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鲁人诗考_左传论文

“左传”鲁人诗考_左传论文

《左传》鲁人赋诗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6)04-0027-04

春秋时期,赋诗作为表达方式,在知礼守礼的原则下,强调委婉有致而巧妙得体,往往片言之间折冲樽俎。《汉书·艺文志》:“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1](P1755-1756)先秦典籍中有关赋诗记载的只有《左传》和《国语》,《左传》共记赋诗六十八篇次,其中晋人赋诗十二次,郑人赋诗十八次,鲁人赋诗多达二十七次,其它各国赋诗篇次较少;而《国语》中仅记赋诗六篇次,其中晋人赋诗一次,鲁人赋诗两次,秦人赋诗三次。清姚彦渠《春秋会要》“嘉礼”中所记“享燕”之礼,“赋诗言志”的事例计有二十三次,其中十七次有鲁人参与,参与次数为诸侯国之最[2](P179-193)。鲁人在各诸侯国中赋诗最多,其赋诗多表现出对礼乐仪式的追求,使赋诗与进退揖让进相谐和,表现出对礼乐文化的良好驾驭能力①。

一、从掌握程度上看:鲁人赋诗最娴熟

从上面的赋诗统计中就可看出鲁人对《诗》运用的熟练程度,以复兴“周礼”为己任的鲁人带头“赋诗”作表率,从他们的赋诗中亦可看出其对《诗》的娴熟驾驭能力,如《左传·襄公十六年》: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齐人之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请。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领西望曰:‘庶几乎!’比执事之间,恐无及也。”见中行献子,赋《祈父》。献子曰:“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鲁无鸠乎!”

襄公十六年,齐人伐鲁,鲁派叔孙豹到晋求援,晋人委婉谢绝,无奈之下去拜见中行献子,赋《祈父》,《左传》杜预注:“《祈父》,《诗·小雅》。周司马掌封畿之兵甲,故谓之《祈父》。诗人责祈父为王爪牙,不修其职,使百姓受困苦之忧,而无所止居。”[3](P1963)劳孝舆《春秋诗话》曰:“此章两赋俱感名卿,动容相谢,知其风雅之气深矣。”[4](P5),叔孙豹通过赋此诗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哀怨之情,中行献子连忙致歉,表示愿意帮助鲁国。见到范宣子时,叔孙豹赋《鸿雁》,义取“鸿雁于飞,哀鸣嗷嗷。唯此哲人,谓我劬劳”既表达了哀矜以求助之意,也表达了自己的批判之情,同时还显现了感谢之意。穆叔不仅能赋诗而且还通晓《诗》礼,如《左传·襄公四年》: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君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国语·鲁语下》对此次聘享亦有记载。鲁穆叔出聘晋国,晋侯用极其隆重的享礼欢迎他,他却指出了其中的错误,认为:“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和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5](P145),《肆夏》、《文王》都不适用于卿大夫,所用享礼超出了他应享用的范围,所以不拜,而《鹿鸣》之三与其身份相称,所以每歌一曲,他都进行了拜谢。劳孝舆对穆叔此次应对评价甚高:“属词婉至娓娓动人,不亢不谄,自是对大国之体。”[4](P3)穆叔在这次聘问中对《诗》的把握十分娴熟,对《诗》的使用场合的分殊也十分清楚,应对揖让侃侃而谈,表现出一身的凛然正气。《左传》所记赋诗共三十二例,叔孙豹参加的赋诗活动竟有七例,因他善于辞令,深谙外交礼仪,所以每次赋诗应对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左传》赋诗中最具特色的一次是文公十三年鲁、郑两国的赋诗,双方的应对全部以《诗》为媒介,鲁国的季文子便是此次赋诗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裴,子家赋《鸿雁》。李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郑人和鲁人在这次赋诗活动中似乎没有任何争执,“四诗拉遝称引,各各不言而喻。”[4](P2)实际上在彼此的赋诗应对中,已暗中交锋了两个回合。郑国背晋后又想归附晋国,郑大夫子家赋《鸿雁》,取其“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让鲁文公怜悯,再度去晋为其请和。季文子代表鲁文公赋《四月》,取其“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表示不想远行劳苦,期盼回国祭祀先祖,不愿返回晋国。子家又赋《载驰》之四章,义取“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表示郑国有难,再次请求鲁国帮助。鲁文公不好再搪塞了,季文子随即赋《采薇》之四章,义取“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来答应为郑国奔波。在这次外交活动中,所有的意愿都是通过《诗》来完成的,季文子此次赋诗应对温文尔雅而巧妙得体,体现了他对《诗》的娴熟的驾驭能力。

