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扩张策略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王朝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1.14=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7)02-0024-09
吐蕃王朝的建立、发展、鼎盛和灭亡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问题，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以吐蕃王朝的扩张策略作为切入点来加以探索，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影响吐蕃王朝兴起和灭亡的因素很多，诸如青藏高原地区经济发展状态、政治势力的构成与分布格局、吐蕃王朝周边地区的政治势力的状况、吐蕃内部的社会经济政治状态、吐蕃王朝的对内政策，以及吐蕃王朝对外政策等等。关于吐蕃王朝的扩张活动学术界多有涉及，我国台湾学者林冠群教授专文讨论了唐代吐蕃的对外扩张活动，他认为吐蕃之对外扩张原因有三：视赞普为天神化身的君长观念；无法容纳更多人口的高原自然环境之影响；维系内部团结、满足官僚贵族寻求利益需要的国家体制之作用。而吐蕃军事上取得成功的自身因素包括君贤、臣能、士猛、制度优良。①这一论断揭示了本问题中的一些关节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本文拟就吐蕃王朝的扩张策略进行系统分析，并对扩张策略与吐蕃王朝兴衰的关系作简要论述。
一、吐蕃的政治策略
1、政治联姻巩固统治根基、打开交往通道 政治联姻是吐蕃政治扩张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策略有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功能：对内可以巩固以赞普为中心的新的贵族集团的政治地位，并对被征服各部族形成一种优势和压力，从而达到强基固本的客观效果。对外通过政治联姻很自然地获得周边政权的认可，取得合法的地位，同时简捷而快速地开展与周边地区的交流，打破了阻碍吐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自然和社会壁垒。
吐蕃王朝建立以前和建立初期，往往通过政治联姻的策略来扩大和巩固政治同盟，从而使雅隆吐蕃部落不断获得发展和壮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赞普长期以来就有和相邻地区贵族联姻的传统，在王朝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尚”，就是来自有权势的母族。而他们的举动直接影响到吐蕃政权的稳定，“松赞干布赞普之时，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象雄（羊同），犛牛苏毗、聂尼达布、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变。”②松赞干布本人即娶过5位王妃，其中包括弥药（木雅、党项）茹莱嘉莫尊王妃、象雄·勒托曼王妃和芒赤嘉王妃，前两位王妃都来自青藏高原地区的部落和政权，而另外两位王妃，即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则是来自青藏高原之外地区。而他的妹妹还下嫁象雄王，后者在为吐蕃刺探情报，最后灭亡象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吐蕃部落十分重视学习和借鉴周边地区的经验与制度，并十分重视政治联姻在其对外交往和扩张中的作用。史书记载，达布聂西时期，就从吐谷浑获得药物，从突厥获得法律，从中原地区获得历法。随着吐蕃王朝势力的增强，并走出青藏高原地区及交往范围的扩展，联姻的地理范围也随之扩大。吐蕃的公主就曾出嫁高原西北地区的小勃律王、西域的苏禄王、云南的南诏王等，通过政治联姻，实施扩张策略，史书记载：“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馀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④以政治联姻为媒介，打通了四方的交通联系。
政治联姻对吐蕃王朝的政治策略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最大的有三点：一是形成并巩固了以雅隆吐蕃贵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二是从尼泊尔和唐朝中原地区引进以佛教及其文化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三是从四邻引进以中原文明为核心的物质和制度文明。
2、以军事为后盾渐次提高政治目标 吐蕃在和周边政权建立联系之后，为了增加其政治资本，他们以军事扩张为后盾，逐渐追求更大的政治目标，提升自己的地位。吐蕃王朝惟一可资利用的资本即是军事。技术上、文化上、经济上吐蕃都没有明显优势可言，吐蕃贵族在军事扩张下建立了统一的王朝，既积累了军事扩张的经验，也奠定了进一步进行扩张的军事基础，军事和吐蕃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也是吐蕃王朝迅速崛起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是在军事实力受到重创后快速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吐蕃王朝扩张的目的却不仅仅是军事掠夺和占有，而是随着军事扩张而不断提高政治战略的追求目标。
