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及重要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成果论文,世纪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4)02-0029-06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教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出现。关于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等研究，使人们清晰和实证地认识到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属性。70年代初出现的筛选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及70年代末出现的教育的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挑战和批判，同时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教育投资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繁荣，各国的教育投资热情在80年代中期开始有所下降，教育财政出现紧缩。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理论在教育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人们对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仍然予以高度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继续为人力资本理论提供着有力的支持。近年来，知识经济的出现及其与教育的关系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高等教育系统作为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和培养有知识的人才的发源地，其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注：据估计，OECD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已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1.）。
教育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出现
有关教育和经济的关系的言论早已有之，在中国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一些思想家、教育家已经看到知识、教育和社会、经济生产之间的关系。管仲、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均有一些关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的生产功能等方面的言论。同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教育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儒家、墨家、法家等纷纷开办私学。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可见，当时就已经有了交学费的思想（注：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13-26.）。
靳希斌主编《从滞后到超前》（注：靳希斌.从滞后到超前[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313-328.）一书，向人们揭示了20世纪教育经济学研究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开端，并介绍了代表当时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的三个研究者及其著作。邰爽秋的《教育经费问题》和陈友松的《中国教育财政改造》对中国20、30年代的教育经费筹措、分配和使用问题进行了研究。邰爽秋在文章中不仅阐述了教育机会均等、广开教育经费筹措途径、统一教育经费行政等思想，而且开创性地提出了教育经费独立的八个办法，包括确定教育基金、划分教育税源、预算制度独立、加税权力独立、征收机关独立、保管机关独立、用款权力独立和审核机关独立。古楳的《中国教育之经济观》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教育与生产的关系，认为当时教育与生产的关系脱节，提出要切实考虑居民的经济能力，提供适合生产需要的教育。古楳还采用问卷法调查了中山大学本部、预科、附中、附小学生私人教育支出结构及其数量。古楳的研究还涉及到教育的经济效率，提出教育者应当在经费、劳力、时间与机会方面谋求最小限度的浪费，在生产的效能与事物的利用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
教育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教育经济学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曾出现过萌芽，但由于后来连年的战争，教育经济学并没有在当时的基础上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系统的介绍和专门的研究在中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注：闵维方，丁小浩.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A].陈学飞.中国高等教育50年[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725-730；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3；靳希斌.从滞后到超前[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329.）。
随着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其研究分支也开始出现。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按照考察的层面和角度，教育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的、微观的、结构的、制度的四个研究方面（注：厉以宁.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1-3.）。宏观的教育经济学着重分析教育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教育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教育投资与财政收支的关系。微观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运用教育投资的投入产出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研究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报酬确定的依据、教育单位的规模经济、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动趋势等问题。结构的教育经济学是对教育的区域结构和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问题的研究。这两类结构又同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就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制度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分析教育经济方面的制度环境、制度条件，以及在制度结构上所引起的后果。
笔者认为，按照研究对象，教育经济学可分为高等教育经济学、基础教育经济学、职业和成人教育经济学等。按照研究的领域，教育经济学包含教育财政学和教育规划的经济学研究。教育财政学既属于教育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也属于财政学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教育活动中的财政问题。教育规划的经济学研究以经济学、社会学和规划学的研究为理论基础，从劳动力需求、社会和个人需求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对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经费需求等，以及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等实际问题进行研究。
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吸纳和借鉴了西方教育经济学的成果，而且结合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发展了明显有我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肯定了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其中针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在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很多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关于高等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注：关于高等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的典型研究见厉以宁.教育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秦宛顺.教育投资决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一章，第四章.）
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在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巩固和完善。对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的研究发现，我国教育经费的投资水平以及高等教育经费的投资水平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同等发达程度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要使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三级教育规模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相适应，应加大各级教育投资的力度，尽快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轨。
这些研究结果对我国政府应该达到的教育投资水平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积极地推动了增加教育投资的国家宏观决策。以此为依据，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了到20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的政策目标，并规定了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原则。
2.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式和内部效率（注：这一阶段的典型研究如闵维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形式与办学效益研究》(1990)、丁小浩《中国高等院校规模效益再分析》(1993)、闵维方等《高等院校系和专业的规模效益研究》(1995)；秦宛顺主编、厉以宁副主编《教育投资决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七章；厉以宁主编《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六章、第七章等。）