鲁国季武子的赋诗也表现不凡,《左传·襄公二十年》:

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褚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贿之。归,复命,公享之,赋《雨丽》之卒章。公赋《南山有台》。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季武子到宋国聘问,赋了《常棣》的第七章和最后一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尔家室,乐尔妻帑”寓意宋、鲁是婚姻之国应相亲如兄弟,使各乐其家室。因为武子善赋,所以宋人很高兴,重重地送给了他一些财物。当季武子回国复命时,鲁襄公设享礼招待他,他又赋《雨丽》的最后一章,义取“物其有矣,维其时矣”比喻他聘宋是命之得时。曾勤良先生说:“武子之赋《雨丽》卒章,不唯表达此行之成果,又能归美于君,应对之妙趣在其中矣。”[6](P263-264)襄公接着赋了《南山有台》,取其“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邦家之光”来盛赞季武子能为国争光。季武子闻赋,不敢受此尊荣,慌忙避席谦让。武子之善赋,还反映在襄公八年赋《角弓》、《彤弓》,襄公十九年赋《六月》等章中,“取赋之巧妙得当,应对之得体,可知其深谙三百篇,又忠直率真,君臣相得,慨可想见”[6](P264)。

其实,鲁国并不止叔孙氏和季孙氏能赋,文公、襄公、昭公以及女性穆姜等对赋诗应对也非常娴熟。恰如清人梁履绳所说:“鲁季孙氏有文子、武子、平子,叔孙氏有穆子、昭子……是皆世卿公族,风流文雅,聚在百年之间。”[7](P334)

与它国相比,郑人和晋人的赋诗都是使用于外交场合,而鲁人的赋诗就不仅仅是为了外交礼仪的需要,君臣之间的对话、卿大夫之间的交流也不乏用《诗》来完成的,《诗》已成了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左传·成公九年》,季文子奉鲁成公之命到宋国慰问伯姬,回国复命时,成公设享礼招待他,季文子赋《韩奕》第五章形容伯姬婚后安乐幸福,穆姜听了后赋《绿衣》对季文子表示感谢,“《韩奕》取其事之切,《绿衣》略其事而取其意,同时共赋而各不同,古人不执泥如此,可为诗法。”[4](P2)这次赋诗是在君与臣、夫人和臣之间进行的,而且赋诗的形式更倾向于生活化。此外,《左传·襄公二十年》季武子和鲁襄公之间的唱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鲁襄公和荣成伯之间的君臣议政赋诗等都是在鲁国内部进行的,这些赋诗显然不是为了外交礼仪的需要,而是已经开始转化成了鲁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还应看到的是,《左传》所记鲁人赋诗二十七次,其中赋《大雅》三次,《小雅》十六次,《邶风》三次,《鄘风》二次,《召南》三次;而《国语》所记鲁人赋《邶风》一次,《鄘风》一次。可见鲁人所赋之诗已不限于一国,说明他们对《诗》的掌握几乎达到了篇篇皆通的地步了。

二、从文化传统上看:“周礼尽在鲁矣”

鲁人赋诗娴熟与当时用诗环境有关,更与鲁国深厚的文化传统有关。在周代众多的诸侯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8](P151),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也”[8](P5)。鲁国始封国君伯禽为周公长子,周公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和辅助成王平定天下时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鲁国成为周王朝在东土最为坚固可靠的堡垒。故《鲁颂·閟宫》夸耀说:“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保彼东方,鲁邦是常。”《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伯禽受封鲁国时,周王室“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又“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这既是一种荣誉,更是地位的象征。鲁国独特的政治地位为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礼记·明堂位》载:“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9](P1488)又说:“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9](P1492)周公制礼作乐铸就了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仪传统,因为周公的卓越功德,周王特许鲁国祭祀周公用天子之礼乐。又因鲁之国君是周公之后,周王室把它看作自己的嫡系,鲁也就成为了周王室的代言人,成为“宗周文化之正统”[10](P285)。

根深蒂固的礼仪传统造就了鲁人“重礼”、“知礼”的习惯。鲁人“重礼”和“知礼”的传统数见于《左传》,如《昭公二年》:

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在此次的聘问中韩宣子由衷地感慨周礼尽在鲁矣!对此,杨向奎先生解释说:“‘周礼在鲁’是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周礼尽在鲁矣’等于说‘周之文化中心在鲁’”[10](P285)。鲁国成为有周一代宗周和洛邑以外保存周文化最多的中心。又如《闵公元年》:

