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的散文写作——关于90年代中国散文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王光明
地点：福建师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
时间：1999年11月26日下午
王光明：如果说诗歌、小说在80年代是文坛主角的话，在90年代，散文的热闹显然在小说与诗歌之上。无论在写作、传播、阅读等各方面都是如此。到了90年代，在我的印象当中，诗歌、小说的读者、园地、印数都在减少，散文则一路走红。诗歌、小说刊物歇业的消息不断，在散文领域却新刊物不断出现，更不要说报业的繁荣给散文带来的广阔天地了，在报纸副刊中，60%的篇幅留给了散文，稍有影响的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学者大部分参与了散文的创作，一些人甚至还完全转向了散文。当然，更重要的是散文出现了新现象、新问题，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的复杂性：散文观念受到挑战，文类界限变得模糊，而作品发展园地多而分散，也给批评和研究带来困难，给人以无从下手之感。90年代散文十分热闹，研究和批评却相对滞后，在此方面显然逊色于小说、诗歌对现状的批评和研究。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一直是散文研究的重镇，相信对90年代散文状况有较多的观察和思考。我们能否先把90年代较重要的散文现象提出来，并探讨它与20世纪散文发展状况的关系，继而就散文的发展问题在理论上做出回应？
一、散文时代的来临
袁永麟：说是90年代散文热，其实并非所有的散文体裁都热，最重要的是随笔热。我认为随笔的成绩应当肯定。随笔在现代散文中曾经有辉煌的历史，但是到了建国后前17年一片沉寂。姚春树先生在《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中提出17年中融汇知识性、趣味性的随笔长期被当做小资产阶级情趣而被禁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文化意识代替了狭隘的政治意识，随笔才重新崛起。老生代像金克木、张中行，中生代像邵燕祥，以及许多学人的随笔的涌现就是一个明证。对于随笔现象，黄科安博士写过专门的文章论述90年代的随笔现象，梳理得很好，很有价值，在这里我就不赘言了。
姚春树：散文的杂文化、随笔化倾向表明散文、杂文的界限不明。散文笔调轻松却有杂文的风骨。鲁迅的《朝花夕拾》是散文内核又深刻地蕴涵杂文的风骨，巴金、冰心晚年的散文都有意识地往杂文方向靠拢，他们结合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认为很多东西不吐不快，用纯粹的散文笔法不能达意，有些文章就写得特别尖锐。可以直接命名为“散文的杂文化”。散文的随笔化带来文体的新拓展，随笔本身也是没有格式的限制，可以描写、抒情、记叙，把散文的手法引入随笔的写作中，散文就写得更活泼、更自由，视野更开阔。散文的概念应该是宽泛的，我不同意散文纯化的提法，散文搞得太精、太纯就会遭遇到一些问题。90年代的散文可以认为是旺盛也可以认为是泛滥，因为我们的时代处于一个解构与重建的时代（借用李泽厚语）。
席扬：我认为90年代散文可以从三个流向加以区别：一是历史化的倾向。一批老作家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在30年代业已成名或者在文革前已经取得较高的散文成就，这些作家作为共同国风雨历程的见证人，他们把散文当做历史来写，他们散文的认识价值高于艺术价值，人们对这些散文的阅读也往往停留在历史认识的层次，巴金的散文就是个例证。第二个流向是知识分子的言说。这是90年代散文创作的主潮，也是最具有审美品格的一类。这类散文创作的作家阵容庞大，影响到90年代散文的审美趋向。它包括小说家和诗人的参与，像张承志、张炜、韩少功、史铁生、舒婷、周涛等转向散文创作。周涛的散文可以当做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散文典型地运用了诗的操作，在散文中他时不时虚拟一个诗人与自己对话，对话的过程就构成散文的灵魂，有典型的人文关怀。他这种散文比较贴近姚老师提出的“大散文”的概念范畴。这里的对“大”的理解与余秋雨散文的“大”的含义不同，周涛散文的“大”是指他在宇宙范畴内捕捉意象，捕捉的意象带有某种神秘性、豁达性，意象中折射出一个诗人形而上的哲思。在80、90年代他比有着同样的创作倾向的张承志、张炜显得更自觉些或者说自觉来得更早些。同时余秋雨也是知识分子的“大散文”，与周涛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充当了社会大激荡时期规范失范文化的一个代言人，更契合于历史的主流形态的言说。正因为知识分子的言说里容涵共同的人文关怀，这些散文作家的创作便呈现出鲁迅散文的创作形式：杂文的语言和杂文化的情思。这种状况随着学者随笔的加入表现得更为自觉。第三个得从接受者方面来说，大众文化语境的生成是导致90年代散文繁荣的最大的因素。在审美风格上，小女人散文就是集中的体现。小女人散文当然不包括一些女作家像铁凝、王安忆创作的生活散文，她们更多在小说界赢得了荣誉，这些人的散文更应归到第二类。小女人散文的创作者绝大多数是散文圈子以外的人，她们在80、90年代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属于现代都市有闲人，对过去知道一点，对未来有点向往，没有什么人文主义导向，把大众的趣味作为散文创作的主要聚焦点，是大众语境下的创作。她们没有基本的文体意识，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像素素一开始的散文写一点生活情趣，到了后来就像古代的赠言，成了道德的劝谕。总的说来她们一无文体意识二无人文情怀的支撑，写作对她们而言仅仅是一种宣泄。
