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浪漫式反动——试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政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浪漫主义论文,反动论文,试论论文,政治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07)05-0012-06
浪漫主义是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运动，是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思想事件。学界关于浪漫主义的探讨大多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对于其政治思想则鲜有论及。这一方面或许缘于浪漫主义思想自身的模糊性、无体系性以及其特殊的著述方式——浪漫派作家从未系统地阐述其政治见解，他们的政治思想只是散见于他们写作的许多断片、书信、笔记、名言警句之中；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英美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下的思想史写作中有意无意的取舍及其所折射出的偏见。然而，浪漫主义绝不是一种可以忽略的思潮，相反，它是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鉴于德国浪漫主义发展史上，早期浪漫派与晚期浪漫主义思想有较大差别，本文主要关注德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这是因为浪漫主义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表达得最为明确，并且，这也是更好地理解德国浪漫主义中后期演变的必要的一步。
一、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兴起
“德国浪漫主义”是指一个组织松散、具有模糊的自我意识的知识运动，它肇始于18世纪90年代的德国，最初体现在文学、审美领域，其先声则是由歌德、赫尔德、海曼所代表的“狂飙运动”。浪漫主义形成的关键时期是1797至1802年，中心在耶拿和柏林。当时，许多作家聚会于耶拿的A·W·施勒格尔家中以及柏林的亨利特·赫尔茨(Henriette Herz)和拉尔·莱文(Rahel Levin)的文学沙龙中，他们自由而坦诚地谈论哲学、诗歌、政治、宗教等。这一群体的成员的重要代表有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1773-1801)、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45)，A·W·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F·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施莱尔马赫(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7-1834)及诺瓦利斯(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①。他们的聚会名噪一时，但随着1801年瓦肯罗德及诺瓦利斯的英年早逝，以及翌年施勒格尔兄弟离开耶拿，浪漫派活动的小圈子便解散了。但是，德国浪漫主义并未随着他们的集会的解散而终结，而是继续发挥影响，最终成为西方现代思想史上最具影响的运动之一。
人们一般将1797至1802年这段时期的德国浪漫主义，称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其代表人物如上文所述。而1803至1815年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中期，以阿尼姆(Achim von Arnim)、亚当·缪勒(Adam Mueller)等人为代表，而1816到1830年则称为浪漫主义的晚期，以弗兰兹·巴德(Franz Baader)，霍夫曼(E.T.A.Hoffmann)、谢林(Schelling)为代表。浪漫主义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观点往往大相径庭，最明显的就是浪漫主义在中后期演变成德国保守主义的盟友，事实上，晚期浪漫派的政治思想已经与早期浪漫派有极大差异，尽管它们仍具有某种一致的思维样式和价值取向。
理解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首先必须考察其历史背景。直到18世纪最后几年，德意志依然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在德意志版图上，大小邦国林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法国以行动体现的革命在德国以思想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随着拿破仑的进军，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构建成为德国思想界越来越清楚的一种意识。拿破仑的征服在德意志资产阶级心中引起了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们赞同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理想，敬佩拿破仑的天才，另一方面，又憎恨这位外国统治者，而渴望独立。这最终使他们一方面寻求摆脱各邦封建主的绝对主义统治，另一方面寻求摆脱外族的统治，二者共同构成了近代德国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德国浪漫主义是德国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准备。1784年，J.G.赫尔德出版《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一书，表达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此后，“民族性”的观念伴随着浪漫主义运动中迅速传入其他国家。德国浪漫主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与拿破仑的国际主义以及法国革命的普遍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浪漫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与德国启蒙运动的一种激进的批判性回应，它与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对大革命的反思以及法国反动派梅斯特尔对大革命的敌视皆有所不同。
