理模式转变时期。我国公务员制度必然要受制于改革开放的大行政环境，同时也必然会遇到转轨时期所特有的问题：诸如观念更新、制度衔接、利益调整、法制健全等现实问题。针对这种状况，我国理论界的探讨多是一些新闻报道和经验总结，缺乏理论研究应有的深刻性、洞察性和系统性。有鉴于此。本文追踪全球行政改革的理论前沿、尝试性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新理念。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认为，转轨时期，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人员素质的提高是基础，法治保障是关键，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采用历史与比较的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沿着现代政府与公务员制度关系的探讨一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及实施评价→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战略举措这一思路行文展开。 一、现代政府与公务员制度。介绍现代政府是公务员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条件，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同时公务员制度为现代政府人事提供了科学的制度保证，同时简要介绍了我国公务员的建立及框架。 二、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实施评价。对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实施作了历史回顾。并对成功之处作了肯定的评价。同时剖析了转轨时期各项制度运行的缺陷，及制约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外部因素，从而推出一步完善的战略举措。 叁、我国公务员制度完善的战略举措。这是全文的重要部分。为了从较新较广的视角来透视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本章论述全球视角下公务员制度的强劲改革，后面部分分别从理念更新、法治健全、制度完善、素质提高、机构改革进行了比较评尽的论述和分析。
陈婷[2]2016年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它不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社会利益关系格局的变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针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利益关系演变关联,本文利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制度—利益关系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动态演进分析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等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与西方学者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思想为理论逻辑起点,探索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利益关系变动的特征与态势,揭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所面临的困境,并就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均衡利益关系提出思路和对策。本文认为,某一特定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定是针对前期出现的利益关系失衡状况所做出的缓和与调整,而该时期旨在为缓解前期利益关系矛盾所作的收入分配制度安排,由于其自身的种种不足与缺陷,如收入分配制度自身的某些固有惯性,新旧制度改革的摩擦,市场化分配方式的“马太效应”,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性等,又为下一阶段利益关系的再次失衡埋下伏笔。在这种循环往复中,追溯自新中国建成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历程,及所引起利益关系的相关变化,总结利益关系演变的总体特征很有必要。对此,本文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成叁个阶段：第一阶段,按劳分配原则确立及实施过程中平均化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该时期在单一公有制下实现了社会各利益群体根本利益关系的一致。单一公有制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制度,既平等又相对公平,符合当时生产能力和社会结构,塑造并加固了根本利益一致的利益关系与相对协调的利益关系格局。然而,十年“文革”时期,打乱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调,按劳分配制度在立与废之间暴露了其自身的缺陷及其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利益关系的失衡,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第一阶段,转轨时期多种分配方式中的多样化利益关系格局。该时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收入分配原则随着要素资源配置出单一分配方式向多样化分配方式转变,分配市场化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而趋于增强。政府从初期保证温饱的平均主义分配理念,朝着克服、破除平均主义,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目标迈进,而该时期的利益关系也随之进入到了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逐渐复杂化,即利益关系暂时平衡的阶段。然而,随着该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要素分配过程中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所有权上的不平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所造成的分配市场化过程中的“非法”、“灰色”收入的产生等,在扩大利益分配差距的同时,利益关系矛盾不断聚集,使前期暂时和谐的利益关系格局再次陷入了失衡状态。第叁阶段,市场经济时期多种分配方式中复杂化的利益关系格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利益分配的市场化趋势愈加明显。此时,随着转轨时期利益分配差距的扩大,在政府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作出了愈加频繁的调整,以期达到合理利益关系格局的同时,利益关系实际上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同质异量的变化。相比前期,收入分配制度与利益关系之间的互动关联显得尤为明显。人们收入分配差距的日渐扩大,使利益关系再次走到了失衡的边界。在分析并阐述计划经济时期、转轨时期及市场经济建立与完善时期,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化,及随之所导致的利益关系格局演变的基础上,论文总结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的几个演变特征,即“整体利益不断增进,利益关系大致和谐”,总的利益关系呈现“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的循环特征。