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的“内”与“外”（笔谈）——“城市化”思潮中文学的无奈与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都市论文,文学论文,思潮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化”在地理与精神两方面的全力扩张，导致了众多原有神圣既存的空前压抑——这是我们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遭遇到的令人惊异的严酷现实。文学在此语境中的被迫“转型”无疑具有着悲壮的意味。“城市化”趋势在历史逻辑范畴里所获得的必然性身份以及其在民众的日常生活进程里所赢得的认同与赞许，已经使“城市化”生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并且以思潮化的方式得以大规模的传播。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生活的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都已经是人们逐渐习以为常的状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思潮化”语境对于主体的制约不仅是强制性的，也是主体所习焉不察的。城市化的步伐极其迅速地改变着我们还来不及熟悉的文化景观，视域景色的玄迷状态早已超出了人们基于过去经验而对于城市的想像。被驱赶着进入城市化路途上的人们，所能从容思考的对象已经不可能是身边不断变幻着的客体，而只能是个体的人的自己——即人的对世界的感觉方式，并且可能更多的是对人的自身认知能力的怀疑。我们遭遇到了可能完全被“客体化”的境遇。
诚然，这一状况在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20世纪后半叶已经上演过了。在他们的众多哲学家——试图重新定义“现实”的努力中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人们对于现实的感知只能是“语言”这一层面。人们对于对象体认的丰富性及其价值，不可能再有被所谓“真实”的生活验证的机会，而只是说明了现实的虚幻性及其所带来的多样阐释的可能性。后现代生活里在文化建构过程中所生成的那些日渐原则化的基本准则——比如强调多元、青睐差异、推重对话、依托互融等等，都在以一种无处不在的强大渗透性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经验世界。世界将呈现出这样的景观：任何可能出现的因素都可能也同时被合法地容许拥有介入生活的机会与权力。在这样的情形下，文学所面临的困境具有多重性。以市场化借口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失去了许许多多能够提前只身进入时代前台的特许通道，所有的照顾与保护统统取消，只能脱掉那些过去的种种高贵且华丽的衣饰，一身素服跻身于众数之群里，重新接受面试与挑选。被已经否弃的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如今文学所置身的公共领域中，却反倒成了文学所要苦苦寻回的自信来源之一，这是因为文学介入生活的方式亦需要权力的支持。文学事件不再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并且将日益地被领域化和专业化。文学在走进谋生式境遇中，势必只能成为一种并不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与文化信息传播工具。
凡此种种，都集中而鲜明地昭示出“城市化”思潮中文学的无奈。
但被放逐于平庸化的城市化思潮中的文学，与此同时也赢取着过去所不可能出现的重塑自身的多种可能性。
生活的城市化思潮对于作家来讲，应当被视为是一种新的诱惑，即有着多重限制的诱惑，这是一种似乎是通向自由的微笑。我们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现实的某种新型关系中已经看得出来，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生活的其他方面，对文学的限制是日益地趋向减缩状态。从表面上看，写什么、怎么写似乎已经不需要作家再考虑了，但“自由”的代价是市场需求的卖点，这势必影响作家对生活的感受方式与对生活价值的确认。其实我们知道，市场的需求并不完全是人类的无节制欲望状态的产物，文学作为一种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并直接影响人类精神的产品，依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来自历史的或现实的不同利益主体在平衡自我前提下对文学的制约与约束。纯粹且甘愿走向只为利益不顾良知的作家是不会有的，崇高与尊严从来都是作家们不能放弃的最高利益，作家们在各种利益的利诱甚至是胁迫面前，所拥有的不只是困惑，更是一场铸炼自我、提升自我的战争。自由的文学借此机遇完全可能在新的公共领域里重建自身的权威，重新获得有效介入社会生活的方式与信仰。如果说，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面对的农村化语境中，文学不得不以“乡村价值信仰”来改造自身的话，那么，今天的文学却也不得不在日益强劲的“城市化”思潮激荡里重塑自身。城市，不仅是文学视域里的一个需要正视的新的对象，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激起文学主体新的想像，并同时获得展示新的想像的方式。文学主体所面临的所要攀爬的高度，不再是主客体之间的对应能力或寻找历史真实的真诚，而是“再造现实”的能力，是对人们被现代生活的无奈所日益非我化的、空洞化的想像功能的补充及其超越。在平庸而边缘的位置上，文学的创造者也许会远离文化英雄或牧师的神秘，而这正是文学进入人类日常必需范畴的有利前提。我以为，这是作家们乐意为之的审美冒险——文学因此可能成为人们生活离不开的必需品。
城市是一个特殊的公共领域，随着社会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乡之间在过去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的状况将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就目前而言，城市文化的强势状态已经被充分地显示出来了，并且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以强势面目出现的城市文化置于目下现实的意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然不是一种可能自我封闭并在自我封闭中自生自灭的存在，它的扩张是必然的，它对乡村社区的覆盖也是必然的。也许从“后现代”角度看这种覆盖不免带来差异消遁、“总体性”代替“多元性”的不足甚至其他的灾难性后果。但城市化所带来的繁荣毕竟是另一维度的发展和可以看得见的有关幸福的承诺——并且正是我们现在的广大区域所需要的。构成城市文化的各种因素——知识精英的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被历史堆积而成的市井文化、华侨文化、由打工者带进来的乡村文化以及以青年文化、传媒文化等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亚文化，都以自己的顽韧与特性参与到城市文化的建构中来，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走向现代的城市文化是活力无限的，这必将带来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与一种新型文化的建构运动。文学于此时此刻能干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文学决不是无作为的。文学那种可以游走于各个文化之间的独特性，那种在文化整合过程中无以替代的黏合剂作用，那种通过自己独有的审美呈现方式把各种文化因素熔铸为一的功能，还有那些别的学科所可能漠视的诸如大度、宽容、选择的审慎与忧患式反思、批判等等，既是文学所独有的，又是文化整规过程所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思潮不但没有也不可能拒绝文学，并且在更为广泛的时空里，为文学提供了更新、更多的机遇。
城市化思潮带给文学的困惑，我认为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也许我们现在可以依据以上种种有利的分析推断说这一困惑是暂时的——不过，这种乐观可能是过于兴奋的想像的结果，这是因为，城市化思潮不仅是一种我们未曾经历过的人文状态，而且它的来临也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城市化思潮中可能产生的冲突、动荡及其新的精神困惑、心灵的失衡等等，都显然是不能无视、不能轻轻放过的。文学的每一次正视，都需要胆量；文学的每一次介入，都离不开智慧。那种顽韧地固守于传统现实主义成规的作家们，会因为主体自身的局限，从而在主体与客体的变与不变的错位、对峙中被闲置而失声；如果作家们想在一味地讨好平庸里企图获取实在的物质利益，那必然地会因为自己日益地远离尊严与崇高，而被日益走向理性化的城市文明所抛弃。为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文学在城市化思潮中的冒险，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其获取意义与价值的不能绕开的必经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