二、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理念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尽管只是以随笔、断片等方式零散地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不同作家之间也多有差异，但我们大体可以概括出他们在思考政治问题时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在笔者看来，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颇值关注：
第一，高扬个性。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十分强调“个性(individuality)”，即强调个人的唯一性、独特性，个性是费希特、F·施勒格尔、施莱尔马赫的等人思想的中心语汇。早期浪漫派人士参加的柏林沙龙中，不关心出身、门第、金钱、权力、事功等身外之物，只关心个人的唯一性(uniqueness)，只在乎个人禀赋、魅力、情感的表达。早期沙龙尚未受社会政治风潮的影响，有着“纯真和辉煌”的一面。F·施勒格尔写道：“正是个性是人身上原始的和永恒的东西；人格倒不那么重要。把培养和发展这种个性作为最高的使命来做，可以说是一种神圣的自我主义(a divine egoism)。”施莱尔马赫直到晚期都坚持认为，世界就是人们通过行动实现其个性、表达其个性的可能场所，而所谓自由，在本质上也正是人的个性的张扬。早期浪漫派关于“个性”的理念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个人自由的理念，同时将其进一步向前推进，把个人的价值放到了最高的位置。他们认为，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的理念固然不错，但它以抽象的“个人”代替了具体的、活生生的各个不同的个人，因此未能很好地彰显自我的价值。浪漫派强调自我的实现，主张妇女解放、性自由，呼唤英雄人物，呼唤个人神性，这与启蒙时期的个人主义大异其趣。纳德·赛蒂(Nader Saiedi)在比较浪漫主义的“个性”与启蒙时期的“个性”时，引用西美尔关于“质的个人主义”与“量的个人主义”的区分，说明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质的个人主义”，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不可替代性、特殊性，而非启蒙时期具有相同的理性、人性的个人。[3]
第二，崇尚自然。与声张个性、追求自由相连，浪漫主义崇尚天性或自然(nature)，这种自然天性具有某种无法言说的神性，而理性则无法领会这种神秘、魔幻与美丽。浪漫主义认为，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在丰富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严重破坏了自然，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近代以来的人也丧失了自然的纯真，所谓的文明人，不过是唯利是图、恬不知耻、毫无情趣的市侩(philistine)[4]24，不过是金钱的奴仆。诗人诺瓦利斯甚至把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诺瓦利斯那里，到处都是奇迹，娇媚可爱的奇迹；他谛听花草树木的娓娓清谈，懂得含苞待放的玫瑰的心事隐衷，他终于和整个大自然合而为一，待到秋风萧瑟，落叶纷纷，他也就憔悴而死。”[5]112浪漫主义的“自然”概念，与理性主义契约论中的“自然”有着根本的不同。正如施米特所指出的：“自然”，完全是一个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概念，是抽象的理性的‘本质’和理性自然法则的同义词，但它获得了一种感情内容。早先哲学中被当作故意的抽象或历史事实的‘自然状态’，变成了一首回荡在森林和原野上的真实的牧歌，一首‘浪漫的幻想曲’。”[6]浪漫派作家主张从那些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遥远偏僻的地方、原始野蛮的部落那里去重寻有资于人的发展的精神财富。正如同浪漫主义的先驱人物卢梭对野蛮人的歌颂一样，他们以野蛮人的质朴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肮脏、虚伪、矫揉造作。浪漫派作家到各地游历，搜集民间童话、歌谣、原始艺术，他们到古城中寻求昔日的旧画，他们把目光投向古老的处在前工业社会的东方国度，比如“全国都是古董的中国”。浪漫主义崇尚自然，崇尚原始、幼稚之事物，视之为未受所谓的文明污染的纯真事物。诺瓦利斯写道：“哪里有孩子，哪里就是一个黄金时代。”[4]28海涅不无讽刺地写道，浪漫派诗人“蒂克先生喝下了那么多民间唱本和中古诗歌，结果差不多变成一个孩子，满口咿呀儿语，天真烂漫。”[5]32
第三，寻求有机共同体。浪漫主义一方面发现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的远离，同时也发现人与共同体(community)的远离，即人成了单子式的个人，失去了归属感，失去了依托。浪漫主义批评基于个人主义而联合形成的市民社会，它重新发现了充满温情的正在或业已瓦解的共同体的价值。他们进一步指出，在自利伦理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现代社会缺乏温情，真正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应当建立在“爱”的伦理之上。施勒格尔写道：“只有通过爱，通过爱的意识，人才成其为人。”[2]115“爱”是浪漫主义思想的一个中心概念，浪漫派认为，“爱”是比自利更强烈的动力，爱的主体会为了他所爱的人放弃他的一切，浪漫派希望以“爱”代替法律，使之成为社会的纽带。“爱”之于浪漫传统，正如“自利”之于自由传统一样。[7]浪漫派在启蒙以来的近代思想史上，最早强调共同体的价值，F·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在18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关于有机共同体的理念。