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时、德新奉使俄国及其有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德新奉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朝雍正年间先后奉使俄国的托时、德新二使团，是我国最早派往欧洲国家的外交使团。本文依据俄国文献和清档，对这两次奉使的历史背景、奉使始末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一些看法。
清雍正八年、十年（1730年、1732年）先后奉使俄国的托时使团和德新使团，是我国最早派往欧洲国家的外交使团。由于这两次奉使不见于清官修史书的记载，致使这一重要的外交事件长期不为后人所知。陈复光先生在利用俄国文献时，独具慧眼，发现了俄国学者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对这两次奉使的记述，〔1〕并进一步从清人李桓、 黄鸿寿等人的私家撰述〔2〕中查得对托时使俄的简略记述。1957 年陈先生发表了《十八世纪初叶清廷进攻准噶尔期间第一次到俄属及俄京的中国使节》一文。该文第一部分专述康熙末年图理琛使团借道俄属西伯利亚赴伏尔加河流域报聘土尔扈特部事，第二部分则依据上述资料记述托时、德新（陈文译为吉胜）奉使俄国及同行的满泰（陈文译为满达伊）使团报聘土尔扈特部事。此文为一开拓性成果，其价值自不可低估。其后，日本学者野见山温有《清雍正朝对俄遣使考〔3〕》问世。 由于清代史籍中对托时使俄语焉不详，且与俄人记述多有抵牾，而德新使俄，清代官修私撰史籍中竟无只字道及，因此，此问题之研究不能不受到限制。对此，陈复光先生亦深感遗憾，他当时推测说：“在清代存档中，对这些事件，可能有些记载，但尚有待于发掘”〔4〕。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其第一编下册首次公布了这两次奉使的珍贵档案17件，包括清朝理藩院与俄国萨纳特衙门（或译枢密院）往来的咨文12件，雍正帝给德新、班第的训令1件，清朝使臣和大臣的奏折3件，德新致俄总理大臣等函1件。这些档案的公布，对于进一步研究托时、 德新使俄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拟在陈复光先生研究基础上，利用以上档案，对照俄国文献，就这两次使俄的历史背景、奉使始末及有关问题作一述论。限于篇幅，其满泰报聘土尔扈特部事当另文述及。
一
1689年（康熙28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中俄两国确定了东部的相互边界，结束了在黑龙江流域的军事冲突，开始了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往来。1691年（康熙30年），清朝通过多伦会盟，对漠北蒙古诸部编设旗制，进一步加强了行政管辖。当时，由于中俄北部边界尚未划定，俄国趁势不断南下蚕食蒙古牧地，收纳中国逃民。清朝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与俄国划定北部边界，但直至康熙晚年，俄国不予答复，康熙帝曾指出：“因定喀尔喀事，曾行文于察罕汗，今十余年，未尝回文”〔5〕这种状况的持续对中俄正常交往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1721 年（康熙60年），清朝下令停止中俄在北京的贸易互市，拒绝俄国商队来华。
