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研究：三个重要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欧论文,视角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五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欧关系的研究相当重视，①出现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周弘从不对称框架研究中欧关系，强调中欧需要相互理解双方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等领域的不对称性，积极寻求互补性以创造合作共赢的局面。郭关玉的专著《中国—欧盟合作研究》，则是从国际合作的条件性出发，分析中欧合作的动因以及双方关系发展的现状。吴白乙则从冷战后国际关系和中国自身变化两个角度，深入探讨了中欧关系近年来获得积极进展的外在环境因素和内在发展动力。其中“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一文，是国内第一篇有意识地从国际体系角度研究中欧关系的文章。冯仲平的“如何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首次比较深入地定义了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结构内容。本文认为，研究现阶段中欧关系至少需要三个视角，否则难以全面揭示中欧关系的结构、进程特征与本质。本文提出的三个视角是：国际体系的角度、社会本体论的立场，以及未来取向的规范视角。下面，对这三个不同的视角分别加以论述。
一 为什么采取国际体系的研究视角
显然，随着美国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加大，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研究中欧关系的必要性加强了。国际体系是中欧互动展开的外部环境，它不仅使得中欧关系得以展开，还制约着中欧关系的发展；同时，中欧关系的互动也不断改造和影响着国际体系结构。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中，虽然新兴力量不断发展，但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影响无处不在。中欧关系受到体系结构的约束和影响是显著的；因此，只有从国际体系入手，才能够清楚解释中欧关系的运行背景和影响变量。
中欧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也需要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加以研究。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行为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它包括单元、结构以及互动三个基本要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发展虽然受到冷战力量两极化的束缚，但是在深层次上，随着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国际体系实际上在不断走向分层化。不仅在不同问题领域有不同的权力格局，而且构成性规范和国家建设阶段性差异导致国际体系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不同的层次。②国际体系的这一现象，使得中欧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三层复合互动关系。欧盟是一个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独特行为体，拥有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作为一个自称为世界行为体的欧盟，③显然它已经不再是各个部分的组合或简单相加，因为其内部各单元互动所形成的结构使欧盟本身就成为一个次国际体系，具有体系的自在性。另一方面，由于各成员国在对外关系领域享有较之其他领域更大的主权，各个部分仍然还是相对独立的对外关系行为体。尤其是欧盟内部的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等，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因此，当外部世界与欧盟打交道的时候，其实它面对的是一个“双面对手”：欧洲体系与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与此同时，在欧洲次体系之外还有一个全球层面的国际体系。当一个外部行为体面对欧洲的时候，它实际上需要面对的是一个三层体系：全球国际体系、欧洲次国际体系和各个成员国。中国发展与欧洲的关系，实际上面对的是三个层次上的欧洲。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从体系的角度研究中欧关系，难以理解它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另外，现阶段中欧关系是在国际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新形势下展开的，要想准确把握中欧关系的特性，需要深刻把握国际体系结构性变化的特点和演变趋势，国际体系视角可以提供一种战略性、前瞻性和全局性的讨论空间。当前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基础，是近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给国际政治注入的新的因素。主权国家虽然还是今天国际社会的最高权力载体，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也还没有完全消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是，由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快速发展，导致新兴力量相伴崛起，国家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不断加强，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际政治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权力互动背后的身份与文化特征日益突出。中欧关系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背景下展开的。正是这一背景，为中欧关系的互动带来了许多新的特征和新的因素。国际体系角度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中欧关系发展的结构和模式特征，并探讨中欧关系与国际体系的相互建构状况。
二 为什么坚持社会本体论的研究立场
任何一项研究所使用的概念都会影响到所研究的对象，并影响到事物是怎样被观察的。尽管欧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中欧关系研究实际上往往被假设为一种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国际政治领域，大国关系历来备受瞩目，因为大国之间的互动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安全与稳定。传统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大国关系的时候关注的是物质权力，是力量的转换或者平衡，这尤其反映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大国、极、力量中心在现实主义眼中都是物质实在，特别是以军事实力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物质实在，这种以物质实在为代表的权力和权力关系一直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分析的核心。
