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经论文,晚清论文,思潮论文,近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1-0078-08
晚清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期。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曾对晚清产生过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受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分界的左右，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只研究到乾嘉学派，就不再往下研究；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多从鸦片战争开始，很少往上追索，嘉道经世思潮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查阅中国期刊网，1994年到2006年的12年间，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论文只有10篇左右①，就其所论问题而言，尚未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就学术界涉及不多的嘉道经世思潮对晚清社会近代转型的影响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嘉道经世思潮对晚清政治转型的影响
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表现在政治上，便是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不破不立，要实现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就必须对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也就是要“破”。而在晚清，最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是鸦片战争前以龚自珍为代表的一些经世思想家。在龚自珍认为，君主专制的残暴统治不仅将群臣的廉耻之心“震荡摧锄”尽净，而且还扼杀了群臣的办事能力，使他们成了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尽奄然而无有生气”的行尸走肉。因为，君主为了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绝对威权，制定出种种纲纪和律令，对群臣“约束之，羁縻之”，朝廷一、二品大臣，朝见皇上要免冠磕头，晚见皇上要免冠磕头，还要经常被议处或察议。在这样动辄得咎的体制下，群臣哪还敢有什么作为？龚自珍除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抽象的封建专制制度外，还指向了本朝和当今的皇帝。针对清朝入关后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特别是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严酷压制，龚自珍尖锐地指出“本朝纠虔士大夫甚密”问题。1813年嘉庆帝在镇压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会起义后下了一道罪己诏，指责群臣“寡廉鲜耻”、“自甘卑鄙”、“私心太重”，认为群臣要为乾隆末年以来政治的腐败负责。但在龚自珍看来，对此负责任的应是清朝君主自己。因为自清朝建国以来，其君主为了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绝对威权，“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于是，“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殓，既弥，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暮乎”！所以，“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其结果，“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诌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1](p31)龚氏对封建专制制度尤其是清朝专制制度和当今皇上的批判，诚可谓言人不敢言。
尽管就基本价值取向而言，以龚自珍为代表的嘉道经世思想家对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并没有超越出传统思想的范围，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依然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但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他们“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意义，而且也开启了晚清议论时政、抨击时弊的风气，后来的一切进步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他们的影响，其社会批判思想“对于鸦片战争后一切谋求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思想家来说，尤其是对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来说，是起了极为重要的启蒙作用的”[2](p17)。作为戊戌时期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龚自珍时便承认他们那一代“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所以“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3](p54)。龚氏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对晚清思想家尤其是戊戌时期维新派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对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外，嘉道经世思潮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影响更主要的还体现在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介绍上。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不仅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的内容之一，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在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时，对其持的是肯定和赞许的态度。如魏源就肯定美国的选举制度，“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同乎？”认为美国以民选总统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称赞“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是“西土之桃花源”。[4](p133)徐继畬推许美国“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的民主制度，是“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他尤其对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赞赏有加，称华盛顿“气貌雄毅绝伦”，是“人杰”、“异人”。因为华盛顿“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5](p277)。