3、据守牧区，窥视农区 吐蕃在控制青藏高原地区后，长期以农牧分界地区作为唐蕃分界线，控制牧区，发挥自身长处，保持优势战略地位，使唐朝久用军力而不能有所作为，处于两难境地，所谓“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倾巢穴”。⑤高宗召集群臣商量应对吐蕃侵扰对策，中书舍人郭正一的这句话，正好反映了吐蕃这一战略的成功。吐蕃王朝把据守牧区，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上升到政治策略的高度，始终保持便于操控的态势，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各个方面的损失。同时，不断窥视唐朝控制下的农区，使对土地极度依赖的农民无法从事生产，或者庄稼无所收获，直接动摇唐朝在西部统治地区的经济根基。
4、谋求中亚强国地位 吐蕃与唐朝、大食对抗，把势力推进到西域、中亚地区，在当时目的是要谋求强国地位，以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西域地区，吐蕃的主要目标就是瓦解唐朝设在那里的安西四镇，史书记载：“初勃律王来朝，上字之为子，于其国置绥远军。以地邻吐蕃，尝为所困。吐蕃每谓之曰：‘我非谋于尔国，假尔道以攻四镇’。”⑥清楚地道出其战略意图，事实上，威胁唐朝四镇，不仅可以参与大国之间的政治角逐，而且可以控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丝绸之路，获得巨大经济利益。
二、吐蕃的军事策略
1、全民皆兵 吐蕃是一个军事组织社会，成年男人平时耕作，战时出征，全民皆兵。按照藏文史书记载，在广大的辖区，吐蕃王朝按照旧有的部落来划分属民，在部落内部又把属民划分为两部分，“桂”（rgod，军士）和“庸”（gyung，仆从），⑦事实上是完全按照军事需要来划分的。军事优先的指导思想在社会组织上获得切实的保障，社会风俗贵壮贱老。属民和属部的利益都和军事上的兴旺密切联系起来，构成强大军事力量的扎实基础。
2、勇于进攻、不羞遁走 两《唐书》“吐蕃传”都记载，吐蕃兵前队尽死，后队乃进；有利则进攻，无利则遁走，不以退逃为耻辱。⑧吐蕃使者仲琮在回答唐高宗的提问中，说明了吐蕃地区贫瘠，文化后进，武器驽钝，为什么能在唐蕃交战中屡屡获胜的部分原因，即“其国国法严整，上下齐力，议事则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⑨汉文史书的记载，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其（吐蕃）战必下马列行阵，死递收之，终不肯退。枪细而长于汉者，弓矢弱而甲坚，人皆用剑，不战，负剑而行。俗重战死，战死者其墓周回白土泥之，不与诸墓连接。”“重战没者，为甲门；奔败者，加狐尾于首，以示终身之耻。”⑩刘元鼎《使吐蕃经见记略》印证了这一情况，他看到：“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柽柳，山多柏，坡皆邱墓，旁作屋，赭涂之，绘白虎，皆夷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11)吐蕃有很好的激励机制来保障将士高昂的斗志，除了有给英雄授虎皮褒奖，怯弱者挂狐尾羞辱的风俗之外，物质刺激也直接调动了将士的积极性。新疆简牍文书记，“忠心耿耿，尽忠效劳，为敌所杀，奴隶、土地由其子孙后代领有。大论已下令，万夫长及千夫长……别忘写入盟约……”。(12)可谓生者壮烈，死后有保障。
3、善用属部 吐蕃每发兵，皆以奴部为前驱。这包括吐蕃本部的奴隶，也包括被吐蕃役使的部落和族群。《资治通鉴》记载：“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室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指的是前者。(13)而《新唐书》记：“浑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嗢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马尤良云。”(14)则是指后者。《全唐文》称：“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泽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军粮兵马，半出其中，自没凌替送款事彰，家族遇害，二千余人，悉其种落，皆为猜阻。”(15)这里谈到的情况，逼真地反映出吐蕃使用奴部，以及被役使部落在吐蕃扩张中的重要作用。
吐蕃的军事扩张活动，都是在大量奴部的配合下进行的。广德元年十月，“吐蕃以吐谷浑、党项羌之众二十余万，自龙光度而动。郭子仪退军，车驾幸陕州，京师失守”。(16)元和十四年十月，“吐蕃节度使论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书令尚绮心儿共领军约十五万众，围我盐州数重，党项首领亦发兵驱羊马以助”。(17)唐朝节度使韦皋在西南地区大败吐蕃军，对维州形成包抄之势的情况下，“灵、朔之寇引众南下，于是赞普遣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众来解维州之围。”(18)《新唐书》记载：“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入寇，与吐蕃并力。一趋茂州，踰文川，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崃关。”(19)从唐朝俘获的情况看，也是这样。大历十一年(776)正月辛亥，“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四节度使及突厥、吐谷浑、氐、羌、群蛮众二十万，斩首万余级”。(20)这里受到重创的是被吐蕃役使的各个部落和族群。吐蕃在没有占领河西、陇右以前，并未以掠夺唐朝土地为目的，而在俘虏大量汉人之后，便以他们为前驱，开始占领原属唐朝的土地，《新唐书》记载，“初，吐蕃盗塞，畏春夏，常以盛秋。及是得唐俘，多厚给产，质其孥，故盛夏入边”。(21)