黄科安：在当今文坛盛行的众多散文种类里，我对“学者”散文尤感兴趣。散文在这里成了学者的思想载体。而我关心的是学者是以何种“姿态”进入散文文本中的。换句话说，学者是如何通过这一文体来传达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学者散文为我们提供探讨这一问题的可能。下面我就三个方面谈一下学者散文的看法。一、学者散文具有文化批判的品格和人文思考的高度。这源于学者确认自己的“边缘”位置。学者（知识分子）是属于对社会进行精神生产和完成精神过程的知识群体。但他们不处于这个社会权利结构和“制度”平台中的主流位置，绝不可把自己扮演成“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政治人物。“边缘”的特质，决定了学者介入社会、现实、政治的一种自由独立精神，应该充分运用知识的批判和质疑的社会功能。钱理群把“边缘”确认为“个人定位”，他说学者应该站在边缘的位置，“用自然的方式，说（关心）时代的中心话题。”陈平原把它概括为“学者的人间情怀”。由于学者认定自己边缘位置的必然性和特定价值，因而他就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散文中“从容而独立地，不计效果地说自己想说的话”，消解因期待过高而产生的浮躁之气。这种关心和思考，不带有特定功利性与操作性，而是有距离，更带专业性的，学理的，更为宏观。二、学者散文涵容丰厚的文化内蕴。如果说职业作家散文是以才情显能，那么学者散文是以才学见长。每一个学者都以承传知识和学术为己任，因而他们的背后都有自己特定的专业背景，形成丰厚的知识资源。如钱理群的散文，就烙有周氏兄弟的精神烙印；赵园研究由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探讨，回溯到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她的散文自然融汇了“士子”的精神和气质。葛兆光的散文，让你感受到对知识者数十年传统血脉的触及。葛建雄的散文，让你体会对历史人物审判和拷问的力度和深度。刘小枫的散文让你领略的是哲学的意味，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珍爱。三、学者散文给人以思想之美，同时更让人获得理趣的陶冶和享受。赵园说：“散文许诺了你以掺了水的‘诗意’装点琐屑平庸，使日常性显出可爱，制造一点为生存所需的有关‘美’的幻觉。”学者散文力避枯涩生硬的笔墨和陈词滥调的套语。陈平原的《老北大的故事》，除了探讨北大百年校史，力求正本清源，还假借对金耀基著《剑桥和海德堡》等书的漫评，旨在“将正襟危坐的校史与随意挥洒的游记”结合起来，陈氏把自己这种写作路径，称为一为“学术思路”，一为“文章笔墨”，并且说：“首先是学术上的发现，而后才考虑叙述语调以及文章结构。总的思路是，以考据出故事，以故事出思想，以思想出文章。既然着眼点是学术，为何题为‘故事’？除了借阐释‘故事’展现历史图景这一写作策略外，更希望沟通文与史、雅与俗、专家与大众、论著与随笔。”这使得他这本书知、情、趣兼容，做到雅俗共赏。总之，90年代学者散文可谓“平地而起，风靡士林”，它将书斋艺术融入社会文化，把学者精神灌注民众生活。
毛丹武：讲到学者的大散文，大家经常会说有一种形而上的人文关怀，我的疑心病重一点，比如余秋雨的散文里，某种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恋的东西太强大了。我觉得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对形而上的关怀，不如说是80年代到90年代整个社会大转型期间一部分知识分子集体性精神溃败的某种见证，在过分迷恋知识分子自我话语的精神状态之中，我很担心它能不能对抗某些商业性的话语？既然要批判它们，以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能不能抵挡。小女人散文，在审美价值上没有知识分子的形而上的关怀，没有比它更高但作为存在的东西，如果把日常生活欲望和追求形而上作为相对的两方面即不能为当下而放弃永恒，也不能为永恒而拒绝当下，在二者相对辩证的关系之中，应该如此。张承志的散文，有让人感到震撼的崇高清洁精神的美，但我也的的确确在其中嗅到了血腥的味道。我反对商业文明的专制，过去极左的意识形态的专制，另一方面是形而下的专制，清洁的精神被绝对化强调到某种程度，用西方克拉克夫斯基的话说，那是一种“形而上的恐怖”，这同样也是一种危险的境地。第三种，是知识分子人文反思中的自恋成分太重了，知识分子过去批判极左意识形态，现在批判商业文明，知识分子人文反思的批判，可能丧失了五四的某种传统，比如在鲁迅那里，除了把批判指向社会之外，还有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批判和反思；在巴金等老一代作家的散文里，不仅有对文革的批判，也有对自身的反思。在社会转型期，一部分知识分子“躲进小楼成一统”，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比如张承志、张炜之类，可能采取很决绝的姿态，但在这种姿态之后，在大文化散文之中，有没有，需不需要一种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某些精神缺点的反思，在批判别人的时候，知识分子需不需要对自我的反思？
郜积意：我更关心的是90年代散文热闹局面之下提出了什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人们认为文化散文是90年代最重要的散文现象，人们同意90年代散文主体精神变得突出，这意味着什么？后面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究？从古代散文看公安、竟陵派，人们发现他们对“性灵”的倡导；到了现代，周作人提倡美文，是要界定人的情感、自由、个性的意义。这些现象之后有一种对抗的因素，体现了他们回应时代问题的方式。90年代的学者散文，小女子散文的“潜文本”是什么？
郑家建：今天的散文对话我也只有问题：一、90年代的散文真的很繁荣吗？我认为繁荣的判断，繁荣话题是创造出来的。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认为90年代的散文是繁荣的？是写的很多？或才产生了划时代的作品？二、在众声喧哗的90年代中，有没有一个精神标志？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谈“五四”的散文，我们很快能找到一个东西来概括“五四”的精神特征，但这种精神标帜在90年代就没办法找到。90年代众声喧哗的散文不过代表了我们思想匮乏时代的一个文体状况。三、我看90年代散文没有什么文体创新，现在的很多试验到散文史中都可以找到。四、现在的散文状况是不是代表着一种多元的文化形象呢？我认为不是。我认为现在的散文创作状况从某种意义上是同主流意识形态共融的，它创造了某种开放、民主的假象。我们现在进行的关于90年代散文的对话，也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多元的假象，是主流意识形态所需要的一种幻觉。