尽管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魏源、徐继畬等人还不可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但作为晚清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他们已经朦胧地感受到这种制度在某些方面，要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优越。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指出：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不是从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中直接孕育出来的，乃是由转述西方思想及其政制为起点，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著作介绍西方民主制度开始的。这是不刊之论。虽然魏源、徐继畬等人还不可能对西方民主制度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但作为晚清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毕竟是他们最早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信息”介绍到中国来的。继魏源、徐继畬等人之后，中国人再次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是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介绍者是中国派往欧美的出使人员和留学生，如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黎庶昌等，这些人主要是在他们所写的出访日记或游记中，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介绍的。与魏源、徐继畬等人相比，由于这些人到过欧美，对西方民主制度有过亲身感受，因此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和介绍，也就理所当然地超越了魏源、徐继畬等人。但就此并不能得出魏源、徐继畬等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并不重要的结论。实际上，魏源、徐继畬等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和称赞，对后来思想家尤其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影响极大。比如，魏源、徐继畬等人把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三代”政治相比附，认为华盛顿传贤不传子有“三代之遗意”。郑观应在《易言》中也把西方的议院制和中国的“三代”政治挂起钩来，认为它“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所以，郑观应在提出君主立宪的要求时，一再强调这是“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6](p103)。王韬同样把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与中国的“三代”以上的政治扯在一起。我们虽然不能说郑观应、王韬的说法就直接源自于魏源、徐继畬，但他们都阅读过《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受其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在晚清，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不仅要比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黎庶昌等人的出访日记或游记出版得早，而且影响也大得多。《海国图志》自1844年50卷刊行到1902年，近60年间曾先后9次刊刻，其影响之大，他书无法可比。《瀛环志略》问世后，虽因顽固派的弹劾，遭受到毁版的厄运，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洋务”热的兴起，国人终于认识到了它的价值，于是被大量翻印、重印，产生了广泛影响。王韬就曾指出：“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也……此诚当今有用之书，而吾人所宜盱衡而瞩远者也。”[7](p273)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认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两书始[3](p323～324)。不少人就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中，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不同于中国专制制度的另一种政治制度，从而萌发了以西方民主制度来变革中国专制制度的思想。这其中，也包括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据其日记记载，1879年前后，康有为曾多次阅读过《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等书，从而为他“讲西学”、倡导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嘉道经世思潮对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影响，还体现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又对中国维新变法的影响上。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出版后，便很快东传到了日本，并受到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的欢迎和好评。据统计，仅1854～1856年间，《海国图志》被翻刻的版本就达20多种。1861年《瀛环志略》被刊刻，后来又多次翻印，它们对帮助日本各界了解世界，尤其对于明治维新运动的发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写道：“魏氏又好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导尊攘维新之活剧。”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而迅速强大起来的。强大起来后的日本，既因对外的侵略扩张，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它也成了先进的中国人救国救民效法的榜样，对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以及20世纪初的预备立宪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戊戌变法是中国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转变的重要阶段，是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开端。就此而言，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又间接地影响或推动了中国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
二 嘉道经世思潮对晚清经济转型的影响