除了高压胁迫政策之外，利益共享是促成奴部参与吐蕃掠夺战争的重要因素。吐蕃与参与战斗的诸部共同分享所掠夺来的财富，也调动了各个部落参战的积极性。汉文史书记载了吐蕃和其他各部军队进入内地后，大肆劫掠的情况，杀人越货成了这些军队经常性的活动。这种方式肇始于早期雅隆悉补野部落与相邻部落之间的会盟制度和利益共享机制，汉藏文史书记载了吐蕃与属部经常性的盟会制度，即所谓一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的杀牲立誓，并请神明做证，负盟者“使尔身体屠裂，同于此牲”。(22)高压、利益和誓言把他们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战斗力很强的群体。
4、善用骑兵 吐蕃军队大多为骑兵，来往迅速，杀伤力巨大。而且吐蕃骑兵使用的马匹适合高原气候和地理环境，这和唐朝军队以步兵为主，以及使用来自北方地区和西域地区战马未必习惯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环境的情况，形成反差。陆贽在奏疏中说到：吐蕃“强者乃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尤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此戎狄之所以长也”。(23)
5、统帅专一，步调一致 吐蕃的军事活动空间和范围广阔，涉及政权和民族众多，颇具复杂性。解决统帅专一问题不易，达到齐心协力更难。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吐蕃居然很好地处理了多部落和族群军队共同作战中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问题。陆贽在《论抵御吐蕃策》中认为，统帅专一正是并不拥有甲坚器利的吐蕃军队能够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他说：“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郡而已。”“（吐蕃）动则中国畏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蕃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则机会靡愆，机会靡愆则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变化翕辟，在于反掌之内。是犹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则何敌之有！”与此相反，唐朝将领不协，一国三公，而十羊九牧，势必无法统一行动，虽然占尽优势，要获战争胜利却并不容易。(24)大非川之败，即与将帅不齐心协力有关。
6、重视抢占战略要地 吐蕃的扩张虽然是在四方展开的，但是鉴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西北、北部和东部则是它主要的进攻方向。为了实施其扩张计划，吐蕃极为重视抢占战略要地，吐蕃与唐朝争夺大小勃律、争夺南诏等地，都是重要举措，而吐蕃趁唐朝尚未认清其扩展目标，以及尚未对青海地区的战略意义给予足够重视之机，相继吞并白兰、党项、苏毗和吐谷浑等部，更是高明之举。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青海地区处在5个动脉的心脏位置：即一、北中国，特别是从渭水盆地经湟水流域西行的路线；二、从漠南达凉州（武威），纵断南山山脉南下路线；三、东行西域南，从鄯善折向东南间的路线；四、从拉萨方面的西藏中心部分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北上路线；五、从南中国的四川北行向青海方面的路线一交会点。(25)有学者认为，吐蕃强盛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掌握了吐谷浑的中心地带。(26)而唐朝早期却对青海地区的防务及重要性不够重视，对其战略价值缺乏充足认识，(27)从而导致战略上的被动。青海地区的控制权落入吐蕃之手，被认为是唐蕃双方势力消长的关键。青海地区对李唐而言，在国防上，具有威胁李唐腹心的战略意义。在经贸上，具有钳制河西路的作用。(28)从吐蕃的军队组成来看，活动在青海地区的白兰、党项、苏毗和吐谷浑等部，都成为日后吐蕃大军武力扩张的中坚，以青海地区为中转地带，以青海诸部为强援，吐蕃军队的北上、东进，成为唐朝难以阻挡的阵阵洪流，他们“小入则驱略黎庶，深入则震惊邦畿”，唐朝穷于应对。
三、吐蕃的经济策略
1、贸易优先 贸易是吐蕃经济扩张政策的重要支撑点，吐蕃通过与唐朝、南亚、中亚等地的贸易充实了经济基础。吐蕃与周边地区的贸易规模不尽相同，其中与唐朝的贸易最为突出，所占比重也最大。贸易方式有两种：一是朝贡贸易，即通过连续不断的朝贡使者，在实现政治目的的同时，完成经济使命；二是民间贸易，通过商人沿着吐蕃丝绸之路而进行的，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经济贸易。此外，与中亚地区之间，通过以粟特商人为沟通者开展的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不论哪种方式的贸易，其最终都为增强经济实力发挥了作用，从而也支撑了吐蕃王朝的军事扩张政策。