鲁迅曾经在30年代《小品文的危机》中讲到，这是一种浅陋的表现，是一种“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我认为90年代散文的创作状态从精神上说是一种帮闲和帮忙状态，它在某种意义上与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共谋关系。我们对90年代散文的研究必须坚持一种批判性的立场。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立场，我觉得我们的对话缺少一种批判性，而这种批判性可能是散文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在五四时，散文创作成就为什么能那么高，就是充分发挥这个散文功能。散文的一个功能就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规避、对抗、颠覆、消解。我认为规避与趋媚这是散文很重要的功能。而我们在判断90年代时，必须看到一点，而不能被它的繁荣现象所掩盖。我认为对话性是散文时代的产物，本身是散文时代的思想创造方式。我们潜意识中已被散文化方式所制约了，不知不觉地融进了我们所要批判的时代生存方式，这可能是我们的悲剧的一个地方。
郜积意：散文追求个性的自由，这是它的核心问题。但我们对一些大历史、大叙事、大美学散文如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更多的是从道德抗衡的角度进行肯定。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道德抗衡最容易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和手段，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可能会被利用，成为帮忙文学。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里涉及文革的许多问题，他的文章中对一些极为可悲人物的描写不指名道姓却可以明晰地做出判断。从本质说，他借随笔反思文革是在大范围内已经争回个体的自由作前提的。散文以道德抗衡为优先，便会成为一种批判的工具，成为意识形态的共谋和武器，最后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现在我们重新回到人的立场上，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正确立场。我并不是对批判持有怀疑，而是觉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道德批判的危机，它最容易落入另一种圈套中。譬如说朦胧诗，当年的道德主义抗衡现在就被人利用。
二、公共空间的个人言说
荒林：我觉得当代散文热首先是商业操作的结果，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散文的出版主要以相关题材或相关主题“构造系列”的形式推出，这一形式体现了迎合市场的有规模操作。根据不同的精神消费档次生产不同的产品，在散文领域已经出现大量的写家。读者消费、写家生产，生产和消费的文化工业现象，散文热做出了一个突出的说明。像素素的散文就有很多读者。她的散文集《前世今生》，用散文系列的形式配图写了整个上海的历史。我认为它属于都市消费，并非简单的休闲散文。它从上海“形成”的历史始笔写起，一直写到今天，如果要了解上海的话，去读她一本书，实际上等于读许多专家的书，她借用的散文的形式把城市研究通俗化了，使读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图文并茂地、快速地了解了城市的知识，得到的城市知识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感觉和经验的，可以立竿见影化为城市消费体现和体验的。像这样的散文一方面促进城市生活消费，另一方面本身就是城市生活消费所要求的“精神消费产品”，商业操作所要求的“卖点”直接决定而不仅仅是影响了它的结构形式、语言风格等散文要素，如书中的时装图和对时装图的有品味解读等等。而“严肃”如余秋雨的系列文化散文，同样也是迎合了商业卖点“文化品味消费”才被阅读的。也许因为散文更方便表达“消费知识”，不像诗歌那样不通俗，又不像小说那样不直接，所以更有利于商业动作、更快地在“热闹”上取得了效果。商业操作根据市场寻找写家圈子，既生产读者实际上也被读者所生产，于是读者圈子和写家圈子的互动关系带动了当代散文的繁荣，这是一个能动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不断的消费，不断的生产，不断的生产，不断的消费。当代散文已经构成一个大的对话文化空间，各个写家的圈子与阅读的精神消费的圈子已经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化语境，个人经验和大众经验的对话，各种文化杂处交陈，商业时代不是作为一个神话、也不是作为一个被给予的时间空间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具体的文化时代成为我们身在其中的事实。
汪文顶：80、90年代散文是从寂寞走向热闹、从边缘介入文坛的中心的，但我认为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当做文坛的主导。席扬刚才提到大量散文的消遣倾向，表现为大众的、休闲的，这些散文显然不能标示90年代散文的高度。标示90年代年代文学高度的是那些对历史文化深刻反思的散文，这里包括余秋雨、张承志的大气的散文，学者性文化人精心写作的随笔。这些散文标示了90年代文坛精神探索的高度，占据文坛的中心地位并在文化建设方面起引导作用。
辜也平：最近有许多散文属于一种大众消费，诗歌嘛，则是一种高消费。大众消费进入现代之后变成了一次性消费，刚才汪老师提到的繁荣是繁荣，但能不能主导文坛，我想很难。因为它本身是一次性消费，大部分功能很快就消失，真正能留下来的就比较少数。刚才姚老师讲到他所喜欢的散文，我想法是回忆历史、人文关怀（似乎与大众需求有些隔离）的散文应该可以流传下去。在世纪末，现在的散文，比如悼挽的散文，虽然有不少数量，真正有价值能够感动人的确实不多。巴金《随想录》中有不少怀人的作品，他宣布封笔以后又写了几篇，可能是他在觉得欠了债，于心不安非写不可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感人的程度比《随想录》更强烈，其中怀念沈从文的文章、怀念二叔的文章比较能打动人。现在许多散文中的感情都比较空泛，并非有强烈的生死感触和人生体验含蓄其中，这类散文不能产生惊心动魂和震人心弦的效果。在中年一代作家中，如果能够从比较功利、比较迎合世俗的角度里走出来，去回忆、反思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另一种看法，在将来是会很有价值的。
