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权力参与：新世纪以来青年劳动力身份塑形的新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劳动力论文,权力论文,新形式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14)05-0080-04 传统对劳动力社会阶层划分和身份定位主要是以经济基础来判断的，1970年后在西方兴起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情感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才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式获得了学术地位。情感社会学一反传统以经济基础为标准的社会分层和身份界定模式，认为情感也进入了身份认同这个范畴。而传统的经济基础决定论，依旧是弘扬理性主义的标准，而将情感作为非理性的、不能带来社会进步效应的力量，加以排斥。而情感社会学就是要反对这种理性主义的滥觞，而为情感正名。但是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基点，依旧是经济决定论的，它采用的维度，是从阶级身份判断群体情感类型，比如中产阶级对情感资源的掌握能力和较低社会阶层只能输出和接纳有限的、更为消极的情感模式。本文从后情感主义和奇观/表演范式(SPP)理论出发，从两个维度对这两种范式进行修正：第一，不同于从经济基础出发来分析情感状态，本文采取相反的模式，从情感对群体身份的塑形来看，认为在当前社会，情感具备塑造身份的能力；第二，对权力控制理论的修正。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和情感社会学的范畴，都是看重社会阶层被权力控制，本文认为除了这一点以外，社会不同群体对权力机制并非消极地接受或反抗，而是积极地参与权力掌握的社会阶层流动过程。总的来说，本文采取以上模式和维度，还有几个基点：一是在时间上，限制在新世纪以来这个阶段，将这个阶段看成是后工业主义时代；二是在空间上，是对都市空间的一种分析，更确切地说，是以媒体为主导的都市空间；三是从主体而言，讨论的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降生的青年人；四是本文的研究范式，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社会学问题。 一、后情感及群体身份模式 后情感主义是梅斯特罗维奇于1997年在他的《后情感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在这本书里，他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社会看成是“后情感社会”，也就是说在这一时空范畴，情感的力量已经进入可以界定社会形态的范畴，而这一时空内的情感就是他所称的“后情感”。“后情感”首先是反对西方现代性传统高扬理性主义而贬低情感的态度，但同时它也反对后现代主义将情感看成是可以代替理性而成为塑造社会的积极力量，而将情感看成是与理性的综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认为当下社会，理性已经侵入到人类最后一个自由领域——情感领域，从而情感也被操纵，成为一种“类情感”。梅斯特罗维奇试图通过对情感进行这样一种界定，来修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大概念。所谓的“后情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情感本身的性质而言，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自发的、真实的情感，而是一种“类情感”，也就是一种虚假的情感；其次，从情感的产生渊源来看，它是被大众传媒生产的、被操纵的；再次，从它的特征而言，它具备后现代的种种特性：浅薄而非深度的、零散而非集中的、快速而非稳定的、媚俗而非圣洁的、公开的而非隐私的。 从社会群体属性的角度来看，梅斯特罗维奇的这一理论，主要在三个方面对本文所讨论的青年劳动力群体身份问题有积极意义： 第一，群体身份认同的模式。梅斯特罗维奇在书中借鉴了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孤独的人群》(The Longly Crowd，1950)提出的“他人导向型”理论(Theory of other-directedness)。“他人导向型”理论是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提出的。他的这本书以及这个概念被认为是美国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里斯曼将群体性格分为三大主导形式：传统导向型、自我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所谓的传统导向型，是指的个体发展以传统为皈依，也就是个体的发展是趋向父亲，父辈的身份就已经对新的个体的身份做出了限定，因而这种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公共社会性格，都是稳定的。而自我导向型讲的是现代性以来，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形态，追求个性成为身份塑形的新方向和公共性格趋势。而他人导向型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种新的范式，它指个体在身份认同方面不是从内省出发的，而是依据他人，试图获得他人对自己的认同，因而个体的身份认同再一次从个体回到了一个群体范畴，但是这个群体范畴，已经与“传统导向型”中的群体范畴不一样，后者以地域、亲缘为纽带，而前者以现代社区为集合点。