《弟吴教法源流》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伟大功绩时讲到吐蕃的一些贸易市场和关口“卡杰凯杰(khabrgyad khe-brgyad)”，其中“卡杰”指8个市场，“上部三大市场是：勃律(dru-zha)、突厥(dru-gu)、尼泊尔(bal-po)；下部三市是：葛逻禄（gar-log，蓝眼突厥）、绒绒(rong-rong)、丹玛(dan-ma)；中部二市是二东东(stong-stong)大集市，指吐蕃与其他地区间交换生产品的大市场。中部二市东东指南、北商市，是东氏两部落群众相互自愿交换生产品的市场。”
“凯杰”被解释成8大山口，“四大山口主管，没庐氏墀松杰达囊(vbro-rje-khri-gsum-rie-rtag-snang)分管开通东方汉绢与食品之山门；桂氏墀聂沃玛(mgos-khri-snyen-vol-ma)分管通南方米和糜子之山门；卓·琼萨沃玛(vbro-chung-gzav-vor-ma)分管开通西方蔗糖和染料之山门；琼波·布当(khyung-pospu-stangs)分管开通北方盐与犏牛之山门。四大山门连同四小山口，共八个山口。为吐蕃经商之路，故名‘八商市’(khe-brgyad)。同东方大唐开展帛绢与各种谷物贸易；同南方门地、印度进行大米、糜子等粮果贸易；同西方波斯、尼泊尔、拉达克(la-dags)开展吐蕃织氆氇所需的颜料草、紫梗贸易，即以胭脂红等为主的各种染料物品；同北方于阗和粟特进行食盐、畜产品贸易。驻守边地的没庐、桂、琼波等氏族首领奉命守护各大商道。”(29)“列琼”(le-chung)藏语指小山口。“吐蕃全境经商”(bod-khe-la-zhugs-pa)的意思是居住在上下南北各地的吐蕃居民参加物品交换，故名“凯杰”。据史料记述，随着吐蕃国势的增强，与周边地区的贸易交往越来越频繁，从而推进了吐蕃的农牧业生产，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吐蕃社会经济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30)
吐蕃与唐朝通过高原丝绸之路进行的全方位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吐蕃的经济。由于新兴的军事贵族和被征服务部落首领贪欲的膨胀，以及协调他们之间利益分配的需要，加之正常贸易渠道时有阻塞，这种贸易方式往往被其他方式所替代，武力掠夺便成为吐蕃王朝更重要的一种追求利益的手段。
2、掠夺经济 掠夺经济是和吐蕃军事活动密切关联的，通过军事掠夺而获得经济上的保障，转而又支持了军事活动的进一步扩大和持续。吐蕃军队每有战事，不带资粮，以虏获为军备；平时也多通过掠夺来获得财富，加强经济基础，如瓜州之战，不断出现的对唐朝秋收成果的掠夺等即是具体表现。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赞普赤都松赞亲自出征，“攻陷唐之瓜州等城堡，……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各地聚集之财宝贮之于瓜州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获大量财物，民庶、黔首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绢帛矣”。(31)《册府元龟》记载：吐蕃“出疆之费，亦无定给，而临阵所得，便为己有，所有战伐吞并，往必成功”。(32)《新唐书》记吐蕃：“其兵法严，而师无馈粮，以虏获为资”。(33)《新唐书》东女记：西山诸国“自（唐朝）失河、陇，悉为吐蕃羁属，部数千户，辄置令，岁输丝絮”。(34)《新唐书》南诏记载：“南诏跟随吐蕃军队入掠唐朝茂、扶、文、黎、雅等州，异牟寻下令说：为我取蜀为东府，工技悉送逻娑城，岁赋一［丝］兼。”(35)贞元三年九月，“吐蕃驱掠连云堡之众及邠、泾编户逃窜山谷者，并牛畜万计，悉其众至弹筝峡。自是泾、陇、邠等贼之所至，俘掠殆尽”。(36)贞元“四年五月，吐蕃三万余骑犯塞，分入泾、邠、宁、庆、麟等州，焚彭原县廨舍，所至烧庐舍，人畜没者二三万，计凡二旬方退”。(37)
3、征收属部赋税 被吐蕃征服的青藏高原地区及其相邻地区的属部，都要向吐蕃占领者交纳赋税。《贤者喜宴》记：“南巴财王(nam-pa-lde-rgyal)、苏毗铁王(sum-pa-lcags-rgyal)、泥婆罗铜王(palpo-li-rgyal)、门地娱乐王(mon-rtse-rgyal)，这些所谓的四方面王，他们收集赋税上缴，因此也属于属民之列。”(38)西山八国“旧皆隶边郡，祖、父例授将军、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为吐蕃所役属。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39)可见征收属部的赋税，被用来满足吐蕃上层统治者的需要和进行新的军事扩张。
4、破坏敌对方的经济 在发动战争的过程中，吐蕃的军队常常把破坏对方的经济基础作为重要手段，如在对唐朝的作战中，经常采取“践踏庄稼”、夷毁房屋的措施。吐蕃多乘秋高马肥的时候，出兵进扰唐朝边地，使得唐朝不得不相应地采取“防秋”的对策，“防秋”既是对吐蕃秋季进攻的防御，也是对秋收庄稼的一种保护策略。唐朝很多藩镇和很大一部分兵力都被迫加入到“防秋”的行列。(40)永泰“八年秋，吐蕃六万骑寇灵武，蹂踏我禾稼而去”。(41)哥舒翰“天宝六载，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西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先是，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难得、杨景晖等潜引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杀之略尽，馀或挺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42)