王光明：90年代散文的观察可以从多种多样的角度看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新的东西？比如从思想文化的广场来看，像姚老师、汪老师所谈的大历史散文；也可以从散文写作者身份来看，有学者知识分子的散文；也可以从性别来看，如女性散文。我还愿意提出一种观看90年代散文的新角度：报刊散文。这种散文至少在80年代就不如90年代的特色明显，报刊散文或者说专栏散文显然跟90年代的传播方式有非常大的关联，跟90年代报纸改版、扩版的“副刊大战”有关。我也同意大家的看法，它的质量，或者说它的文化品格，或者拿姚老师的话说它们的“风骨”不够硬不够高，但我认为如果谈论90年代散文的特色，报刊散语言和专栏散文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的角度，它是一种新的散文现象，有新的因素，表现了散文写作新的可能性。大家比较关注报章散文媚俗的一面，关注它消费的一面，但是我想报章散文同样表现了散文中某些或贵的东西，包括现代感性的城市戏谑，即一种在都市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理代的、游戏的、幽默的、反讽的感觉方式与表达方式。
荒林：报刊散文也许可以看成是散文热的热脸吧！商业操作离开报纸这种大众传媒会变得不可思议了！不过事物总在适得其反的场景中加倍突出。一方面是消费，另一方面可能是反对消费，一方面要媚俗，另一方面要抵制媚俗，在这样的现象中，报刊散文才有了更具体的内容和复杂的值得个案研究的东西。比如谈女性散文时，有人将它当做散文类型来说，但可能的情况是，“女性”纯粹被当成了消费的卖点，“她”与服装或别的什么商品合在一起被报刊出卖；但“她”也可能从“卖”中借机说话，批判商品的非人性……归类在这里如果只是一个“卖点”的说法，也就把问题看简单了。现在小女人散文、大女人散文都被操作，在某种意义上，我更倾向这样的判断方式：是谁在操作和操作什么样的卖点？
王光明：报章专栏里面同样有一些不比杂志散文写得逊色的东西，也许一些表面上游戏、戏谑的文字比一些老一辈道德家的教训还会更亲切、更诚实。所以说这样的散文是不是也有一些可爱的东西？特别是它表现城市感性的戏谑风格。报刊散文是一种我们用传统散文观念法法界定的散文。比如，传统的散文强调的是散文必须是美文，强调散文的美，文字的纯粹，强调散文是一种自主艺术。近代文学独立以来，散文的艺术化倾向（或者说散文独立的艺术审美要求）越来越明显。但报章散文的功能似乎不在这里面，它在寻求精神的理解和沟通，寻求一种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及时回应。相对说来，置身于现代非常复杂的语境里面，像兰姆式的小品、欧文式的美文，是不是还能让我们感动？报章散文没有那种绅士式的优雅和纯粹，然而，它更重视境界和视野。因此我们不能用一种旧的语文的观念和散文的观念去评价这样一种散文现象。因为旧的散文的观念是用语言的要求、修辞的要求、语言美的要求、典范的要求来衡量的，而现代的散文重在对时代的回应和探索。报刊散文散实如大家所说，很少经典，但它有一点同样体现了散文的品格，它是一种公共空间的个人的言说，它是个人的、自由的言说，以此体现散文的最重要的品格。公共空间是不同的人出入、倾听不同意见和自由发言、沟通的场所，可以是广场、自由论坛，也可以是酒吧、咖啡馆、电视里如“实话实说”这样的栏目，也可以是报纸的专栏。报章散文和专栏散文作为公共空间的个人言说，当然有不少限制，譬如时间紧、篇幅短，容易写得粗浅，同时要照顾流行的话题和读者的趣味，因而容易产生媚俗、帮闲的倾向，但另一方面也有消解、解构一统意识形态的品格，同样可能塑造出散文的某种新质。对这种现象，相信后面大家的讨论也会作一些分析。总之，90年代的散文，在我个人的感觉中，还是有许多与80年代的散文不一样的东西。至少，80年代比较关心社会、历史的反思，如巴金《随想录》，用知识分子的良心反思社会与个人的历史，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钱钟书在为杨绛的《干校六记》里写序说，《干校六记》缺了“运动记愧”，都是作为幸存者的体验，包含一种自剖、自我反省的精神。这个传统一直在延续，然而到90年代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出现了回到个人言说，从日常生活出发的散文写作，即从“散”、“杂”、“随”、“小”的边角琐屑的角度去观照历史生活，以这种姿态去对话、去颠覆、去解构。我们需要现代散文中表现知识分子光辉品格的“匕首与投枪”式的散文，但是如果只有鲁迅式的杂文没有周作人式的随笔，散文的面貌也会很单调。
辜也平：90年代散文从总体上讲，比80年代更多反映了市民的意识。80年代散文与意识形态取得了某种默契，到了9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民意识形态的一些东西，反映了市民意识形态需求在审美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仅从俗与不俗的角度简单切入。
王光明：市民意识形态主要是现代平民百姓选择的意识形态，在90年代的散文中，公共空间的选择都得以及时的回应。报章散文中有回应，也有反思。报章中也存在着有文化人格的散文，不能以市民意识形态一概而论。
辜也平：我强调的市民审美就是雅俗的对立。大众的需求与民众的需求也是轮回转换的。这点我们要注意。报章中有很多散文是为迎合市民、大众的需求，但在格调、情趣上与以往大众审美有很大不同。
