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效能约束的制度性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能论文,货币政策论文,因素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宏观经济自从实现“软着陆”之后，就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虽然我国政府制定并执行了持续强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1997年10月至1999年底，我国零售物价指数(RPl)连续27个月份为负增长，消费物价指数(CPI)也是21个月份为负增长，使人们开始对通货紧缩的判断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本文的分析试图表明，中国宏观经济的低迷状态其实并不是通货紧缩，而是一种制度条件约束下的经济秩序紊乱所造成的萧条，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货币政策的失效是必然结果，而非例外。
（一）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通货现状分析
所谓通货紧缩是指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而对商品流通产生了一种制约作用的经济现象。由于一定时期内流通中的货币量取决于货币投放量及货币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又受货币使用者主观偏好的影响，货币当局很难控制货币流通速度，其对货币量的控制只能通过货币投放量来进行。一般来说，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流通量与GDP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商品交易效率，专业化分工水平以及人们对货币或商品交易的偏好均会影响到这个货币流通量，所以货币当局很难事先知道这个量。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调节货币流通量的货币政策都只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而不大可能是一个事前的预防措施。在经济繁荣时期，由于交易效率与交易偏好均持续上升，从而造成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此时即使货币投放与经济增长（GDP增长率）速度相一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也很难避免。而当经济萧条时，由于原因多为产业结构矛盾激化或信用危机造成投资机会减少及投资信心不足，一般不是货币投放量不足引起的，所以，此时即使增加货币投放量（超过GDP增长率），货币流通量也会因为部分货币退出及交易速度下降而减少。由于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不受货币当局控制的外生变量，在制约商品交易增长或经济增长的因素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持续增加货币投放量，只会进一步降低货币流通速度，而不会改变商品的交易速度，所以历史上人们将这种并不是因为货币投放量引起商品交易的减少（或经济增长的减缓）称为经济萧条，而不是像其对立范畴通货膨胀那样将这种非货币经济现象称为通货紧缩。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这样一种经济萧条。由于物价指数变动并不代表货币供给不足的通货紧缩，因此积极货币政策的结果就只能是将多余的货币从银行系统赶入股市交易，并造成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而不是商品交易的繁荣与增加。
从整体水平上来说，我国近两年的货币政策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社会信用供给可能量（王国松，2000）。为了促使金融机构将其过高的流动性转化成现实的社会信用供给量，央行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货币政策。然而，连续增加的货币投放，却并未增加交易所用的货币流通量（由物价指数可知），同时与企业经营和投资密切相关的贷款也增长不力，不仅余额增幅随存款的增幅减少而减少，而且1999年，金融机构全年累计新增贷款为10846亿元，同比竟减少644亿元。那么，投放出去并被从居民存款中挤压出去的货币都到哪里去了呢？
首先，大量的居民存款转变为证券市场资金。从金融机构来看，1998年底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及投资余额为8112.24亿元，1999年底增加到12505.79亿元，比上年增长54.16%，消耗新增货币4000多亿元。其次，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实际货币流通量减少。尽管货币投放量增加，但受经济预期影响，部分从储蓄存款中分流出来的资金，以现金或股市申购资金沉淀下来，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降低流通速度，降低社会金融效率（戴金平，阮君，2000）。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货币供给量的迅速增加，货币流通速度也一直在下降，货币投放量增加所导致的货币供给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增长或商品交易数量的增加。特别是每次经济周期的低谷，货币供给量的增加都没有引起物价上涨及经济增长，而只是带来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幅度下降。如1986年货币流通速度降幅达12.5%，1990年降幅为14.7%，1999年降幅为9.6%。
（二）货币供给量畸形溢出的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1997年以来我国持续强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目的是试图刺激居民消费，扩大企业投资，进而实现宏观经济的有力增长与复苏。然而，四年来不仅表明消费者消费偏好的物价指数没有回升而且作为经济增长前瞻征兆的企业投资也没有强劲的增长。而投资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在于：除去财政投资以外的社会投资意愿不足，从而形成在财政投资扩张的同时，企业及民间投资无法有效跟进和逐步扩张的局面。而社会投资意愿不足又与实业投资利润微薄以及股票投资利润丰厚有显著关系。由于股市盈利水平过高，大量资金投入股市，但这些资金却既不形成投资需求，也不形成消费需求，严重阻碍了市场需求的恢复。
企业存款大幅度增强表明企业的资金充裕，投资支付能力提高，企业固定资产自筹资金本应有较大增加，但是，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刘立峰，2001）。2000年1至11月份，在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企业自筹对全部投资资金来源的贡献率只有15%，企业自筹的贡献率下降到了3年来的最低点。这说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扩张仍然存在较明显的资金约束，而这并非因为企业缺乏资金，而是企业有钱不用在实业投资上，把富裕资金宁肯大量停留在活期账户上，以寻求更为快捷的金融投机机会。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其最重要的作用在于通过融资活动将社会闲散资金导向那些最佳生产性投资场所，从而最大限度地推动实际经济的增长。而股票发行作为主要的直接融资方法，其筹资的目的是投资。只有当企业内部来源不足以支持企业业务扩展所需要的资金时，企业才会把增加证券发行量作为筹集资金以增加存货与厂房设备的手段。只有这样，企业才能通过经营获取正的净现值，给投资者以超过银行利息的报酬。当个别自然人以股市为投机场所进行投机时，它们的行为就构成了股市运转所必需的润滑剂。但当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将自己发行股票所募集到的资金重新投入到股市中去投机时，就表明除了政府隐性担保所造成的股市低风险外，一定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造成了实体经济的收益过低及投资机会缺乏。