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共同体的观念一直贯穿于早期浪漫派于晚期浪漫派之中，但是这两个时期对共同体的理解并不一样。晚期浪漫主义基于其保守甚至反动的政治立场，强调有机的国家、有机的共同体，事实上将其价值放在了个人之上，而不再强调个性，且暗含极权主义之诱因；而早期浪漫主义则不过将共同体视作个人成长栖居、个性培养发挥的家园，共同体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控制个人。这与浪漫主义对个性的强调是一致的。并且，早期浪漫派关于“有机共同体”的观念也不同于“有机国家”，因为他们事实上有意识地同时与两种理念区别，一种是启蒙“机械社会”的观念，另一种是德国的绝对主义“家长制国家”的理念。[8]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所唤起的对共同体的诉求，充满的乃是一种工业化、城市化以后特有的乡愁，批判的乃是现代人的无枝可栖、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体现着在去魅除魔的现代世界寻求人类美丽温馨的家园的哲学诉求，其关于“有机”的论述，与他们关于自然天性的论述是一致的。同时，这也与浪漫主义对传统的尊重相协调，此中亦可窥见埃德蒙·柏克对浪漫派或多或少的影响。
第四，艺术家当国王。浪漫派相信，艺术而且只有艺术，能激励人们依据理性的原则行事，依据共和国的道德理想行事。尽管他们同意康德与费希特所说的理性有能力知道我们的道德准则，他们还是强调，人类的理性没有力量使我们按其行动，纵然人们知道什么是正当，什么是错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们仍可能去犯错误、做恶事。因为人的行动的主要源泉是刺激、想象、激情。浪漫派认为只有艺术才能激发、引导它。他们提出，如果人们接受审美教育，情操得到陶冶，生存境界得到提升，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自然就会实现，因为审美教育的本质是给理性涂以令人神往的色彩。艺术由此将理性与感性统一起来，避免了理性律令的压迫性、空洞性，通过对人的培养、激发人自觉向善的动力，从而实现理性的原则；并且，艺术是人发挥自由创造力的活动，人在艺术活动中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体。换言之，如果说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力量，那么艺术基本上则是一种积极的力量。理性只能批评，而艺术则能够创造。故而，浪漫主义将艺术放到最高的地位，实际上也是将艺术家放到了最高的地位。F·施勒格尔写道：“人类在地球上其他各种生物中的地位，就是艺术家在人类中的地位。”[2]111与此相连的是，德国早期浪漫派所主张的政治是审美化的政治，所主张的审美也是政治化的审美，在浪漫主义那里，审美和政治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由此，浪漫派提出了著名的“诗性国家”(the poetics tate)的理想。浪漫派认为，完美的国家要依据美的理念来创制，诗性国家的统治者是“艺术家们的艺术家”，“诗人们的诗人”，是公众的总导演，而公民则是演员。“为了国家应该做的，是提高统治者和仆人的素养，使政治家和经济家成为艺术家。”[2]113浪漫主义关于“诗性国家”的理念回答了早在柏拉图那里便提出的关于理想国中艺术及艺术家的位置的问题。柏拉图认为，诗人、艺人必须服从由哲学家所代表的理性权威，其作品必须受到监督审查[9]，柏拉图的理想国之中充满着对诗人、艺人的不信任。与之相反，浪漫派则认为诗人与艺术家应当是统治者，理想的共和国中不是柏拉图所希望的哲学家当国王或国王碰巧成了哲学家，而是艺术家、诗人当国王或国王碰巧成为艺术家、诗人，在此意义上，浪漫派的“诗性国家”乃是柏拉图理想国家的反题。
三、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特色
以上所列展示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思想中的基本方面。但是，仅从浪漫派所提出的这些主张，并不足以展示浪漫主义的独特性。我们需要由此进一步探讨浪漫主义的思想方式，把握其看待世界、处理问题的独特做法。
第一，主体中心主义。正如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所指出的那样：“要界定浪漫的事情，……应以浪漫的主体为起点。”[6]4“主体中心主义”是指浪漫主义在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上，总是从个人内心的自我体验出发来定义一切，而不是从外在的客观世界出发。浪漫主义发现了自我的独特价值，浪漫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意义是主体体验所赋予的，所谓“浪漫”，就是从个人的主体出发，将无穷无尽的丰富意义赋予平凡之事，通过个人的内心体验，实现有限到无限、庸俗到浪漫的升华。个人主观的感觉与想象，成为世界“浪漫化”的途径，浪漫主体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为万物意义的来源。现代性之后的诸神之争，使个人失去了精神支柱，浪漫主义使主体超脱于诸神之争之外，从自我出发去发现、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施勒格尔说：“我按照我的观点、从我的立场来问候朝霞。谁若认识路途，就按着他的观点、从他的立场去问候朝霞吧。”[2]122诺瓦利斯的话更为经典：“世界必须浪漫化。这就是原始意义被发现的方式。浪漫化所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获得一个较高的质的能力。在这种操作中，因为我们由这样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能力’组成，所以较低的自我取得与较高的自我的平等。这种操作还是完全未知的。通过给庸俗以美化了的意义、给平凡以神秘的面目、给熟知以未知的尊严、给有限以无限的外观，我就把它浪漫化了。”[10]85浪漫主义的这种思路与德国唯心主义的路线相承，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在耶拿大学执教的费希特的唯心主义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乔治·H·米德所言，费希特等浪漫主义者的哲学的核心便是“把似乎是独立于自我而存在的这个世界带入到自我的经验之中”。[11]