毛丹武：大家都在指控意识形态，如果按照泛意识形态来理解，它包括对社会的某种凝聚，这种凝聚必然造成某种压迫。主流意识形态、市民意识形态在多元化的社会形态中达成某种共识。我们应该把批判的解构的立场放在互动的结构中观察，而不是放在单一的、绝对的、确定的而不能移动的立场上观察。不然如何保证它对90年代的批判不会成为意识形态的共谋的工具。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往往在被人喝彩时就失态。张承志的批判，可以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也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的共谋。家建提出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如果从单一的某种程度的批判，很可能成为永远共谋的关系。这样的构建也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精神自恋的哀叹、自我悲剧性处境的无奈，最终只不过把自己塑造成殉道者、殉难者形象。这样他就最终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了。市民意识形态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解构，知识分子的多元对抗在时代语境的重组上形成了多元对话，互相解构的空间，避免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独霸与独断。也许我们理解90年代散文的多元化就是一方面互相解构，一方面是互相建构的过程。这样一来我们所站的立场就不会出现互相指控或形成一元独断的立场。
王光明：从完全对立的立场上去对抗体制化的时候，也是一种暴力。
毛丹武：解构本身包括对抗的相对状态，绝对立场就是一种暴力。
辜也平：从立场上看，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并不一定站在精英的立场上，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朱自清在《标准与尺度》中提到现代立场就是要面向大众立场。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实际上就是要照顾到普通大众、面向大众，真正的现代立场就是要面向大众，90年代也不例外。另一方面看，市民文化层次也在提高，他的思想文化要求也在提高。在散文的情趣与格调上就需要有历感与深度。朱自清在40年代也提到雅俗共赏问题，现在一些散文确实也作到雅俗共赏。它也提供我们思考散文怎样才能作到雅俗共赏。
郑家建：90年代出现的报章散文现象值得探析，散文的主要载体应该是副刊。但90年代的文化空间多大程度上是公共文化空间？我研究鲁迅时发现，在文化的流动性、创造的多元性角度上，现代比当代更宽容。
三、向现代散文致敬
汪文顶：散文从不被注意到被普遍阅读，这是令人兴奋的现象。若从80、90年代散文发展的角度观察，90年代散文是80年代散文解放运动的延续与深化，又可以当做现代散文的复兴与发展。80、90年代散文对建国后散文领域里形成的某种陈规与模式的瓦解。新时期散文对散文历史的最大反拨是把原有的陈规打破，起了思想解放作用。我认为散文解放运动到目前为止仍在延续。这个过程也与现代散文草创起从古典的陈规中解脱出来走向思想、文体、写作的多元探索相通。在我个人的印象中，80、90年代占据散文中心地位的还是反思历史的散文，80年代巴金的《随想录》，杨绛、陈白尘的散文对文章的反思也比较深入，90年代韦君宜的《思痛录》有历史的沧桑与历史的沉痛。散文里女性散文不容忽视，80年代女性散文宗璞写得不错，90年代散文斯妤的探索有新意，有一定的先锋意义和形而上的追求。基于个人趣味，我比较欣赏文化散文。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做一番筛选的话，90年代散文比80年代热闹，数量多但有分量的散文不多。
姚春树：在世纪末时对散文的梳理要有历史意识。对20世纪进行反思在学术研究、文学研究、文学创业方面表现得很突出。夏衍、冰心、巴金、杨绛、陈白尘、丁玲等世纪同龄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世纪反思。他们亲身经历过几个时代，他们的反思视野开阔，文化容量大，有历史深邃感和历史穿透力，浸透沉痛的感情与沦桑的总结。历史反思的传统从鲁迅的《朝花夕拾》开始就有。巴金的《随想录》对自己走过的时代作了力所能及的总结概括，文章不免有浅近之弊，可是有些话在他说来就别有深意。巴金有些文章里解剖自我，对自己的许多行为忏悔，文字质朴，值得深入研究，韦君宜的《思痛录》对党内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左倾教条主义揭露批判否定。从个体亲身经历出发来写，一方面自己是受害者，一方面自己又是害人者，篇幅不大，但是句句铿锵。不过，我们注意到80、90年代散文的繁荣背后并没有出现可以与周氏兄弟并肩的散文大家。巴金提出“无技巧的技巧是最高的技巧”可以作两方面的理解，应理解为散文不要技巧，或理解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散文艺术是掩盖的艺术”。
袁永麟：90年代散文的最大贡献不是散文“写什么”而是散文“怎么写”，这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90年代初就有很多散文家提到这个问题，像斯妤在1992年7月《散文百家》撰文说17年的“三家模式”、现代文学里的百家风格都不能很好地反映当代人的思考、探索、焦虑和苦闷，提出要创造出适应这个时代的散文新形式、新文体。斯妤以后的许多新生代的作家，像钟鸣等人力图在文体上实现创新。我们看到文体上的创新在90年代真正实现了突破，这意味着散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同时在散文领域，与台湾、香港同步进行的跨文体写作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台湾、马华的新生代作家写了一些既不像散文又不像小说的作品。中国大陆也毫不落后，《大家》提倡的凹文体，张锐锋、庞培自觉写新散文。有个现象很有意思，余秋雨的一些作品像《信客》在台湾同时被收入年度散文选与年度小说选。这说明文体的模糊与跨越、文类的整合可能预示着21世纪散文的曙光。姚老师一直反对把散文搞纯。是很有预见性的理论呼吁。散文越纯就趣没有活力。
席扬：90年代的散文新变是80年代没有的。第一表现为主体的复归即作家散文意识的自觉。80年代王蒙的《访苏心潮》写得非常漂亮，却没有引起大的反响。究其原因是散文在他看来只是写作的笔余，而非自己职业化写作的一部分。到了90年代散文被作家们当做一种真正的审美对象来操作。第二，晚报副刊体散文和文化热散文相互激荡发生了一种完全抛开历史形态背景，进行无意识背景下的私语化散文写作。这种倾向与过去完全不同。第三，散文的共鸣现象。在90年代什么文章都可以打上散文的标识发表出来。我称之为“散文的共鸣”。人们在接受过程没有作必要的辨别和剔除，全把它们当做心灵的独白和感情的奥秘加以接受。第四，感觉化。有些感觉是臆想的、虚构的，无法用过去的“散文的真实”加以判断、规范。有散文可以虚构的文体观出现。这些特点在80年代没有出现。这些新变说明了90年代散文进入了自足的阶段，确立了自己的审美方式。