用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理论研究欧盟，显然存在着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欧盟并非国家行为体。“一个极必须是一个国家的看法，在处理欧盟时遇到无数的困难。尽管欧盟的行为体特征在日益增加，但是，在新现实主义的视角里，它却变得几乎是看不见的。”④也就是说，现实主义理论没有为欧盟这样的新型国际行为体留下足够的研究空间。二是这个力量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角度衡量，显得有些不值一提。因为从军事实力看，欧盟“依然还是一个纸老虎。”⑤尽管欧盟开始发展军事能力，承担越来越多的维和任务，但其硬实力相对于美国和其他许多力量来说，还是乏善可陈。⑥
但是，毫无疑问，欧盟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建设性作用。首先，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地区一体化的成功模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欧盟通过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合作，形成了世界上最稳定和密切的区域联合。其发展模式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周边国家的追随和加入，也为其他地区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他们发展的样板。其次，欧洲通过自身一体化建设重构了区域内国家之间关系，摆脱了权力政治的逻辑，形成了地区安全共同体。欧洲次体系内部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两极格局的和平瓦解。第三，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软力量对世界秩序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欧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地区多层治理体系，确立了自己‘强大的非军事力量欧洲’(civilian power Europe)的地位。”。⑦战后法德和解，共同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更为世界树立了大国超越历史恩怨的典范。
因此，应该承认，欧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型力量；对这一新型力量仅仅从物质上理解是不够的。而且，欧盟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与中国的关系，仅仅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也是不够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包括物质实力的增长和内在身份的变化，以及中国追求国际化进程和国际合作路线的做法，⑧也是现实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对外政策上没有平衡超级大国的行为，没有意图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也没有挑起意识形态之争。在28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保持了积极进取的学习心态，与各个主要力量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都保持了联系、沟通、交流、合作的关系，并通过改变自己而影响世界。⑨新现实主义，甚至新自由主义理论，将国际政治理解为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权力之争，并独立和外在于人类有目的建构活动，以这样的解释框架来解释欧盟、中国以及中欧关系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中欧关系研究需要采取建构主义的社会本体论立场。这一立场强调，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并不是独立于我们的物质实在，而是我们活动的产物，也就是社会事实。建构主义认为，“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因素因为人的互动性实践活动获得社会意义，社会事实因为人的互动性实践活动得以造就和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社会世界也是‘我们造就的世界’”。⑩社会世界不同于自然世界。在社会世界中，社会实在具有主体间性和集体意义的性质。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身份与实践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行动者和结构之间是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11)和物质现实相比，社会现实只有在人们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它更具有地域的而非全球的特征，更具有时间性。(12)
对于研究欧盟和中欧关系而言，建构主义这种社会本体论的立场可以提供强有力的解释。首先，欧盟这个独特的行为体是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建构出来的。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它的存在与变化都依赖于欧洲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以及为此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在深刻变革的进程之中。随着日益融入国际体系，中国在这一进程中不断重塑自身角色和身份，定义自己的利益和追求。欧盟和中国都是在国际体系进程中具有自身意图和目的的行为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从物质力量角度可以衡量的，更重要的，它们还是一种在不断互动中建构起来的具有主体间意义的社会关系。探讨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互动模式，对于深入了解中欧关系现状和预测其未来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从本质上说，中欧关系的结构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从对手到朋友之间的身份结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伙伴关系”。中欧地缘上相隔较远，彼此的安全关切不突出，欧洲在亚洲的存在有限，中国在欧洲的优先次序选择上并不占据首要地位，因此，相对来说，中欧彼此对权力的相对收益敏感度不高，双方不易形成权力政治的对抗或者敌对关系。中国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虽然已经32年，但双方的密切关联只是近十多年的事情。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欧关系发展迅速，2003年双方才表示中欧关系是一个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十几年里，国际关系因为全球化的加速运转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它们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变得难以想象，国际制度和规范加速扩展。中国和欧盟自身的发展既是国际体系深刻变化的一部分，也是改造或建构国际体系的原因。由于身份和物质实力都发生着变化，中欧之间的互动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培育双方关系基础和规范的进程。再加上中欧两个行为体差异性较大，约束中欧关系的现存制度规范还不够完整和确定，因此互动中的沟通、劝说和矛盾的化解就显得特别重要。随着进程因素的发展，中欧伙伴关系可能不断走向密切的朋友关系，或者也可能从伙伴关系倒退到对手的关系。也就是说，中欧互动有可能在对手和朋友结构之间发生从消极到积极或者从积极到消极的变化。中国和欧盟在相互关系进程中，不仅会建构各自的利益和身份，同时还会造就中欧关系的结构。
