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功能界定与机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协调发展论文,机制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维持了一个高达9%-10%的增长率,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区域经济政策有关。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于效率优先的发展阶段,实施了不平衡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优先开放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地区。①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出现了“趋同俱乐部”现象。②第二个阶段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开始从第一个阶段的主要关注“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战略从不平衡发展战略逐步走向平衡发展战略,③涉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21个省区,这也是对第一个阶段发展战略的调整,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在政策制定上得到高度重视。但是,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
除了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已经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首先,基于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能源的高度依赖,资源和能源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约束。④其次,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经济发展付出了高昂的生态成本,⑤同时也在累积环境治理成本。⑥毫无疑问,基于以GDP增长为导向、投资驱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应当得到更多关注。在这样的条件下,“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战略,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其主体思想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程度和发展潜力,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布局、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平衡。因此,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是一个更为综合的发展框架,与以往的区域发展战略相比,它更多地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和均衡发展的理念。
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在分析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主体功能区发展框架的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框架和机制分析,并给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分析
根据主体功能区发展框架,经济发展涉及人口和经济要素在区域间的配置以及各个地区资源投入强度。从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看,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人口的空间配置问题,这涉及现有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人口流动模式。其二,经济要素在各个区域之间的投入,这包括土地、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由于地方政府控制了土地使用进而影响了与土地投入相关的投资,经济要素的投入与地方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因此,从人口流动模式以及地方政府行为动机两个方面可以得出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
(一)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
大规模人口迁移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反映,人口迁移与分布也是决定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它也决定了各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动态变化。从人口密度地理分布的变化趋势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集聚区和集聚核心区均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⑦随着中央政府对耕地保护的重视,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供给约束将不断凸显。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发育新的城市集聚区的可能性和数量都较为有限,城市密集区的演变趋势主要表现为原有处于发育阶段的城市集聚区的进一步形成以及原有城市密集区之间通过空间拓展而衔接,形成地域范围更大的城市连绵带。⑧因此,相邻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进一步加强,从而在客观上要求区域之间建立协调发展机制。
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5%,⑨与世界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多。从长远的目标来看,中国在未来的30-40年内城市化水平可以达到70%左右。⑩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0.8%-1%左右的速度递增,涉及每年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数量达800万—1000万左右。与工业化过程相比,城市化完成要滞后20年以上。(11)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更为长远的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化是人口迁移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迁移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消除了制度性的障碍,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流动均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跨省迁入人口和迁出人口都有集中的趋势,(12)跨省之间的人口迁移实际上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密切相关。根据图1,2000年各省区流动人口比率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人均GDP高出1000元的地区,其流动人口比率提高1.3%。从地区分布来看,沿海地区也是中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地区,2000年全国有51.6%的流动人口流向沿海地区,沿海10个省市流动人口占这些地区人口总数的16.8%。(13)
另一方面,人口迁移也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因素。根据2000年的截面数据估算(见图2),流动人口比率高于1%的地区,其城市化率平均高出1.9%。这表明,城市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流动人口比率较高,各地区的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流动人口实际上也成为带动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推动力量。此外,从跨期比较来看,省际人口迁移具有加速趋势。1995-2000年期间省际人口流动比率和1985-1990年期间省际人口流动比率的线性拟合斜率为2.75(见图3),这表明1995-2000年期间的省际人口迁移强度明显高于1985-1990年期间。在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作用下,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不仅加重了人口迁入地区的资源承载压力,(14)同时也给城市人口管理以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带来了重大的挑战,(15)这也是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二)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对地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建立有赖于对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改革。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激励。一方面,分权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地方利益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包括一般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等)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的投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另一方面,基于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也使地方政府形成了强烈的经济增长偏好。我们可以把地方政府行为分成以下三类:进取型地方政府、保护型地方政府与掠夺型地方政府。(16)在发展经济方面,地方政府既可以表现保护型行为,(17)也可以表现为进取型行为,实际上它们都是地方政府竞争的表现形式。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既取决于市场发育程度,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要素动员能力。一般来说,市场发育程度越低,地方政府保护本地市场或企业的动机越强。随着中国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逐渐减弱了地方政府进行地区封锁和区际贸易保护的动机,而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区域专业化分工,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18)在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以及市场不断发育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则趋向于采取进取型行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加大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这可以从固定资产投资和土地使用两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地方政府通过各类招商引资活动吸引外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超过4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具有明显的波动性(见图4),平均9年左右一个周期,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事实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一直成为困扰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问题。