王光明：90年代的报章与80年代的报章有所不同。90年代大量的副刊出现了，公共文化空间就建立了，公民的很多心声由市民生活报承担。90年代散文的发表载体与现代相同，它与现代散文传统就自然连接起来，也表现出与现代散文的诸多相似的品格。进入90年代后，散文或是怀旧的、或是回望的，从本质上讲就是对20、30年代散文的怀念。90年代散文的繁荣是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散文的大量重印为起点的。这里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当时文化氛围的沉闷、正常言路的中断，人们的目光自然转向琐屑小事。从心理角度看，在文化准备、思想资源、技术准备尚不充分的条件下，人们自然怀念20、30年代散文的自由风气；同时，商业因素的冲击既带来了自由个性的生长，也驱使一部分作家向时尚献媚调情，与世俗价值认同。
席扬：80、90年代之交，学人、公众对20、30年代散文特别怀念，89年以后的新文学产生了一个空白。这个空白恰恰由边缘化、知识性来填补。
王光明：90年代散文与80年代散文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心境比较自由，精神比较放松。张中行在《负暄琐话》的后记提到，“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是他三本回忆性随笔的宗旨。张中行也提到，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放笔写来，当初还是有很多疑虑和顾忌的。对周作人、胡适就很慎重，甚至不敢落笔。1992年书出版时，编辑认为写北大离开了周作人、胡适是大的欠缺，于是张中行补写了关于他们两人的文章。但补写的文章别有滋味，他写章太炎时以《记章太炎》为题，但记他们两人的题目却是《记胡博士》、《苦雨斋主人一二》。这题目很值得揣摩，作者在后记中说得很含蓄：“原因很明显，难以下笔，其时我还是不能敢执笔时四外看看的习惯，借《论语》的话说，是惟恐‘远之则不逊，近之则怨’。”这里的意思很明白，照自己的可感之事可念之情写，怕触犯什么，而按别人的口径写，又不情愿。这样自然是无法放笔“言之所信”了。散文随笔如果不能秉笔直书的话，还算散文随笔吗？这就提醒我们注意意识形态控制下作家的写作习惯。当规范打破后，个人的自由、言说的自由就体现在写“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上。90年代散文与现代散文一脉相承之处正在这里。我们对现代散文的理解，无论是按照周作人的看法还是郁达夫的观点，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现代散文的传统按周作人的说法可以追溯到晚明小品表现心灵的传统。如果五四散文是继承晚明传统的话，那么90年代散文是对五四散文传统的致敬。毫无疑问，90年代有90年代的语境，现象和风格有不同之处，这个不同应从社会思想资源与整个时代语境中去理解，还要从散文文体本身去理解。在80年代中，散文写得最好的还是巴金、杨绛、陈白尘等一些现代作家，这就不仅仅是思想自由的问题，也意味着他们的技术资源还是来自新文学时期的修炼。90年代初的散文写作的技术资源还很单调，只有经过对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满怀激情的回望后，才会有散文传统的复归。当然，时代语境不同，90年代散文的影响也不同，譬如存在主义、解构主义之于学者，荒诞等之于一些作家，台湾报章专栏写法之于一些都市专栏作者，等等，我认为讨论90年代散文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语境，二是文化资源与技术资源。
席扬：80年代的“蛇口风波”是值是注意的现象。当时30多家媒介报道了这件事，影响这么大的事件完全解构、颠覆了过去基本的价值观念。蛇口青年的观念为休闲散文的崛起铺清了道路。
荒林：也还涉及怎么说的问题。怎么说也可以比较艺术地理解为言说的方式问题。一个人只有找到一种合适的对话方式才能表自己要表达的个人看法并让别人获得理解。在个人言说的方式，也就是怎么说这个问题上，90年代散文的确更爱慕“五四”传统而不太喜欢就近的“新时期”，原因是“新时期”说的方式实在不够多和好。然而五四传统倒也不只有男作家谱系。丁玲、张爱玲们的表达技艺在90年代的女作家手中，获得了很充分的传承和光大，萧红的手法也同样被认真对待。书店里现代女作家的散文集十分走红，而且事实上，可能是从张洁散文《拣麦穗》始，90年代真正个人言说并不都那么为“思想自由”而战，却是更在人性发现上做文章的，最让人不能不提及的自然是张洁自己的《世上最疼我的那人去了》，这样真正个人情感和个人生活的散文，靠的是“真实”、“忠诚”这样的对话方式来进入公共空间。我这样说，是想指出散文传统并不神秘，它就是一个正在坚持的“现在进行时”。
王光明：应该从发展的过程去理解90年代散文。散文是一步步走向自由和熟练，回归到散文本体精神的。这个过程不是一步抵达的，与我们时代的思想状态有关，也与技术熟练程度和对散文的认识有关。
席扬：我看休闲散文与其说是受30年代散文名家的影响，还不如说它是接受了港台散文的影响，它们与沿海吸纳的资金、设备、管理同步涌入，直接影响了散文的创作。
四、散文观念的再检讨
汪文顶：90年代散文庞杂、繁复的现象，对散文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一是对散文的功能的认识。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可能都比较倾向于传统散文的功能观，而带消遣、娱乐、消费倾向的散文是否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应该重新总结。当然，消遣文化在散文中也是一枝，现在有，过去也有。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有“絮语散文”和“闲适散文”，周作人、俞平伯、丰子恺、梁实秋、林语堂的散文也多有闲情逸致的笔墨，加上台港专栏文风的影响，这一方面确实在90年代得到迅速的普及。