浪漫主义者以书信、片断、自传等题材，沉溺于内心的想象与虚构，事实上歪曲了外在世界，浪漫的眼光模糊了他们看待世界的视线。正如德裔美国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浪漫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从世界隐退到个人内心的城堡，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在根本上远离现实、排斥世界、放弃责任的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意识形态，浪漫主义者尽管保持着对政治历史与实际的关心，但他们并不清楚政治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特性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的政治后果。事实上，浪漫派并不想真正改造世界，而是认为只要世界没有干扰自己沉溺于幻想，它便是美好的。
第二，机缘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主体中心主义紧密相连的是其机缘主义的特征，即浪漫主义是一种机缘论。这种机缘主义特征在卡尔·施米特那里有很好的描述。施米特认为，当人们用中世纪、骑士、田园牧歌、天主教、旧城堡等来说明浪漫主义时，实际上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即把浪漫派感受的对象当成了浪漫主义自身。事实上，以施米特之见，浪漫派以何事物作为浪漫化的对象，不过是一种机缘、一种偶然。施米特写道：“浪漫派的态度可由一个概念即occasio得到最清楚的说明。这个概念能够译成‘机缘’、‘机会’，大概也能译成‘机遇’。然而，其真正的含义是通过一种对立而获得的；它否定causa（原因；理由）的概念，换言之，否定可计算的因果性力量，所以也否定一切固有的规范。……浪漫是主体化的机缘论。换言之，在浪漫派中间，浪漫的主体把世界当作他从事浪漫创作的机缘和机遇。”[6]15对于浪漫派来说，重要的不是现实，而是歪曲一切，把一切变成诗之机缘的浪漫主义创造力。浪漫主义的机缘主义使浪漫派人士的政治立场具有飘忽不定、左右摇摆的特点，正如卡尔·曼海姆所指出的那样，浪漫派运动非常类似于一个“钟摆运动”[3]125。这种特点也使浪漫主义者忽而革命、忽而保守甚至反动的易变立场易于理解。施米特写道：“只要大革命还存在，政治浪漫派就是革命者。革命一旦结束，他就变成了保守派。而在明显反动的复辟时期，他也知道如何从这种环境中汲取浪漫主义成份。……这种政治内容的易变并非偶然。相反，它是机缘论态度的结果，它深深扎根于浪漫派的天性之中，它的本质是被动性。”[6]110
第三，折中主义。尽管浪漫主义在本质上一种主体化的机缘论，但若将其政治主张置于其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中，浪漫主义并非没有政治立场，尤其是德国早期浪漫派，他们事实上持有较为明确的政治见解。这一见解体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特有的“综合(synthesize)”，用F·施勒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把各种极端结合在一起”，[2]114笔者以折中主义来概括之②。弗里德里克·拜瑟尔颇为同情地指出：浪漫主义政治思想是对自由派和保守派思想的一种“综合”，这种“综合”表现在：他们既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又强调共同体的价值；既以进步、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又十分关怀过去的传统、历史的连续性；既承认人的理性的价值，又批判理性主义的危险性。此种折中主义特色使得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派政治思想可以看作是政治上的中间路线的代表，他们是改革主义者，企图在德国的绝对主义开明专制与法国的大革命之间走一条独特的道路，以改良的方式实现启蒙理想[7]。德国浪漫派不是反动派，他们赞同法国大革命，但是他们却不同意将法国的革命实践运用于德国。事实上，他们和18世纪90年代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对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实现理想社会持怀疑的态度。浪漫派认为，德国需要一场由英明的精英领导完成的渐进变革。这种社会政治变革的实现条件，则是对人民的教育和启蒙，尤其是审美教育。至于理想的政体，他们认为当是一种综合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混合政体——共和政体。
四、批判性思考
浪漫主义本质上一场反启蒙运动，这种反启蒙，不是对启蒙理想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继承和批判[14]；没有启蒙运动，也就无所谓浪漫式的反动。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所展示出的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的政治理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市侩主义、惟利是图，遭到了浪漫派的彻底嘲弄。这场运动的先驱是维柯，维柯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否定自然法的存在。他的理论推翻了基于真理建立完美社会的理性主义观点，动摇了启蒙的支柱。德国的哈曼、赫尔德，则进一步表达了特殊主义的文化观，并反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指导下的社会政治思维。与维柯所代表的历史的传统的对启蒙的反动不向，德国浪漫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情感的、审美的反动，德国人对浪漫主义思潮兴起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浪漫主义是文人对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浪漫式反动的精神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现代工商业社会中人们对前现代农业文明的怀旧之情。