但“分配主体呈现不断重组与分化态势”,“利益关系矛盾呈总体扩大趋势’等,并指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均衡利益关系所面临的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配市场化与分配公平的关联、政府权力介入利益分配的把握的理论挑战和面临的所有制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效应、过度市场化与市场化不足、既得利益人群和部门对分配制度改革的干扰、政府定位不清以及分配政策价值选择模糊的现实困境。为改变当前我国因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利益关系失衡的局面,论文提出要坚持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利益公平分配与倡导共享发展理念等指导思想,相应处理和把握好市场与政府、“一部分人先富”与“共同富裕”公平与效率等的关系,延续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有利于利益关系和谐的制度设计,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完善具体分配体系以构建均衡利益关系,实现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共享,走向共同富裕。
杜建新[3]2003年在《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文中研究表明公务员制度是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不断探寻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真谛的理性产物，它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为了克服市场经济的失灵，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施加强有力的干预、平衡。可以说，没有现代公务员制度，就没有现代高效率的现代政府。进入新世纪，探索如何增强公务员制度的活力和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提高效率、减少开支、改善服务，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有了新发展，出现了新趋势。如绩效导向型公务员制度改革，对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行政能力有了较大突破。我国公务员制度已得到普遍实施，但制度的嫁接尚需时日，也存在着不少缺陷和制约因素。学界的研究多散见各种报刊杂志，缺乏系统性、探讨性。鉴于此，本文沿着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和实施的历程进行梳理，放眼国外公务员改革趋势，尝试从纵横两个维度及制度本身的发展出发，力求对我国公务员的制度有一个立体的、多视角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提出了自己的一孔之见。 本文共分叁部分，详细地阐述了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第一部分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与现状。在探讨了我国公务员制度兴起的动因与条件后，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成效，并客观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征及其基本原则。 第二部分是我国公务员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我国现行公务员制度的缺陷很多，本文主要从职位分类制度、考录制度、考核制度、培训制度、升降任免制度和辞职、辞退、退休制度等方面进行阐释，分析了制约我国公务员制度发展的种种因素，为后文探讨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叁部分是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思路。借鉴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经难，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促进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法治化，完善公务员制度的运行机制，确立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新理念，从而实现转轨时期我国公务员制度创新与对策的良性互动，全面深化公务员制度改革，建设一支精干的公务员队伍，以实现现代政府的高效运作。
刘黄娟[4]2013年在《转型期我国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分析及其干预机制构建》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问题的社会化和公共化已引起党和政府高层的重视。反观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关键时期，在众多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基层政府行政效率、服务质量、治理效果、政府评价以及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因素中，作为基层行政管理主体的基层公务员在公共事务管理中表现出来的心理障碍的影响日益显着。研究基层公务员的心理障碍及其干预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亨廷顿关于社会变迁的论述和政治发展理论，在实地调研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并验证了转型期大环境引致的角色认知偏差、客观现实压力和转型期心理震荡对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假设，探讨了我国转型期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的现状、表现类型、成因及其部门分布特征，建议建立我国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的层级干预机制，为形成基层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的良性互动、建设心理健康的基层公务员队伍提供决策参考。形成了以下主要观点：第一，基层公务员总体存在心理障碍。据调查，基层公务员表现类型可分为纠结烦躁型、空闲郁闷型、忙碌倦怠型、不满应付型和团体义气型五种类型，其类型分布与各部门基层公务员的年龄、性别、地域、学历、行政级别和职务类别相关。根据SPSS软件得出行政机关各部门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的综合得分排名。第二，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有叁大主要障碍源，分别是客观现实压力、角色认知偏差和转型期心理震荡。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程度分别与客观现实压力程度和转型期心理震荡程度显着正相关，与基层公务员角色认知偏差程度显着负相关。以此引起对我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社会常模和客观事实二者关系的思考。第叁，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的层级干预机制。