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效应影响税收遵从的实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论文,实验研究论文,框架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框架效应与税收遵从
框架效应被认为是决策研究领域中最具重要意义的发现之一，它指的是问题表面表述的变化，会系统地影响人们的判断和决策行为，尽管这种表面表述的变化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基本结构。通俗地讲，框架效应就是指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会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
关于框架效应最著名的实验是“亚洲疾病”研究。该实验假设正在流行一场突起的疾病，预计有600人死去，现有下述医疗方案可供选择：
问题1：采用方案A，200人将得救；采用方案B，1/3的概率是600人得救，2/3的概率是600人都不能得救。那么，你选择哪一种方案?
问题2：采用方案C，400人将死亡；采用方案D，1/3的概率是无人死亡，2/3的概率是600人都死亡。那么，你选择哪一种方案?
绝大多数人在问题1中选择方案A，而在问题2中选择方案D。而事实上，问题1与问题2是完全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对选项的表述(问题的框架)不一样。前者用得救人数来表述，而后者用死亡人数来表述。
如果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行为中存在框架效应，那么意味着可以通过改变税收申报决策问题的表述方式，进而影响纳税人的申报。但是，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未见关于框架效应是否存在于税收遵从决策之中的研究。虽然Kahneman和Tversky认为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Schmidt(2001)也认为框架效应存在于税收申报决策中，但这些研究结论都是基于研究者本国的实验数据得出的，并不能直接用于中国纳税人。即便是在相同税收制度下，由于其他因素，诸如税收道德、对税制公平的认知、公共产品供给等的作用，不同经济体中的纳税人都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税收遵从态度。因此，税收遵从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框架效应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本文旨在考察在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框架效应，并探讨纳税人税收遵从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这将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纳税人决策的本质，充实税收遵从领域的研究内容，增强研究结论的应用性，为提高纳税人遵从水平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二、实验方法
为将同一纳税问题表述为不同的框架，实验设置四种情境，分别为：UP情境(未预料会有补缴的情境)、UR情境(未预料会有退税的情境)、ER情境(预计会有退税的情境)、EP情境(预计会有补缴的情境)。这些情境只是在表述框架上有所不同，其所展现出来的最终客观经济结果是相同的。参加实验的被试者被随机分配到其中的一种情境中，被要求在有机会逃税的情况下作出遵从或不遵从的决策。在四种情境中，实验者均被要求想象自己是一个个体工商户，经营一家服装加工厂。在某年度纳税申报前，对应四种情境，实验者拥有的资产(税前净利润)分别为50 000元，37 500元，50 000元，37 500元。各种情境的具体描述如表1所示。
实验选取中南地区3所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的继续教育学院会计学专业学生共320人作为被试对象，剔除未完成实验者23人，有效人数为297人。区别于以往实验选取本科生作为被试者，如Schepanski和Kelsy(1990)、Schepanski和Shearer(1995)等，本实验的被试者均为有工作经验的人员，且具有一定的税收知识和申报纳税的经验。最终获得的有效数据显示：处于UP情境的有72人，UR情境77人，EP情境75人，ER情境73人。为数据分析与对照方便，分别随机在UR情境数据中选取5个，EP情境数据中选取3个，ER情境数据中选取1个数据，将其剔除出去，以保证每种情境中最终获得的数据量相等。因此，实验数据分析依赖于288份数据，每种情境72份。
实验过程中，为判断被试者对于遵从决策的风险偏好，实验采取了利克特7点量表来衡量被试者的选择倾向程度，如图1所示。7点量表中，数字1～3表示遵从倾向，数字越小，遵从倾向越强烈；数字5～7表示不遵从倾向，数字越大，不遵从的倾向越强烈；数字4表示中立态度。
←倾向于诚实申报→中立←倾向于不诚实申报→
1 — 2 — 3 — 4 — 5 — 6 — 7
图1税收遵从倾向7点量表
每位被试者按随机顺序完成5轮测试，分别对应不同的稽查率0.20，0.25，0.30，0.35，0.40。通过阅读书面描述的情境，被试者被要求想象自己处于所描述的情境之中，并对任务作出最直接的响应。在实验前和进行中，被试者一再被告知，所有的材料都是匿名的，其所作出的决策均被严格保密，因此无须对其决策作出任何掩饰。实验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每组人数为40人，每次实验花费时间15～30分钟。