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

周礼是立国之本,鲁国还执掌着周礼,不抛弃周礼,所以不会灭亡。对完整周礼的保存与秉行,也成为诸侯国敬重鲁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之际,许多诸侯国纷纷朝鲁,且至鲁观乐。如《左传·襄公十年》载“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的“季札观乐”更是典型的例证,季札聘问首选鲁国实非偶然,他在聘问之前必然经过一番系统了解,得知鲁国礼乐文明最发达,保存周礼传统最多,才慕名来访的。这些都充分说明鲁国礼乐文明的发达程度。

诗是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9](P1616)《诗》和乐都是从属于礼而服务于礼的,学《诗》也就是学礼,然后用乐辅助完成。因此鲁人非常注重《诗》学教育。《礼记·王制》载鲁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9](P1342)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11](P2522),“《诗》《书》执礼,皆雅言也”[11](P2482),“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1](P2487)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11](P2525)可见,他对《诗》的重要性和各种功能有很清楚的认识。孔子还认为学诗不仅仅是能背诵,更重要的是能灵活运用于现实的政治生活,就是要把《诗》运用到辞令中去,用《诗》去达政、专对:“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2](P2507)

因为重视《诗》的教育和学习,鲁人有深厚的《诗》学修养而且深谙《诗》礼,从他们的赋诗中可看出其“知礼”和礼乐文明的发达程度,如《昭公二年》:

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韩宣子赋《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

此次赋诗中彼此间俯仰揖让的生动情景历历在目。对所赋《绵》之卒章,杜预注云:“义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绵绵致兴盛,以晋侯比文王,以宣子比四辅。”[3](P2029)季武子不仅赞美晋侯而且赞誉宣子为晋之重臣。韩宣子遂赋《角弓》,取其“兄弟婚姻,无胥远矣”说明晋、鲁都是姬姓国家,应该亲如兄弟。当时晋为盟主,若能与晋国搞好关系,正是鲁国求之不得的,于是季武子再赋《节》之卒章,义取“式讹尔心,以畜万邦”盛赞晋德可以抚恤万邦。对《甘棠》,杜预注云:“《甘棠》,《诗·召南》。召伯息于甘棠之下,诗人思之,而爱其树。武子欲封殖嘉树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3](P2029)劳孝舆《春秋诗话》:“因诗及树,因树不忘诗,绝妙诗情,遂为千秋佳话。”[4](P8)曾勤良先生说:“季武子之见机赋诗,何止《易》与《春秋》之见于鲁,诗亦见于鲁矣。”[6](P348)武子之善赋正显示了鲁国礼乐文明的发达。

纵观鲁国的发展史,鲁国由发展、强盛到春秋前期曾一度衰落,到僖公时的“中兴”,鲁国始终未能“称霸”,然而却能成为“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10](P285)和当时文化的“中心之中心”[10](P284)。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情况下,鲁国努力地挽救并身体力行地去实施“周礼”,鲁国也就成了春秋时期周代“礼乐文明”的忠实传承者、保存者和代表者。张荫麟先生说:“当春秋时代,鲁是一个弱国,始制于齐,继受制于吴,终受制于越,但它也是列国中文化最高的,宗周的毁灭,和成周在春秋时所经几度内乱的破坏,更增加鲁在文化上的地位。”[12](P74)从鲁人的赋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春秋时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周礼”已成了一段模糊的历史,鲁人仍小心翼翼地遵守着它、供奉着它,士大夫阶层更是大声疾呼并竭力恢复和保存它,鲁国甚至出现了专以传授礼文并“导演”礼仪为职业的“儒”,“赋诗”作为鲁人弘扬“周礼”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左传》中凸现出来。总之,鲁人赋诗的数量和熟练程度与“周礼尽在鲁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没有“周礼”在鲁国的兴旺发达也就没有鲁人赋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注释:

①鲁继承宗周衣钵而成为文化的正统,而晋为其“小宗”,与鲁相比稍有逊色,晋国身为大邦,地处中原,同各国交往频繁,因此其赋诗很大气,往往用一家之主的威望和尊严的口气与各诸侯国交流。郑人赋诗十八次,其中赋《郑风》八首九次,《左传》和《国语》中只有郑人赋《郑风》,其它各国却没有赋《郑风》的,他们的赋诗表现出对本国文化的尊重和推崇。而当时的郑国“国小而偪”,因此其赋诗多着眼于实用功利目的。

收稿日期:2006-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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