此外,由于经济增长是地方领导人政绩的最重要考核指标,地方政府之间对投资的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使得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合作的基础和动力,这在客观上也导致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往往是短期利益驱动,造成了经济增长的粗放性。因此,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视角解释中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二,土地是地方政府掌握的首要资源。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竞相扩大土地使用,通过土地使用规划建设各类开发区实施招商引资战略,并辅之以各类优惠政策,同时也培育了地方税源基础、各项非税收入以及相当可观的土地出让收入。由图5可知,1981-2006年期间,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平均年增长率为6.22%,其中,1981-1990年期间的增长率为6.27%,1991-2000年期间的增长率为5.37%,2001-2006年期间的增长率为6.98%。从建成区面积的跨年度比较来看,2006年是2000年的1.5倍。因此,2000年以后,中国的城市空间规模急剧扩张,远远超过同期的城市化率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土地投入的粗放性。从各个地方的发展规划来看,城市空间的快速拓展均被列为主要的规划指标。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流动与地方政府行为也并非是独立的。地方政府在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间接影响了人口在区域间的流动与配置。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分析框架
(一)目标框架
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机制设计首先取决于发展目标。“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其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体功能区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其内涵而言,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地区之间的均衡性,这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建立主体功能区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把主体功能区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总结为三个方面(3E):(1)实现经济要素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整体的发展,即经济发展目标(Economy)。(2)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促进可持续发展,即环境保护目标(Environment)。(3)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即均衡发展目标(Equity)。简而言之,基于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框架是建立在经济目标、环境目标和均衡发展目标三者之上。三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二)机制分析框架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城市化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承载压力不断扩大,主体功能区战略需要着力解决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经济布局、国土开发和人口分布问题,这需要多种机制的共同保障。首先,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经济要素的有效配置。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其次,基于竞争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均衡发展问题,这要通过制度安排纠正“市场失灵”。对于“市场失灵”的理解,涉及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从区域经济关系的角度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不能把政府简化为一个单一的主体,而是涉及不同行政级别的地方政府(纵向维度)以及利益各异的同级地方政府(横向维度)。因此,从区域经济的视角分析“市场失灵”,需要理解不同类型的利益关系: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涉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协调,而同级政府之间则涉及局部利益的产生和分配问题。由于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以及局部利益的分配问题扭曲了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市场机制对要素配置的功能受到限制,影响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率。
从区域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在主体功能区框架下,相邻区域之间可能存在十种关系。(19)因此,由于不同类型的功能区的发展目标、发展约束以及当前开发程度的差异,(20)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的实施将面临复杂的利益关系,包括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以及局部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讲,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是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能否实施的必要条件,它不仅是一种局部的优化,也是一种整体的优化,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设计方面由于利益关系的复杂性而需要综合的机制设计。
在人口流动加剧以及地方政府利益不断膨胀的条件下,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需要通过机制设计使中央政府利用制订游戏规则的政治优势,引导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行为与主体功能区的目标框架相一致。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确保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以及能够有效纠正“市场失效”的机制设计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两个方面,两者共同决定了各类经济要素的配置。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分析,本文建立了一个3E-3C的分析框架(见图6),其中3E是上文所述的目标框架,3C是机制分析框架,包括市场竞争机制(competition)、区域合作机制(cooperation)和中央协调机制(coordination)。分析框架包括三个同心圆。其中,内层圈是机制实施的行为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层圈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机制,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协调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外层圈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三个目标。这个分析框架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sustainable),政策工具体现为综合性(comprehensive)。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目标是经济要素配置的结果,取决于区域之间的竞争和合作以及中央政府的协调;环境目标需要建立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合作的基础上;均衡目标需要建立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有效合作的基础上。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分析
(一)完善市场竞争体制(competition)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完善市场体制是要素有效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有利于促进区域之间的经济分工、提高要素配置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区域整体的竞争力。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市场边界的扩大对规模经济以及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协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不断增强的条件下,区域经济合作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区域本身的范围,而成为全国性和全球性的,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长期战略。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性的安排。从区域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市场机制的完善需要打破地方政府之间在政区上的界限,本着基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原则,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实现相邻区域之间的良性竞争,尤其要重视相邻关系为“优化开发区—优化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以及“重点开发区—重点开发区”之间通过市场机制建立起的区域经济关系。
完善市场体制也是地区间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缩小地区差距的前提是承认不同地区间的区位差异和资源禀赋差异。
首先,区位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的扩大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体现为开放性因素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性差异,(21)完善市场体制有利于促进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工,通过区域间的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分工,有助于降低区位因素的影响。
其次,由于中国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甚大,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有利于中西部省区的资源使用效率。这需要理顺资源型产品的定价机制,提高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促进资源的集约化使用,增强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尤其是重点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的资源开发机制。