三、实验数据分析
对实验获得的数据采用SPSS11.0进行均值比较，以确定不同的框架下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是否存在差异。在数据录入时，设置两个变量，一个为税收遵从选择值，范围为1～7，另一个为情境，取值分别是UPi、EPi、URi、ERi，i表示实验轮次，i=1～5，分别对应着稽查率为0.20，0.25，0.30，0.35，0.40的轮次。下面对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讨论。
要证实框架效应是否存在，需要考察在产出相同的情况下，当因预缴位置不同，而将情况描述成补缴和退税时，纳税人表现的税收遵从度是否有显著的不同。如果税收遵从度有显著的不同，那么证明框架效应存在，反之，则认为框架效应不明显。这里用纳税人作出的税收遵从选择值表示其税收遵从度。
在补缴和退税情境下纳税人的遵从选择的均值如图2所示，图中横轴为实验数据所对应的轮次，纵轴为在特定情境下纳税人在该轮实验中所作出的税收遵从选择值的平均值。UP情境和EP情境为需要补缴的情境，纳税人可将其视为损失框架。ER和UR情境则为面临退税的情境，纳税人将其视为收益框架。可以看出，在UP情境和EP情境这两种面临补缴的情境下，被试者呈现出较相似的遵从选择均值，而UR情境和ER情境这两种面临退税的情境下，被试者的遵从选择均值较相似，并且前两者均值高于后两者。
图2实验情境下的遵从选择均值
为进一步确认补缴情境和退税情境下，纳税人表现出来的税收遵从度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下面分别对补缴和退税情境下获得的数据进行均值比较。对UP情境和UR情境下的五轮数据样本，以及EP情境和ER情境下的五轮数据样本，分别利用检验进行配对均值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数据可见，纳税人在UP情境和UR情境这两种情境下，除第3轮的数据外，其余4轮数据均为样本方差齐性。同时，被试者在1～4轮中所表现出来的遵从选择均值有显著的差异，且UP情境下的均值高于UR情境，在第5轮中则表现出相似的遵从选择。总体来看，两种情境中纳税人表现出了显著的风险偏好差异。因此，可以认为，在纳税人面临未预料到的损失和退税的情境下，其决策过程中存在着框架效应，但这种框架效应在不同稽查概率下的显著性并不完全一样，在稽查率为40％时，框架效应并不显著。
另一方面，EP情境和ER情境下纳税人的五组遵从选择均值比较的结果显示，五轮的数据均为样本方差齐性，且在EP情境下的均值均高于同样稽查率下ER情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这表明，在5种不同的稽查抓获率下，当纳税人面临预料中的退税和补缴情况时，在有退税即收益的情境下其税收遵从选择值要低于在有补缴即损失的情境，也就是说，框架效应显著存在于其决策过程中。同样的，框架效应在不同稽查概率下的效力是不同的，第四轮和第五轮的差异显著性要低于前三轮。
由上述对UP情境和UR情境、EP情境和ER情境这两对样本中纳税人的遵从均值比较可见，用退税和补缴来表述相同的纳税资产状况时，纳税人在决策中呈现出了框架效应。而相同的纳税资产状况之所以被表述为退税和补缴情境，是因为纳税人预缴税款位置不同造成的，因此，当纳税人预缴税款处于不同位置时，税收遵从决策显著不同。
四、政策建议
实验结果表明，框架效应显著存在于我国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之中，在面临同样的税收问题时，对问题表述为退税和补缴，纳税人呈现出不同税收遵从水平，前者显著高于后者。这提示我们，通过设置纳税人预缴税款的位置，同样的应纳税款相对于纳税人而言可能为退税或补缴，而面临退税时纳税人会表现出更高的遵从水平。因此，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范税款预缴制度，使之成为提高税收遵从的一项有力工具：
(一)确保纳税人足额预缴，并提高处罚力度
虽然现行税收实体法规对纳税人预缴税款有明确的规定，但对于纳税人不按照规定依法预缴税款是否应该征收滞纳金和处以罚款却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导致现实中纳税人实际预缴的税款远低于其真实应纳税款。为此，建议进一步明确各税种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减少预缴税款时的弹性，并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预缴额度。同时，规定纳税人未按期足额预缴税款为偷逃税行为，一旦查出，将同其他不遵从行为一样，面临严厉的处罚。
(二)简化退税手续
本文的控制实验证实了我国纳税人在取得退税时，会表现出较高的税收遵从水平。因此，对于确实出现退税的纳税人，应允许纳税人既可以将应退税款抵缴下期应纳税额，也可以切实取得退税款。另外，在核实和退还纳税人的退税额时，应简化手续，避免纳税人因退税而造成的纳税成本。纳税人方便、快捷取得退税，这将会大大鼓励预缴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税务机关也可获得更多的预缴税款。
(三)适当补偿纳税人
对于因多预缴税款给纳税人带来的额外资金成本，可考虑作出适当的补偿。例如，对于应退税额高于真实应纳税额50％的纳税人，可同时退还退税额的利息。这样可鼓励纳税人多预缴税款，也体现了税法的公平性和对纳税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