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着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记周扬同志的一次谈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复兴论文,同志论文,期待论文,周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工作者被压抑的创作热情象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佳作迭出，其中尤以中篇小说更加引人瞩目。为此，中国作家协会委托《文艺报》举办首届中篇小说评奖活动，目的是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动创作的繁荣。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文艺报》于1981年春节过后，举办了一次为期将近两个月的中篇小说读书班，邀请全国19位中青年评论工作者参加，为评奖活动作准备。上海方面，除我之外，还有上海师范大学的王汜人同志。读书班上，主要是阅读作品、进行讨论，对各单位上报参赛作品加以筛选，确定备选篇目；其间，也听取有关部门的介绍，聆听领导同志的讲话，以开阔视野。读书班开学不久，2月12日，即听取周扬同志不久前在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扬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主席。他在讲话中多次讲到中央工作会议，指的是1980年12月的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大约是为了学习和贯彻这个会议的精神而召开的。周扬同志的讲话共谈了五个问题，即：一、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问题；二、学习要结合实际、总结经验；三、如何看待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工作的形势；四、关于创作自由、批评自由与艺术民主问题；五、文艺单位的改革、调整问题。周扬同志讲话甚快，录音又未完全录好，听起来甚吃力，和当场听报告不免有些差距。
其时，《文学报》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这家报纸是1981年4月正式创刊的，但集稿工作早就进行。《文学报》挂靠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当时我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受命参与筹备和编辑工作。临出差北京时，报社负责人杜宣、峻青、姜彬等同志曾找我谈过话，希望我到北京后认真参加《文艺报》读书班工作，好好学习；另方面也代表报社去拜访文艺界一些负责人和知名作家，向他们约稿，听取他们的意见。几位领导还给我写了许多介绍信。我想，《文学报》既然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开头几期应该有叫得响的文章。听说茅盾同志已答应为《文学报》写文章（即后来发表的《欢迎〈文学报〉创刊》一文）；最好还应该有周扬同志的文章或谈话。听了周扬同志的录音讲话，我喜出望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当把这个讲话的精神报道出来，以飨读者。但是录音听得不甚清楚，按照原来的样子整理出来有困难，作者也未必同意，我就和别的同志对笔记，择其要点，采用答问形式把它整理出来。
问：您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怎样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现在党中央领导，不仅经过了长期战争的考验，也经过了十年浩劫的考验，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决定了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团结的重大方针。中央指出当前形势为过去所少有的好形势，同时也指出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在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大量困难和危险。在林彪、“四人帮”时期，当然不能和那时的中央保持一致，就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两年徘徊的时间，在某些问题上也很难和当时中央某些负责人保持一致。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不应是勉强的，而应该是高度自觉的。没有这种一致，就会涣散党的意志，削弱党的统一和战斗力，就不能顺利完成经济调整和实现安定团结的任务。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主要是说在方针、路线上必须一致。中央所以要强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就是要从思想上来保证中央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怎样做到保持一致呢？第一，必须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不要“评头论足”并不是说不要讨论，不要发表不同的意见，而是说要注意内外有别。在内部可以畅开思想，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特别是对文艺领导，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在关于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一定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第二，要多听群众的意见。现在广大群众、干部对文艺工作都有很多意见，很多很好的意见，也有不少严厉的批评。文艺问题各方面很关心，都愿意发表一些看法和意见，这些意见不论来自领导的，还是来自群众的，我们都应虚心听取，认真考虑，对的接受，情况有出入的，可作解释。
问：对最近几年来的文艺工作，您是怎样估价的？
答：中心问题是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工作是执行还是背离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是坚持还是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在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是否旗帜鲜明？我看文艺界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基本上维护了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做宣传工作的要旗帜鲜明，但不能把什么问题都提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现在还有阶级斗争，有些错误如果不加以阻止，发展下去就会变成路线错误，甚至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上去。我说“基本上”，是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首先冲破禁区，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重新强调了“双百”方针，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提倡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扩大了文艺的范围，宣传了革命的“四五”运动，宣传了张志新式的英雄人物，提出了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创作要注意社会效果，等等。在胡耀邦同志推动和指导下，开了多次文艺会议，大大活跃了文艺界的民主空气和创作风气。这些基本上都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旗帜基本上也是鲜明的。但“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够有力，有时也不无偏差，对某些错误的作品和言论，没有及时恰当的批判，在有的问题上，旗帜不够鲜明，放任了文艺界自由化的倾向。整个说来，文艺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出现了新气象、新成果，当然不可讳言，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偏差。