5、重点发展牧业、服务军事掠夺 牧业是吐蕃的重要经济基础和优势，它与吐蕃以骑兵为主有密切关系。吐蕃通过发展畜牧业，在满足广大百姓生活需要的同时，也为强大骑兵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通过日常生产生活自然训练出一支下马放牧、上马战斗的剽悍队伍。吐蕃占领青海地区后，白兰、苏毗、党项、吐谷浑等部的牧业经济成为吐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吐蕃还借金城公主“汤沐”地的名义从唐朝获得黄河九曲，进一步增强了畜牧业经济的实力，并以此为前沿阵地，威胁唐朝的西部边地。史书称：“时杨矩为鄯州都督，吐蕃遣使厚遗之，因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金城公主汤沐之所，矩遂奏与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与唐境接近，自是复叛，始率兵入寇。”(43)
与吐蕃对唐朝农业地区的秋收成果的掠夺不同，进入吐蕃牧区，唐朝军队无法从土地上得到什么虏获物，也不能造成较大的破坏。因此，双方交界地区存在的这种差异，影响到防守方面所花费的人力、才力和战争成本的巨大不同。
四、吐蕃的外交策略
1、联弱抗强 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吐蕃的扩张方向重点被限定在北方和东方，北方进入中亚、西域地区，而东边则主要进入中原内地。西域和中亚广大地区在唐朝的直接控制之下或者羁縻范围。事实上，吐蕃争夺的对象尽管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存在差异，但是和唐朝进行争锋几乎伴随着吐蕃王朝存在的始终。为此，吐蕃在外交上采取了联弱抗强的策略，除了联合青藏高原地区的各部落和族群，对外还联合西域的弓月、苏禄、葛逻禄，甚至回纥等部，在东边则联合一度割据云南等地的南诏政权，乃至中亚的大食帝国，来对抗唐朝。而当大食帝国势力强盛，影响中亚政局时，吐蕃则联合西域突厥诸部阻止大食势力东进。这种外交策略为吐蕃的对外扩张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远交近攻 吐蕃在外交策略上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远交近攻。在统一本部时期，吐蕃与高原周邻地区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吞并白兰、苏毗、党项等部时，也极力和唐朝建立联姻关系，保持使者往来。等到吞并吐谷浑，直接威胁到唐朝的边地，与唐朝发生冲突后，才开始改变策略，后来与大食联合以对抗唐朝，也有远交近攻的成分。通过这些策略上的变化，逐渐拓展空间，谋取更大的战略利益。
3、分化瓦解 吐蕃的外交策略还包括分化瓦解敌对方的内容，以对唐朝为例，既包括瓦解唐朝和周边部落关系，又包括离间唐朝廷与将领，以及各个将领之间的关系。
吐蕃在和唐朝争夺南诏、西山八国、党项、吐谷浑、大小勃律和西域诸部的过程中，频繁使用分化瓦解策略，使许多原来归属唐朝的部落和政权，转归吐蕃治下，动摇了唐朝在该地的统治。一些部落为了保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在唐朝和吐蕃之间左右逢源，西山八国即是典型代表。史书称：“其部落代袭刺史等官，然亦潜通吐蕃，故谓之‘两面羌’。”(44)
对于唐朝的前线边将，吐蕃也采取分化政策，制造矛盾，增加唐朝边将内部的矛盾，其中很成功的一次是尚结赞分化李晟、马燧、浑瑊的事例。《旧唐书》李晟传称：“蕃相尚结赞颇多诈谋，尤恶晟，乃相与议云：‘唐之名将，李晟与马燧、浑瑊耳。不去三人，必为我忧。’乃行反间，遣使因马燧以请和，既和，即请盟，复因盟以虏瑊，因以卖燧。”(45)
贞元三年(787)闰五月，尚结赞故意放言：“胡以马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马不能举足，当是时，侍中渡河掩之，吾全军覆没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军得归，奈何拘其子孙！”言下之意，是马燧给自己以生还的机会，并有意放回了马燧的侄子马弇，德宗闻之，夺马燧兵权。(46)最终使三位受重用的将领失去信任和职权，并使他们互相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迅速瓦解，给吐蕃的扩张提供可乘之机。
五、吐蕃的文化策略
1、拿来主义与兼容并蓄 无论崛起于雅隆河谷的悉补野吐蕃文化，还是统一西藏地区的吐蕃王朝文化，起初都避免不了部落和族群文化的色彩，也就是具有鲜明的原始文化风格和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它是与吐蕃早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和规模相适应的。随着吐蕃王朝的建立，其自身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无法适应融会众多部族和族群的统一王朝发展的需要，而且也不利于吐蕃与周边文化发达地区的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吐蕃统治者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拿来主义策略，积极而大规模地直接引进、借用唐朝中原文化、印度文化、突厥文化、波斯文化和其他各民族文化，从松赞干布开始即从唐朝内地、尼泊尔和印度引进佛教，并逐渐以佛教思想来改造吐蕃人的思想意识，到赤松德赞时期，赞普本人便亲自主持佛教、苯教之争，为佛教立足并植根吐蕃开辟子新的前景。在吐蕃接受的外来文化中，唐朝中原的政治制度、建筑技术、天文历算、医学、绘画、乐舞等，都被吐蕃接受过来。吐蕃除了派遣贵族子弟前往长安学习技艺之外，还邀请唐朝僧人前来教习佛经，医生前来教授技艺等等。印度宗教文化、天文历算、医学、文学等，波斯的宗教、艺术和制造工艺，大食的医学和突厥的法律等等，都被吐蕃人有选择地接受过来，用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文化宝库。