基于李源潮2011年在四川调研时表示的要具体帮助基层干部克服困难和积极疏导基层干部心理压力没有得到很好落实的事实和对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成因调查结果，本文提出了加强组织干预和基础性制度设施建设，减少心理震荡；增强个体干预和自我调适，矫正角色偏差；提高社会支持度，克服现实压力的解决思路。本文有叁点创新：一是概念创新。提出“转型期心理震荡”的概念，将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心理震荡概念应用于基层行政管理和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并提出“积极心理调适”的改进措施，在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干预机制构建过程中引入积极政治心理学。二是研究方法创新。本文采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文献梳理、案例分析、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综合利用焦点小组访谈法、抽样调查法、实地观察法等调研方法，自制里克特态度量表，使得研究工具更具本土化和针对性，并使用SPSS19.0和AMOS18.0等最新的数据分析软件。叁是研究内容创新。本次研究归纳出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的五种表现类型，建立了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类型差异模型，从基层公务员的特殊性角度进行解释。提出并在实证中验证了行政环境中不同性质障碍源对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程度有不同的影响的假设，建立了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成因结构方程模型，从转型时期特殊性和外因、内因和心因角度解释其具体影响路径。在对策方面，提出了组织干预、个体调适和社会支持叁层级干预机制构建建议。综观全文，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有两方面的典型特点：方法论上具有跨学科性。采用了交叉学科研究方法，涉及行政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医学的相关理论和专业知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且持续完善性。从基础理论拓展到研究假设，从全国小样本测试到以湖北省麻城市为例的大样本调研，最后结合本次所有的调研和访谈记录制定正式调查问卷的修订版，为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的后续研究提供参照和借鉴，对以往心理症状测评量表进行本土化改良。总之，这是一次难度较大的规范性和实证性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本文存在的调查样本局限也将在后续学术研究中逐渐克服。
廖扬丽[5]2004年在《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文中提出在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上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词近年来频繁出现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件中，足以说明中央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因缺乏理论的指导，改革的指导思想不统一，中央与地方的改革步调不一致，改革的效果不明显，改革面临重重困难。本文从政府管制经济学、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的角度对行政审批进行探讨，以期能够在理论上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指导。由于行政审批、政府管制与行政许可是同质的行为，在指向上是一致的。为便于研究，本文将政府管制和行政许可均视为行政审批。本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正文分为六章，即政府管制理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理论基础，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动因，国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经验启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构想，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创新及政府的自我革命——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配套改革。第一章：政府管制理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理论基础。本章阐述了政府管制的基本概念及分类。通过对市场缺陷的分析得出政府管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市场缺陷并不是政府管制的充分条件，因为政府自身也是“经济人”，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在政府管制的过程中会出现管制俘虏，产生政府失败。在确定政府管制目标的基础上产生的公共利益与部门利益之争，进而派生了政府管制俘虏理论。这一理论为客观、公正地制定、执行政府管制政策提供一个更好的视角。本章为全文作了理论上的辅垫。第二章：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动因。本章论述行政审批制度的沿革，通过对行政审批制度种种弊端的表象深入分析其原因，得出现行行政审批制度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共生关系的结论。虽然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一制度作了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入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入世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较大进展，但是因为存在着经济体制转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法制发展不足等方面的限制和入世对政府的挑战等因素，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动力与阻力并存。第叁章：国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经验启示。本章着重论述国外行政改革的概况及美国、日本和韩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经验和启示，在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应注意借鉴以下方面：放松经济性管制与加强社会性管制并重，引<WP=4>入市场机制，促进竞争，重视对管制实施成本—收益分析；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与市场的发育程度结合起来，循序渐进地推动改革的进程；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入行政审批的司法审查机制，建立和完善行政审批制度的监督和救济机制，保障行政审批相对人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在改革的进程中注意发挥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推动改革的进程。第四章：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构想。