最后，现阶段中欧关系互动的模式呈现出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难以解释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凸显了建构主义社会本体论研究立场的恰当性。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中欧互动密切，对话沟通活跃。近十多年来，中欧交往联系的发展势头极其强劲，互动深入而又广泛。中欧都致力于建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长远目标，以对话和沟通解决当下存在的问题。欧盟从战略高度调整对华政策始于1995年公布的第一份对华政策文件，该文件强调“欧盟必须发展起能够与中国在世界及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相适应的长期关系，将对华关系作为‘欧盟对外关系，包括对亚洲和全球关系的一块基石’。”(13)此后欧盟又连续出台了五份对华政策文件。中国政府自2003年公开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以后，也不断强调建设与欧洲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自1995年以来，中欧共举行了9次领导人峰会，发展了13个正式对话渠道。从高层战略对话到不同问题领域里的中下级官员对话，从思想库到公民社会之间的交流，中欧双方赋予对话沟通以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含义，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中欧双方对于发展与对方的合作关系存在着良好的预期。
(2)互动进程呈现动态摸索特征。中欧之间在不断寻求合适的关系框架，“中国方式”和“欧洲方式”在不断地碰撞和协调，(14)因而使互动进程极具动态性和探索性特征。中欧互动密度自上个世纪末开始加强，互动频率不断上升，双方发展关系的持续动力来自于迅速变化形势下的双方各自的变革。(15)高频率的互动带来的合作与摩擦同时增多，再加上双方历史关系并不久远，制度化建设相对较差，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互动进程的可变性和不确定性，需要不断摸索尝试，不断定义合作框架和规范原则。与此同时，中欧之间因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而的确存在不对称性，(16)这导致双方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与对方的关系。“中国方式”更多表现为未来取向、表达善意和寻求理解等内容。“欧洲方式”则表现为结果取向、试图主导和寻求改造对方等内容。二者方式上的差异，一方面导致中欧关系进程充满矛盾；另一方面，差异碰撞产生的调整需求，也使得具有互主意义的中欧双向互动实践有可能出现集体身份的转变。
(3)进程规范表现为软性约束特征。这里的软性约束是指互动关系不以法律条约为基础，而是以政策文件和政策宣誓为指导；不以刚性规范相约束，而是以目标追求来管理；不以对抗性施压相威胁，而是以对话谈判作为首要政策工具。当然，在互动规范原则上，中国和欧洲方式也有矛盾。在刚性规范到软性约束的光谱上，欧洲更加倾向前者，而中国则倾向后者。但到目前为止，中欧互动关系仍然以软性约束为主。
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发展与其他大国包括欧盟和欧洲大国的关系给予高度重视，并提出了发展大国关系的重要原则，即“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具体到中欧关系，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这样界定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谓“全面”，是指中欧双方的合作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既包括经济、科技，也包括政治、文化。既有双边，也有多边；既有官方，也有民间。所谓“战略”，是指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也不针对第三方。所谓“伙伴”，是指双方的合作是平等、互利和共赢的，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努力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17)温总理的讲话，既是对中欧关系发展的目标定位，也是中国发展与欧洲关系的基本原则与规范。这些原则规范是以政策宣誓的方式表达出来，其目标管理的特征十分突出。
欧洲发展对华政策同样也有规范要求，体现在欧盟对华的六个政策文件中。从总体上看，“发展伙伴关系”是欧盟对华政策的目标。在此目标下，保持“接触”进而“帮助”、“援助”、“支持”和“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欧盟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原则。最新一份对华政策文件中，“平等或对等”又成为欧盟对华关系新的原则规范，这一原则要求“已经崛起的中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18)
总的来说，在规范原则上，中国强调的是平等、互利、共赢，欧盟强调的是接触、影响、对等。两者之间有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同侧重。相通的地方在于中国和欧盟都非常重视对话和沟通的作用，中国强调和平谈判解决争端，欧盟也偏好多边主义、对话和调停等手段。不同的是，中国侧重双方平等对待，相互尊重，特别是尊重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之间的差异，要求精神上的平等；欧洲侧重的是影响和规范中国，平等规范更多强调的是责任、义务以及利益的对等，在精神实质上追求中国向欧盟看齐。
(4)中欧互动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它体现在中欧关系的多层次、不对称和多变化几个方面。中欧关系的多层次，体现在欧盟内部层次多、主体多，再加上国际体系的分层化，中国和欧洲处于国际体系的不同层面，使得这一关系异常复杂。处于后现代进程中的欧洲，不论是在文明程度、经济与社会关系，以及对权利的保护和对利益追求的优先次序等方面，与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中国都有所不同，因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对称现象，导致问题和矛盾比较多。中欧互动的多变化，主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中欧关系的发展没有基础扎实的制度环境，体现为一种进程建构过程，易于受到外界干扰。在外界干扰因素中，体系层面上主要是美国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欧盟制度因素也是原因之一。欧盟决策体制复杂，决策过程变量较多，其制度的权力范围和决策工具仍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欧洲这个多国的、多层的、变化中的、时分时合的政治行为主体”(19)在与快速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的互动，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是可以理解的。
上述表明，建构主义社会本体论的视角，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中欧关系的互动进程，发掘中欧关系进程中的互动模式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而这些是现实主义等物质本体论视角难以解决的问题。
三 为什么需要未来取向的研究定位