梅斯特罗维奇引用里斯曼的这个概念，试图证明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对里斯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这个新形态依旧适用。后情感社会的情感就是一种“他人导向型”的后情感。“他人导向型”后情感同样以在群体内获得他人认同为目标。就它本身的性质而言，它是快速且易变的，并且它赋予了语言绝对的重要地位，语言表达一种情感，但现在的重点不是说语言去表达真实的情感而是坚持语言表达的态度和方式，最后，它不像传统情感那样会倒向行动，而是出现了与行动的脱节。 第二，从自上而下的情感控制和生产来说，被文化工业操控生产的后情感，是要防止情感失范的发生，将情感限定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将不受束缚的野性情感文明化。[1]因而情感也出现后现代的系列特征[2]，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取消了传统情感的厚重性和真实性，对情感采取弱化手段，“酷”(cool)的状态成为风尚。 第三，从自下而上的情感接受来看，个体在后情感场域，对当前严肃的政治事件产生了无力情绪。正因为个体自觉对大的事件并不能发生实际影响，因而个体就容易任由事件发展，而不对其进行任何行动上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后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公共责任心和正义感。 二、想象与表演的介入：SPP视角中的受众 奇观/表演范式(SPP)是尼古拉斯·艾博科隆比和布莱恩·朗赫斯特在《受众：展演和想象的社会学理论》中提出的概念。这一理论的核心立足于“身份”这一问题。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传统中，工人阶级，尤其是青年工人阶级的身份问题，也是这一理论的研究核心之一。他们的理论核心是将大众文化看成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自上而下的全面控制。而在芝加哥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范式中，他们从“失范”(杜克海姆)的角度对青年工人阶级的身份问题进行了讨论。具体来说，他们主要将工人阶级第二代的系列出离社会行为，看成是被资产阶级主流文化排斥和抗拒的结果。伯明翰学派将文化拉入了社会生产的范畴，他们提出了著名的收编/反抗范式(IRP)，由此讨论“工二代”对资产阶级主流文化的反抗机制。但这三个学派存在的问题在于：首先，社会阶级并非法兰克福学派视域中那样固化、铁板一块的；其次，将工人阶级，尤其是青年工人的文化行为，用反抗/收编范式加以概括，有过于简单之嫌；再次，当前的工人阶级形态已经与之前有了巨大的差异。 SPP跳出了IRP的“权力”中心思想，而从接受视角重新理解身份问题。 SPP提供的这个范式，有它的适用范围：它是对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时代的反应。在这个时代，个体身份与消费紧密相关，这不是说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消费方式，而是说消费体现了一种身份。也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我消费故我在”(I consume therefore I am)。[3]而从布迪厄的角度来看，则是文化成了一种“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人们通过享用这种“符号资本”，获得了一种共同的阶级“习性”(habitus)，而后者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正如他所强调的：“品味具有分类作用，并且，他将分类者也由此分了类”(Taste classifies，and it classifies the classifier)。[4] 从SPP这类西方理论视域来说中国新世纪以来的青年身份问题，不是为了说明中国“工人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问题，而是理解中国新世纪以来的社会阶级分层出现新的范式。 三、当前青年劳动力身份塑形的具体特征 从后情感主义和SPP理论视域来看，中国新世纪以来的青年身份问题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展开：虽然中国目前存在多种生存空间，但是新世纪以来，青年劳动力主要还是集中在城市；而在这个都市空间中，消费作为一个符号划分群体身份的力量逐渐加强，而他们消费的对象，除了传统的物质消费之外，还包括文化消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甚至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而这些文化消费品包括服饰、音乐、游戏、影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情感。在以上这些框架下，中国新世纪以来的青年劳动力身份认同有一个共同倾向，即小资似的，也可以理解为中产阶级有闲式的身份与情感体验。 如果说传统青年劳动力社会分层大体上可以将青年劳动力分为城市原生的青年劳动力、通过高等教育成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青年劳动力和主要以低价劳动力形式进城的青年农民工，现在的情况是这几者之间的巨大鸿沟正在缩小，尤其是最后一类的身份认同在逐渐向前者靠拢。