此章是本文的重点。文中展望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即实行放松管制与强化管制并举，不断提升政府管制能力，构建服务型责任政府。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的行政审批制度，这一制度应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审批有据、审批有度、执行有力和规范有方。文中详细论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五大原则、中介型渐进改革为主的改革路径、动力机制、评估机制和监控机制。从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战略工具选择上论述了组织目标、激励机制、责任机制、权力结构和组织文化的五大战略，为改革注入新的理念。最后，为获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功，必须处理好四大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五章：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创新。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力求在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解决现实问题上有所突破，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审批管理机制、科学化民主化的审批决策机制、规范高效的审批运行机制、严密完善的审批监督制约机制、健全有效的审批救济机制，使行政审批权受到科学、严格的规范，使行政审批权责对等，使行政审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最终使行政审批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第六章：政府的自我革命——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配套改革。为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在以下方面取得较大突破：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构建有限、有效的政府；在此基础上加快政府机构改革，构建精简、统一、高效的政府机构；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实施《行政许可法》，制定和修改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等，使得审批有据；努力完善公务员制度，提高公务员的素质，使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获得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证；最后是对传统行政文化进行创新，使之符合新型行政审批制度的需要。在结语中简要地对《行政许可法》实施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提出自己的见解。
韩香[6]2008年在《我国公务员管理中的激励功能障碍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公务员作为国家公共行政和社会公共管理的载体和实施者,其积极性的发挥直接影响着政府组织实施行政管理和提供社会服务这一基本行政职能的实现,以及各级政府各项既定方针和政策实施的效果。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激励功能的发挥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是由于观念、环境、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在公务员管理中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激励功能障碍问题。探索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激励功能有效发挥的途径和对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管理价值。本文研究公务员管理中的激励功能障碍问题,主要着眼于激励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其激励功能发挥的外部原因,以寻求完善的方法。文章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关于我国公务员管理中激励机制的形成和功能状态分析。论文的第二章,主要论述我国公务员管理中的激励功能障碍问题观察。第叁章是对我国公务员管理中的激励功能障碍问题的成因分析。最后一章是研究我国公务员管理中激励机制的激励功能如何有效发挥的对策,提出通过转变激励理念、优化行政文化、创新激励制度、运用多种激励手段等途径来实现。
丁宇[7]2011年在《走向善治的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管制型的政府管理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要求,必须进行政府管理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方式创新。善治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模式,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结合状态,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努力目标。在善治的视角下对政府管理创新进行探讨,不仅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善治理论,从善治的基本诉求出发,对中国政府管理创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本文第一章对政府管理的内涵和善治理论的产生的背景进行了介绍,对治理与统治、善治与善政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辨析,论述了善治的基本诉求——法治性、服务性、责任性、民主性、合作性,并对政府管理创新的概念、类型及层次进行了分析。本文第二章对善治视角下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目标、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及确立善治目标的依据进行了论述。中国政府管理创新是加强政府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全球化时代挑战的需要,是促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是消除传统行政文化不良影响的基本途径,也是回应公民社会建构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需要。善治视角下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善治,具体目标是建设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民主治理型政府和分权合作型政府。本文第叁章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进程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和分析,得出了中国政府管理改革正在走向善治的基本结论。中国政府管理改革的发展趋向是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从管制政府走向服务政府、从权力政府走向责任政府、从威权政府走向民主政府、从“独角戏”政府走向“分权合作型政府”。