问：您认为当前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中有那些现象值得注意？
答：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不仅是有些作品艺术质量不高，还有思想倾向的问题。我是为“伤痕文学”辩护的，十年浩劫，我们民族遭受到那么大的灾难，伤痕是客观存在，可以也应当反映，但目前这类作品太多了，群众对此有意见也是对的。有些作品单纯地为揭露黑暗面而揭露黑暗面，当然，革命现实主义可以发挥它的批判功能，但不能只是揭露黑暗面，而不写我们生活中的光明面。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光明面也并非没有，张志新式的人物不只一个，“四五”运动的战士们，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并不是很少的。因此，要反映生活的真实就不能单纯地揭露黑暗面，更应反映人民中蕴藏着的斗争精神。其次，在创作上，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生编硬造一些惊险、恋爱情节，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模仿低级庸俗的歌唱表演，有的连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尊严都不顾了。现在我们国家同外国有些文化交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我们的创作一定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尽量不要授人以柄。如果出了一点问题，也不要大惊小怪，今后警惕就是。《火烧红莲寺》一类东西，也挤上了社会主义舞台，这根本不是什么创新，而是完全复旧倒退。
我们的理论战线也显得薄弱，出现了某些混乱现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有些人看来好象吃不开了，至少是不那么行了。唯心主义到处都是，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却非常之少。对现实主义，不讲革命现实主义，似乎不揭露黑暗面就不是真的现实主义；讲革命浪漫主义，好象就是在提倡瞒和骗的文学，连革命理想都不敢讲了，也不要了。鲁迅和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论争，梁实秋反而是正确了，混乱到如此程度！我们肯定人道主义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也承认人性，但总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人性，不只是它的自然属性，更主要的是它的社会属性，它是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体现在文艺创作中各种人物性格里。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历史现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不能再用贴标签的方法，这需要占有大量材料来具体分析。
问：您对“创作自由”和党的领导是怎么理解的？文艺是否存在着自由化的倾向？
答：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讲社会主义文艺没有自由，其实社会主义文艺才是真正自由的文艺。正象列宁所说，它摆脱了对钱袋的依赖而自由，摆脱了个人名利思想而自由。毛泽东同志讲艺术上的自由，主要是指艺术形式和风格的自由竞赛。科学上的自由，主要是指学术上的自由发展。艺术创作只要思想内容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形式风格尽量放宽，任其自由发展、自由竞赛，领导上不要多去干涉。要继续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切实保证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自由，但又要坚决反对和防止自由化。
如果说，文艺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存在着自由化的倾向。什么叫自由化？简言之，就是要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轨道。有的同志写文章，说过去没有党的领导也照样出鲁迅、茅盾。这是不正确的言论，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问题；假如鲁迅活着，也会觉得这种论调可笑。有的同志利用陈毅同志针对某一特定情况而讲的“无为而治”来作为普遍原则否定党对文艺的领导，也是不对的。陈毅同志是坚持党委要领导文艺的。象有的人讲的所谓“无为而治”，那只能是“无为必乱”，怎么能治呢？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目的还是要有所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要有所作为的，要大有作为。
文艺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党对文艺领导，除行政措施外，还特别要靠社会方式，正确的舆论，群众的选择和鉴别。象过去那种官僚主义审查制度，是要不得的，但不能根本没有审查。电影、戏剧、电视等方面，有关主管部门，要审查选题计划、剧目计划。刊物、报纸，对于要发表的文章怎么能不审查呢？审查是不可少的，问题是审查什么，怎样审查，权限放在哪一级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要建立生产责任制，生产单位对生产计划不能没有审查。对于文化事业，行政措施也不能完全取消，有的节目该禁的还是可以禁。要讲文艺自由，决不是绝对的自由。这种绝对的自由世界上是没有的。鼓吹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搞绝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搞非法社团和刊物，个人要办电影厂、办剧团，多数青年是想自己搞研究、搞艺术，个别有野心的、唯恐天下不 乱的人，就别有用心和目的，不可不防。所以，我们既要坚决克服和防止对待文艺工作的粗暴现象，又要坚持反对和防止自由化的倾向。
问：面对当前文艺界的情况，您认为应当怎么办？当前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