但是，90年代的消闲文化又让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它们与周作人等不是一个档次，虽然汪曾祺是90年代闲适小品中最突出的代表，承继的血脉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气，但大多数没有他的底气。二是散文普泛化的一种现象。要么是跨文类，要么是随笔化、杂文化，大家都可以写，这对散文的观念也是一个较大的冲击，批评界与写作界有比较尖锐的争论意见，从两极的角度来看，也就是所谓的“大散文”和“艺术散文”的争论。当然贾平凹所提的“大散文”与现在的普泛现象可能还不能等同，它不是用来概括这一类现象，它着重强调的是大境界、大气象、大手笔，但是否也加剧了散文的普泛化现象呢？相反的意见是要对散文“清理门户”，只剩下纯而又纯的“艺术散文”。而实际上，写作界是不理这一套的，他们对艺术散文的反响并不大，更倾向于不给散文设体、不设边框界限。这涉及到散文本体方面的重要问题，自由与规范的问题。散文有没有文法章法？有没有文体自身的确定性，确定性又该怎样才有张力？我从事了多年的散文研究，但我不敢对散文作出界定。这也是现在普遍存在的现象，散文理论批评相对丰富多彩的散文现象的确是捉襟见肘，很难把握的，所以我对散文的界定是采取比较宽泛的概念，我认为现代散文确定的四个观念直到现在都还延续，只是这四个观念是随着创作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我认为现代散文的概念与传统散文的区别，第一，现代散文是作为一个文学范畴来谈的，是在文学范围内来谈，而不是古代在散与骈、散与韵的范畴上来谈散文的。在“五四”时就树立了现代散文即文学散文的观念。因此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再提出“艺术散文”这一概念。第二：现代散文是一种自由文体，在文学范畴是最自由、随意、带有自由独创的精神的一种文体。与其他范畴进行比较，在作家的创作中，散文的本质从形式到内涵，应该是自由的。“五四”发起的思想革命、文体解放，恢复了散文随物赋情的自由品格。第三：媒介的变革即语言艺术的变革。文言变为白话以后，白话成为一种文学语言、“五四”时期确立了“白话美文”的观念，不是大白话，它是文学语言，是以现代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白话美文的观念，用现代汉语写作追求文学品格这一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第四，是个性的艺术。现代散文强调散文是个性的艺术。我试图从文学的属性、自由的体式、白话的语言媒介、文体的个性四个方面来看现代散文的基本理念，我认为这四个基本观念直到现在没有大的变化，只是阐释的不同。我认为散文的“散”至少三个层次：一、非韵非骈的散体文章。二、随意自然的散行文体，不是雕章琢句而是本色的。三、平淡无奇、日常生活化的文体，与当下生活和时代对应。各种各样的散文提供了各种各样日常生活的体验，可以亲近，比如小女人散文，很吻合读者口味，也很切合日常生存的一种状态，确实是散文化生活的一种散文式的反映，但是，是不是散文只反映这一种表层的经验？我们所需求的是可以唤醒、启发、激荡人心的东西，不是一般化的、日常生活化的情绪。因此，散文是不是一种天生就有俗化的倾向，与寻常人生的平常状态而非异常状态相切合的方面。异常状态是作为散文品性的某一方面，而日常生活亲切性、自然性的一面也是属于散文本体，与诗歌可以划分疆域，这也可以探讨。从这方面判断它是否是文学散文，我只觉得只要它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形式感的文章都是属于散文范畴，我认为最主要的形象性不是反映画面的形象性，而是作家主体形象在作品中的映像。杂文如果谈形象性，必须谈杂文家主体形象怎样在作品中得到统一，我觉得鲁迅杂文最大的形象就是鲁迅自身的典型人格在所有杂文中得到全面的反映。情感性是广义的，而非纯抒情。情绪的体验包括理性的体验，所以必须纠正散文本质就是抒情的观念。形式感：散文不管有法还是无法，必须从直接判断看出是散文而非其他文章，具备什么样的散文形式感，本色散文是什么，我认为它是一些带有言说性质、散步性质、从容自然行文的作品。艺术散文的倡导者认为散文诗是艺术散文的一种机制，我一直坚持认为，散文诗本身是诗的范畴，从散文方面看，它是散文变种，而非艺术散文的极至。艺术散文与非艺术散文的界限是什么？按照艺术散文论者所说艺术散文其实是抒情记叙散文，即有叙述又有抒情两者融合的独立品种，我们能否按叙事或抒情成分的多少定夺散文的形式？
袁勇麟：持“艺术散文”提法的研究者主张散文文体有三个特点：自我性、向内性、表现性；总结散文的四个审美特征，一是篇篇有我，个性鲜明；二是外物内化，以小见大；三是真实自然，笔墨自由；四是持短运长，笔墨自由。应该承认90年代散文有创新的内质，正如王老师刚才提到的，随着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涌入，必定影响到散文的创新，像南帆的散文就是一个明证。南帆的散文、钟鸣的随笔绝对找不到先例。散文中有些方式虽然有点一样，但写法还是有点特别。“essay”的原意就是尝试与创新，他们并不像我们把随笔当成小谈吐、小感触，而是强调它的创新性。
郜积意：南帆在散文中不写情，可他有自己的根据，譬如说来自罗兰·巴尔特基本的理性思考。我们不能按以前的那种标准评价新的散文现象，你是依据什么美学标准判断它或拒绝它？如果南帆确实是来自罗兰·巴尔特，那么你指斥它时意味着你不能认同罗兰·巴尔特的美学，还是拒绝接受南帆的写作风格？
郑家建：谈创新是把它放在哪个背景上讨论？你谈的创新又是在什么范围内谈论？我们不能把看不懂或文字的晦涩轻易地判断为创新。当然这里还涉及到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思维层次的问题。