本文第四章对政府管理理念创新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分析,进而从政府管理理念创新的相关内涵、转变的必要性、途径等方面论述了善治视角下政府管理理念创新的主要内容,即从人治理念到法治理念的转变、从管制理念到服务理念的转变、从权力本位理念到责任本位理念的转变、从封闭政府理念到透明政府理念的转变、从政府本位理念到社会本位理念的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创新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坚持公共利益至上,实现和谐发展；坚持实事求是,实现稳步发展。本文第五章论述了善治视角下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即创新依法行政体制,构建法治尊崇型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服务行政体制,构建顾客导向型政府管理模式；创新责任追究机制,构建责任担当型政府管理模式；创新信息交流机制,构建透明运作型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分权化治理机制,构建分权合作型政府管理模式。本文第六章从依法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责任督政、合作施政五个方面论述了善治视域下的中国政府管理方式创新的具体途径。本文最后结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政府管理创新是全要素的革命、全领域的革命和全过程的革命等几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政府管理创新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并且以善治为理论视角展望了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美好前景。
刘再春[8]2012年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研究》文中认为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党政领导人才的治本之策。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虽然一方面成效明显,另一方面却难以深化。现行的选拔任用制度存在着诸多与现实不相适应的地方,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改革中核心制度改革滞后,改革动力不足,深层次矛盾和难题有待于破解。有鉴于此,本论文总体梳理了改革叁十年来的历程,实事求是地分析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理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剖析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一般过程和困境,揭示问题、症结产生的深层矛盾和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改革的目标、原则、策略、路径、方法以及具体举措等。本论文由六章内容组成。导论部分具体阐述了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所在,评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同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简要分析了本论文的创新与不足。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研究离不开科学的理论作为支撑。论文第一章从“党政干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基本概念出发,着重分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直接相关理论的内涵及其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研究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研究奠定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对改革的过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和分析。论文运用历史研究法、实证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基本方法,首先梳理了改革的历程、总结了改革的成效,实事求是地分析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问题,可以发现,现行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仍存在着诸多与现实不相适应的地方,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改革中核心制度改革滞后,改革动力不足,深层次矛盾和难题还有待于破解,从而为有针对性地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提供现实依据。第叁章分析探讨了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变迁)的过程。首先,对改革的动因进行探讨论证,预示了后续改革的方向。其次,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主体展开分析,本文指出,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方向的主导因素,改革的方向、程度、形式和时间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最高决策权的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运用制度变迁模型理论,并结合具体制度分析了叁十年来的改革过程,本文认为,权力中心总体上选择渐进式改革模式,这是由整体的制度环境所决定的。权力中心从利益最大化出发,将来总体仍以渐进改革为主,某些时段和某些单项制度推广将采取激进变迁方式。目前改革路径以强制性变迁为主,未来将以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相转化来加快改革进程。改革性质是适应性制度变迁,单项制度、外围制度改革将采取更新性制度变迁方式。改革方式以局部试点推动全局制度变迁。改革方法目前以模仿式变迁为主,首创式变迁为辅,未来核心制度要突破,必须依靠首创式变迁来开辟道路,依靠模仿式变迁来推广铺开。最后,运用制度变迁成本与收益分析框架对改革的动力展开分析,并以公开选拔制度、干部选举制度为例,通过收益成本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后续改革可能的路径、目标与空间。第四章分析探讨了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障碍与困境的深层次原因。首先,通过对改革的路径依赖消极制约机制的探讨,剖析了制度执行走样的深层原因。本文提出,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执行难、执行走样既有专制集权主义、官本位思想、官场潜规则等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和干部体制惯性的原因,又有渐进改革不彻底的影响,也有相关行动者心理与组织行为障碍方面的因素,还有权力-利益-责任不对称造成的机制障碍,主要阻力则在于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障碍。其次,从创新障碍、权力中心偏好和意识形态刚性、政策执行阻滞等方面分析了叁十年来干部选拔任用核心制度改革滞后的根本原因。