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是具有意图和目的性的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结构的形成和改变具有主体建构作用。卡尔曾明确指出：“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是与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如果研究人员在思维中已经存在改变事实的愿望，并通过他的研究使其他人也接受这种愿望，那么，一旦接受的人达到足够的数目，事实就会得到改变。”也就是说，共有观念可以改变社会事实、创造社会事实。(20)所谓未来取向，是认为中欧关系的发展需要一种面向未来的战略思维。在充满复杂性和可变性的世界里，要想使中欧伙伴关系出现积极的飞跃，并日益朝着朋友结构发展，还需要中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积极建构的实践精神。我们的研究，也需要一种规范的视角和未来取向的定位。
这里强调规范的视角，并不是说中欧关系未来的发展可以不考虑体系结构的制约，而是说在体系结构与行为体的互动中，行为体应充分利用结构留下的空间发挥积极建构的作用，影响未来体系秩序。因此，需要考虑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体系和内部制约因素，趋利避害，顺势而为，促进中欧关系的积极发展。
首先是体系因素。毫无疑问，国际体系正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全球化是所有影响因素中唯一一个清晰可见的原因。一方面，全球贸易和财富持续增长，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另一方面，世界的发展更加不平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兴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持续扩散。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和各种制度的拓展加强了人们的沟通能力，人类活动日益超越领土界限，规范因素和身份政治因此而突出出来。可以说，全球国际体系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势：一是国际力量格局日益多元化；二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和形象越来越重要。国际体系不仅仅是权力政治体系，还是一个各种规范的社会关系体系。后者是由国家之间共同具有的理解与期望所决定的，(21)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不被理解和期待的力量难以获得合法性发展。
在这样两大发展趋势下，中欧互动从国际体系制约因素看，会受到两个主要变量的影响。首先是美国因素。如布赞所说，目前，“所有大国都会首先考虑到对美国的关系，而与其他大国的关系的优先安排则根据距离的远近而定。”(22)在中欧关系上也是如此：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选择上属于“重中之重”；大西洋联盟关系在欧洲的政策选择上也远远超过其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再加上共同身份的作用，美国和欧洲应对中国崛起的协调会不断加强，美国因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会成为影响中欧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如果国际力量格局日益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中国和欧盟的力量始终保持上升势头，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相对平衡的中、美、欧三角关系，中欧关系的发展就有更大的空间。第二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中欧关系的合作程度。欧盟在其对外关系领域，长期以来习惯于确定“游戏规则”，以指导欧洲国家内部和外部行为的各种规范。(23)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理念深深嵌入其文化、精神、制度之中的一种内在反映，价值追求在欧盟外交决策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在发展对欧关系上将始终面临来自欧盟方面关于民主和人权规范的压力，建立政治互信需要中欧双方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但是，这并不是说中欧之间难以朝着朋友结构的方向发展。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主张国际社会文化多样性，其发展模式也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元素，这为中欧互动的积极变化提供了运作空间。
其次是中欧内部因素。中国和欧盟内部都在进行持续的变革，变化中的中国或者欧盟毫无疑问将影响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通过不断改变自己而影响世界。为了建设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合作促发展，努力扩大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寻求互利共赢”。(24)改革开放28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在价值追求上越来越清晰地体现了和平与和谐的理念。这一理念与欧盟的多边主义和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追求基本契合。只要中国坚持和平与和谐理念，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中欧伙伴关系就可能日益具有全面的、长期稳定的战略意义，互动关系在对手和朋友的社会结构光谱上就有可能朝着朋友结构的方向发展。
当然，欧盟的快速扩大不仅改变了欧盟自身，也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25)大批中东欧国家的加入，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以及欧盟治理系统构成了挑战。同时，欧盟实现地缘政治转变的工具主要是通过内部政治制度的扩展和延伸，而非传统的政策工具。软权力是欧盟国际政治地位的根本体现，也是欧盟藉此影响世界的主要手段，它决定了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这种软权力方式受阻，或者不能保护未来欧盟的核心利益，欧盟是否会改变现有发展模式，积极发展和获取军事能力，并改用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眼光看待世界，这是一个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当然，一个军事强权的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性的关系。
上述表明，体系层面虽然有一些不利因素，但是仍然存在着可以提升中欧合作的广阔空间。中欧之间需要塑造更多的共识，扩大共同利益，从而使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良性发展。中欧关系还需要增强韧性和耐心，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加强制度建设，拓宽沟通渠道，增强对话的实质性内容，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中欧双方都应该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对方，充分肯定各自的成就，尊重各自的传统和规范，避免相互指责，培育化解矛盾的能力。中欧之间还要着眼于未来，特别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处在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中欧双方随着力量的增长，要进一步加大双方关系的独立性，并有效协调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以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注释：