中俄关系的恶化，并不符合两国利益。俄国极为重视在华贸易等权益，清朝则希望北部疆界稳定。两国政府，尤其是俄国方面对打破僵局，恢复和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往来抱有殷切的期望。1722年底，康熙帝逝世，雍正帝即位；1725年初，彼得大帝逝世，其妻叶卡捷琳娜一世即位。两大邻国皇位的接连更替，为解决存在的问题，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契机。叶卡捷琳娜即位的当年，首先以祝贺雍正帝登极和宣告自己即位的名义，派遣伯爵萨瓦率使团来华谈判边界、商务、外交诸问题。此举得到清朝的赞赏。萨瓦进入北京时，“受到了共约八千名步兵和骑兵夹道鸣枪欢迎”〔6〕。礼遇之高，前所未有。在隆重的觐见、 祝贺等礼节性活动之后，萨瓦及其助手与清朝的谈判代表先后在北京和边境上举行了58次会议，历时20个月，最终于1728年6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根据《恰克图条约》，俄国巩固在华商务地位和在北京建立东正教堂的宿愿得以实现，特别是清朝同意按俄方所提方案划定边界，不再坚持收回已被俄国蚕食的蒙古牧地，故俄国对此条约十分满意〔7〕。清朝则因漠西蒙古准噶尔部自康熙中期以来叛服无常，多次侵扰漠北蒙古，而俄国则趁势扩展势力，支持准噶尔割据势力反叛清朝，插手蒙古事务，致使漠北局势更趋复杂，所以，与俄国划定北部边界和得到俄国不收纳蒙古逃人的承诺，以全力对付日益强大的准噶尔部，也是清朝期望达到的目标。总之，《恰克图条约》的签订，确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的相互关系，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谅解，从而使中俄关系打破了僵局，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托时、德新使团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奉使俄国的。
二
托时、德新是以祝贺俄国新皇即位的名义奉使俄国的。1727年（雍正5年）5月6日， 刚刚向雍正帝宣告了自己即位消息的叶卡捷琳娜一世突然逝世。正在恰克图勘界的萨瓦先将“俄罗斯女皇业已崩殂”的消息告知清朝官员。1728年初，清朝正式收到以彼得大帝之孙、新即位的彼得二世名义给雍正帝的国书，告以“本察罕汗已继承我祖母之位等语”〔8〕。鉴于此前俄国已有遣使祝贺雍正帝即位之举，1729年6月，清朝理藩院行文俄国枢密院，告知“今值尔汗承继皇位喜庆之日，我国特派使臣前往致祝。随同我使臣一同前去者，尚有我前往土尔扈特地方之官员。”〔9〕。11月，俄枢密院复文， 对清朝派使臣前来参加彼得二世即位典礼，表示“甚为欣悦”。并告知，已派一名近侍要员赴边界迎接护送，“凡沿途所需诸物，供给充足，用心照顾，迎至我莫斯科城。”沿途各地都将隆重接待，盛筵款待〔10〕。
奉使俄国的清朝使臣为原侍郎托时、原副都统广西、原护军参领宰三等5人及随从人员20名。 同行的尚有报聘士尔扈特部的使臣原副都统满泰等5人及随行人员28名〔11〕。
1730年2月7日，清朝使团在俄方欢迎的礼炮声中从恰克图进入俄境，在俄国护送差官格拉祖诺夫陪同下，取道色愣格斯克前往莫斯科。但就在清朝使团进入俄境之前的1月18日，俄皇彼得二世已经病故， 由其姑母、彼得大帝的女儿安娜·伊万诺夫娜继承皇位。新皇不愿因皇位交替影响清朝使团的到来，故未将皇位交替一事及时通知清朝。据满文俄罗斯档载，是年8月14日，也即彼得二世去世已经半年多时间， 俄首席大臣才签发了“为通报彼得去世及女皇即位事致清议政王大臣咨文”，清朝收到咨文则已是年年底了〔12〕。尽管护送差官格拉祖诺夫奉命对清朝使团不提皇位交替事。但使团从随行之俄国差役处已得知彼得二世去世的消息。鉴于俄方未将此事正式通知使团，托时等决定继续向莫斯科行进。
