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与新四军关系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关系论文,新桂论文,新四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E297.3:K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1999）01—0090—95
新桂系曾与新四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有过合作，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中间势力。但是不可否认，在1941年1 月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桂系参加反共，是使蒋介石敢于发动此次高潮的实力上的原因。（注：《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在1982年版，第273页。）
新桂系是国民党统治营垒中“杂牌军”，影响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军吃掉，最怕的还是被中央军缴械”。（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李宗仁回忆录》下册，1990年7月编印，第835页。）为什么这次却公然投到蒋介石的怀抱为虎作伥？这必须从当时中日矛盾和国内各阶级、阶层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进行分析和探讨，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一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日相持阶段的大环境下，新桂系处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日反共、中间阶级拥蒋反蒋的两面性，力求在两面中求得平衡、生存和发展，曾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有过一定的合作。
新桂系与新四军的关系，缘起于中国共产党与新桂系的统战关系。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新桂系从本身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谋求联合，这就为后来与新四军的合作打下了基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在1929年两次蒋桂战争中惨遭失败后，蛰居西南独树一帜，唯胡汉民马首是瞻的“两广派”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等，趁“九一八”事变抗日民主运动兴起之机，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蒋介石是‘剿匪抗日’）”的幌子下，推动胡汉民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于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上签了字，公开与蒋介石对立。1935年，新桂系宣扬“焦土抗战论”，提出了“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民族联合战线”的口号，企图以此为旗帜而独领西南风骚。他们对共产党采取的方针是，“秘密地联系共产党中央派来的人物，但不准这些人物和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发生关系，如发现地方的党组织的活动，就采取残酷的镇压措施”。（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中），1982年6月编印， 第122～123页。）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新桂系对共产党上层展开了积极的活动。这一年，李宗仁派刘仲容到天津、西安，与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王世英和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等接头，表达了李宗仁的抗日动态。“中共方面对李宗仁的倾向于抗日，表示赞赏。”（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上），第397页。）1936年6月，“两广派”李宗仁、陈济棠等以“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矢抗战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为号召，发起“六一运动”，力欲争取主动，反蒋抗日。（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李宗仁回忆录》下册，1990年7月编印，第669页。）事变失败后，蒋介石调动重兵，企图借机围攻广西，进而“解决西南”，形势严峻。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张闻天、李克农等，分析变化了的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先后派宣侠文、胡鄂公、王杰、云广英、张云逸等到间的相互关系，先后派宣侠文、胡鄂公、王杰、云广英、张云逸等到南宁开展统战工作。云广英以党中央红军代表的名义，与李宗仁“谈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问题，他表示赞成”，并“问毛主席、朱总司令好”。（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上），第362页。 ）与新桂系关系密切的粤系广西人李济深也表示，“希望红军配合两广的行动，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上），第 363页。）新桂系为了防止走漏与共产党“通款”的消息，引起已被他们镇压下去的广西地下党乘机复炽，威胁他们在广西的统治地位，故与共产党上层的统战活动，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和极小的范围内进行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新桂系虽然赞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把广西省省会从南宁迁往桂林，从战略上作出了抗日的姿态，停止了“剿共”行动，但实际上对左右江地区等地的地下党活动，仍然采取严密的监视和防范。从这些情况可见，新桂系在一阶段中的“亲共”、“联共”活动，完全是出于他们地方实力派、中间派的立场，虽然不无抗日的诚意，但主要的还是为了减轻蒋桂战争失败后立足未稳和“六一运动”破产后来自蒋介石中央系的压力，以求得政治上的主动，保住和扩展自己的地盘。这就注定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只能是上层的、表面的、有限的合作。这既为他们后来与新四军的联系创造良好条件，同时也为他们后来与新四军的合作埋下了严重的危机。