（三）在货币供给充裕的条件下，投资增长不力的制度性原因分析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在分配资源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劳动分工能极大地提高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方面。但杨格认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劳动分工的演进。他强调分工中所有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对称地位，每人的需求就是由其供给决定，而专业化程度决定了劳动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差距。当均衡的分工水平低时，比如所有人选择自给自足，则总量需求是零，当交易效率有一点提高时，分工水平会上升，总市场需求会增加，从而扩大交易规模，然后进一步提高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的提高又会进一步提高均衡分工水平。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正反馈系统，它描述了一个移动的均衡和一个不可逆的增长过程（杨小凯，1997）。在这个过程中，提供收益的分工专业化是内因，而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条件是外因，技术进步则只是作为过程手段与看结果的副产品。我国当前的投资机会缺乏及收益过低，正是由于这些内外因条件的不具备所导致的专业化分工演进过程的终止，而不是投资消费偏好主观变动的结果。
1.专业化分工水平，作为复杂的分工组织及有关合约制度的结果是由私有财产制度和市场创造的。当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发达的分工组织后，落后国家的政府可以无偿得到这种组织信息。他们可以用政府组织方式来模仿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过程（专业化分工），苏联东欧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东亚国家的奇迹的实质就是用计划经济模仿资本主义的分工组织。一五时期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的新中国工业化的过程是中国企图缩短赶超期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生产组织制度的模仿，以专业化水平与交易繁荣为标志的经济增长表明了中国取得的短暂成功。但随后对人口流动及市场交易（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的取缔，使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受到抑制。此后二十年，虽然专业化分工可能有了技术上的进一步发展，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评价与激励机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陷于原地踏步的境地。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实质性增长：第一次是作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果的1983至1985年的经济繁荣；第二次是以国有企业承包制为标志的1987年左右的经济过热；第三次是1993、1994年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标志的泡沫经济的开始。这三次经济增长虽然发端于不同的领域，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是交易（或市场）范围的扩大（源于制度上允许更多的产权及交易权），而不是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经济增长。由于专业化分工未能进一步深化，货币收入就不可能稳定增长，市场需求就不可能持续扩大，因此每一次货币资金增长的结果都导致了存款的剧增，货币流通速度的锐减，而不是专业化水平的升级与市场深度的扩展。
2.作为外因的三个制度条件包括自由投资或行业准入及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可能性，（制度性允许），政府法律对交易本身的保护，以及作为交易过程费用节约的主要表现形式的金融信用体系的发展。
中国近年来模仿港台东南亚的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上述三个制度条件不具备，因而限制了分工专业化的进一步演进。首先，虽然有了商品及资本市场，但中国的劳动力仍未能实现自由流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经济起飞、专业化（工业化）生产及最终实现城市化的一个根本条件。劳动力自由流动（城乡之间、部门之间）能借助市场力量使收入分配不致两极分化，从而确保社会稳定。中国的土地制度与户口制度，使农民不能顺畅地转化为城市市民，只能以盲流这种下等人身份进行极不稳定的季节性流浪，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交通资源，而且约束了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演进，农民货币收入（刘保军，2001）与表现为货币的需求增长乏力，从而限制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形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定隐患。
其次，由于体制原因及法制不力，作为降低交易过程费用的主要手段的金融信用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有所倒退。不仅作为金融深化第二阶段的金融创新裹足不前，而且原有的一些金融信用手段也正在萎缩。特别是人与人之间没有基本的信任关系，人们不尊重基本的财产权，每当债权债务关系恶化时，急得要跳楼的往往是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所以作为专业化分工演进推进剂的商业票据与信用一直得不到发展（周理，2000）。更有甚者，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与有政府作后台的信托公司、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的短期行为又将中国经济生活中仅有的一点儿的政府信用关系也被大肆挥霍。
总之，由于制度性条件限制，中国的交易费用始终未能大幅度下降，交易效率也没能进一步提高，在即将进入良性循环的入口处，中国已经起飞的经济增长在制度约束的逼迫下停止了，中国的专业化分工未能演进下去，中国的市场扩展未能持续下去。缺乏专业化过程支持，虽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但货币收入不能持续增长，表现为货币的有效需求裹足不前，故而拥有较高盈利率的投资机会就难以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由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多余的货币量就只能被挤入股市，而不是带来实体经济的增长。所以，若不改变制度约束，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专业化分工演进，提高投资盈利率，仅靠高新技术与货币资金的注入并不能改变中国经济增长不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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