俄国宫廷对中国使团的到来十分重视。1731年（雍正9年）1月9 日，托时等行抵莫斯科效外的阿列克谢耶夫斯科耶村。俄国官员库尔巴托夫代表政府前来祝贺他们顺利到达，送来各种葡萄酒和蔬菜，并清使团移居城郊乌札河畔的官邸。为盛筵款待使团，从宫廷运来了丰盛的食物、饮料、糖果，并派来了乐队。
1月14日，清朝使团乘坐9辆轿式马车，在礼炮声，鼓声和4 个野战兵团的乐队的奏乐声中，隆重地进入莫斯科。托时使团在莫斯科期间，先后两次受到安娜女皇的召见。第一次召见在1月26日， 托时等使臣分乘9辆轿式马车，马车前是士兵们抬着雍正帝赠给彼得二世的18 箱礼品，包括金鞘宝剑、名贵锦缎、瓷器等。在进入克里姆林宫时，士兵们击鼓奏乐，表示致敬。在女皇的宫殿前，托时走出马车，手捧国书（即理藩院公函），按中国礼节行礼并把国书呈交俄国首席大臣，然后向身着长袍，头戴小皇冠坐在宝座上的女皇致以祝词。首席大臣代表女皇致答词觐见后，使臣们返回宾馆，宫廷礼宾官舍利佩列夫安排筵席款待。 28日是女皇诞辰，使臣们被邀进宫赴宴。此后， 开始与俄国大臣们举行会谈，并于3月1日与枢密院首席大臣戈洛夫金等会晤，收到枢密院给理藩院的复函。
3月2日，托时等再次觐见女皇，感谢女皇的多次款待并向她辞行。3月8日，托时使团携带着女皇赠送给雍正帝和使臣们的珍贵毛皮、锦缎等物，在俄国护送官员陪同下离开莫斯科，于7月18日抵托博尔斯克。 与满泰使团会合后于1732年（雍正10年）春返回北京。
1730年12月，当前往祝贺彼得二世即位的托时使团即将到达莫斯科时，清朝收到俄枢密院的咨文，内称“我察罕汗彼得发病十二日后，于一月十八日午夜子时病故，俄罗斯全体大臣官员一致拥戴已故察罕汗彼得之亲姑母安娜·伊万诺夫娜为俄罗斯国君主，继察罕汗之位。”并告以女皇表示：“朕断不违背两国所定条约，谅中国皇帝亦能遵行所定条约……”〔13〕。由于托时使团是为祝贺彼得二世即位的名义派往俄国的，故雍正帝令理藩院择派使臣，赴俄祝贺女皇即位。新的使团由内阁学士德新、侍读学士巴延泰、秘书福卢（福禄）及随从20人组成。另组成由内阁学士班第、为首的报聘士尔扈特部使团，但未能成行。
德新使团于1731年秋进入俄境。1732年1月8日使团行抵楚雷姆河畔恰尔达赫村时，与回国的托时使团相遇。按照俄方安排，德新使团须于4月28日以前赶抵圣彼得堡，参加女皇的加冕典礼，因此， 使团在行抵莫斯科近郊后只稍事休息，没有进入莫斯科。4月26日， 使团行抵圣彼得堡郊外，受到了俄国宫廷送来的酒宴款待。次日，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德新使团乘坐宫廷马车，在31响礼炮声和排成两行的3 个步兵团击鼓奏乐声中进入圣彼得堡。使团携带的给女皇的19箱礼物于5月12 日运抵皇宫。
4月28日为女皇加冕典礼日，德新等使臣奉召入宫觐见， 在呈递国书（两封理藩院致萨纳特衙门的公函）和致贺词后，“使臣们蒙召于午宴时觐见坐在华盖下的女皇陛下和两位公主。就在宫内另一大厅，他们受到盛宴款待，由许多男女显贵作陪，酒宴时有乐队演奏。晚间他们还受邀参加舞会并观看焰火及各种彩灯。”〔14〕
德新使团在圣彼得堡逗留了两个半月。7月9日，他们再次奉召觐见女皇，向她辞行，9月21日抵托博尔斯克。1733年（雍正11年）1月23日到达恰克图进入中国境内。〔15〕
三