完善市场体制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完善市场体制需要考虑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涉及的环境成本问题。这需要建立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保护的投入机制,使资源开发强度限制在环境承载力之下。此外,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完善考核标准,强化环境保护指标的权重,强化环境监管和治理方面的制度建设。
(二)促进跨区合作治理(cooperation)
尽管区域间存在利益博弈关系,但由于区域之间的博弈是多次重复博弈,区域之间存在长期利益关系,区域之间存在合作基础。然而,区域之间的合作需要通过制度保障实现跨区治理,其重要手段就是要建立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合作机制,解决跨区公共产品的提供(例如跨界基础设施)以及各类跨界外部性问题(例如跨流域治理、跨界污染问题)。跨区治理涉及两个方面:第一,区域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关联度。第二,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前者决定了区域之间建立合作机制所产生的整体利益问题,它是由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以及相对的区位关系决定的,其动态变化与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有关。后者决定了区域合作的成本分担以及区域间建立合作关系的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的制度安排有关。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行政计划型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步让位于价格机制,但是政府对经济仍然具有很强的干预能力,地方政府之间的发展经济的竞争也导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缺乏协调关系。因此,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需要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这需要形成新的政府治理理念,即从传统的由“单一的基于行政区治理”模式向“综合的基于区域经济关系的跨政区公共治理”模式转变。这种治理模式的转变并不是否认地方政府对本地区发展规划的主导性,而是加强地方政府在发展规划过程中更多考虑区域性因素的客观要求。当前,区域经济之间的协作也刚刚展开,尚未形成机制上的保证,这也制约着落后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对于实现跨区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区域经济协作组织的建立首先是本着自愿和平等的原则,充分考虑发挥各个省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区域内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差异甚大,利益关系也错综复杂,区域性经济协作组织的建立需要平衡众多领域的差异。因此,尽管区域经济协作组织各个成员经济体是平等的,但是,如果没有核心成员发挥主导作用,区域性经济协作组织往往无法建立。从世界上各类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来看,均是由核心成员发挥主导作用才逐步发展壮大的。
(三)优化中央协调机制(coordination)
以往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主导型的、地方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中央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设定和调整,形成了一种国家开发战略引导和地方政府竞争相结合的模式,区域之间缺乏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此外,地方领导人由于政绩驱动而采取的发展政策往往不是基于长期发展考虑,导致区域之间由于短期利益冲突而出现“合作失灵”,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在区域经济协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协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完善政绩考核体制。改变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在政绩考核指标的设计上应真正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要求。在实施主体功能区方面,由于各个类型主体功能区的发展定位差异,应当对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实施不同的政绩评价体系,使得地方政府行为符合主体功能区发展目标的要求。
第二,完善规划体制。首先,在明确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明确各类约束性指标的权威性,尤其在生态保护、公共服务提供等领域,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在发展规划的制定中避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其次,主体功能区发展规划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两大特点,规划编制要求科学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这有赖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当前的规划体制,使“五年发展规划”充分体现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的内涵要求。再次,主体功能区规划要具有协调性功能,引导各个地区发展规划编制能够与国家宏观规划体系相容,实现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的协调,同时促进地区间的发展规划相互协调,避免地区发展规划出现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第三,发挥财政导向作用,建立补偿机制。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将对部分限制开发区以及禁止开发区的经济发展实施限制,这需要通过利益补偿给予这两类功能区的发展提供激励。具体措施,在这两类开发区加大生态投入,并引导产业向生态环境压力小的领域发展(如发展旅游业)。其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形式提高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逐步实现与其他两类功能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中实现均等化。再次,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促进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人口逐步向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转移,降低这两类区域人口对生态的承载压力。
四、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基于本论文的分析,我们对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变当前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晋升考核制度,强化在诸如环境保护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指标在政绩考核的比重,减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缺位和越位问题,实现各类经济要素的有效配置。
第二,促进区域之间的合作,打破行政垄断,鼓励各类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和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促进区域合作。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中,要着力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建立有效的资源类产品的定价机制以及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
第三,完善发展规划体制。一方面,“五年发展规划”要体现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的内涵,具有全局性、科学性、综合性、权威性和协调性;另一方面,“五年发展规划”要辅之以跨年度的中期财政预算框架(五年),提高发展规划的科学性。
第四,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基于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在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标上,要充分考虑各个地区发展定位的差异性,运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支持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提供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生态保护的能动性。
图1 各省区人均GDP与流动人口比率的关系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图2 各省区城市化率与流动人口比率的关系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图3 居住地与5年前常住地不同的省际迁移人口的总量和迁移率
数据来源:严善平:《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机制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1期。
图4 中国资本形成率(1978-200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图5 1981-2006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6》。
图6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分析框架(3E-3C框架)
注释:
①涉及设立经济特区(1979年)、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4年)、设立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为经济开放区(1985年)、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88年)和实施浦东开发(1992年)。
②即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但区域内部呈现收敛现象。参见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第30-37页;林毅夫、刘明兴:《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世界经济》2003年第8期,第3-14页;严冀、陆铭、陈钊:《改革、政策的相互作用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2005年第1期,第27-46页。
③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振兴东北战略(2003年)和中部崛起战略(2004年)。
④中国对矿产资源和原油等资源类产品的外部需求成为提高它们世界价格的主要力量,进而也提高了中国工业化的成本。
⑤包括城市、工业以及农业排污和废弃物污染水源、能源生产造成的空气污染(粉尘和酸雨)、森林覆盖面减少以及适宜耕种土地的减少。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治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
⑥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报告对污染物排放量和治理成本的核算表明,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虚拟治理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而我国“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投资仅占GDP的1.18%.