二
从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新桂系与新四军的关系进入实质性接触阶段。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抗日相持阶段的到来，新桂系出于保存实力的目的，在鄂豫皖前线做两面性的军事部署：一方面“以大别山为根据地，‘立煌’（今金寨）为核心，向陇海、津浦及皖西、鄂东沿江据点之敌经常进行游击，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其大别山根据地。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为了对付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中），1982年6月编印，第354页。）当时在这一地区的新四军，有高敬亭领导的第四支队，张云逸的江北游击队，彭雪枫的游击支队第二大队和肖望东的游击队三个大队，发展迅速，新桂系对这些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不得不有所戒备。在广西大后方，则推行“开明政治”，容许新四军在桂林设立办事处，进行支前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国共双方的多方谈判，193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终于同意将活动于湘、鄂、赣、闽、粤、豫、浙、皖等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一万二千余人，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归第三战区统领。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4月迁皖南岩寺，后迁云岭。时值国民党军队徐州溃败，武汉告急。新四军急速集结整编，挥戈东进，开赴前线。一部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沿长江南岸挺进京沪地区，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另一部在张云逸等率领下，沿长江北岸向皖东地区推进，建立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抗日根据地。4月， 新桂系的部队分别向皖西、皖北撤退。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驻寿县，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驻大别山。10月，廖磊任安徽省主席。武汉失守后，鉴于日寇进攻，安徽危急，第二次反共高潮亦尚未发生，新桂系为稳住在安徽的阵脚，不能不和以中共为首的进步力量搞好关系。当时在大别山地区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群众关系很好。新桂系的部队不但没有与这支人民的武装发生冲突，而且还互相交换情报，敌情大多是新四军提供的。大江南北的交通，新四军派出专门部队维持，新桂系人员渡江，常由新四军掩护。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大别山视察四支队时，新桂系还请他们的干训班做抗日游击战的讲演。1939年6 月日寇攻陷安庆后，新桂系与新四军合作抗敌，袭击安庆，取得胜利。为了巩固新桂系在安徽的统治，抵制蒋介石CC派势力的渗透，廖磊把当年在广西实行的“三自”、“三寓”一套搬到安徽，推行所谓“行新政用新人”的政策，延聘了进步知名人士章乃器、朱蕴山、臧克家等到省动员委员会工作，其中的周新民、张劲夫、狄超白等都是共产党员，其下层的各个工作团，也有不少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在内。在他们的阅览室里，有共产党出版的书报，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是年秋，广西组织的学生军有两队开赴安徽前线，第二十一、十一集团军各配置一队。这些学生军多数思想进步，有的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廖磊由于想利用进步力量协助他固守安徽，对配置于第二十一集团军的那队学生军非常爱护，被服全部供给，另外津贴伙食费，并且每人发给左轮手枪一支。”（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中），1982年 6月编印，第316页。）这些学生军， 后来“绝大部分”都到新四军去了，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在抗日前线，新桂系对新四军的活动基本是容许的，即使新桂系中也有如李品仙、张淦等一些高级将领反对廖磊对共产党的“纵容”，廖磊本人“虽然没有公开地打击革命进步分子，但对革命力量的发展却是暗中严加防范的”。认为必须对新四军严密警戒，（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中），1982年6月编印，第323页。）然而碍于当时安徽处在团结抗日的高潮之中，他也只能隐晦衷曲，在公开场合上对新四军表示友好。他们在后方容许新四军在桂林设立办事处，是为前方服务的。新桂系当时的这种矛盾心理，促成他们在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采取了中间立场，他们既没有支持二战区阎锡山等的公开“反共”，也不敢贸然在自己的地盘上大规模地攻击新四军，这都是从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来考虑的。