托时，德新奉使俄国是中俄关系史上友好往来的重要一页。通过这两次出使，中国人对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初步的认识。正如托时在返回途中所说：俄国是欧洲的一个大国，虽然他们没有看到这个国家有多辽阔；俄国的一些大臣都是善良的人，他们衣着豪华；军事操练和小火枪射击，以及哨兵站岗的姿势，都使他们颇为惊讶；石砌的建筑物都很结实和美观；商业繁荣，粮食储备相当可观。〔16〕两个使团都在彼得堡参加了多次娱乐活动，他们称赞俄国的娱乐异常之有趣，演奏之乐曲极为优雅。德新使团还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些工厂，这是中国人最早观看欧洲国家的工业。托时、德新回国后向朝廷的汇报，对雍正帝及朝中大臣们的传统观念自然有一定之影响。总之，这两次奉使在清代对外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意义不可低估。
需要提出的问题是：①作为清朝的使节，托时、德新在觐见俄皇时采用了何种礼仪？②托时、德新就雍正帝口谕与俄萨纳特衙门达成了哪些协议？俄人所称清朝提议在平定准噶尔后可将准噶尔土地让与俄国的说法应如何认识？③清代官修史书中为何不载这两次奉使？
1.托时、德新觐见俄皇时采用了何种礼仪，是清代外交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陈复光先生根据俄国文献指出，托时、德新觐见时是按照中国礼仪，“行叩头之礼”，“跪致颂词”。清制，臣工觐见皇帝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其次，按等级有一跪三叩等礼仪。托时、德新在觐见俄皇时所行叩拜之礼，据清档披露，并非觐见皇帝之礼。雍正帝对觐见俄皇之礼极为重视，给使臣有详尽明确之训令。训令云：
“拜见俄罗斯察罕汗一事至关重大。……俄罗斯若不提及拜见察罕汗一事，则我使臣亦无须提及拜见察罕汗一事。一俟事毕，即行索复返回。设俄罗斯察罕汗来告知欲会见我使臣，则可告知：……贵汗欲以会见，本使臣并非不愿拜见，惟我中国使臣无论出使于何国，从无叩拜之例，故此于拜见贵汗之仪有所为难等语。设察罕汗差人来称务必会见，该使臣则可告以：按本国之礼，除叩拜我皇上之外，其次可拜见王爷等。我两国自相和好已有多年，实不与他国相比，贵汗既然务必会见，则本使臣可按拜见王爷之礼拜见贵汗等语。”〔17〕
这一训令表明，雍正帝不允许自己的使臣以拜见本国皇帝之礼拜见俄皇，以免使自己处于与俄皇同等的位置，有损天朝大国的尊严。正因为如此，托时、德新使团都是只携有理藩院致萨纳特衙门的公函，以避免使臣必须得觐见俄皇，导致礼仪之争。而此前萨瓦来华祝贺雍正帝登报则携有叶卡捷琳娜女皇签署的致雍正帝文书。〔18〕尽管如此，雍正帝十分清楚，使臣是以祝贺俄皇即位名义派去的，俄皇不可能不召见使臣，故训令使臣，当俄皇必欲召见之时，则以使臣个人名义告以为难之处，并以个人名义将觐见礼仪定为拜见本国王爷之礼。俄国文献载，托时等到达莫斯科后，俄官员斯捷潘诺夫至宾馆询问使臣觐见俄皇事时，“他们回答说，他们是受理藩院派遣到枢密院来的，并未指望觐见女皇陛下，博洛德汗对此也无谕旨。但是，如果女皇乐意召见，那么他们在觐见时将向她恭贺顺利继承俄国皇位。”此后，斯捷潘诺夫又曾两次来使臣处，议定了觐见俄皇的程序。双方似乎并未因觐见礼仪发生争执。俄国文献中还载有托时等觐见的详细情况：1月29日， 托时等进入克里姆林宫，先向俄首席大臣戈洛夫金跪呈理藩院公函，然后走近女皇，致以贺词。当戈洛夫金代表女皇致以答词后，“全体使臣立即跪下，向女皇恭贺，行了三叩首礼。”觐见完毕，使臣们退出时，“重又跪下，三叩首”。〔19〕据此，托时等觐见俄皇时采用了一跪三叩首之礼仪。这反映出清朝以封建的纲常名教为立国之根基，不愿屈尊的“天朝大国”的愚顽态度。这种态度为清朝诸帝所沿袭看重，直至西方列强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取得公使驻京权后方被摈弃。