吐蕃王朝文化上的拿来主义和兼容并蓄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对青藏高原地区白兰、苏毗、党项、吐谷浑等各族各部文化的吸收；一是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吸收，通过这些吸收、交流、融合，吐蕃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吐蕃王朝灿烂文明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正是吐蕃王朝文化迅速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2、自我提升 吐蕃王朝的文化策略没有满足于吸收和借鉴，而是在拿来的基础上，开始了再创造的过程。佛教从唐朝中原、尼泊尔和印度地区传入吐蕃后，逐渐地适应西藏地方的实际，特别是和西藏地方的原始宗教苯教相互融合，最后形成特色鲜明的藏传佛教，并左右到吐蕃人，乃至后代藏族群众的精神世界。而通过翻译梵文和汉文佛教经典，形成藏文《大藏经》，并在翻译过程中，适应文字翻译的需要，多次厘定文字，使藏族文明的重要载体——藏文逐渐完善和成熟起来；吐蕃在借鉴四方医学的基础上，形成具有高原医学特点的藏医学体系；在建筑工艺和风格上，他们不断吸收汉地、印度、尼泊尔建筑技术与风格，逐渐形成具有高原民族风格和特色的建筑艺术；在吸收唐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吐蕃的制度文明。吐蕃文化的自我提升过程，就是外来文化地方化，并不断创新的过程，它的持续和发展，让吐蕃人的自信心不断得到加强；兼容并蓄的文化策略，在吐蕃以军事扩张为核心的对外政策中，也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吐蕃与周边的关系往往因其武力扩张而中断或者遇到阻碍，而文化交流往往成为吐蕃打开僵局的重要手段，吐蕃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特别是对唐朝的文化借鉴，在双方交往中始终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直接为吐蕃的扩张战略服务。
3、拓展弘扬 随着吐蕃军事扩张的深入，吐蕃文化也相继传播到西域、南诏，以及吐蕃占领下的河西，特别是敦煌地区。它与武力伸展相伴随，既影响前往占领区的吐蕃军队和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对各占领区当地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新疆简牍文书资料和敦煌藏文吐蕃文书资料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如吐蕃苯教信仰、杀生祭祀，以及占卜等习俗就随着吐蕃军队传入到吐蕃占领的今新疆南疆地区。(47)敦煌文书P.T.1123号文书，是“为赞普赤祖德赞颂。（无量寿经）功德愿文”，而P.T.1001号则是吐蕃部落的僧尼诵经登录册。P.T.1283号《礼仪问答写卷》卷子则更留下了吐蕃为人处世的说教。(48)这些正是后来藏传佛教扩大藏族文化影响到青藏高原周边或更远地方的滥觞。
通过上述策略，吐蕃王朝不仅在青藏高原地区站稳脚跟，而且把触角伸展到唐朝中原地区，乃至中亚、南亚等广大地区，并持续表现出蓬勃的斗志和旺盛的生命力。吐蕃扩张策略的成功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吐蕃角逐内陆亚洲霸权的能力，这是吐蕃王朝为什么能从自然资源并不富足的青藏高原走向当时中亚历史舞台的真正原因。
六、吐蕃王朝扩张策略与吐蕃王朝衰亡关系的分析
吐蕃王朝的扩张策略有力地支撑了吐蕃王朝的崛起与强盛，同时它又在公元9世纪前后有力地推动了吐蕃王朝走向衰落。吐蕃王朝迅速衰落的原因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陈寅恪先生认为：“吐蕃之国势自贞元时开始衰弱。”“吐蕃之破败由于天灾及内乱。”(49)这无疑抓住了问题的一些要害，具体来说，吐蕃王朝灭亡的原因还可以再增加若干条，其中吐蕃的扩张策略应该算其中一条。
上面我们探讨了吐蕃扩张策略的内涵，并指出这些策略对吐蕃王朝的崛起和强盛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但也必须指出，这些扩张策略，同样是导致吐蕃王朝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事物的发展有其两面性，而且随着条件的改变，也会相互转化，吐蕃的扩张策略正是如此。
从政治策略方面来看，上述策略为吐蕃王朝的崛起发挥了推动作用，但是在吐蕃王朝走向鼎盛以后，吐蕃的政治策略面临新的挑战，首先和周边关系，特别是和唐朝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军事实力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吐蕃不再甘心当初确定的“舅甥关系”，而是寻求和唐朝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同时又缺乏维持这种政治地位的雄厚经济基础，因为吐蕃王朝的经济基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周边地区，特别是和唐朝的经济贸易，以及对周边地区的掠夺，从而存在巨大的变数。