在广西大后方，新桂系对驻桂林的新四军办事处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新四军成立后，于1938年4月上旬设立了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 中旬，由周恩来与白崇禧谈妥，中共中央派李克农等到桂林，组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在其中设新四军驻桂林代表，办理新四军后方事务。时任国民党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立即面嘱桂林警备司令王泽民，对该处负责人员的安全予以多方保护。”（注：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当时新桂系的想法是， 日军打下武汉后，蒋介石就要求和。“如果他要和，就要牺牲我们，所以必须提防，多与反蒋和反对谈和的人紧密联系”，联合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支撑广西局面。（注：黄启汉：《国民党桂系见闻录》，《学术论坛》，1998年，第3期。）1939年2月，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长叶挺从重庆经桂林赴皖，在桂林受到白崇禧的款待，向白崇禧陈述了新四军的抗日主张。此后，李克农在多次与新桂系首脑的接触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活动，旨在支持广西与全国团结抗日，不干涉广西内部的政务，不挖广西墙脚的立场态度，促使新桂系站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来。5月，叶剑英受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的邀请到桂林， 向新桂系全面介绍了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推进了我党与广西统战工作的开展。在这种氛围中，随着抗日相持阶段的到来，桂林抗日救亡文化城终于形成，一批进步人士、共产党人如胡愈之、张志让、千家驹、张铁生、邵荃麟、陈此生、范长江、陈劭先、欧阳予倩、金仲华、李四光、杨东莼、夏衍、司马文森、周钢鸣等云集桂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团结进步人士，开展党的工作，为新四军壮大了军威，扩大了影响。1940年初，宋庆龄、陈嘉庚在海外爱国华侨中多次募集医药、器材及其他物资从越南运到桂林。即使白崇禧当时已因昆仑关大战“指挥失当”而被蒋介石解职，但在接任的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的同情下，也使这批战用物资得以安全运到新四军皖南驻地。新加坡、印尼及南洋各地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也都从桂林转送到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桂林国民党军方在新四军代表的工作下，还不得不同意将军饷和军用物资分发到新四军，如 1939年将2万条美制军毯的一部分，通过李克农转运到了皖南新四军。新桂系广西大后方的这种开明环境，为新四军在抗日前线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新桂系在广西大后方的“开明政治”，是绝不施行于广西地下党的。1938年4月， 中共广西省工委指派黄松坚负责整顿南宁和左右江地区的党组织，即遭到新桂系的仇视。5月， 新桂系在南宁将黄松坚等5人逮捕。 后来虽然经过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斡旋准予释放，但新桂系仍不许黄松坚在广西从事共产党的工作，把他逼到了广东，广西地下党仍然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中。
总的来说，在这一阶段中。新桂系不论在抗日前方和后方，与新四军的合作虽然已是公开的、直接的，但仍然是有限度的、有控制的。即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情况下与新四军合作，在前方把新四军放在“配合”的地位，在后方把新四军放在“从属”的地位，把广西地下党放在监视和镇压的地位。所以所谓的“合作”，都是在“警戒”之下的合作。这是因为，他们和蒋介石一样，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共产党、工农大众及其武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由于他们不是国民党中执掌中央大权的派别，所以他们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仍有较大限度的合作，即使是心猿意马的合作。
三
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5月，新桂系追随蒋介石压迫、 攻击新四军，参加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充当皖南事变的“先锋队”，与新四军的关系进入了严重的对抗阶段。
1939年10月，廖磊患脑溢血死于立煌后，李品仙继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及安徽省主席之职。随着日本由“武力解决”到“以华制华”的政策调整，把军事进攻的重点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政策重点亦由抗日转为反共，尾随日寇向新四军进攻。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虽与新四军已发生一定“磨擦”，但在大的反共高潮中尚能站在中间立场的新桂系，这时也发生严重的倒退。1939年1 月国民党于五届五中全会后，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并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打退后，便把反共的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以进攻新四军为主要目标。早在1939年12月，日寇使集中数千兵力向古河一带“扫荡”。此时中央派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和徐海东同志到皖东，直接领导江北新四军的抗日斗争，打败日寇对周家岗、古河等地的进攻，取得江北反“扫荡”的第一次大胜利。李品仙乘日本的“扫荡”，命令颜仁毅、李本一部进攻津浦路西的新四军，袭击四支队大桥指挥部；韩德勤则进攻新四军五支队于半塔，都被新四军击退。新桂系对新四军的“磨擦”，成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奏。1940年春，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协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阻击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联系，企图孤立、包围进而消灭新四军，被新四军打退。为了肃清内部，一致反共，李品仙取消了二十一集团军中广西学生军的特殊待遇，将这些学生军整训一个月，对他们暗加监视，进行政治迫害。