⑦参见顾朝林、庞海峰:《中国城市集聚区的演化过程》,《城市问题》2007年第9期,第2-6页。
⑧参见顾朝林、庞海峰:《中国城市集聚区的演化过程》,《城市问题》2007年第9期,第2-6页。
⑨中国城市化率的统计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1982年、1990年、2000年)对于城乡人口的划分标准均有差异,这样也对测度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造成影响。参见周一星、于海波:《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重构(一)》,《城市人口》2004年第6期,第49-55页;李震:《1990年代我国省区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06年第3期,第39--44页;张同升、梁进社、宋金平:《中国城市化水平测定研究综述》,《城市发展研究》2002年第2期,第36-41页。中国城市化面临着统计数据和统计口径的困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性不断加强,户籍迁移统计数据不能反映这一趋势。
⑩参见顾朝林、陈璐、丁睿、李震、代媚媚:《全球化与重建国家城市体系设想》,《地理科学》2005年第6期,第641-654页。
(11)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中国将在2020年左右基本实现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10至15年中国的工业化将进一步发展。参见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王延中等:《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2)参见蔡建明、王国霞、杨振山:《我国人口迁移趋势及空间格局演变》,《人口研究》2007年第5期,第9-19页。
(13)参见叶裕民主编:《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82页。
(14)这涉及电力、淡水的供应以及城市污染消解能力等方面。
(15)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1.6%,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约占总流动人口的1/3。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
(16)参见周业安、赵晓男:《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研究——构建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秩序的理论和政策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第12期,第52-61页。
(17)关于地方政府保护,现有的文献已经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探索。例如,银温泉和才婉茹从“地方市场分割”解释地方政府保护。参见:《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治理》,《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第3-12页。冯兴元认为地方保护“特指地方政府维护其辖区内经济主体利益(包括其自身利益)的各种保护行为”。参见:《中国的市场整合与地方政府竞争——地方保护与地方市场分割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经济发展论坛工作论文》,FED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1 FC20050096,第6页。关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龚冰琳等把它归纳为四种形式:对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技术市场的保护。参见:《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直接的微观证据》,《经济学报》2005年第1卷第2辑,第1-19页。李善同等的调查研究表明,调查问卷所列出的42种保护形式和手段不同程度存在,包括数量控制、价格控制、技术壁垒、无形限制、投入限制、劳动要素流动限制、资本要素流动限制、技术要素流动限制,等等。参见:《中国国内地方保护问题的调查与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11期,第78-84页。
(18)参见蔡昉、王德文、王美艳:《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区专业化趋势》,《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第24-30页。
(19)十种关系指优化开发区—优化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优化开发区—禁止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重点开发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限制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以及禁止开发区—禁止开发区。
(20)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为中心的经济圈)的国土开发密度较高,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区位优势突出,也是吸引外来劳动人口的主要地区,但是,经济发展已经面临环境和土地资源的约束,这类地区的发展需要着重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拓展经济增长极的周边经济腹地,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分工。部分地区(例如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北部湾以及中部部分省会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国土开发密度较高,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已经初步完备,环境和资源对人口和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较强,开发潜力相对较高,这些地区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增长地区,具备重点开发的基础条件。
(21)中国当前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了GDP的70%,经济开放性因素在各个地区间存在分配性差异,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区域,对外经济的依赖程度越高,受外部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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