不少研究工作已经证明，目前城市中的务工青年劳动力在主体身份认同上已经跟前代的农民工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这些年轻的农民工二代与他走出的农村场域已经越来越隔膜，在情感上也不再以乡土家园为皈依，而是更加积极地试图获取新的城市生活者身份，生活习惯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都市化，越来越倾向接受后工业社会的消费逻辑。余晓敏等指出，他们“对身份的认同更为模糊”，“在消费观念上，这一群体也从家庭导向的节约型转变为个体导向的享受型，力图通过前卫的消费模式来实现城市身份认同”。[5]朱妍、李煜用“双重脱嵌”来说明青年农民工二代所面临的脱离乡土、嵌入城市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空间上脱离了农村，但在心理上与农村生活、农业生产乃至农民身份有着更深的隔膜，他们在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极大弱化，难以在城镇生活中重塑一个‘拟似故乡’的社会场域。”[6]总的来说，这些青年劳动力由情感出发，在新的身份塑形上，倾向于创作一种新的、更宽广的社会群体身份。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走上了春晚，带着《春天里》走向了全国。此前，这对青年翻唱《春天里》已经通过网络和选秀节目获得了非常大的社会轰动效应，春晚是这一热潮的结果，也为其进行了最高级别的推波助澜。这里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旭日阳刚”作为青年农民工二代的代表，唱的不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那样的情绪，而是一个留着长发、抱着吉他唱歌的青年，而后者与改革开放之初崔健的摇滚精神一致，它是城市青年的一种情感体验。其次，“旭日阳刚”翻唱红火起来，最先是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最后，春晚这个舞台为他们这种新身份塑形，尤其是情感体验，赋予了官方认可。这里我们看到，作为社会底层的青年劳动力，在表现方式(表演)、表现内容(城市小资情绪)、借用媒介(网络和电视)以及官方认同上都是新的。 这个例子可以联系到后工业时代的消费理论，但这里主要是对青年劳动力新的身份塑形方式进行说明。本文认为，在上述时空框架中，目前青年劳动力身份依托网络、电视、手机媒体，开始建立起一个虚拟的时空，并在这个新的时空中，由消费出发，并且主要是对情感、时尚的消费，正在塑造一种新的身份。这种新的身份，首先不是被继承的，像传统经济决定论乃至情感社会学理解的那样，而是被断代重塑的。它具有快速传播、易于接受的特点，具有很强的群体效应，带有明显的“他人导向”特征，获得他人认同成为个体关注的中心。它的性质，是走向时尚和小资。这种新的身份，可以说是一种“类”身份，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虚拟的身份。现实生活中差别巨大的个体现在可以体会到同一种类似的情感和情绪，并由这种情绪带动了一种新的群体身份认同，但是这种群体的共同性并不会真正改变个体的现实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新身份是一种“类”身份，是虚拟的。但这里采用“类”身份和“虚拟”的说法，不是为了强调这种身份的不真实性，而主要是为了说明它依托的媒介是媒体和品味风尚，它所进入的时空场域是一个新的超越现实时空的超时空。 这种新的身份塑形方式既有积极的一方面，也有消极的一方面。积极地来看，青年劳动力个体能够拥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机会来发声，并可更多地占有积极的情感资源，传播新的情感信息。从它的超时空来看，传统较为严格的社会差距更在逐渐缩小。消极地来看，这种从后情感、表演/奇观范式出发的新身份塑形方式，是对社会稳定时期青年无力改变现状的一种反映，同时情感与行动出现了分离，是个体主动地谋求与文化产业的合谋关系。梅斯特罗维奇在阐述后情感的社会根源时，指出人们的后情感出发点之一，是个体无力对社会、政治事件作出积极回应。而在中国为什么也出现了青年的这种反应？祝东力的说法具有启发意义。他认为，青年进入主流社会的时候，主流社会有稳定期和变动期两种状态，在稳定期青年则接受完善的社会规训制度，较难大显身手，而新世纪以来这十几年是社会稳定期。[7]按这个理路，当青年的行动被限制在一定领域的时候，他们关注的视野更倾向于投入劳动之余的休闲时光，来获得身份认同、情绪发泄，而消费领域则早已经被文化产业所操纵和控制，因而个体越来越多地受到非个体力量的限制和操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斯特罗维奇将后情感看成是一种新的“极权形式”，是被文化产业严密控制和操纵，但同时又提供给个体一种虚假的多样性、包容、自由假象。 新世纪以来中国青年劳动力在身份塑形方面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今一种依托情感和风尚消费建立起来的身份塑形，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但这并不是说它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以经济、地域为依据的社会分层机制，实际上传统的社会阶级划分方式依旧是有效、并十分重要的，但这种新的模式目前正获得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它是对传统划分社会分层模式的补充，已经与传统方式一起，进入了当前青年劳动力身份认同的维度。本文认为，只有从综合的角度才能全面理解当前青年劳动力的身份认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