原来廖磊开办的干训班，也被视为有“亲共”嫌疑，不予分配工作。新桂系中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如陈良佐等，备受攻击，被排挤回广西。安徽省动员委员会中的共产党人狄超白、陈超琼、张劲夫、徐智雨等一律被撤换，并扣押“共产党嫌疑分子”（实际上并非共产党员）毫县县长俞肇兴。寿县县长共产党员何德润（贺希明）被迫逃匿，英山县县长共产党员杨必声（杨德华）也不得不以“请假”之名出走。7月， 李品仙命令二十一集团军一三八师四一二团进攻皖东梁园、大马厂的新四新。新四军坚持抗日，反对内战，主动退让。后四一二团进攻周家岗新四军罗炳辉本部，罗炳辉予以坚决自卫还击后撤退。8月， 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率领一万多人亲临皖东栏杆集一带，挖掘宽一丈、深八尺的大壕沟，作分散兵力，以防为主的军事部署，准备向定远县藕塘区的新四军进犯。同时，李品仙密令第四十八军参谋长李盛宗“指挥所部进攻怀远之共军，并确实控制怀远”（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中），1982年6月编印，第357页。），向新四军彭雪枫部发起攻击。李盛宗未能执行命令，又被调到六安，进攻当地的新四军。此时，新桂系对新四军的进攻逐步升级。9月， 蒋介石严令李品仙在顾祝同的指挥下策应韩德勤进攻苏北新四军。陈毅等率领苏北新四军打败了他们的进攻，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并与南下的八路军会师于白驹镇，打开了苏北根据地的新局面。新桂系感到苏北新四军已对他们的大别山造成了严重威胁，欲保大别山则必须驱逐新四军，江北的国共磨擦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促成了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在江南进行反共活动的步伐。
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之内撤往黄河以北，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此爆发。蒋介石掀起的这一反共逆流，给新桂系为解除新四军心腹之患，以求在华中保存实力造成了可乘之机。众所周知，李品仙很有政治野心，并与廖磊素有隔阂。李品仙和廖磊原是保定军校同学，大革命时期都在湖南唐生智部队中任事。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分裂，唐生智被李宗仁打败，李、廖一同归附李宗仁。武汉会战后，李品仙与廖磊为抢占安徽省主席位子争夺甚烈，后廖磊在白崇禧的推荐和支持下得胜，李品仙为此耿耿于怀。廖磊任安徽省主席时，以“沉稳厚重”和对新四军的“怀柔”治政治军，军中节余，多用于购置军火，而李品仙身为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却屡屡贪财好利，多方钻营中饱私囊，为廖磊所侧目，二人形同水火。李品仙继任安徽省主席后，非但劣性不改，而且政治上极力通过蒋介石侄婿韦永成强攀国民党中央，军事上则一以中央为听，以示其比廖磊为能。他对新四军的“强硬”，既有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大气候的原因，也有欲借消灭新四军以争个人地位，为新桂系效劳的原因。这些外在和内在的因素，终于使新桂系走上了与新四军公开大规模对抗的道路。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前夕，蒋介石部署国民党汤恩伯、 李品仙等二十九个师向新四军江北部队大举进攻，目的是在江北清场布网，策应江南顾祝同、上官云相集中力量围剿皖南新四军。李品仙亲率覃连芳的八十四军，张光玮、林庄西等3个师开赴豫皖边的商城、固始， 向新四军的皖东部队实行全面进攻，但因皖东是廖磊在世时划给新四军的防地，前此的进攻又屡不得手，故未敢大动干戈。另外，黄桥大战后新四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已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对韩德勤“尊令和解”，但蒋介石又一面密令顾祝同、韩德勤对新四军“严密监视”。面对蒋介石的欺骗伎俩，新四军严正宣布，如果新桂系李品仙、莫德宏等胆敢进攻新四军，则新四军不可“继续保全韩德勤”，八路军对新四军也不会“坐视不救”。在这种情况下，白崇禧根据新四军的这一态度电告李品仙，必须“遵国民党中央命令强迫新四军北移”，但唯需注意大别山根据地之确保。一语道破了新桂系对蒋介石阳奉阴违的利己动机。
为了保证“确保大别山”计划的实现，新桂系在皖南事变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首先，它极力排挤奉蒋介石之命进入第五战区的中央军汤恩伯部。1941年初，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为了阻击、包围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豫皖边区，统筹苏、皖、鲁、豫边区的军政。新桂系揣测汤恩伯的用意是督促新桂系充当攻击新四军的马前卒，待其两败俱伤后顺势霸占新桂系的地盘，因此大为光火。李宗仁、李品仙邀上骑兵第二军军长“广西佬”何柱国，与汤恩伯“论理”。“李、汤等人在会上争吵得十分激烈，汤恩伯说他奉有中央命令，整顿皖北方面的党、政、军、财各项事务。李宗仁厉声喊叫：‘你（指汤）不能干涉安徽的事情，委员长（指蒋介石）的命令也不行，我回重庆向委员长说，要想不抗战，我就把军队撤回广西去。……别的省可以由你去处理，安徽的事你不能管。”把汤恩伯的威风压了下去。安徽是新桂系的地盘。“任何人都莫想染指。”（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中），1982年6月编印，第348页。）蒋介石借“抗日”、“反共”之机消耗、消灭地方实力派的一石二鸟的计谋，李宗仁了如指掌。在如何对付新四军这一点上，新桂系与蒋介石中央目标虽然是同一的，但又是有矛盾的，新桂系对新四军用兵的出发点，在于“确保大别山”。因此它对新四军的进攻总是以不损害它的利益为原则。