最后,从理论上探源,从价值冲突、民主悖论、利益冲突、体制困境、主体困境、文化困境等七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导致改革困境产生的深层次矛盾,为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划定了可能边界。第五章主要探究了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深化改革的若干设想。第一,从宏观上研究了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深化改革的目标、原则、路径、策略与方法等问题。本文提出,建立以干部选举制为核心,考任制、聘任制、委任制为补充,以考察考核制度、任用监督制度、任期制、罢免制、辞职制等等为配套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体系,是改革的目标与方向。改革理性选择的路径是“强制式”变迁与“诱致式”变迁相结合、“整体渐进式”与“局部突破式”变迁相结合。改革的原则是维护核心价值的同时保持制度设计的前瞻性,克服改革主体自利倾向,使制度系统整体配套协调等。具体的制度改革策略有多种,但基本的策略是“正式规则式”变迁和“非正式规则式”变迁有机结合,降低改革成本。改革的基本方法是优化,最重要的方法是创新。第二,探讨了制度系统的设计、优化与创新问题。围绕着干部选举制度、选拔任用监督机制、能上能下机制等,提出了一系列完善的建议。第叁,针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难题---执行走样,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培育民主文化和新型主流意识形态,加快非正式制度变迁,为改革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另外对改革的焦点和热点---如何制约一把手滥用用人权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以群众认可权为核心的五权概念。最后,探讨了相关保障体系建设,提出加强理论研究、建立新的组织机构、加强立法保障,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第六章结论与建议。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既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又是一个颇有技术性的实践难题。本章依据内在逻辑顺序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制度的政策建议。
常庆[9]2007年在《公共部门组织中的激励监督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组织腐败、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不管全大局的地方主义、不遵循自然规律违反科学发展原则的行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种种政府失灵现象严重侵蚀了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造成公共资源滥用和严重浪费，使社会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导致政府效能低下，产生政府危机(政府信用危机、公共物品供给危机、政府治理危机等)。政府危机是传统政府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所产生的问题，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对其他改革的牵制作用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日益成为我国改革的重心，而如何有效地解决种种政府失灵问题，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激励监督机制，也就成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之一。本论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用组织激励理论、博弈论、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契约经济学、组织经济学、破窗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理论，深刻地剖析了种种政府失灵现象产生的内在根源和动力机制，从而为彻底解决政府失灵现象铺平了道路，并针对不同的政府失灵现象，均提出了相应的治本解决措施，就某些解决措施而言，尤其详尽地、创新性地进行了阐述，对建构公共部门组织中的激励监督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论文共由10章组成：第一章，绪论。本章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内容架构以及论文创新点。第二章，公共部门组织激励理论综述及分析。本章通过公共部门组织激励问题综述；公共部门组织激励的理论分析；公共部门组织激励的实证研究等叁节，全方位、多层次地对组织激励理论在公共部门的应用、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及分析，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公共部门组织激励理论的本质特征及其重要意义。第叁章，公共部门组织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就是设计一种机制或合同，从而给代理人提供一种激励和监督。本章重在厘清我国公共部门组织中的委托—代理结构，分析公共权力在此的委托—代理运行的方式及特点，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公共部门组织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最后引出政府失灵问题，并对有关政府失灵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及分析。第四章，转轨经济中腐败的制度解析。本章用数学建模的方式，构建了一个统治者、官员、企业家构成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并分别对在完全信息下的契约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与不完全信息下的契约与腐败的关系进行了模型博弈，从而阐明了腐败本身是官僚体制下一种特定的契约与激励机制的产物。这就为我们如何消除腐败指明了方向：要进行制度变迁，完善制度建设。第五章，公共部门组织腐败的经济学解析。本章对公共组织内部运转的组织特征及其如何与组织腐败相关联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公共组织作为一种政治科层制组织，在给腐败提供的可能性条件和组织诱因方面进行了实质性地探究。从而推断出：权力配置结构问题是反腐败机制设计和反腐败战略选择的根本问题；改善权力配置的信息结构、提高透明度也是反腐败的一项根本性措施。第六章，地方政府无效竞争的制度解析。本章分别从政策博弈的均衡、产权制度的疏漏、财政制度的负反馈、政绩考核制度的缺陷这四个不同的角度对地方政府无效竞争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从不同侧面阐明了导致地方政府无效竞争的制度根源及动力机制。从而推断出：需从整个制度环境建构上对地方政府行为加以规范，为建构制度创新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第七章，中央与地方政策执行博弈解析。本章分别从制度变迁博弈、资源支配博弈、经济增长速度博弈、财税博弈这四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央与地方博弈的主要领域及其效益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并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突出现象进行了界定，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了博弈分析。