2.托时、德新是以祝贺俄皇即位的名义奉使俄国的，他们携带的理藩院致俄枢密院的公函，以及俄枢密院的复函，其主要内容为追溯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表示愿恪守两国间已签订的条约，以及一些例行公事的说明〔20〕，然而，托时、德新都奉有雍正帝之口谕，向俄国通报清朝即将大举用兵准噶尔一事并就有关问题与俄国协商。因此，两次奉使也是清朝为实现统一新疆的大业，在外交上采取的积极活动，正如陈复光先生指出的，当平准“军事布署就绪，雍正在恰克图条约的基础上，为了切实孤立准噶尔，进一步作外交上的布置，”遣使赴“俄国与土尔扈特部联络”。〔21〕俄国文献中记载了托时与俄枢密大臣会谈中清朝的提议和俄方的答复，德新与俄枢密大臣会谈的内容俄国文献不载，〔22〕但清档中有所披露。总其内容，主要有：
第一，托时向俄国通报，由于准噶尔自噶尔丹以来侵掠喀尔喀、西藏，收留清朝叛臣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津，对清朝叛服无常，多行悖逆，雍正帝决定派遣大军征讨，“而如果上述军队在俄国边境有所行动，请俄国朝廷不要有任何怀疑。”俄国答复称：“女皇把中国朝廷关于准噶尔人的这一通知当作仁慈的博格德汗愿意维护持久友谊与和平的标志，……所以遇有这种情况，女皇也将同样对待”。〔23〕据清档披露，雍正帝还曾训令德新，将清朝统一新疆的决心告知俄国：“彼准噶尔所居之地，虽与内地相距遥远，今我朝廷将使其地为耕地，变其属下人众为朝廷直接统治之民。”并训令德新：“设将欲剿灭准噶尔一事告知俄罗斯国之后，俄罗斯要乘机派军队来边境地区增援，则可告之……我两国已多年和睦相处，尔若派兵防守尔界，则由尔便，唯我大军足可以征讨准噶尔，不用尔之援助等语。”〔24〕
第二，托时提议，当中国军队进攻准噶尔并占领其领土时，如女皇对与其邻近的土地有什么需求，可告知使臣，这些土地可让给俄国。俄国答复称：女皇祝博格德汗出军征伐诸事顺遂，关于把所攻占的邻近俄国的土地相让一事，女皇帝国幅员辽阔，不愿归并别人的任何领土，但为了维护和平和解除除双方怀疑，可就此友好协商。
第三，托时提议，当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时，部分准噶尔人可能会逃往俄国，俄国可接纳他们，但要把其中的领主和宰桑交给中国人；对那些被接纳的人，要严加控制，“以免他们在边界从事任何敌对活动。”俄国答以，如准噶尔人逃至俄境并寻求藏身之境，女皇将谕令西伯利亚总督，对其严加控制使其在俄国居住期间不能对中国和中国属民有任何敌对活动。“如果博格德汗和其敌人真要交战，届时可就从俄国方面交出逃人一事友好协商。”清朝对引渡准噶尔首领一事报为重视，在给德新的训令中称：“若有准噶尔属下人来投尔国，则可收留，唯其台吉、较大宰桑、侍卫人等，则必还我，因为尚有质对事项等语。”〔25〕
第四，托时转告了清朝要俄国将满泰使团“令人满意地迅即送往”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匀扈特部的请求，俄国答复女皇将派人护送满泰使团去完成这一使命，并向托时说明，土尔扈特部已是女皇的属民，今后清朝有涉及该部之事，要直接与俄枢密院联系。
对清朝提议答复之后，俄枢密院向托时提议，希望清朝“对现正在途中的俄国商队及今后商队驻京朝间，在出售和购买货物以及其他方面，都给予必要的自由；”如果俄商发现有比现有通达北京的道路更为方便的道路，希望清朝“不要阻止，予以恩准。”〔26〕
以上提议内容表明，《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双方都希望对方能严守条约规定，在条约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尽管双方并未就这些提议签署书面协议或条约，但在友好气氛中进行了会议，并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尤其是清朝方面，由于准噶尔部时服时叛，而俄国多次插手其中，因此，在大举用兵前夕，敦促我国严守《恰克图条约》中不纳对方逃人规定和借道俄国与土尔扈特部订约，以夹击准噶尔〔27〕，是雍正帝迫切希望实现的目的。