①近年来关于中欧关系的研究增多，一些专著和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重要论文有，邢骅：“论国际格局变化中的中欧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1期；陈玉刚：“体系秩序与中欧关系”，《国际观察》2003年第4期；刘惜戈：“浅析中国同欧盟的外交与安全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6期；周弘：“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周弘主编：《共性与差异：中国与欧盟伙伴关系评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戴炳然：“走向成熟、健康、稳定的中欧关系——中欧建交30周年感言”，《欧洲研究》2005年第2期；火正德：“论中欧战略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刘建生：“中欧关系：从‘而立’到‘不惑’”，《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37期；吴白乙：“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欧洲研究》2005年第5期；吴白乙：“观念转变与内生动力——后冷战时期中欧关系本源初探”，《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冯仲平：“如何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郭关玉：《中国—欧盟合作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曹用：“中欧关系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②约瑟夫·奈从不同问题领域的权力结构出发，认为在军事领域，国际体系是一个单极世界；在经济领域则是一个美、欧、日的三极世界；在社会领域则存在一个包含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存在的多极世界。罗伯特·库柏则从行为体所处的不同阶段提出了存在着一个“三个世界”的国际体系：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世界。本文使用的国际体系的分层化是从库柏的行为体所处不同阶段的角度定义的。See Joseph S.Nye 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t It Alo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6; Robert Cooper,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nada:McCelland & Stewart Ltd,2003,pp.16-17.
③关于世界行为体的称谓见欧盟出版物：A World Player:the European Union's External Relations,Brussels,2004。
④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70页。
⑤Joachim Bitterlich,"How to Get Europe' s Common Foreign Policy out of the Doldrums",Europe's World,No.6,Summer 2007,p.15.
⑥Robert Kagan,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NewYork:Alfred A.Knopf,2003,p.22.
⑦Robert Jackson,"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A Glance at th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Political Studies,Vol.47,Issue 3,1999,p.449.
⑧朱立群：“观念变化、领导力量与中国新外交”，《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
⑨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⑩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16页。
(11)袁正清：“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需要本体论的关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16页。
(12)Thomas Christiansen,Knud E.Jorgensen and Antju Wiener 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London:SAGE,2001,p.3.
(13)A Long Term Policy for China-EU Relations,COM (1995) 279,"A.Introduction".
(14)周弘在其“论中欧伙伴关系的不对称性和对称性”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中欧关系中的“中国方式”和“欧洲方式”的概念，但并未对这两个重要概念展开论述。这里借用这两个概念用以描述中欧关系进程性特点的一个方面。这两个概念参见周弘：“论中欧伙伴关系的不对称性和对称性”，第12页。
(15)吴白乙：“观念转变与内生动力——后冷战时期中欧关系本源初探”，第17-18页。
(16)周弘：“论中欧伙伴关系的不对称性和对称性”，第1-15页。
(17)温家宝：“积极发展中国同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04年5月7日。
(18)“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2006年10月，"EU-China:Closer Partners and Growing Responsibilities",COM (2006) 631。
(19)Ernst-Otto Czempiel,"Governance and Democratization",in James N.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Governance with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255-256,转引自周弘：“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第6页。
(20)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第17页。
(2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102页。
(23)Karen E.Smith,"Enlargement and European Order",in Christopher Hill and Michael Smith,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71.
(24)“和平、发展、合作——李肇星外长谈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2005年8月22日，http://www.mfa.gov.cn/chn/zxxx/t208030.htm。
(25)Karen E.Smith,"Enlargement and European Order",p.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