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表现在经济上，便是从传统的封建主义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转变。和政治上的转型一样，不破不立，要实现中国从传统的封建主义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转变，首先必须突破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政策对人们的禁锢，充分认识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在晚清，最早突破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政策对人们的禁锢，对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之重要地位有一定认识的是鸦片战争前以包世臣、魏源为代表的一些经世思想家。尽管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包世臣、魏源等人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认为“大政在农”、“天下之富在农”，并针对当时农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改革方案，但他们并不赞成传统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的政策，相反认为“给有无者商”，工商业在国计民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包世臣概括农工商的作用说：“夫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有关国计民生，对整个社会来说，三者缺一不可。正是从农工商都关乎国计民生这一思想前提出发，包世臣认为，要使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实行“本末皆富”的经济政策。故此，他主张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发挥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使农与工商都能富裕起来，只有“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猝遇水旱，不能为灾”。[8]魏源则提出了“缓本急标”的主张，要求将商业的发展放在优先的地位，认为“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宜，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而要优先发展商业，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歧视商人的观念。他指出，天下有“本富”和“末富”，二者的区别不在社会身份的高低，而“在有田无田”，“无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转贩四方，无赋敛徭役，无官吏挟制，即有与民争利之桑、孔，能分其利而不能破其家也”。[9](p72～73)所以，无论漕运改革，还是盐政改革，他们都比较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注意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提出的漕运改革措施，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海代河，丢弃当时河湖淤塞、转载艰难的运河，而改海运。这是运输路线的改革；二是以商代官，利用上海一带的商船北运漕粮，从而使“官商两利”。这是经营性质的改革。他们提出的盐政改革措施，主要是改纲盐制为票盐制，商人只要照章纳税，就一律允许自由运销盐斤。
包世臣和魏源强调“本末皆富”，主张“缓本急标”，重视发挥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这是对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政策的否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实际上，它是嘉道年间中国商业资本日益活跃在思想领域的客观反映。据包世臣调查，当时在上海一带的船商，一人最多拥有四五十艘沙船，每船造价大约七八千两白银。仅此一项，一个船商拥有的资本就达到三四十万两白银之巨。这说明，商业资本的日益发展已成为不可遏止的历史趋势。面对这种趋势，绝大多数思想家和清朝统治者，或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或受个人经济利益得失的支配，而要求限制商品流通，遏止商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而只有以包世臣、魏源为代表的极少数具有经世思想的思想家，于鸦片战争之前就认识到了商业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从而主张对商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采取欢迎和扶持的态度，而这也正是先觉与后觉、先进与后进的区别所在。就此而言，以包世臣、魏源为代表的极少数具有经世思想的思想家，不愧为嘉道年间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人物。
当然，鸦片战争前以包世臣、魏源为代表的一些经世思想家虽然突破了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政策对人们的禁锢，对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一定的认识，但这还不能说他们已经具有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重商思想。因为，第一，他们讲的商业还是传统的商业，而非近代商业；第二，他们并不否认农业的立国地位，他们只反对抑商，但不反对传统的重农思想。具有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重商思潮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兴起的。最早提出重商思想的，是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
尽管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鸦片战争前以包世臣、魏源为代表的一些经世思想家还不具有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重商思想，但他们对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政策的否认，则是近代重商思想产生的重要前提。鸦片战争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如魏源、徐继畬在“开眼看世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时，还初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物质文明发达的原因。一是海外扩张，进行殖民掠夺；二是重视商业利益，以商立国。他们还通过俄国与英法的比较，说明后者因商立国而致富的道理：俄国虽以疆土广大而号为强国，但“较之英佛（法）诸国，总觉土满。舟楫之利，火器之精，心计之密，又远逊于诸国，逐鹿海隅，往往膛其乎后”，无法与英法等国相提并论。[10](p128)如果说鸦片战争前以包世臣、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还不具有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重商思想的话，那么，鸦片战争后通过“开眼看世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近代意义上的重商思想方面已有了初步意识或萌芽。
除已开始具有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重商思想的初步意识或萌芽外，鸦片战争后魏源等人还提出了发展民族工矿业的主张。如前所述，魏源吸取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他所认为的“夷之长技”，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为了将“夷之长技”学过来，他主张在广东虎门外的沙角、大角这两处地方，设一所造船厂和一所火器局，聘请法国、美国的“夷目一二人”，带上他们的工具，专司建造船械，同时聘请西洋柁师，负责传授行船演炮之法。这两家兵工厂除制造船械、火器外，其他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称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成之”。同时允许中国沿海商民兴办厂局，制造船械，其产品“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包世臣在鸦片战争中，曾建议朝廷开发矿源，以筹备军饷，便于坚持长期抗战。