姚春树：叫艺术散文也好叫美文也好，都可以，主要是概念的内涵指的是什么？把艺术看作非常之精纯，这类作品在古代就有，赋、散文诗等和文顶讲的是古今中外的主流形态的散文。散文让人纠缠不清，让人难以把握，就在它太丰富、太复杂了，用任何一个东西都概括不了。中国在走向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商业化，是历史的进步也可能是倒退，比较复杂，大俗可能转化成大雅。研究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的，市民文化的问题在下个世纪就可能要接触到，以后社会主流的东西按照西方的观点来说肯定属于中产阶级的，而不是知识分子。近代文学中，从古老走向现代，必然盼望着现代化，现代化中有一条就是都市化。同样，布尔乔亚，中产阶级有他们的文化需求，消费文化与商品文化联系在一起，除了一些大作家，大散文家、大诗人，还有都市诗人出现，反映这一现象。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比如林语堂中有俗也有雅。散文用艺术散文的概念，在黑格尔《美学》中就提到，用艺术散文这一概念还可以，把散文看成美文是一大进步，但不能把散文诗看成是艺术散文的极点，散文诗如果把它界定成诗就完蛋了，散文可能是介于纯文学与杂文学之间，宽容面比较大，作家有各种各样的风格、个性、品格修养，可以写出非常丰富的散文，只要写得好就可以。关于小女人散文，它的存在应该是合理的，有它的读者群，小女人也是人，我们可以喜欢大文化、大视野，但不能排斥小女人、大女人、年轻女人、老女人的散文，这些都是允许的，因为生活本身是很丰富的，作家也是各式各样的，读者的需求也是各式各样的。90年代以后，散文反映都市市民的文化需要，这是进步的表现，相对于农村，他们的需求是高一点，只是俗一点。文学艺术本身，是复杂多样的，但在进行概括时，不可能面面俱到，各种各样的理论家各有喜好，可能会陷入某种片面。提倡艺术散文的说法或许过于片面，但已经存在，合理的概念都可以用，只是它的内涵应该包容大一点，可以用艺术散文、美文、文学散文等称法，但我不同意用纯散文的说法，变成纯散文就麻烦了，变成味精、糖精，就很难吃了。
王光明：讨论散文是不是还应该从语言媒介去讨论。我个人对诗歌比较关注，如果从语言上比较，散文的语言组织没有明显的形式感受和装饰性，更透明些。小说、诗歌的语言有明显的形式感，有朦胧的感觉美。正如瓦雷里说的“诗是跳舞，散文是走路”。如果按照文学理论或者从美学立场考虑，散文似乎被排除在艺术之外，事实并非如此，散文以语言媒介表现美的某些牺牲，获得了另外一种美。这种美是什么呢？我认为它获得了内容的美，也就是说散文个性的表现与内容的率真质朴都暗生于语言媒介的透明性。诗歌可以从声韵、意象等方面进行敲打，小说至少可以通过它的结构进分分析。散文就无法从这些方面入手。如果引进王国维“造境与选境”的说法，小说与诗歌是虚构的，是“造境”；散文更重视“选境”，在“选境”中体现思想、感觉和智慧、情趣。不要认为日常生活中没有境，有些真实的情境比想象的更美，更令人感动，关键在于你能否发现，并通过适当的语言恰当表现出来。另外，散文之所以是文学的，要落实到对散文的个人性和自由精神的理解上，个人、自由与科学、群体是对立的辩证。概括地说，我对散文的文学归属重视它的语言媒介特点、重视它个人和自由的感觉。当然，感觉的表现是一切文学艺术的特点，超越一切文类，很难说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的。我不同意“艺术散文”的提法，所谓的“艺术散文”强调升华，升华作为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是很荒唐的。对于批评与研究来说，它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抵达不了本质的讨论。
席扬：90年代主体意识转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点勇麟刚才也提过，它牵涉到对散文的认识。“什么是散文”多年来理论家作了很多的论证和概念确定，最后才发现自己所能确定的都不叫散文。我在阅读散文的过程中发现有些散文家的对散文的认识，更切近散文的本质。比如周涛提到散文是文学的散步，诗歌是短跑，小说是长跑。但是散文中真正能作到不受规则的制约，作到自由自在的散步，能够衡量出作者心态的自由程度的作品并不多。很多散文家在文体上有所追求，可在心态上表现的十分偏狭。这个问题在散文繁荣的认知中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有效地解决。
袁勇麟：随着社会的发展，散文的发展方向必然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大量的公众性散文，一是具有强烈探索性的散文。就探索而言，台湾、香港、大陆同步进行。台湾的林耀德描写都市的异化，后现代社会里人的异化；大陆的钟鸣在《旁观者》中探索的路子走得更近；香港的也斯的写法也不容忽视。他们的创新为90年代散文提供新的可能。90年代一些诗人创造出来的散文的写法，无论是叙述方式还是对词语的琢磨，都给散文带来革命性的借鉴。王老师强调那些诗人写的随笔是研究诗歌材料的补充，可能是着眼点不同吧，我更愿意把他们当做散文文体叙述方式的一种革新。像陈东东的创作在当代文学里就有从未涉及的写法。
郑家建：你怎样理解叙述的创新？有一些写作是散文的写作却沉溺于小说的文体中。譬如说废名的小说作品，沈从文就认为它们是散文。所以你怎么判断他最初的创作是散文的意识的支配，还是小说的构造？这类文章在小说文本里毫无创新，但从散文的角度看就举足轻重了。谈到新必须自觉建立多种的文本参照。
郜积意：其实一谈散文就预示了你对诗歌、小说、戏剧分类的认同。
王光明：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文类的区别需要作者与读者的共识，文类的共识有它的历史性，但界限从来不是绝对的，难道诗歌就不能用散文的技法吗？诗歌就不能用散文的语言吗？文类之间总有一些相通的东西。但它绝对不能放弃一些基本的东西，无论怎样从个人的感觉、个人的思维、个人的趣味出发，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某种言说方式。两者融合得好就可能是好的散文，否则容易成为观念的借用，绝对不是好散文。
林滨：在现代中国，小说追求史诗的品格，具有霸主地位，而散文被视为打小闹。这点把散文当做小说阅读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上海文学》作为小说头条发表。这样看来散文也具有小说认同的某些品格，有趣的是无论是评论家、读者还是史铁生本人都更认为它是一篇很有品格的散文。《我与地坛》的描写清净澄明，叙述不骄不躁，摒弃了散文的偏狭而具有了大气象。它的经典地位的确立应是史铁生贯注了自己的精神气脉和思想情怀。因为是精神和心灵历程的全面写生，我把它当做个人精神史，在这点上就与小说史诗追求的大方向取得了契合。
郜积意：王老师提到散文语言时用了“透明”这个词，我极为激赏。在散文中语言通过对生活语言的直接理解，不像诗歌里语言的能指与所指需要互相置换，小说里语言的能指所指的撞击。所以有散文是人格的直接体现的说法。
王光明：文化的变化不能与时代的变迁迅速地对应起来，文化是渐变的，即便是跨文类写作也存在这个问题，因此我反复强调每种文类都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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