1978-1989年我国的高等学校校数的增长率略低于高校在校生数的增长率，而高等学校的校均在校生规模的年增长率大大低于校数和在校生数的年增长率。这种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使得有限的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低下。1988年，我国高等学校的校均规模约为1922名在校生，平均生师比为5.25:1。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把生师比提高到10:1，在平均学生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生均经常性经费支出可以下降24%。如果平均学生规模提高到4000名在校生，生师比提高到10:1，每个学生平均每年的经常性开支可以缩减418元。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4000名在校生的校均规模比较接近当时条件下的高等学校的适度规模。据此，研究提出了高等教育应采取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依据规模效益的理论进行高等学校结构调整的办学体制改革等政策建议。这些研究和结论都有力地影响了高等教育总体规模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小规模院校合并、办学结构调整等政策的制定。
3.关于高等教育经费的拨款体制模式（注：关于高等教育拨款体制和模式的研究，如邵金荣《改革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之我见》(1989)、王善迈等《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拨款体制》(1991)、魏新等《关于我国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制的研究》(1994)、闵维方等《我国高等教育经费需求与投资体制改革》(1994)、官风华等《高等教育拨款模式研究》(1995)、陈国良《中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研究》(1996)、李文利等《中外高等教育拨款方式比较与中国高等学校拨款制度改革趋势》(1997)；厉以宁主编《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八章。）
在对教育投资的内部效率进行广泛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究者们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存在投入低、资源短缺的问题，而且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使用效率较低的现象，于是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成为解决资源不足的又一方法和途径。在这一阶段，教育经济学者们对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在学校之间的分配、在学校内部的分配，以及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等问题进行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
以成本行为为基础的多政策参数的高等教育拨款模式以透明、公正、有效为基本原则，以高等教育事业费中的政府拨款为对象，吸取了国际高等教育拨款的有益经验，重新建构了高等教育的成本结构，提供了一种在高等学校之间进行资源配置的科学模式。
鉴于公平、公正、有效、透明的拨款方式必须以相应的拨款体制为依托，一些研究考察了国际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经验，提出了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基金制的设想。（注：魏新、官风华，陈良焜.关于我国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制的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1994,(4).）研究认为，高等教育基金制的建立，可以逐步改变高等学校的附属地位，使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可以促进政府转变职能，由对高等教育条块分割式的直接管理逐步改变为政策引导、宏观调控；可以促使政府拨款充分体现公平、透明和有效的原则；可以确立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一些研究建议实行教育经费预算单列（注：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96-300.）。教育经费预算单列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事权与财权的统一，确保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使教育发展的经费需求与政府的投入更为协调，更好地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实行教育经费预算单列，也有利于高等教育基金制的建立和实行。这一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章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中得到体现，其法律条文阐述如下：“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
4.关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
在一定时期内，我国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不合理现象，表现之一就是受教育程度与劳动收入不成比例，出现“脑体倒挂”现象。造成“脑体倒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来自制度层面的，也就是说，在80年代我国的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主要由人事工资政策规定，并不反映其劳动生产率（注：主要研究见赵人伟.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的若干变化趋势[J].经济研究，1985,(3)；魏新.“教育的个人收益递减”问题与劳动报酬制度的改革[J].教育研究，1988,(9)；诸建芳.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J].经济研究，1995,(12).）。
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高等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表明（注：主要研究见陈晓宇.论中国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与劳动力市场化[J].教育研究，1999,(1)；陈晓宇等.近年我国城镇私人教育收益率的变化[A].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教育经济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等.），收入分配“脑体倒挂”的不合理现象从总体上已经得到了扭转，高等教育是一项能够给个人带来收益的投资。教育收益率呈连年上升趋势，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年明瑟收益率1996年为8.23%，1997年为9.68%，1998年为11.35%。这表明1998年我国大学本科的明瑟收益率已经超过了物质资本投资通常的10%的收益率。
在研究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时，我国教育经济学者将工作努力程度理论结合进了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把工作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回归模型中，对组织行为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而且对组织管理理论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注：主要研究见厉以宁主编.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第九章；秦宛顺主编，厉以宁副主编.教育投资决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十、十一章.）。
这些研究为我国制定更为合理的劳动工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为劳动力配置从以政府直接管理为主到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市场经济形式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基础。
5.关于高等教育经费的多渠道筹措和成本分担（注：主要研究见陈良焜.论家庭教育支出[J].教育与经济，1993,(1)；陈良焜.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分析[J].教育研究，1994,(4)；闵维方等.中国高等教育经费需求与投资体制改革[J].教育研究，1994,(12)；陈良焜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个人（家庭）成本补偿的必然性[J].教育研究，1996,(8)；陈晓宇.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C].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持续增长以及各国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情下降，高等教育经费出现了全球性的财政紧缩。与各国三级教育注册生数不断增长的情况不相适应的是，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85-1994年间稳定在5%左右。而中国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在整个90年代，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二点几，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相对减少，家庭和企业所占的份额相对增大。教育经费来源的渠道由单一渠道转向多种渠道，包括政府拨款、教育费附加、学杂费、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用于教育的费用、个人或社会组织的捐赠、教育基金、科研经费等。
其中，受益者个人或其家庭分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成为非财政性渠道中的重要途径。对人口年龄结构构成变化、居民家庭收入变化、高等教育私人收益率以及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公平性效果等的深入研究，清晰地表明了在高等教育这一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政策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6.关于高等教育的个人需求（注：主要研究见李文利.中国居民高等教育需求研究[C].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随着我国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程度的增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在持续增长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增长。这些方面均促进了居民个人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之后，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虽然为接受高等教育负担了一部分成本，但对提供教育的机构而言，学费无疑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私人投资高等教育的资金来源，继而增大了机构提供教育供给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对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而言，学费和学生资助作为一类重要的财政因素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未来预期收益一起成为了影响个人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经济特征。
研究表明，伴随着高等教育收学费水平的逐年提高，学费已逐渐成为人们进行高等教育选择时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者对学费的反应随着学费水平的提高表现出差异。这些研究结论为向弱势群体提供教育资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为维持教育机会的公平，使得每一位有资格的求学者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教育资助亦成为必然。