魏源等人提出的发展民族工矿业的主张，在当时虽然未能付诸实践，然而到了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当洋务运动兴起后，兴办民族工矿业则成了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洋务运动兴办民族工矿业与魏源等人提出的发展民族工矿业主张之间究竟有多少直接联系，现在还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洋务派的确接受过魏源等人提出的发展民族工矿业主张的影响。1865年1月，一位具有洋务思想的御史在奏折中就其“管见所及”提出了“营制亟宜变通”、“海防亟宜筹画”两条建议[11](p13～14)，其中第二条建议实际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上的《筹海篇·议战》中抄来的，只是抄得不太完整，删除了魏源提出的允许中国沿海商民兴办厂局，制造船械，其产品“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的主张。1875年左宗棠在为重刻本《海国图志》写“叙”时，也明确承认自己投身洋务、设局制造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他写道：“书成，魏子没，廿余载，事局如故。然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艺事末也，有迹可寻，有数可推，因者易于创也。器之精光，淬历愈出，人之心思，专一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12]就此而言，洋务运动的设局制造，兴办民族工矿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魏源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目的出发而提出的发展民族工矿业之主张的实践。犹如戊戌变法是中国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转变的重要阶段、是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开端一样，洋务运动是中国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转变的重要阶段，是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开端。
三 嘉道经世思潮对晚清学术转型的影响
王国维曾将有清一代的学术分为国初、乾嘉和道咸以降三个阶段，其各自的特征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所谓“国初之学大”，是说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几位大儒，作为明朝遗老，他们痛感空谈误国之弊，不喜空谈性理，而强调笃行实践，其志在求天下利病。所以，他们为学气势磅礴，“明体达用”；所谓“乾嘉之学精”，是说乾嘉时代汉学兴盛，汉学家埋首于古纸堆中，不关心国家大事，其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注经为宗，内容主要是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从事经史古义的考证，强调精专；所谓“道咸以降之学新”，是说道咸以后由于西学的传入，以及中学对西学的汲纳，中国固有的学术发生了质的衍变，成了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学”。从“乾嘉之学精”到“道咸以降之学新”，这便是晚清的学术转型。嘉道经世思潮对晚清学术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宋学”和“汉学”的批判。汉学又称考据学，宋学又称程朱理学，它们都是经学的正统，也都得到了清王朝的大力提倡或积极扶持，只是学术进路不同，宋学以性理解经，而汉学以训诂名物训经，其共同缺点和局限是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既不闻不问，又无能为力，于世无功，于道无补，正所谓“不论盐铁不筹河”。所以，嘉道经世思潮兴起后，以魏源、包世臣为代表的一些经世思想家便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宋学和汉学。包世臣对只知迂谈性理的宋学和埋首繁琐考证的汉学都十分鄙视，他公开声明，宋学“非性所好”，认为宋学空谈“性命”，无助于国计民生，是为俗学；他批评汉学“以剽字为学，剿声为文”，其上者亦仅“能钩稽名物，刻镂风云”，而“正己则失要，治人则无功，师友谬说，聪明锢蔽”。[13]他在一首说理诗中，对“近儒渐好古，一得同饾饤”的乾嘉学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并质问那些以考据为学的汉学家们：“伊谁能决川，迥澜导狂溜？”在包氏看来，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所以如此严重，与宋学和汉学的“空疏”和“迂腐”不无关系。魏源斥责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为误家、误国的“庸儒”、“腐儒”，批评他们“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他承认汉学在考订、整理古代典籍方面虽然有一定成绩，但它却使广大文人学士“束发就学，皓首穷经”，远离社会现实，严重脱离生活。结果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他认为，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是无益于“日用饮食”和国计民生的“俗学”，而“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9](p36)姚莹批评汉学家“拾贾孔之余波，研郑许之遗说，钻磨雕琢，自以为游夏之徒，其于孔子之道复背道而驰，人心陷溺极矣”[14](p3865)。
其次是主张学以致用。以魏源、包世臣为代表的嘉道经世思想家，多是名噪一时的著名学者，写过不少有关经学、史学和文学的著作或文章，但他们写书、研究学问，不纯粹为书而写书、为学问而研究学问，除学问外，还为了致用。以史学而论，他们认为“今必本夫古”，“古今一辙”，没有古就没有今，古今之间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要通今，则必知古，“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9](p160)。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当周济向包世臣请教如何撰写两晋这段历史时，包氏认为“凡事之无系从违，人之无当兴衰者”，可以略写或不写。“至于人心所趋，视乎初政，心趋既久，遂成风俗，风俗既成，朝政虽力矫之，而有所不可”，这是古今都存在的问题，非唯晋代有此，因此必须详写。“而拨乱反正，端重人事，人事修，天运变，不善者善之资历”，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经验教训，故“晋略之志，当在是矣”。[13]就经学而言，他们认为通经才能致用，致用必先通经，因此，学经的目的要十分明确，要“先立其大者”，重点学习那些关系“天下之治”、能对国家大政有所指导的经书。学习的方法要运用得当，要精读原著，直观经义，不要借助后世的传注，要“能以己意测古人立言之者，而究其义之所止”。他们尤其强调学经要联系实际，思考和解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对于“先王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终始”。[13]魏源继承和发展了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他所撰写的《诗古微》、《董子春秋发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等经学论著，“推本求源”，上承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下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晚清今文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意义。至于写文，他们反对脱离民事、将道抽象化，认为道附于事而统于礼，“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提倡写“言事之文”和“记事之文”。他们特别强调作者要介入社会，关心国计民生，多写一些“救时指事之章”，多发一些“防患设机之论”，使人们能“观其文以知其俗，推其俗以知其治”，从中得到一些“劝惩之方”和“补救之术”。[15]嘉道之际学以致用的集大成者，是魏源1825年（道光五年）代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