从经济上来看，早年唐朝的强盛和富足能满足吐蕃的经济掠夺，而随着双方战争规模的扩大，战争对社会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损耗也在大幅度增加，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连年战争，广大农业地区无法耕作，唐王朝自身也走向衰落，吐蕃从唐朝那里无论是进行正常贸易获得的利益，还是掠夺获得的财富，都在减少，而在没有丰富虏获物的情况下，吐蕃上层贵族，以及吐蕃与其他联盟部落首领之间的矛盾也会不断加大，导致吐蕃王朝陷入经济、政治上的困境。吐蕃的贸易政策是一种对周边地区依赖性较强的经济政策，潜伏着很大的风险，军事上的成功可以推动经济的长足发展，而军事的失败则直接导致经济的衰落。
从吐蕃所控制的区域来看，早期的坚守牧区、窥视农区的策略无疑帮助了吐蕃的崛起，使吐蕃王朝能够很好地控制辖区，从容经营。但是在进入鼎盛时期以后，吐蕃控制了原来属于唐朝治下的河西、陇右等大片地区之后，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但是也在提高统治成本的基础上，面临一个如何管理广大农业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问题，这是吐蕃在控制青藏高原牧区时期所没有经历过的挑战，在吐蕃晚期这一因素同样也加速了吐蕃王朝的崩溃。
吐蕃的外交策略，无论是远交近攻，还是联弱抗强，都为吐蕃的扩张赢得了盟友和支持。但是随着吐蕃势力的强盛，事实上也陷入四面为敌的状态，吐蕃在中亚地区与唐朝和大食、突厥等强大势力的角逐，南诏归附唐朝后，实施抗拒吐蕃奴役的政策，都让吐蕃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内部部落不稳固，外部四面树敌，扩张策略暴露出巨大的危机。史书记载，大食“贞元中，与吐蕃京（力）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50)由于大批人员随军出征，或者战死疆场，吐蕃本部的社会生产逐渐失去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吐蕃的崛起与军事成就密切关联，吐蕃王朝很好地利用了青藏高原地区部落状态和畜牧业经济特征，以及当时高原地区的社会组织形态，很好地利用部落首领们追逐物质财富的强烈渴望，通过军事掠夺和扩张，把他们团结起来，从而形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尽管吐蕃的军事系统很庞大和完整，但是它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直到吐蕃王朝晚期，依然没有改变部落分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当军事上不断上升，取得成功时，其凝聚力最强；相反，在军事上陷入困境时刻，往往一盘散沙，造成成也迅速、败也迅速的局面。全民皆兵，在经过长期实践后，特别是吐蕃王朝晚期，更暴露出诸多问题，越来越缺乏扩张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基础。同时随着控制范围的扩大，属部的增多，矛盾也相应增加，晚期属部的反抗活动转而加速了王朝的灭亡。作为强大后盾的军事活动受到挫折时，吐蕃王朝的政治策略就陷入巨大的困境。剧烈的扩张不仅增加了吐蕃本部地区百姓的负担，也在策略上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根本无法应对局势的急转直下，从而导致崩溃的结局。
吐蕃的扩张策略充满着智慧，远交进攻、联弱抗强都曾发挥过显著的作用。但是吐蕃王朝有其致命的弱点，它过度依赖军事的实力，过度追求直接掠夺物质财富，因此除了西域地区（主要是今新疆的南疆地区）之外，在其他所控制的地区大多不能持久。争霸强国的努力只能膨胀一时，却无法称雄一世。此外，吐蕃的文化策略在新占领地区也面临着接受当地文化影响、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巨大挑战，无论是进入敦煌的吐蕃人，还是进入西域的吐蕃人，在文化上，乃至民族上最终都无法摆脱被当地民族同化的命运。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吐蕃王朝缜密的扩张策略，对于吐蕃王朝的崛起、强大和走向鼎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时过境迁，同样是这些策略，也对吐蕃王朝的衰落和最后瓦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注释：
①林冠群：《论唐代吐蕃之对外扩张》[M]，台湾蒙藏委员会印行，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五十一。
②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Z]（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65页。
③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页；林冠群：《唐代吐蕃对外联姻之研究》，《唐研究》第8卷，2002年，第175-204页。
④《旧唐书》[Z]卷一○四王仙芝传。
⑤《册府元龟》[Z]卷九九一外臣部备御四。
⑥同上，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十一。