为达此目的，雍正帝甚至提议平定准噶尔后，可将部分邻近俄国的准噶尔土地让予俄国。托时虽未明言地名，但就当时准噶尔的疆域和提议中所说“准噶尔邻近俄国的土地”来看，所指土地是清楚的。十八世纪前期，准噶尔控制着天山南北两路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北南地区，其北部、西部分别与哈萨克汗国、浩罕汗国等接壤，只是在额尔斯齐河中上游一带与俄国为邻。1716年（康熙55年），俄国军队开进额尔齐斯河上的准噶尔领地雅梅什湖，构筑堡垒，被准噶尔军击退。随后，准噶尔军南掠西藏，俄军趁势再进至雅梅什湖一带。这一事件很快引起清朝重视，1721年（康熙60年），康熙帝在接见俄使伊兹玛依洛夫时曾指责俄国蚕食中国边境地区，即提到俄国人在雅梅什湖（盐湖）构筑堡垒，表示清朝也将在平定准噶尔后在额尔齐斯河上建立要塞。〔28〕根据当时准噶尔与俄国相邻的情况来看，托时提议中的土地，当为额尔齐斯河中上游的雅梅什湖周围地区。雍正帝主动提出如俄国不再插手清朝的统一事业，严守《恰克图条约》规定，则可在平定准部后将部分准噶尔牧地相让，反映出清朝当时不了解俄国国情，以及轻信俄国之口头承诺，以后之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托时、德新奉使俄国在清代官修史书中为何不载？笔者认为，这与以后清朝平定准噶尔期间，俄国未能信守承允的诺言，收纳清朝逃人，导致中俄关系一度恶化有关。
雍正帝在位期间对准噶尔的用兵未能成功。乾隆帝即位后，准噶尔上层贵族接连内讧，为清朝统一新疆提供了良机。1755年（朝隆20年），清朝派遣大军，以投诚的一些准噶尔上层为前导，迅速平定了准噶尔割据政权，但不久，投诚清朝后被封为定边左副将军、晋爵双亲王的准噶尔上层阿睦尔撒纳举兵叛清。阿睦尔撒纳被清军击败后从额尔齐斯河一线逃入俄界，为俄国收留于谢米巴拉丁斯克要塞。俄国向清朝隐瞒真像。清军在缴获的阿睦尔撒纳的辎重中发现俄国给阿睦尔撒纳的四封信件，其中提到：“凡是准噶尔地方之人，即使宰桑，如若率出其属下之长，前来投诚我俄罗斯，则予以接受。”〔29〕此事件马上导致中俄关系恶化，清朝给俄枢密院的公函中强烈抗议俄国的作法，双方剑拔弩张，边境局势极为紧张。但不久阿睦尔撒纳病死于托博尔斯克。经多次交涉，俄国将阿睦尔撒纳尸体运至恰克图边境，由清朝官员验尸后作罢。这一事件给乾隆帝留下了对俄国的不信任感。
乾隆帝为雄才大略之人，继位后在不少事情上一反雍正帝之作法（如对曾静案的处理等），当时国力强盛，为其多次用兵，成其“十作武功”奠定了基础。乾隆一朝，对内对外政策均十分强硬，尤其是对外政策，如拒绝俄使戈洛夫金来华，数次中断恰克图贸易，拒绝英使马戛尔尼所提之要求等，即为明证。正因为如此，他对雍正帝遣使俄国，向俄国提出不干涉清朝平定准噶尔的要求，甚至提出可让与部分准噶尔领土的作法很不以为然；加之俄国在清朝平准期间，违背承诺，接纳清朝逃臣、逃人，更使乾隆帝对其父作法不以为然，或即认为此行辱及天朝大国之体面。然而，按照封建纲常礼教，臣子不得暴露君、父之过，将此事载入正史，则无异暴其父之过。故此，当乾隆朝纂修雍正实录时，托时、德新奉使一事讳而不言，竟不入实录，使之湮没无闻。所幸，俄国文献记有此事，而清朝档案保存较为完备，使我们可以了解此事之始末。
注释：
〔1〕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1737—1814）， 俄国古文献学家，多年供职于俄国外交事务委员会莫斯科档案馆，著述甚多。《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为其主要著作之一。此书1882年喀山出版，1980年商务印书馆有江载华，郑永秦译本。