以魏源、包世臣为代表的嘉道经世思想家学以致用的思想，以及他们为致用而撰写或编辑的著作，曾对晚清思想和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据记载，后来成为洋务派首领的曾国藩，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起，就开始阅读《皇朝经世文编》，并“究心于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对魏源、贺长龄等人及其著作非常推崇。他虽然从理学家唐鉴讲求为学之方，但坚持认为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学，四者缺一不可，因为“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术”。所谓“经济”，即经国济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世致用。另一位洋务派首领左宗棠是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的学生，贺氏兄弟学以致用的思想对左氏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堪称为他思想的启蒙者”[16](p18)。他对魏源、龚自珍也非常敬佩，认为“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称魏源的著作“切实而有条理”。18岁起，他便在贺的指导下反复研读《皇朝经世文编》，对其中一些文章还写了评论，揭示己见。对于包世臣，他同样十分佩服，认为包氏所撰的“盐、漕诸策及《艺舟双楫》”很有见地，值得认真一读。同治十三年（1874年），《包慎翁遗书》刊行，他特地写信给朋友，“敬乞购一全部见寄”。[17](p434)左氏自己也承认，贺长龄、魏源、龚自珍、包世臣等人学以致用的思想及其著作，是影响他投身湘军、从事洋务活动的重要因素。魏源助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刻印后，因开一代新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前后多次翻印，“数十年内，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18](p1)。受其影响，又先后有张鹏飞的《皇朝经世文编补》、饶玉成的《皇朝经世文续编》、葛士浚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康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等问世。这些编补、续编，不仅体例与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基本相同，而且也多为120卷。正是在魏源、包世臣等人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认识到“学无大小，以适用者为贵”。有用与否，成了人们评价为学的唯一标准。其结果，与道咸以前相比，“道咸以降之学”的治学内容发生了明显变化：“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19]
再次是倡导一种注重研究和解决当下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学风。经世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注重研究和解决当下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包世臣、魏源等人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即已开始了对诸如“三大政”——“漕运、盐法、河工”等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的调查和研究。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们于国难当头、西方列强入侵成为举国震动的第一件大事时，“率先把他们注意的重点，从国内问题转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去，‘创榛劈莽，前驱先路’，开创了研究‘夷情’、研究洋务、研究西学为特色的时代新文化”[2](p16)，从而给嘉道之际复兴的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便是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的了解“夷”情，“开眼看世界”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主张的提出。
嘉道经世思潮所开启的注重研究和解决当下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学风，对晚清思想和学术界的影响极大。它不仅继续推动着洋务派和维新思想家研究和解决他们的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从而有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发生；而且也继续推动着一些思想家思考经世之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推动着经世之学对西学的接纳，从而使西学成了经世之学的重要内容。比如，戊戌变法前后编辑的几部《皇朝经世文续编》，就大量辑录了有关西学的文章，甚至将传教士李佳白、式乐知和李提摩太等人的文章也收录其中。1897年梁启超手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还明文规定：“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20](p28)将西学纳入经世之学，使中国传统学术发生了质的衍变，成了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学”。这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转换的重要标志。就此而言，嘉道经世思潮所开启的研究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学风，为中国思想和学术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四 结语
以上我们从政治、经济和学术三个方面探讨了嘉道经世思潮对晚清社会转型的影响和推动。所谓“社会转型”，也就是从前近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这其中包括在政治上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制度的转变，在经济上从传统的封建主义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转变，在思想文化上从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向近代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转变。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虽然自晚清即已开始，但直至近代结束，这一转型的过程并没有完成，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民主的专制独裁的国家，人民并没有享受到民主国家的人民所享受的各种自由权利；在经济上，封建经济依然存在，在有的地区和部门所占比重还很大，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新旧经济并存的国家；在思想文化上，一些旧的思想文化依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还十分严重。中国社会转型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难。
收稿日期 2007-08-25
注释：
①主要有黄爱平的《论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思潮》，《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4期；孙占元的《晚清学术与经世思潮》，《理论学刊》2004年第3期；李细珠的《试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传统思想资料》，《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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