⑦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Z]（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87-189页；参阅黄颢译文，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10页。
⑧《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
⑨《册府元龟》卷九六二外臣部才智。
⑩同上，卷九六二外臣部官号。
(11)刘元鼎：《使吐蕃经见记略》，《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
(12)王尧、陈践：《新疆简牍综录》[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4页。
(13)《资治通鉴》[Z]卷二○五。
(14)《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
(15)《全唐文》[Z]卷四○六哥舒翰“奏苏毗王子悉诺逻降附状”。
(16)《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17)《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
(18)同上。
(19)《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上·南诏上。
(20)《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21)《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
(22)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60-165页；《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
(23)《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
(24)同上。
(25)松田寿男著，周伟洲译：《吐谷浑遣使考（下）》[J]，《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第97-98页。
(26)铃木隆一著，钟美珠译：《吐谷浑与吐蕃之河西九曲》[J]，《民族译丛》1985年第3期，第51页。
(27)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J]，《台湾大学文史丛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第54页。
(28)林冠群：《唐代前期唐蕃竞逐青海地区之研究》[A]，《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1993年2月，第1-37页，台北。
(29)弟吴贤者：《弟吴教法源流》[Z]（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4页、第284页。
(30)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吾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得存译：《藏族通史》[M]，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0-101页。
(31)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66页。
(32)《册府元龟》卷九六一外臣部土风三。
(33)《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
(34)《新唐书》，卷二二一东女。
(35)《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上·南诏上。
(36)《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37)同上。
(38)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藏文），第136页；参阅黄颢译文，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10页。
(39)《旧唐书》卷一九七东女国。
(40)同上，卷一○四哥舒翰传。
(41)同上，卷一九六吐蕃传。
(42)同上，卷一○四哥舒翰传。
(43)《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44)《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45)同上，卷一三三李晟传。
(46)《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三年(787)闰五月。
(47)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1986年，第72-74页。
(48)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00-291页，第203-205页，第123-147页。
(49)陈寅恪：《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A]，《唐代政治史述论稿》[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0)《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