7.关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注：主要研究见丁小浩，陈良焜.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对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影响[J].教育发展研究，2000,(2).）
1999年，在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和居民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的双重压力下，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政策出台。高等教育被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生产部门。那么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人们投资高等教育、拉动疲软的消费需求呢？研究者采用投入产出乘数估算了高等教育部门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拉动作用。结果表明，高等教育部门的产出乘数低于各个部门产出乘数的平均水平。与可以吸引居民私人投资的部门，诸如保险、私车消费、房地产、日用电器、电子计算机等部门比较，高等教育部门的产出乘数和影响力系数略高于房地产业，但仍不及保险业、汽车制造业、建筑业、日用电器业和电子计算机业等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拉动力大。
在对就业的影响方面，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延缓了各级毕业生的就业，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研究计算了高校扩大招生带来的有关行业最终需求的增加产生的就业影响。
8.关于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注：主要研究及论述见闵维方主编.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是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
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指高等教育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以及与高等教育系统运行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正在逐渐形成。这两种制度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系统的运行有着本质区别。计划经济条件下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由政府制定计划，政府直接管理，高等学校、学生个人、用人单位在使用资源时都必须根据政府计划并与政府发生联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脱节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间接管理和宏观调控，并维持社会公平。同时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性，高等教育部门与私人产品部门不同，其资源配置不可完全依赖市场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干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既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直接管理的关系，也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关系。
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研究不仅是规范性研究的范畴，而且也是实证研究的领域。研究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环节及其与外部要素间的关系，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运行规律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产生的影响，而且实证地研究了高等教育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高等教育的内部资源配置、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外部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因素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
21世纪初期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展望
在全球经济已逐步迈向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与传统的工业经济条件下的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通常是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最高，中等教育次之，高等教育最低。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特征发生了变化。如在韩国，研究表明男性劳动者的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在1977年超过了中等教育，并在80年代继续上升。当生产、服务行业内的工资差额逐渐降低时，学术和技术行业（如物理学家、工程师、医生、生命科学家、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中等和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工资差额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上升。简言之，尽管高等教育规模在急剧扩张，但由于知识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和经济的迅速增长，从事学术和技术工作的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工资收入仍在上升，这反映了社会对高水平专业技能的持续需求（注：世界银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编写组著，教育部财务司组织翻译.中国高等教育改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9.）。在知识经济时代，不仅是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且受高等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优势也可能会更为明显。一些国家的研究发现，知识密集型生产方法发展得越快，对有高熟练技能工作人员的需求就越大，并且这些工作人员的报酬也在上升（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13).）。
由此可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如何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结构等如何与经济结构的发展相协调都是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还不成熟，所以信息传递不完备，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再者，我国的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时期，1991-2001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9%，产业结构也处在调整过程中。况且每一个接受高等教育者必须经历三到四年的大学学习才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就带来了高等教育的滞后效应。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教育条件，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会带来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科学地研究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和经济规模结构的关系、高等教育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关系不仅可以反映出如何使高等教育的规划达到效率最优，而且可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为个人和政府投资高等教育提供决策依据。
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不仅是教育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且某些问题也引起了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关注，比如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人力资源开发与高等教育的关系、高等教育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学者也不时地把研究的视野投向经济学和财政学的领域，并与之融会贯通。比如，高等教育投资不仅可以获得社会收益，而且具有较为显著的外溢收益，另外，从产品属性上讲，高等教育产出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政府投资高等教育依然是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那么，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在公共财政中的位置自然倍受高等教育经济学者的关注。在公共财政体系中建立一个有序的、规范的、稳定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系在21世纪初期依然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
另一方面，在我国已经普遍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今天，人们对高等学校的学费也越来越关注。特别是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财政经费的紧缩，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成为经费筹措的一个重要的非财政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合理的高等教育学费水平、提供有效的学生资助措施是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经济学者责无旁贷。
再就是，民办高等教育在我国是作为公办高等教育的补充形式出现的，是为满足公办高等教育不能满足的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有效需求应运而生的。它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体现了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且反映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成本补偿。民办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自谋职业，他们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更能体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对民办高等教育各环节的研究也是高等教育经济学必须面对的课题。
展望未来，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结构调整、办学效益、质量提高与社会经济体制和结构、制度环境等密切关联。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制度变迁、结构调整的今天，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者面临着更多的研究机会，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也将随着研究的丰富日趋充实和成熟，相信我们的努力会开出更为灿烂的花，结出更为丰硕的果，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也将更加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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