〔2〕即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陈康祺《郎潜纪闻》、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
〔3〕野见山温：《清雍正朝对俄遣使考》载《俄清外交史研究》东京酒井书店，1977年。
〔4〕〔22〕见陈复光《十八世纪初叶清廷进攻准噶尔期间第一次到俄属及俄京的中国使节》载《云南大学学报》1957年2期。
〔5〕《清圣祖实录》卷273。
〔6〕〔14〕〔15〕〔16〕〔18〕〔19〕〔20〕〔21〕〔26〕〔28〕《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第152页，204—210页、230页、232页、214页、146页，204—205页、205页、230页、118页。
〔7〕萨瓦谓两国边界能获如此圆满之划分，实非其始料所及， 在致叶卡捷琳娜一世之报告中称：“此约不仅使中国在边境上割让有利之地带，且从未属于俄者，亦获而领有之。”见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57页。
〔8〕满文俄罗斯档译件《理藩院为遣使往贺俄皇即位事及派大臣前往土尔扈特事致俄萨纳特衙门咨文》，雍正7年5月18日，载《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527—528页。
〔9〕满文俄罗斯档案译件《理藩院为遣使往贺俄皇即位事致俄萨纳特衙门》雍正7年5月6日，载《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525—526页。
〔10〕满文俄罗斯档译件《俄萨纳特衙门大臣为两国恪守界约及迎接往贺俄皇即位使臣事致理藩院咨文》俄历1729年10月23日，同上书，第526页；《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第193页。
〔11〕奉使人员清档与俄档记载略有出入。清档记为原侍郎托时、原副都统广西、原护军参领宰三使俄，原副都统满泰、原副都统布达西、阿斯海报聘士尔扈特，随从跟役为48人，另有通事及喀尔喀台吉、侍卫、官员、跟役等30人亦随同前往，据此，两使团及随从、跟役为84人；俄档则记赴俄使臣为5人、随从20名，报聘土尔扈特部使臣5人，随从28名，共计58人。大概从北京派出的人员未全部进入俄境，喀尔喀台吉只伴送托时等至边境。边报聘土尔扈特部的使臣布达西于1730年4月4日在色楞格斯克病逝，他的7名随从携带骨灰、 行李从色楞格斯克返回北京。
〔12〕〔13〕满文俄罗斯档译件《俄首席办事大臣为通报彼得去世及女皇即位事致清仪政王大臣咨文》俄历1730年8月14日， 《理藩院为俄女皇即位事复俄萨纳特衙门咨文》，雍正8年12月18日。 载《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538页、539页。
〔17〕〔24〕〔25〕〔27〕满文录副奏折《清廷给出使俄国及前往土尔扈特大臣德新与班第等人的训令》雍正9年6月，同上书；第549 —554页。
〔23〕《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载：德新使团在莫斯科期间曾受到俄枢密院款待，在彼得堡期间曾拜会过俄首席枢密大臣戈洛夫金伯爵，但不载会谈内容。
〔29〕见《准噶尔史略》人民出版社1895年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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