答：要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及其他有关文件，学习时要结合实际，总结经验，采取整风的办法，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与人为善。总结经验，过去的经验，包括三十年代的经验和开国十七年的经验，都要总结，但重点应是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总结经验，要肯定成绩，但也不能只看到成绩，要看到不足，看到缺点、错误。总结经验，一定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要多批评自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我们不能把过去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左”的错误都归之于客观原因，都推到毛主席的错误上去。林彪、“四人帮”是人民的敌人，我们也不能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统统归于他们的罪恶。我们应当通过总结经验，更好地吸取教训，以利继续前进。
如何对待青年作家、艺术家、青年读者、观众，是个重大原则性、战略性问题，必须十分重视。近几年来，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等等方面的中青年作家、艺术家，正纷纷崭露头角。人才难得。十年浩劫对青年危害很大，糟踏人才、浪费人才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要文艺复兴、文艺繁荣，有个正确对待青年一代的问题。首先，要热烈地欢迎他们，爱护他们，依靠他们来接班。同时，又要对他们严格要求，特别不要无原则地吹捧，这只会害他们。要引导青年、教育青年，但教育者首先自己受教育，要了解青年，要先向他们请教，向群众请教。要发现人才、爱惜人才。培养青年一代，文化部门，特别是文联、作协，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为他们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和学习创造必要的条件，做好后勤，当好顾问。
目前，各条战线都在调整、改革，文艺单位也要调整、改革。机构臃肿、庞大的情况一定要改变，要精兵简政。现在有些单位，特别是表演单位，书刊、电影、出版发行单位，单纯追求票房价值，追求利润，忘了自己的任务是搞文化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不是单纯为了赚钱。这是不能容忍的。这种情况和我们现在的体制有关，必须加以改革。文艺的改革不单是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艺术改革或叫艺术革新。不改革，文艺就不能复兴。改革（革新）错了，不要去责备他们。要有改革和创新的勇气，要鼓励革新。我们正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任务，我们期待着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
周扬同志的讲话还谈到当时大家非常关注的电影《太阳与人》及赵丹同志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因为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甚敏感，我有意略去，未加整理。整个访谈录成文后，我加了一个标题：“文艺工作者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副题是“周扬同志就当前文艺工作答本报记者问”，开头是引言性质，两句话而已。2月15日，我走访了林默涵同志，他热情地接待我，谈了对如何办好《文学报》的意见；我把采访周扬同志的想法告诉他，向他查询地址和电话，他给我写了一张字条，详细写明周扬同志的住处，连该乘什么车也写得清清楚楚。过了几天，大约是一个周末或周日的下午，我直奔周扬同志住处，他恰好在家，也就接待了我。周扬同志，过去我曾见过几次，但不是在大会听报告就是在座谈会上，从未个别交谈过，因而有点紧张。当我把来意告诉他后，他面有难色，似乎那个讲话当时还不便公开发表；当我说及那个讲话我已用答问形式择要整理出来后，他表示可以考虑，留下来看看再作决定。与此同时，我又把整理稿抄了两份，一份寄《文学报》有关同志，一份寄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姜彬同志。我想，不管周扬同志的访谈录是否公开发表，谈话精神还是应该让有关同志知道，据说姜彬同志还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里非正式传达过。
访谈录呈交周扬同志审阅后，我给周扬同志的秘书打了几次电话。一次回答是周扬同志很忙，来不及审阅。三月底，《文艺报》读书班即将结束，我又电话催促，回答是这个谈话《文学报》单独抢先发表不好，要发的话将来统一安排。我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但心想花了这么大力气却没有结果，于心不甘。回到上海后，同《文学报》有关同志谈起，大家也是这么想。过后不久，杜宣同志出访，路经北京，碰到周扬同志，谈及此事，周扬同志谦虚地说，他那次讲话，讲得很零乱，整理成那个样子，很不错。他还对整理者夸奖一番。这些情况，杜宣同志从北京给报社同志写信时曾提及，杜宣同志这封信还在报社编前会上宣读过。夸奖，说实在，我不敢当；但从杜宣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周扬同志对这个访谈录还是首肯的。他不同意公开发表，照我揣测是从当时文艺界情况考虑的，现在时过境迁，情况已有很大变化，且周扬同志那个讲话，《周扬文集》《周扬近作集》之类集子均未收辑，因此，我把它重新公诸于世，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文内答问一如送审原样，有些提法如“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计划经济”现已改变也未作改动。听过周扬同志那个讲话或录音的同志不少，如有出入，请补正；错了，由我这个整理者负责。
周扬同志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以来担负着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特别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宣传、普及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当然，认识是个过程，他的文艺思想，他的理论观点，有个发展过程；而且，人非圣贤，岂能无过，他在领导文艺工作中也有失误之处。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周扬同志已逝世多年，他的功过是非，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那是正常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积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著作，他的观点，是革命文艺运动一份珍贵的遗产，迄今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就拿这个谈话来说，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为什么如此强调，为什么是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同某一具体单位及至某一领导；他为什么期待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为什么文艺复兴要冠上社会主义而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等等，都有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