从而进一步推断出：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政策执行博弈的不良影响，则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博弈规则，以通过制度的创新来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形成有效的博弈均衡解；并进一步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措施。第八章，破解“条块矛盾”的路径选择。本章首先阐述了“条块分割”的政府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进一步指出了“条块关系”的症结之所在——职责同构，通过深入的探究，提出了破解“条块矛盾”的突破口——打破职责同构，要进行职责再设计、机构再设计、过程再设计，并且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创造性的措施和原则，从而实现从“每一级政府都要管所有事情”向“只负责特定事情”的转变。第九章，破窗理论与“零度容忍”反腐机制。本章首先详细阐述了破窗理论与“零度容忍”的发生、发展，并介绍了破窗理论在社区治安上的成功运用。更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破窗与腐败的关系从叁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创造性地提出“零度容忍”反腐机制，即：教育预防机制，使人不想腐败；监督控制机制，使人不敢腐败；制度约束机制，使人不能腐败；金融监控机制，及时遏制腐败。第十章，公共选择理论与激励监督体系构建。本章首先详细阐述了公共选择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国会控制理论，提出委托人可以采取四种措施来克服代理问题。接着深入地分析了公共选择理论中的两个学派——“弗吉尼亚学派”与“芝加哥学派”，这两个学派分别从“宪制经济理论”与“重新创造市场”两个不同的角度，对政府失灵矫正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通过对两个学派、两种观点的比较，对于构建激励监督体系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由于学识和能力有限，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高新会[10]2005年在《论转轨时期我国劳动关系的制度变迁》文中提出劳动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最基础最敏感的部分,它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影响政治格局和社会稳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劳动关系市场化进程加快,国内劳动关系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但是,相对于日益激化的劳资冲突而言,劳动关系理论研究未能较好地解释劳动关系建立和运行的现状和机理,研究方法和手段也显得单一和粗浅。 作者在大量浏览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归纳,吸纳其中的精粹和经验,根据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劳动关系发展变化的状况,主要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劳动关系的现实矛盾和冲突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探索协调劳动关系的机制和模式,并提出以制度供求均衡的策略来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新体制。 本文是沿着下面的逻辑思维展开论述的:首先阐述劳动关系的基本内涵及本文的研究方法,然后,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劳动关系的性质和特征。为了借鉴其他国家劳动关系建立和协调的有益经验,分别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以日本和韩国为典型的亚洲国家劳动关系和同样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劳动关系进行比较分析,探求有益的启示。为了使劳动关系的分析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以劳动力产权为核心,阐明劳动者权益的内容。在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的制度变迁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总体分析,包括劳动关系制度变迁的背景和环境、制度变迁的类型,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进一步改革必须克服的障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在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和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逐步形成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总体目标一致的劳动关系模式。最后,针对目前我国劳动关系处于失衡的状态,根据制度供需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以及制度选择次序,提出平衡现行劳动关系双方的力量和权益,重构建立稳定和谐的新型劳动关系的制度体系,并使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基础性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转轨时期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理念与对策[D]. 谢廷良. 厦门大学. 2001
[2].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研究[D]. 陈婷.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3]. 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D]. 杜建新. 郑州大学. 2003
[4]. 转型期我国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分析及其干预机制构建[D]. 刘黄娟. 浙江财经大学. 2013
[5].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D]. 廖扬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6]. 我国公务员管理中的激励功能障碍问题研究[D]. 韩香.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7]. 走向善治的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研究[D]. 丁宇. 武汉大学. 2011
[8].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研究[D]. 刘再春.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9]. 公共部门组织中的激励监督机制研究[D]. 常庆. 北京邮电大学. 2007
[10]. 论转轨时期我国劳动关系的制度变迁[D]. 高新会. 暨南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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