其次，出于以上目的，新桂系对北上的皖南新四军的作战是尽量避免正面的大规模作战。1941年，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讨伐”新四军的最高总司令。新桂系在大别山的部队主要是张淦的第7 军和苏祖馨的第四十八军，两军分别坚持鄂、豫、皖山区，北对日寇，南对新四军采取守势。皖南事变中，根据蒋介石国民党的部署，白崇禧指示新桂系，将二十一集团军四十八军的郑沦荣176师主力， 布防于长江北岸的无为一带，任务是“阻止”新四军北渡长江，并肃清江北的新四军游击队，配合顾祝同、上官云相作南北夹击北上的皖南新四军之态。白崇禧指示李品仙封锁江北渡口，而“江南之匪，由三战区实施进剿”。（注：《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1月初，江南的顾祝同、上官云相8 万多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包围袭击奉命北撤的皖南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九千多人，新桂系在江北处于“防堵”的地位。由于蒋桂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李宗仁、白崇禧“为了保持桂系的军事实力，没有把广西部队拿出来讨伐新四军”。（注：刘仲容：《抗战时期的白崇禧动态》，《广西文史资料》第4辑，第99页。 ）也就是在皖南事变中，新桂系隔江观火，没有直接投入攻击皖南北上新四军的战斗，只有皖南新四军突出江北危及他们的地盘时，他们才甘于动武。虽然如此，但新桂系在江北、苏北的反共军事和在长江北岸的“防堵”，无疑为蒋介石围歼北上的皖南新四军壮了胆，设了围，增加了蒋介石的反共实力。
再就是，在皖南事变的同时，新桂系加紧了对广西大后方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镇压。在皖南事变行将爆发之时，白崇禧电令黄旭初，在皖桂两省前方后方同时防共反共，责令皖桂两省“对共产党严加防范”，“务使党政军各级同志及皖桂两省青年民众对共产党阴谋暴动，洞悉其真相，知所警觉”，反共与军事并重。（注：黄启汉：《国民党桂系见闻录》，《学术论坛》，1998年，第3期。）白崇禧还一再电告黄旭初，要求广西立即改变“开明”的政治立场。黄旭初即令广西绥署正副参谋长徐启明、张任民以及程思远等，到他那里传阅电文并付诸实施。一时间，桂林一改团结奋斗的抗日文化城形象，“平静的桂林忽然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候”。（注：程思远：《政治回忆》，文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页。）皖南事变爆发后， 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下令查禁进步书刊，进步书店被勒令停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遭到打击和迫害。在中共地下党的妥善安排下，一些进步的知名人士、文化人和革命青年、抗日积极分子如范长江、项南、朱茵等先后离开桂林，“大多数人都转道上海，由上海地下党同志护送，到达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注：《广西文史资料》第27辑，第191页。）夏衍， 李克农等则被“礼送出境”。邹韬奋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离开重庆到桂林，也被新桂系“送”往香港。由于新桂系政治立场的改变，它对广西地下党的态度也变得更加严厉和残酷。广西的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大批被捕杀。直到1942年，新桂系对广西地下党的镇压有加无止，7月9日，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负责人苏蔓、罗文坤及中共南方工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海萍惨遭新桂系的迫害，以身殉职。中共广西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斗争，遭到严重的摧残，合作抗日的形势出现了很大的逆转。皖南事变中，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军事上坚决自卫，政治上全面进攻的方针，得到了国内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国民党顽固派逐步陷于孤立。新桂系追随蒋介石参加皖南事变，充当“反共先锋”，不可避免地也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
综观新桂系在皖南事变前后政治立场的转变及其与新四军关系的波折，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1.新桂系集团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地方实力派，出于他们的阶级利益和集团利益，以及他们封建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他们与共产党和工农大众尤其是广西的地下党和工农大众是有矛盾的，因此他们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大众及其武装新四军的联合抗日，只能是表面的、上层的联合，“外联内防”是他们基本的策略方针。2.但是他们与蒋介石中央派又是有矛盾的，对蒋介石借抗日名义消灭异己的方针是有警惕的，因此他们与新四军的矛盾又有折衷的一面，力求在中央军和新四军之间求得平衡。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实际白是不想打的，他很怕真打起来。”基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对新桂系采取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双管齐下”，“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向我”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注：《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在1982年版，第102页。 ）皖南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提出惩办反共祸首的名单中有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而没有提到李宗仁、白崇禧，就是实行这一正确方针的明证。3.在皖南事变中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殊死斗争的新四军英雄们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英名将永远彪炳于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新桂系追随蒋介石介共，皖南事变后又罔思改图，恢复和发展原来与人民武装的友军关系，顺应形势逐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最后为中国人民所抛弃，这是他们可悲的历史教训。
收稿日期：1998—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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