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省 西安市 710061）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人口、土地、经济和生态等全方位城市化。本文构建了综合性的新型城市化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利用中国东部11个省市2005年—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差分GMM模型检验金融发展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对新城镇化水平提高有正的影响。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金融发展；金融规模；面板数据
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放开人口流动限制也加速了城市化进程。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差距的增大、社会矛盾的日益增多等问题。基于上述问题和我国基本国情，新华社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该计划总结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2018年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任务通知》指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目标是以促进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导向，实施农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力支持。
在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金融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城乡一体化离不开金融活动的支持。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国外学者如Teranishi（1997）研究发现完善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城镇化推进;Cho、Wu和Boggess（2003）以美国西部的州为例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作用于土地投资与建设进而影响城镇化进程。我国学者也有相关研究，李文和庄亚明（2017）运用我国西部11省市相关数据分析了金融对西部的支持水平，得出我国西部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支持较低且新型城镇化进程也较慢；罗琼（2016）发现不同的金融种类对新型城镇化的各个方面的影响还是有较大的差别，具体而言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别影响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杨慧和倪鹏飞（2015）从协调发展的视角进行了金融支持的新型城镇化研究，发现金融支持和新型城镇化正在向更好地协调发展的状况转变 。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我国东部11个省市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利用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衡量体系，选取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为核心变量，政府财政预算支出比例、人均GDP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为控制变量来验证金融发展对我国东部11个省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作用。
数据选取与模型建立
（一）指标选取
1.新型城镇化衡量指标（nur）
之前学者常用人口比重法作为传统城镇化率的衡量指标，例如戴志敏和罗燕（2016年）采用地区城镇人口与当地常住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镇化率；周荣蓉和马书琴（2014年）用非农人口与地区总人口之比表示传统城镇化率等。传统城镇化率衡量指标比较单一而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一体化、产业互动、经济集约化、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市化。故本文新型城镇化的衡量参考贺建风、曾小春、张跃胜的新型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第一步：无量纲化处理。本文四个指标都为正向，故无须考虑逆向指标的问题；
（1）
第二步：指标赋权。为避免主观因素影响在此本文选取客观赋权法的变异系数法。
首先分别计算每个省市2005年—2016年各个指标的标准差和平均数：
其次使用标准差和平均数得到变异系数： （4）
最后利用变异系数算出权重值： （5）
（m为指标总数，n为年分总数， 表示某一个省第t年第j个指标）
第三步：计算衡量新型城镇化的水平的综合指标 （6）
2.金融指标
金融发展可从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两个角度来衡量。本文参考谢守红、王平和甘晨（2016年）衡量金融规模的方法和李清政、刘绪祚（2015）衡量金融效率的方法。
（1）金融规模（fq）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大量人口涌入城镇，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和住房需求，与此同时政府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大量的资金。金融机构向社会和政府相关机构借贷也加速了新型城镇化进程。
（2）金融效率（fine）
本文选取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来衡量。金融效率越高，则表明金融机构存贷款之间转换效率越高，即市场中资金的配置更加合理。通过资金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对部分产业的支持，有利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3.控制变量
选取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finbu）、人均GDP（agdp）和全社会固定投资与该地区GDP的比值（fixin）三个指标作为影响新型城镇化过程的控制变量。其中财政预算支出占比表现了政府的调控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作用，人均GDP和全社会固定投资与GDP的比值的增加则会加快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二）模型建立
为考察金融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下标i表示不同省市，t表示年份，j表示不同的控制变量。fineit和frit为核心变量。xijt为3个控制变量，ui表示固定效应， 为扰动项。
本文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滞后影响作用，故加入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以及控制变量finbu的一阶滞后项建立如下模型：
（8）
其中， 代表了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一阶滞后项。
实证结果与分析
（二）回归结果描述与分析
（1）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2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值
混合OLS和固定效应结果显示：金融规模与新型城镇化水平正相关且在两个结果中均在10%的水平显著，说明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大，新型城镇化水平有增加趋势；金融效率与新型城镇化水平正相关，但其系数在混合OLS中不显著，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在1%水平显著；人均GDP水平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在两种模型下均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与新型城镇化水平为正向相关但其前系数仅在混合OLS模型中显著。
（2）动态面板回归
上述结果与之前学者研究结论基本吻合。但也有学者指出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如罗琼（2016）指出商业金融与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发展指数基本上满足格兰杰双向因果关系[4]。
故模型建立必须考虑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广义GMM对式（8）进行回归，结果如上。在应用GMM时有两个关键的检验项目。一个是检验过度识别限制是否有效。设定原假设H0：所有的工具变量均有效。过度识别约束测试p值为1.00，说明所有的工具变量设置均有效。另一个是Arellano Bond序列相关检验。设定原假设H0:扰动项无自相关。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说明扰动项无序列相关。以上两个检验说明差分GMM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广义GMM的结果中政府财政预算支出比例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政府财政支出对新型城镇化进程有抑制作用，因为政府财政预算支出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宏观调控状况，这与荣晨、葛蓉（2015）文中得出的政府干预的制度因素对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反向作用相一致[14]。由于政府的预算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制度作用的结果，政府的支出和收入在不同时间的调整会对政府预算支出比重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水平。从广义GMM的回归结果中还可看出nuri，t-1的系数是正的和显著的，这表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滞后项对当期新型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结论
本文以中国东部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合成指标衡量新型城镇化水平，考虑到金融发展水平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选择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核心变量。并选择政府财政预算支出比例、人均GDP等作为控制变量。结论如下：
（1）三个模型都印证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对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的假设。因为定义的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涉及城镇人口增加、房屋建设投资大幅增加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等的过程，而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增加有利于上述活动的开展，因此促进了新型城镇化进程。
（2）中国东部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较高但各省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因各省市的政府措施和政策的不同，造成金融发展水平有差异，进而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
参考文献
[1]Teranishi J. Interdepartmental Transfer of Resources，Conflicts and Macro Studies［M］．Aoki Kim, Okuno－Fujiwara.ed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oles of Government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Nihon Keizai Shimbun,Inc.1997
[2]Cho S H,Wu JJ, Boggess W G. Measuring Interactions among Urbanization, Land Use Regulations,and Public Finance［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2003（85）:988-999.
[3]李文,庄亚明.中国西部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测度及金融支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7(01):72-81.
[4]罗琼.中国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系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6,36(09):66-71.
[5]杨慧,倪鹏飞.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研究——基于协调发展的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37(01):1-12.
[6]戴志敏,罗燕.中国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J].技术经济,2016,35(05):118-123.
[7]周荣蓉,马书琴.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J].学术论坛,2014,37(03):56-60.
[8] 贺建风,吴慧.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了吗［J］．当代经济科学，2016，38(05):59－68．
[9]曾小春,钟世和.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供需矛盾及解决对策［J］.管理学刊，2017 (2):26－39．
[10]张跃胜.中国城市化水平空间异质性与收敛性测度［J］.城市问题,2016(07):18－22．
[11]张跃胜.中国城镇化区域差异的空间和要素的双重解读［J］.城市问题，2017(04) : 13－19．
[12]谢守红,王平,甘晨.金融之于新型城镇化的作用——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6(08):46-50.
[13]李清政,刘绪祚.金融支持与我国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5(04):142-152.
[14]荣晨,葛蓉.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基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经验证据[J].财经科学,2015(03):22-32.
作者简介：董沛婷（1998年—），女，汉族，陕西渭南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2015级本科生，专业为经济学；
余晴（1997年—），女，汉族，河南驻马店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2015级本科生，专业为财政学。
论文作者:董沛婷 余晴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8/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