[15]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体现着当时德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状况和社会境遇。德国浪漫派代表的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不是旧的容克地主和贵族，不是天主教教会势力，不是尚未壮大的无产者，而是独立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德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并不如意，他们往往生活贫困，在经历了与周围环境的对立以后，他们大多选择了为官作宰的生涯，事实上，德国浪漫派中的某些人物虽极力致力于政治活动，但却无所作为，在实际政治中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种缺乏根基的社会处境可以用“知识分子的依附性”来概括，由此，他们的政治立场的摇摆不定，含糊其辞，首尾不一，便不难理解。卡尔·曼海姆如此描述了德国浪漫派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极端敏感，道德上不稳定，总是愿意接受冒险和蒙昧主义。……他们放浪形骸，无所顾忌。他们把自己的文笔出租给当时的政府，摇摆于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一部分最后归顺了当时的梅特涅，后者知道怎样使用他们。作为官吏，他们总是得不到恰当的使用……他们是天生的历史哲学家。”[13]127“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都是典型的辩护家、意识形态专家，他们善于为他们所为之效力的政治提供基础和予以支持，而不管它们是什么。……敏感是这种思想风格与众不同的特征。其优点不是深邃，而是观察发生在精神和心灵领域的事件的‘好眼力’。”[13]129我们固不能说社会境遇、历史背景决定了浪漫派的思想，但知识社会学确实提示我们浪漫主义与当时语境之间的或多或少的关联。基于此一认识，浪漫主义的主体中心主义、机缘主义便不难理解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沉溺于自我的内心世界；作为无根基的社会阶层，他们往往随意选择浪漫化的对象，与立场相异甚至相反的政治力量结盟。不过，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浪漫主义思潮体现的则是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他们极易倒向一种基于对中世纪的浪漫化而产生的“封建社会主义”的理想。浪漫主义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启蒙时代的理想出现了危机。浪漫主义者政治立场的易变，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则是，“小资产阶级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体现。[16]
尽管如此，浪漫主义在思想史上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作为启蒙运动的反题，浪漫主义提出了诸多颇有创意的见解，诸如个人独特性的张扬、共同体的维系、公民美德及教育、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化传统的珍视，等等，即使在当代世界，仍具重大启迪意义。浪漫主义不等于非理性主义，但是它通过对感知、体验、情感、爱的强调，指出了理性主义政治理论所忽略的一面。当代英国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把浪漫主义看作是多元论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他谈道：“两千多年来人们都认为全部真正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且只能有一种正确的答案。人们读了浪漫主义的作品之后觉得，有些答案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准确地说，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创造的。我不想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这确实是某些德国浪漫主义者所信奉的观点。”[17]
不过，德国浪漫主义往往也被人们指责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兴起做了关键性的思想准备，这种指责未必公允，但是，浪漫主义的诸多理念，以及它的自我中心主义、机缘主义等特征，确实从理论上排斥人与世界的沟通，排斥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交往，大大助长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将民族、人民无限浪漫化的结果所指，乃是德国纳粹运动兴起。按伯林的说法，20世纪的极权主义乃是浪漫主义等反启蒙思潮“最野蛮最病态的形式”[18]。总体而论，一方面，沿着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指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的问题，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现代性的困境，但另一方面，无批判地附和浪漫主义，特别是如果把浪漫化的做法推至极端并用于社会政治实践，则是十分危险的。
［收稿日期］2007-04-15
注释：
①诺瓦利斯(Novalis)是其笔名。
②不过，对浪漫主义的“折中”也存在完全否定性的看法。卡尔·施米特就指出，浪漫派的折中不过是一种无原则的正题与反题的综合的形式游戏，所表达的不是一种逻辑，而是情绪。施米特写道：“在浪漫派中间，综合在一起的不是客体的概念，而是各种心情、联想、色彩和声音的表达。因此，从浪漫派的只言片语和各种提示中，能够听到可以相像到的一切惊人话语，正像从占星家的预言中能读出任何含义一样；或者用马勒伯朗士的比喻，就像小孩子能够听懂据称铃声说出的一切，其实铃儿什么都没说，它只是叮当作响而已。”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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